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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工作通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开拓自身学术和实践话语，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国家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面对当前精准扶贫的形势，社会工作该如何把握贫困人口的内在需要和提供切实帮助显然十分重要。对此，本文借助增权视角围绕无权与去权对当前农村精准扶贫困境进一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希望为当前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增权视角；社会工作；农村；精准扶贫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的决定》指出“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2016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再次提到“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扶贫作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强调社会工作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作用，可见国家对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领域中的功能与作用认可。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不仅是内在的发展需要，更是国家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反贫困理论和实践推进，个体能力不足作为贫困问题的关键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舒尔茨（1960）认为人力资本投入不足是贫困的起因，同样玛蒂亚·森也提出了贫困是缺乏能力或机会的观点，为我国的贫困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多年来扶贫开发实践证明，能力建设是加快贫困人口脱贫的有效途径。但从扶贫的情况来看，包括实施精准扶贫以来，仍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效果的评估报告>》指出能力培训的参与率明显偏低等。那么对社会工作而言，是否存在能进一步解释当前扶贫困境的理论视角以及介入策略呢？
增权理论的社会工作取向认为，个人需求不足和问题的出现是由于环境对人的排挤和压迫造成的，因而社会工作为他们提供的幫助应着重增进他们的权能，以对抗环境的压力。贫困人口并不是无能力的，他们可以是积极的主体，能够在适当的协助下提升自身的能力摆脱贫困，其理念的取向与技能扶贫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本文将结合广东省LC县的精准扶贫现状，尝试以增权为视角进一步探讨当前精准扶贫中可能存在的外部约束条件和个体失权情况，在此基础上思考社会工作的介入路径。
一、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文献评述
在西方，社会工作与反贫困实践相伴而生，从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到近年来各项救助活动和政策，社会工作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外学者关于社会工作介入扶贫工作大体分为制度性研究和行动性研究（穆丽萍，2017）。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介入是一个新兴领域，研究成果较为有限，主要为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契合性和介入模式的探讨。国内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工作的起源和价值理念、理论思想和专业方法等与精准扶贫有良好的契合（李迎生、徐向文，2016；王守颂，2016；高飞，2016），在介入模式上社会工作可参与扶贫制度建设（王思斌，2016），也可以从识别精准扶贫对象、建设多类主体的伙伴关系、融合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等专业方法纾解扶贫问题及贫困者增能（聂玉梅、顾东辉，2011；顾东辉，2016）。
从学者的研究来看，社会工作在扶贫领域中具有专业和理论优势，尤其是增权理论的应用取向（程萍，2016），在改善贫困人口社会环境障碍，推动他们能力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二、LC县扶贫困境及原因探讨
本文所用资料来源于笔者2016年8-9月对广东省LC县11个相对贫困村的精准扶贫实施现状调查，调查对象为贫困户、LC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2个结对帮扶单位负责人，10个村委会负责人，完成贫困户问卷调查153份和29份访谈。
按照目前广东省的扶贫标准，广东省LC县仍有70个相对贫困村，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22.2%（截至2016年2月）。相对贫困户11526户、相对贫困人口30783人，占总人口的3.69%。依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LC县自2016年3月起，立足于过去扶贫开发“双到”工作的经验，全面启动了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工作，为贫困人口建档立卡、通过结对帮扶落实74个对口相对贫困村的责任单位和11992个对口贫困人口的责任人、制定脱贫计划及启动了2344个帮扶项目。
从LC县精准扶贫实施效果来看，虽然取得了较为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现实困境，诸如贫困人口参与积极性低、部分贫困人口对脱贫持有倦怠态度、贫困人口的物质主义氛围较为浓厚等。根据增权理论，去权（disempowerment）和无权（powerlessness）常被用来诠释增权，“无权”不仅是人们缺乏能力或资源，同时也是指人们会通过内化过程形成无权感，即既为客观事实，又是主观感受（周林刚，2005），而“去权”是社会中的某些权力被剥夺。据此，LC县困境分析如下：
（一）贫困对象话语的忽视
