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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修辞研究是语言学领域中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它的出现是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经过了无数代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修辞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修辞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交叉学科。
关键词:修辞;起源;流派;研究对象
修辞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意思就是告诉人们言辞是需要修炼的。事实上,早在《周易》出现以前,我国古代的修辞现象就已经深入到诸子百家的作品及寻常百姓的口语中了,只是直到《周易》的出现,“修辞”才作为一个词开始形容这种现象,使得修辞被人们有意识地研究并运用开来。这里我们讲修辞的研究现状,首先要弄清楚两个概念,也即修辞和修辞学,修辞是指具体的语言现象,而修辞学是一门语言科学,它是以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的。
先秦两汉是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自然发生时期,此时出现了“修辞”的说法,讲到了修辞现象。到了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探讨修辞手法的文章,然而因为并没有专门谈修辞的文章出现,这一时期只能被看做是修辞研究的自发时期,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修辞学开始了自觉地探索,也形成了比较明确的修辞意识或修辞观。这一时期对辞格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出现了很多篇专论辞格的文章。
20世纪初语言本位观传入中国,中国修辞学终于冲出了政治文化的包围,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语言学科。这以1905年汤振常的《修辞学教科书》以及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的出版为标志。《文字发凡》是以文章作法为中心,讲解文字,语法,修辞和写作原理的综合性著作,其“修辞”部分,虽然字数不多却也显示出了现代修辞学的特点,主要反映在“句法”和“修辞现象”两节中。《修辞学教科书》认为修辞学是“教人能用适当之言语,以表白思想感情之学科”是一门属于应用性技巧的著作,而不是一门理论科学。真正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的是陈望道发表于1935年的著作《修辞学发凡》。在这本书中,陈望道建立了现代修辞学史上第一个科学而系统的修辞学体系。首先,作者认为“修辞学的任务是告诉我们修辞现象的条理,修辞观念的系统。”他以“修辞的两大分野”和“语辞的三境界”为骨干构建了一个完整而科学的修辞学体系。作者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为第一义”,反对静止地分析修辞,而把“题旨”看做是修辞的标准和依据。他提出“修辞是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确定了“以语言为本位”,划清了修辞学的经界,将其与作文法,文章学等区分开来。在《修辞学发凡》之后,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将我国的现代修辞学推到了另一个高度。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结合现实语境,注重交际效果的原则。他的语境学说比陈望道的更为具体,包括了社会情境,自然环境以及上下文语境。另外还深入探讨了“寻常词语艺术化”的问题,他认为寻常词语艺术化是与辞式(辞格)联系紧密而又有所区别的一种修辞现象,是汉语修辞的一种传统的重要手段。此外,作者在书中确定了修辞学的学科属性,开了同义手段选择说的先河并把语体研究引入了修辞学,使得我国现代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加丰富。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修辞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即通常所说的当代修辞学。这一时期修辞研究空前繁荣,大量学者参与进来,如老一辈的倪宝元等著名修辞学家,以研究语法著称的吕叔湘、朱德熙等语言学家,中年的王希杰、吴士文等修辞学家,更有年轻的刘大为、童山东等学者。更多的国外先进理论被引进,修辞学与心理学,民俗学,传播学等的交流也日益明显。从理论上的创新开始,大量的成果开始出现。出现了一些新的著作,创立了有特色的修辞学新理论新体系,如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刘焕辉的《修辞学纲要》(江西百花洲出版社1991年版),杨鸿儒的《当代中国修辞学》(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7年版),骆小所的《现代修辞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希杰的《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出版社 1993年版)等。
