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意义”，皆非现场产生，而是在时间的绵延中滞后“生成”。并且，这种滞后生成的“意义”也非确定结果，而是在假定存在的“意义”引导下产生的暂时性“意义”。所有暂时性“意义”构建的“意义场”。成为“主体”假想的“结果性意义”的“镜像”。
　　关于文本阅读，所有思考都基于一个起点——意义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生成机制以及演绎过程？而提出“降临的意义”概念，并非时间性的结果描述，而是针对意义发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即，所有意义在阅读中具有一种暂时性，并非终极结果。而这种不确定中呈现出的对于意义到来的准备，才是真正的意义发生过程。怎样理解这一概念呢？我试图从以下几张图片入手，通过推导的拓扑学模型加以解释。
　　首先，图一所显示的，是意义作为能指的所指，与能指具有时间上的间隙。该怎样理解这种间隙呢？我想举一个极端案例，就是莫言获诺贝尔奖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莫言获奖的文学创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漫长过程中，中国因为从未获奖，产生一种自我贬低论，甚至认为中国文学根本一无是处，在未来数十年都无法获奖。其中，自然包括了今天获奖的莫言。应该说，莫言的突然获奖，使先前关于中国文学的意义描述，发生了颠覆性转换。但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正确或错误的评述，而是为了指出：虽然莫言的创作作为事件早已发生，但它作为诺奖获得理由的所指，却是滞后性的，与其能指本身具有时间上的缝隙。如果将莫言获奖结合图一，我们会发现：
　　莫言创作“红高梁”系列、“丰乳肥臀”乃至“蛙”时，这些作品作为能指（A）已经产生，但它们所具有“诺贝尔奖”的意义（B），却不是与它们的产生同时产生。两者间存在必然的时间缝隙。对此，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作为B存在的莫言，是对作为A发生的莫言的一次异化，是作为一种描述对于A的“入侵”，并使莫言具有了世界级文学大师的意义。当然，举出这样的例子，并不想介入关于莫言创作的价值讨论，而是为了说明能指在时间的延异中产生意义，也即所指的现象。从某种角度看，莫言创作这件事情作为能指，在其发生之际并不具备“诺贝尔奖”概念的文本形态，它仅是今天获奖而提前做出的结构上的准备。也只有当它成为诺奖获得的原因时，它们作为新的文本结构才得以形成，并因此具备了新的描述。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推导出：图一中的A作为“能指”，在其发生之中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文本”形式，仅是可以引发“所指”的结构准备。“能指”只有在经过“描述”而形成的“文本”形态中，才能获得“所指”（B），而A、B之间，存在着“描述”发生的时间间隙a。
　　但是，这么说会产生一种误解。也即莫言没有获奖之前，其创作便没有获得“文本形态”。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莫言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其创作具有另外的描述，也即意义指向。如果我们将这种意义指向视作图一中的B，那么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意义，就成为了B之后的新意义，也即新的所指。我们将这种新的所指确定为C，那么图一可以演化为图二：
　　图二中，一个能指“A”在时间的流动中，会产生不同的所指“B”、“C”、“D”。也即，莫言创作，只是意义发生的前结构，它会在不同的条件下形成“B”、“C”、“D”的文本形式，并获得不同的意义指向。但这些能指指向，仅是作为某个“文本”形式而获得的“所指”，并非“能指”的真正“意义”，只是暂时性结构捕获的片段性“所指”，并因为时间的延续而获得新的“描述”，并形成新的“文本”。而从A到B、C、D的过程，可视作“所指”不断发生“延异”的过程，也即A作为意义载体的先验性并不存在，它是为B、C、D的即将到来作出结构上的前提，抑或准备。它的真正意义是不断为将临的“意义”准备“所指”载体。
　　所以，即便看似终身成就奖的“诺贝尔奖”，对于莫言创作而言，也仅是一种暂时性的意义获得，只是在时间延异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片段性结构的文本，而非某种终极性的文本意义。关于莫言的创作，会持续地在时间的流动中发生意义转变。如果，我们将这种转变视作一种对于某种确定性结果的接近，那么图二就可以转化为图三：
　　图三中的X，并非一种已被确定的文本形态，而是概念中假定的A的目标文本。但作为A的目标文本，永远处于虚线区域，是无法达到的意义状态。然而，也正是因为目标文本X的虚拟存在，才导致临时性文本B、C、D的出现。从某种角度上看，B、C、DT是永远在预期中出现的X在现实的“投影”，具有暂时性的存在结构。对此，我们可以认为：作为A的能指，在B、C、D的“所指”延异中，形成“意义场”，它理论上的“意义”X永远处于穿越“意义场”的时间箭头前方，处于一种不可达到的状态。作为建构“A——B、C、D——X”认知模型的“主体”，也仅是“B、C、D”的“映像”，永远处于对于“X”的追寻而不达的“B、C、D”场中，也即“意义”永远只是被“意义场”取代了的假想。就此而言，无论莫言获得了怎样奖项，产生怎样的解读文本，都不是莫言创作的真实文本，而是一种永远无法抵达的目标文本的暂时性获得，并且这种暂时性获得的文本结构会持续地在假定存在的×引导下不断产生新的意义，也即被解读的文本形态。对于这种理解方式，我们进一步将图三拓扑化，我们可以获得图四：
　　图四中，作为A的能指，在时间轴（t）与文本描述（w）的移动中，指向无法触及的X，形成波动性的运动轨迹。在这一波动性的运动轨迹中，阅读呈现为一种扭曲的认知方向，并因为这种扭曲而获得为“将临的意义”建构“所指”载体的“意义”。
　　那么，在这样的图示中，W作为文本区，正是我们感知到的意义的存在区，它以语言的方式获得描述，并给我们仿佛真实的认知体验。但这种仿佛真实的认知体验，恰恰是概念中“即将到来的X”与W的重叠所导致的认知假象，是被W的语言素材入侵的主体假想。对于这种“入侵”，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图四转化，形成图五：
　　图五中的左区为能指区，与右区“所指”分别构成我们“生活的世界”与“存在的世界”。也即，我们生活在看似真实的能指区，却是通过虚拟的“所指”区来赋予真实以描述。作为我们的世界的入侵者，文本通过语言的方式进入，并成为“生活的世界”与“存在的世界”的裂口填充，并使得两个半圆得以获得表面上的统一。在这种统一的幻象中，能指运动每每会通过语言文本的投射获得a、b、c、d的镜面假象，并因此确认A、B、C、D的存在感。同时，它们在假定存在的终极文本X的引导下，不断地围绕时间的延异而发生折叠，并将圆形拉伸为椭圆状。从某种角度上看，我们的人生正是在这种天然被语言撕裂的两个世界中，—方面生活在A、B、C、D的区域中，但却通过a、b、c、d的镜像来获取关于自己的描述。描述的发生，正如A——a的关系，是通过语言的镜面获得的镜像投射，永远处于暂时性结构的获得中。所谓真正的意义结构X，则永远处于即将到达而终不能到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