广东省对口帮扶方案的“一村一策”要求由结对单位根据扶贫点实际情况制定扶贫计划，但事实上由于贫困人口素质低、本身能力不足等客观因素导致他们在项目选择过程中面临各种障碍，甚至无法参与到项目选择中来，导致贫困人口的话语或多或少存在“被代表”的意味。
在访谈中，有的贫困者表示“曾有驻村干部到访家里，了解相关的情况，其中包括询问农业种植情况，但至于之后将会将会制定什么项目没有具体谈及”，有的说道“XT村的油茶苗是经过村委干部直接发放到手里的，在之前也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ZX村茶叶产业培育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方案是由土木工程、水利和测土配方施肥等领域专家经过调研决定的，但本地农户传统的种植、施肥和除草等技术并不适用于该方案，最后所种植的茶苗基本枯萎而告终。过分注重专家、政府的信息，而忽视了贫困人口的话语，导致扶贫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也降低贫困人口脱贫参与的积极性，阻碍了从根本上实现扶贫的可持续性目标。
（二）帮扶信息的不对称 扶贫工作相关的具体通知宣传效果欠缺，在村民中的知晓率低。根据调查，贫困人口中有35.5%了解扶贫工作相关通知，56.6%大体知道扶贫工作有开展，13.3%是完全不了解的，而对非贫困人口，分别是18.9%、57.1%和22.2%。
XG村委书记在访谈中对此问题回应道：“村的面积范围广，同时村内居民住得比较分散。由于现时的宣传渠道较狭隘，主要依靠村委干部电话和宣传栏公告通知，加上工作任务较多，通知不到位的情况的确存在”。
实际上，贫困人口的识别以“村民小组提名为主，以户主申请为辅，再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作决定”。然而，这样的评议方式没有站在贫困人口的角度，通过倾听他们的话语实行对口帮扶，不能保证或不能完全保证贫困人口识别的公平和公正性，实际调研发现，扶贫工作中甚至存在“人情”因素。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存有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者没有提出申请，也使公众由于信息获取困难而难以参与到扶贫实施的监督中。
（三）对“人在情境中”的关注不足
增权视角强调个人的权能是要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增加，这与Marry Richmond提出“人在情境中”不谋而合，需从环境角度理解和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行为的框架。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内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无论是文化、地方语言、工作场域、朋辈群体、社区系统和家庭场域等，都对成员生活有一定影响（万江红，2014）。扶贫过程中对“人在情境中”的关注不足，缺乏对成员所处环境的理解与适应，比如在开展技能教育上，没有考虑地方方言、接受者对展示内容的理解能力，忽视农村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方面因素，从而影响了介入的效果。例如XL村召集每个家庭的男成员开展施肥管理技术培训，但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实际施肥工作主要是由女性成员承担。
（四）小结
从LC县扶贫的主要做法来看，对贫困问题评估上，主要根据权威安排项目、制定扶贫策略；在资源动员方式上，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与贫困人口的互动上，缺乏对贫困人口所处场域独特性开展培训。按照增权理论观点，当前精准扶贫的做法对扶贫对象的主体性和能力动性关注不够，同时在这样的体制安排下，贫困人口存在去权状况，主要体现在个体话语和信息资源的限制，去权状况相互影响相互强化，也增强了贫困者的无权感而无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继续陷于“贫困陷阱”当中。
三、从“外力”至“内力”渐次推动的社会工作介入思路
面对这样的形势与需求，社会工作如何把握增权视角介入当前精准扶贫实践显然十分重要。
从增权的的工作模式来看，大致可分为外力推动模式及内力推动模式，其中，外力推动模式是指通过外力来激活案主的主体性，并通过主体与客体互动的不断循环和构建以达成持续的赋权（陈树强，2003），强调的是外力的参与和支持；内力推动模式是旨在提高案主本身的主体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其优势和潜能，前提假设是权力存于案主之内，而不是案主之外（邵华，2009）。由于，现实中贫困人口本身的知识水平、能力技术、可用资源等都十分匮乏，强调自我增权的内力推动模式显然存在很大的实施难度。对此，外力推动模式将是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前期主要策略，需要社会工作倾注大量的精力进行调研和评估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通过专业方法完善社会参与渠道、着力思想文化建设、推动农村知识教育和引导自治组织发展等，进一步发挥贫困对象的潜能和提升他们的能力，最终实现内力推动模式。
四、结论
如上所述，随着国家对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领域中的功能与作用重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不再仅是自身发展需要，还是国家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虽然在西方，社会工作早已是扶贫队伍中的重要角色，但扶贫领域对我国社會工作而言，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如何准确把握贫困者需要和寻求介入策略是当前的紧要任务。本文以增权理论为取向，进一步探讨当前精准扶贫存在贫困人口的失权和去权状况，主要体现在个体主观能力动性低和个体话语、信息资源的限制，鉴于此，提出从“外力”到“内力”渐次推动的增权模式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提供思路和参考。然而，在扶贫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如何角色定位，有效嵌入当前扶贫工作体系当中、在应对复杂的贫困问题上，社会工作如何充分发挥专业价值和作用和探讨本土化的介入模式等都是该议题中的重要问题，需要我们反复实践，不断探讨。
参考文献：
[1]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观察，2003，（05）：70-83.