其中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修辞模式认识的深化上。这个方面可以王希杰的“三一”修辞学体系为代表,所谓“三一”修辞学体系,是指由三组基本概念即“四个世界,零度偏离,潜性显性”构成的一套修辞学体系。同义手段理论是80年代以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先前已经有这方面的思想和意识,如早在1959年,高明凯就在《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中指出:“语言要素中有许多同义的系列,不但词汇中有同义词,就是在语法和语音方面也可能有同义成分,这些平行的同义成分可能具有不同的风格色彩。”,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到了80年代,经过一批学者的共同努力,同义手段理论才建立起来。1980年林兴仁发表了《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初探》,提出“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平行的同义结构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的观点,而几乎同一时期,郑运汉也发表了《关于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把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概括为同义形式。王希杰先生也发表了《论同义手段》,对同义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之后,吕叔湘,张志公,李维琦,张德明等先生也开始支持同义手段说,认为同义手段应该是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当代修辞学研究,除了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同义手段的研究外,主要还表现在修辞新格的研究,作家改笔研究以及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在修辞新格方面,代表作有吴士文的《修辞格论析》和谭永祥的《修辞新格》,《汉语修辞美学》和《修辞精品60格》。作家的改笔研究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但是取得显著成果却是在80年代以后的事情。如倪宝元的《改笔生花——郭沫若语言修改艺术》,《名家锤炼词句》等,另外还有对普通人的作文修改进行研究的,如朱德熙的《评改〈童年记事〉》。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历代学者都是侧重于对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语言进行研究,并且多是浅尝辄止,如李忠初的《钱钟书的比喻艺术》,于根元,刘一玲的《王蒙小说语言研究》等。
尽管20世纪以来修辞学研究领域一派欣欣向荣,取得了很多令人欣慰的成果,然而修辞学的研究之路还很长,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探索。比如盲目的辞格崇拜,很少探索效果背后的机制;处理不好新理论和传统之间的关系,要么舍此取彼,要么就一概否定;对修辞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地带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偏离修辞学自身的研究轨道;研究的视角扩大了,但是学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逐渐减少,没有形成热点,对修辞研究的关键问题看法不一;研究方法上缺乏核心概念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加强。
参考文献:
[1]王萍.汉语修辞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2]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3月.
[3]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32年.
[5]钟宇驰,王希杰.中国当代修辞学的现状和未来.扬州大学学报,2008(6).
关键词:修辞;起源;流派;研究对象
修辞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意思就是告诉人们言辞是需要修炼的。事实上,早在《周易》出现以前,我国古代的修辞现象就已经深入到诸子百家的作品及寻常百姓的口语中了,只是直到《周易》的出现,“修辞”才作为一个词开始形容这种现象,使得修辞被人们有意识地研究并运用开来。这里我们讲修辞的研究现状,首先要弄清楚两个概念,也即修辞和修辞学,修辞是指具体的语言现象,而修辞学是一门语言科学,它是以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的。
先秦两汉是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自然发生时期,此时出现了“修辞”的说法,讲到了修辞现象。到了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探讨修辞手法的文章,然而因为并没有专门谈修辞的文章出现,这一时期只能被看做是修辞研究的自发时期,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修辞学开始了自觉地探索,也形成了比较明确的修辞意识或修辞观。这一时期对辞格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出现了很多篇专论辞格的文章。
20世纪初语言本位观传入中国,中国修辞学终于冲出了政治文化的包围,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语言学科。这以1905年汤振常的《修辞学教科书》以及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的出版为标志。《文字发凡》是以文章作法为中心,讲解文字,语法,修辞和写作原理的综合性著作,其“修辞”部分,虽然字数不多却也显示出了现代修辞学的特点,主要反映在“句法”和“修辞现象”两节中。《修辞学教科书》认为修辞学是“教人能用适当之言语,以表白思想感情之学科”是一门属于应用性技巧的著作,而不是一门理论科学。真正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的是陈望道发表于1935年的著作《修辞学发凡》。在这本书中,陈望道建立了现代修辞学史上第一个科学而系统的修辞学体系。首先,作者认为“修辞学的任务是告诉我们修辞现象的条理,修辞观念的系统。”他以“修辞的两大分野”和“语辞的三境界”为骨干构建了一个完整而科学的修辞学体系。作者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为第一义”,反对静止地分析修辞,而把“题旨”看做是修辞的标准和依据。他提出“修辞是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确定了“以语言为本位”,划清了修辞学的经界,将其与作文法,文章学等区分开来。