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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是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它们决定价值论的性质，并通过价值论决定经济学的性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有两种路线，逐渐演化出两种对立的价值论和经济学体系。两种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隔阂和对立使价值论以不同的方式退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对两种经济学的融合与突破提出了迫切需要，也提供了现实条件，这就要求对价值论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价值本质；价值源泉；价值尺度；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财富论
中图分类号：F014.31；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2－0060－08
经济学说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价值论都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价值是什么?价值从哪里来?价值的度量标准是什么?分别对应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价值本质明确价值论的讨论对象，是基础的基础，不做出回答，就不能谈论价值问题；价值源泉探讨获得价值的基本途径，不做出回答，价值问题就失去了实践意义；价值尺度是度量价值的标准，不做出回答，价值论就难以真正回归实践。
一、问题的起源
在经济思想史中，价值论三个基本问题逐渐浮现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的过程同步。17、18世纪的欧洲处于国家间激烈竞争和商业活动迅速拓展的时期，各国在竞争中的地位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因此，积累财富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在为国家(或国王)增加财富的名义下，以财富为研究对象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纷纷涌现。这些早期经济思想面临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财富?财富从哪里来?财富如何衡量?重商主义做出了回答，并以此开启了经济研究的道路。
早期重商主义由一些跨国商人以小册子的形式提出了直观的财富论。他们认为财富就是作为国际通用货币的贵金属，国家的财富来自于贵金属的净流入，黄金的数量自然成为财富衡量的标准。由此提出片面强调出口，限制黄金流出的政策主张。早期重商主义之后，更多人开始脱离财富直观的金属货币形式，认识到交换中的财富无非是吃、穿、住等物质条件，是生产超出消费积累下来的剩余产品。对于财富源泉的回答也逐渐脱离了商人的视角，不再归之于贱买贵卖，而是归之于自然或劳动，开始以国家拥有的人口(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禀赋来衡量一国的财富。在比直观的金属货币论更进一步的诸多财富论思想中，重农学派的财富论在理论形态上相对明确，与重商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在法国，重商主义政策导致了社会结构失调，农业凋敝，国力衰退，这促使法国人更深刻地反思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财富观，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寻找出路。在此过程中，法国重农学派建立了新的财富观。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把货币本身当作财富，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或工具，那些被人们需要且能够买卖的物品才是财富；他们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社会新增的财富的最初形式就是农业的纯产品；在对财富的分析中，魁奈的《经济表》以本国货币标价的纯产品度量国家的年增财富及其流通。对有关财富的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体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基本对立。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财富论向价值论的转变。当形式多样的能满足需要并能相互交换的物品取代金属货币成为财富的内容以后，对财富问题的认识客观上需要从千差万别的物品中抽象出单一的财富性质。古希腊哲学的抽象思维为这一需要提供了认识方法。借助于古希腊的抽象思维方法，配第、洛克、坎蒂隆、魁奈、加利安尼和孔狄亚克等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展了古希腊哲学中的价值思想片断，对财富的讨论脱离了表面的物质形态，开始探究其抽象的经济性质(客观的或主观的)。“价值”一词就用于指代使物品成为财富的经济性质，对财富的讨论逐渐转移到“价值”的名义下进行。最终，亚当·斯密建立起第一个相对完整的价值论，尽管其研究对象是财富，但基本概念是“价值”。以价值论为基础，斯密的政治经济理论具备了相对统一的逻辑体系，形成了独立的政治经济学学科。
价值论是财富论的抽象理论形态，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财富论的三个基本问题的抽象理论形态。随着财富论的三个基本问题抽象为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早期经济思想凝结成了政治经济学。
二、古典派的两条路线
斯密对于价值本质和价值源泉的回答并不明确，或者说存在前后矛盾。对于价值源泉，斯密有多处明确的阐述，而对价值本质，斯密以自己的形式提出了问题：“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在讨论初期原始社会时，斯密认为构成价值的就是人们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劳动也就是价值的源泉。同时，在超出原始社会更一般地讨论价值问题时，他也明确提出过“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值，”“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从这一方面看，斯密认为价值的本质和价值的源泉是劳动。据此，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斯密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但在引入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进入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斯密又提出构成价值的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并明确表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样价值本质和价值源泉又似乎是三种收入，斯密的价值论似乎是三种收入价值论，这是要素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的前身。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密对这两个问题的不明确的回答不但导致他自己的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矛盾，也成为此后价值论纷争与政治经济学分裂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中，斯密对价值尺度的回答始终如一，即以交换来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在初期原始社会，交换来的劳动与耗费的劳动相一致，都可以作为价值尺度。但是，一旦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那么商品可以交换来的劳动与它所耗费的劳动不再一致，斯密放弃了耗费的劳动，只把交换来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
李嘉图批评了斯密在价值论上的不彻底性，在坚持财富的基本性质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上，以更彻底的方式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前后一致地坚持一切社会中价值都由耗费的劳动决定，这个判断将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统一于劳动。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统一性的代价是损失逻辑与现实的一致性。几乎在每一个与现实相对照的重要逻辑环节上，李嘉图都遇到了现实中的反例，迫使他在严密逻辑与重要现实之间保留了大量的“例外”。更沉重的代价是，在逻辑回到现实的核心环节——真实价值尺度上，李嘉图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李嘉图在他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终生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而不可得。尽管耗费的劳动可以作为价值理论上的内在尺度，却无法成为衡量现实中价格相对变动的真实的尺度。在现实中，同样的劳动耗费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以极不相称的比例进行交换，商品的价格并