[2]程萍.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阿马蒂亚·森的赋权增能视角[J].社会工作，2016， （05）：15-23.
[3]高飞，向德平.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与可及性[J].社会工作，2016，（03）：17-24.
[4]顾东辉.精准扶贫内涵与实务：社会工作视角的初步解读[J].社会工作，2016， （05）：3-14.
[5]李迎生，徐向文.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J].学海，2016，（04）：114-123.
[6]聂玉梅，顾东辉.增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应用[J].理论探索，2011，（03）：80-83.
[7]穆莉萍.协同治理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为例[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19（04）：44-48.
[8]邵华.组织增权：农民工维权途径探索[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22（04）：6-11.
[9]王守颂.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耦合性研究[J].前沿，2016，（12）：52-56.
[10]周林刚.激发权能理论：一个文献的综述[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2（06）：45-50.
作者简介：
赖晓蓥（1995-），女，汉，广东广州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在读硕士研究生，社会工作。
黄婷，中国科学院大学。
陈思思，同济大学。
林志鸿，华南农业大学。
黄少华，华南农业大学。
易钢，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
关键词：增权视角；社会工作；农村；精准扶贫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的决定》指出“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2016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再次提到“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扶贫作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强调社会工作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作用，可见国家对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领域中的功能与作用认可。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不仅是内在的发展需要，更是国家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反贫困理论和实践推进，个体能力不足作为贫困问题的关键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舒尔茨（1960）认为人力资本投入不足是贫困的起因，同样玛蒂亚·森也提出了贫困是缺乏能力或机会的观点，为我国的贫困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多年来扶贫开发实践证明，能力建设是加快贫困人口脱贫的有效途径。但从扶贫的情况来看，包括实施精准扶贫以来，仍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效果的评估报告>》指出能力培训的参与率明显偏低等。那么对社会工作而言，是否存在能进一步解释当前扶贫困境的理论视角以及介入策略呢？
增权理论的社会工作取向认为，个人需求不足和问题的出现是由于环境对人的排挤和压迫造成的，因而社会工作为他们提供的幫助应着重增进他们的权能，以对抗环境的压力。贫困人口并不是无能力的，他们可以是积极的主体，能够在适当的协助下提升自身的能力摆脱贫困，其理念的取向与技能扶贫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本文将结合广东省LC县的精准扶贫现状，尝试以增权为视角进一步探讨当前精准扶贫中可能存在的外部约束条件和个体失权情况，在此基础上思考社会工作的介入路径。
一、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文献评述
在西方，社会工作与反贫困实践相伴而生，从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到近年来各项救助活动和政策，社会工作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外学者关于社会工作介入扶贫工作大体分为制度性研究和行动性研究（穆丽萍，2017）。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介入是一个新兴领域，研究成果较为有限，主要为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契合性和介入模式的探讨。国内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工作的起源和价值理念、理论思想和专业方法等与精准扶贫有良好的契合（李迎生、徐向文，2016；王守颂，2016；高飞，2016），在介入模式上社会工作可参与扶贫制度建设（王思斌，2016），也可以从识别精准扶贫对象、建设多类主体的伙伴关系、融合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等专业方法纾解扶贫问题及贫困者增能（聂玉梅、顾东辉，2011；顾东辉，2016）。