在《修辞学发凡》之后,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将我国的现代修辞学推到了另一个高度。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结合现实语境,注重交际效果的原则。他的语境学说比陈望道的更为具体,包括了社会情境,自然环境以及上下文语境。另外还深入探讨了“寻常词语艺术化”的问题,他认为寻常词语艺术化是与辞式(辞格)联系紧密而又有所区别的一种修辞现象,是汉语修辞的一种传统的重要手段。此外,作者在书中确定了修辞学的学科属性,开了同义手段选择说的先河并把语体研究引入了修辞学,使得我国现代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加丰富。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修辞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即通常所说的当代修辞学。这一时期修辞研究空前繁荣,大量学者参与进来,如老一辈的倪宝元等著名修辞学家,以研究语法著称的吕叔湘、朱德熙等语言学家,中年的王希杰、吴士文等修辞学家,更有年轻的刘大为、童山东等学者。更多的国外先进理论被引进,修辞学与心理学,民俗学,传播学等的交流也日益明显。从理论上的创新开始,大量的成果开始出现。出现了一些新的著作,创立了有特色的修辞学新理论新体系,如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刘焕辉的《修辞学纲要》(江西百花洲出版社1991年版),杨鸿儒的《当代中国修辞学》(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7年版),骆小所的《现代修辞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希杰的《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出版社 1993年版)等。
其中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修辞模式认识的深化上。这个方面可以王希杰的“三一”修辞学体系为代表,所谓“三一”修辞学体系,是指由三组基本概念即“四个世界,零度偏离,潜性显性”构成的一套修辞学体系。同义手段理论是80年代以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先前已经有这方面的思想和意识,如早在1959年,高明凯就在《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中指出:“语言要素中有许多同义的系列,不但词汇中有同义词,就是在语法和语音方面也可能有同义成分,这些平行的同义成分可能具有不同的风格色彩。”,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到了80年代,经过一批学者的共同努力,同义手段理论才建立起来。1980年林兴仁发表了《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初探》,提出“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平行的同义结构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的观点,而几乎同一时期,郑运汉也发表了《关于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把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概括为同义形式。王希杰先生也发表了《论同义手段》,对同义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之后,吕叔湘,张志公,李维琦,张德明等先生也开始支持同义手段说,认为同义手段应该是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当代修辞学研究,除了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同义手段的研究外,主要还表现在修辞新格的研究,作家改笔研究以及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在修辞新格方面,代表作有吴士文的《修辞格论析》和谭永祥的《修辞新格》,《汉语修辞美学》和《修辞精品60格》。作家的改笔研究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但是取得显著成果却是在80年代以后的事情。如倪宝元的《改笔生花——郭沫若语言修改艺术》,《名家锤炼词句》等,另外还有对普通人的作文修改进行研究的,如朱德熙的《评改〈童年记事〉》。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历代学者都是侧重于对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语言进行研究,并且多是浅尝辄止,如李忠初的《钱钟书的比喻艺术》,于根元,刘一玲的《王蒙小说语言研究》等。
尽管20世纪以来修辞学研究领域一派欣欣向荣,取得了很多令人欣慰的成果,然而修辞学的研究之路还很长,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探索。比如盲目的辞格崇拜,很少探索效果背后的机制;处理不好新理论和传统之间的关系,要么舍此取彼,要么就一概否定;对修辞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地带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偏离修辞学自身的研究轨道;研究的视角扩大了,但是学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逐渐减少,没有形成热点,对修辞研究的关键问题看法不一;研究方法上缺乏核心概念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加强。
参考文献:
[1]王萍.汉语修辞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2]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3月.
[3]罗渊.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32年.
[5]钟宇驰,王希杰.中国当代修辞学的现状和未来.扬州大学学报,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