关键词：价值本质；价值源泉；价值尺度；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财富论
中图分类号：F014.31；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1)02－0060－08
经济学说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价值论都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价值是什么?价值从哪里来?价值的度量标准是什么?分别对应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价值本质明确价值论的讨论对象，是基础的基础，不做出回答，就不能谈论价值问题；价值源泉探讨获得价值的基本途径，不做出回答，价值问题就失去了实践意义；价值尺度是度量价值的标准，不做出回答，价值论就难以真正回归实践。
一、问题的起源
在经济思想史中，价值论三个基本问题逐渐浮现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的过程同步。17、18世纪的欧洲处于国家间激烈竞争和商业活动迅速拓展的时期，各国在竞争中的地位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因此，积累财富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在为国家(或国王)增加财富的名义下，以财富为研究对象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纷纷涌现。这些早期经济思想面临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财富?财富从哪里来?财富如何衡量?重商主义做出了回答，并以此开启了经济研究的道路。
早期重商主义由一些跨国商人以小册子的形式提出了直观的财富论。他们认为财富就是作为国际通用货币的贵金属，国家的财富来自于贵金属的净流入，黄金的数量自然成为财富衡量的标准。由此提出片面强调出口，限制黄金流出的政策主张。早期重商主义之后，更多人开始脱离财富直观的金属货币形式，认识到交换中的财富无非是吃、穿、住等物质条件，是生产超出消费积累下来的剩余产品。对于财富源泉的回答也逐渐脱离了商人的视角，不再归之于贱买贵卖，而是归之于自然或劳动，开始以国家拥有的人口(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禀赋来衡量一国的财富。在比直观的金属货币论更进一步的诸多财富论思想中，重农学派的财富论在理论形态上相对明确，与重商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在法国，重商主义政策导致了社会结构失调，农业凋敝，国力衰退，这促使法国人更深刻地反思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财富观，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寻找出路。在此过程中，法国重农学派建立了新的财富观。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把货币本身当作财富，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或工具，那些被人们需要且能够买卖的物品才是财富；他们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社会新增的财富的最初形式就是农业的纯产品；在对财富的分析中，魁奈的《经济表》以本国货币标价的纯产品度量国家的年增财富及其流通。对有关财富的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体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基本对立。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财富论向价值论的转变。当形式多样的能满足需要并能相互交换的物品取代金属货币成为财富的内容以后，对财富问题的认识客观上需要从千差万别的物品中抽象出单一的财富性质。古希腊哲学的抽象思维为这一需要提供了认识方法。借助于古希腊的抽象思维方法，配第、洛克、坎蒂隆、魁奈、加利安尼和孔狄亚克等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展了古希腊哲学中的价值思想片断，对财富的讨论脱离了表面的物质形态，开始探究其抽象的经济性质(客观的或主观的)。“价值”一词就用于指代使物品成为财富的经济性质，对财富的讨论逐渐转移到“价值”的名义下进行。最终，亚当·斯密建立起第一个相对完整的价值论，尽管其研究对象是财富，但基本概念是“价值”。以价值论为基础，斯密的政治经济理论具备了相对统一的逻辑体系，形成了独立的政治经济学学科。
价值论是财富论的抽象理论形态，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财富论的三个基本问题的抽象理论形态。随着财富论的三个基本问题抽象为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早期经济思想凝结成了政治经济学。
二、古典派的两条路线
斯密对于价值本质和价值源泉的回答并不明确，或者说存在前后矛盾。对于价值源泉，斯密有多处明确的阐述，而对价值本质，斯密以自己的形式提出了问题：“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在讨论初期原始社会时，斯密认为构成价值的就是人们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劳动也就是价值的源泉。同时，在超出原始社会更一般地讨论价值问题时，他也明确提出过“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值，”“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从这一方面看，斯密认为价值的本质和价值的源泉是劳动。据此，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斯密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但在引入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进入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斯密又提出构成价值的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并明确表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样价值本质和价值源泉又似乎是三种收入，斯密的价值论似乎是三种收入价值论，这是要素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的前身。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密对这两个问题的不明确的回答不但导致他自己的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矛盾，也成为此后价值论纷争与政治经济学分裂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价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中，斯密对价值尺度的回答始终如一，即以交换来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在初期原始社会，交换来的劳动与耗费的劳动相一致，都可以作为价值尺度。但是，一旦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那么商品可以交换来的劳动与它所耗费的劳动不再一致，斯密放弃了耗费的劳动，只把交换来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
李嘉图批评了斯密在价值论上的不彻底性，在坚持财富的基本性质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上，以更彻底的方式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前后一致地坚持一切社会中价值都由耗费的劳动决定，这个判断将价值本质、价值源泉和价值尺度统一于劳动。但是这种逻辑上的统一性的代价是损失逻辑与现实的一致性。几乎在每一个与现实相对照的重要逻辑环节上，李嘉图都遇到了现实中的反例，迫使他在严密逻辑与重要现实之间保留了大量的“例外”。更沉重的代价是，在逻辑回到现实的核心环节——真实价值尺度上，李嘉图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李嘉图在他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终生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而不可得。尽管耗费的劳动可以作为价值理论上的内在尺度，却无法成为衡量现实中价格相对变动的真实的尺度。在现实中，同样的劳动耗费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以极不相称的比例进行交换，商品的价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