从学者的研究来看，社会工作在扶贫领域中具有专业和理论优势，尤其是增权理论的应用取向（程萍，2016），在改善贫困人口社会环境障碍，推动他们能力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二、LC县扶贫困境及原因探讨
本文所用资料来源于笔者2016年8-9月对广东省LC县11个相对贫困村的精准扶贫实施现状调查，调查对象为贫困户、LC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2个结对帮扶单位负责人，10个村委会负责人，完成贫困户问卷调查153份和29份访谈。
按照目前广东省的扶贫标准，广东省LC县仍有70个相对贫困村，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22.2%（截至2016年2月）。相对贫困户11526户、相对贫困人口30783人，占总人口的3.69%。依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LC县自2016年3月起，立足于过去扶贫开发“双到”工作的经验，全面启动了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工作，为贫困人口建档立卡、通过结对帮扶落实74个对口相对贫困村的责任单位和11992个对口贫困人口的责任人、制定脱贫计划及启动了2344个帮扶项目。
从LC县精准扶贫实施效果来看，虽然取得了较为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现实困境，诸如贫困人口参与积极性低、部分贫困人口对脱贫持有倦怠态度、贫困人口的物质主义氛围较为浓厚等。根据增权理论，去权（disempowerment）和无权（powerlessness）常被用来诠释增权，“无权”不仅是人们缺乏能力或资源，同时也是指人们会通过内化过程形成无权感，即既为客观事实，又是主观感受（周林刚，2005），而“去权”是社会中的某些权力被剥夺。据此，LC县困境分析如下：
（一）贫困对象话语的忽视
广东省对口帮扶方案的“一村一策”要求由结对单位根据扶贫点实际情况制定扶贫计划，但事实上由于贫困人口素质低、本身能力不足等客观因素导致他们在项目选择过程中面临各种障碍，甚至无法参与到项目选择中来，导致贫困人口的话语或多或少存在“被代表”的意味。
在访谈中，有的贫困者表示“曾有驻村干部到访家里，了解相关的情况，其中包括询问农业种植情况，但至于之后将会将会制定什么项目没有具体谈及”，有的说道“XT村的油茶苗是经过村委干部直接发放到手里的，在之前也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ZX村茶叶产业培育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方案是由土木工程、水利和测土配方施肥等领域专家经过调研决定的，但本地农户传统的种植、施肥和除草等技术并不适用于该方案，最后所种植的茶苗基本枯萎而告终。过分注重专家、政府的信息，而忽视了贫困人口的话语，导致扶贫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也降低贫困人口脱贫参与的积极性，阻碍了从根本上实现扶贫的可持续性目标。
（二）帮扶信息的不对称 扶贫工作相关的具体通知宣传效果欠缺，在村民中的知晓率低。根据调查，贫困人口中有35.5%了解扶贫工作相关通知，56.6%大体知道扶贫工作有开展，13.3%是完全不了解的，而对非贫困人口，分别是18.9%、57.1%和22.2%。
XG村委书记在访谈中对此问题回应道：“村的面积范围广，同时村内居民住得比较分散。由于现时的宣传渠道较狭隘，主要依靠村委干部电话和宣传栏公告通知，加上工作任务较多，通知不到位的情况的确存在”。
实际上，贫困人口的识别以“村民小组提名为主，以户主申请为辅，再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作决定”。然而，这样的评议方式没有站在贫困人口的角度，通过倾听他们的话语实行对口帮扶，不能保证或不能完全保证贫困人口识别的公平和公正性，实际调研发现，扶贫工作中甚至存在“人情”因素。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存有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者没有提出申请，也使公众由于信息获取困难而难以参与到扶贫实施的监督中。
（三）对“人在情境中”的关注不足
增权视角强调个人的权能是要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增加，这与Marry Richmond提出“人在情境中”不谋而合，需从环境角度理解和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行为的框架。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内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无论是文化、地方语言、工作场域、朋辈群体、社区系统和家庭场域等，都对成员生活有一定影响（万江红，2014）。扶贫过程中对“人在情境中”的关注不足，缺乏对成员所处环境的理解与适应，比如在开展技能教育上，没有考虑地方方言、接受者对展示内容的理解能力，忽视农村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方面因素，从而影响了介入的效果。例如XL村召集每个家庭的男成员开展施肥管理技术培训，但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实际施肥工作主要是由女性成员承担。
（四）小结
从LC县扶贫的主要做法来看，对贫困问题评估上，主要根据权威安排项目、制定扶贫策略；在资源动员方式上，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与贫困人口的互动上，缺乏对贫困人口所处场域独特性开展培训。按照增权理论观点，当前精准扶贫的做法对扶贫对象的主体性和能力动性关注不够，同时在这样的体制安排下，贫困人口存在去权状况，主要体现在个体话语和信息资源的限制，去权状况相互影响相互强化，也增强了贫困者的无权感而无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继续陷于“贫困陷阱”当中。
三、从“外力”至“内力”渐次推动的社会工作介入思路
面对这样的形势与需求，社会工作如何把握增权视角介入当前精准扶贫实践显然十分重要。
从增权的的工作模式来看，大致可分为外力推动模式及内力推动模式，其中，外力推动模式是指通过外力来激活案主的主体性，并通过主体与客体互动的不断循环和构建以达成持续的赋权（陈树强，2003），强调的是外力的参与和支持；内力推动模式是旨在提高案主本身的主体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其优势和潜能，前提假设是权力存于案主之内，而不是案主之外（邵华，2009）。由于，现实中贫困人口本身的知识水平、能力技术、可用资源等都十分匮乏，强调自我增权的内力推动模式显然存在很大的实施难度。对此，外力推动模式将是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前期主要策略，需要社会工作倾注大量的精力进行调研和评估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通过专业方法完善社会参与渠道、着力思想文化建设、推动农村知识教育和引导自治组织发展等，进一步发挥贫困对象的潜能和提升他们的能力，最终实现内力推动模式。
四、结论
如上所述，随着国家对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领域中的功能与作用重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不再仅是自身发展需要，还是国家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虽然在西方，社会工作早已是扶贫队伍中的重要角色，但扶贫领域对我国社會工作而言，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如何准确把握贫困者需要和寻求介入策略是当前的紧要任务。本文以增权理论为取向，进一步探讨当前精准扶贫存在贫困人口的失权和去权状况，主要体现在个体主观能力动性低和个体话语、信息资源的限制，鉴于此，提出从“外力”到“内力”渐次推动的增权模式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提供思路和参考。然而，在扶贫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如何角色定位，有效嵌入当前扶贫工作体系当中、在应对复杂的贫困问题上，社会工作如何充分发挥专业价值和作用和探讨本土化的介入模式等都是该议题中的重要问题，需要我们反复实践，不断探讨。
参考文献：
[1]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观察，2003，（05）：70-83.
[2]程萍.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阿马蒂亚·森的赋权增能视角[J].社会工作，2016， （05）：15-23.
[3]高飞，向德平.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与可及性[J].社会工作，2016，（03）：17-24.
[4]顾东辉.精准扶贫内涵与实务：社会工作视角的初步解读[J].社会工作，2016， （05）：3-14.
[5]李迎生，徐向文.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J].学海，2016，（04）：114-123.
[6]聂玉梅，顾东辉.增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应用[J].理论探索，2011，（03）：80-83.
[7]穆莉萍.协同治理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为例[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19（04）：44-48.
[8]邵华.组织增权：农民工维权途径探索[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22（04）：6-11.
[9]王守颂.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耦合性研究[J].前沿，2016，（12）：52-56.
[10]周林刚.激发权能理论：一个文献的综述[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2（06）：45-50.
作者简介：
赖晓蓥（1995-），女，汉，广东广州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在读硕士研究生，社会工作。
黄婷，中国科学院大学。
陈思思，同济大学。
林志鸿，华南农业大学。
黄少华，华南农业大学。
易钢，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