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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宗教在艺术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艺术也是宗教传播的重要工具。本文以大足石刻为例具体分析艺术与宗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
【关键词】：宗教艺术；北山石刻；宝顶山石刻；世俗化
大足石刻为唐末、宋初时期以佛教题材为主，儒、道教造像并陈的宗教摩崖石刻，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和艺术瑰宝。其中，“五山”摩崖造像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世，集释、道、儒“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异于前期石窟，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中国石窟艺术风格及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变化与发展，反映了宗教艺术的世俗化渗透过程，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具有前期各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阐释，对儒家孝道文化的宣扬，对清廉戒欲的倡导，对心性和修身的主张，在当今社会同样可以衍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人省度人生，照彻心灵，净化和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
百行孝为先，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大足石刻没有去重复这一屡见不鲜的题材，而是用佛教艺术的特有语言去诠释了孝的涵义。援儒入佛，将孝行观彻底圆融于佛教义理的石窟造像，是石窟的第15、16、17、18 四龛大型雕像，尽管造像题材均源自佛教经典，但贯穿四龛造像的主旨思想却是儒家的孝行观。
第15 龛《父母恩重经变相》，这一龛的造像最具有中国化、地方化、生活化和世俗化的特点。每位观众都能在此找到自己生活的印记，从人物、事件到服饰、器物，全都是地地道道的“川味”，这是完全中国化了的雕塑艺术。全龛共分为10组雕刻，从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洗涤不尽恩、推干就湿恩直到远行忆念恩、究竟怜悯恩，全都是展示父母对子女的无上恩情。每一组都有图有文，相得益彰。最后一组的文字是“百岁惟忧八十儿，不舍作鬼也忧之……”可谓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天下父母的一番苦心，让人们反躬自省，从而克尽孝道。艺术的感染力有着独特的社会伦理教化功能，使得宗教精神得以广泛传播与弘扬。
最初，佛教是不提倡孝道的，认为父母与子女不过是须臾短暂寄住的关系。主张怨亲平等，识体轮回，认为僧尼应不事二亲，提出“沙门不应拜君亲论”。在注重孝道的中国必然遭到儒家和道家的极力反对，称其不忠不孝。因而，佛教要在中国流传，赢得信徒，就必须来一个改造。佛家后来便开始逐步把儒家的观念纳入佛教之中，到唐以后，佛家就杜撰了一些佛的行孝故事来宣扬孝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改造后的佛教，或称为“外佛内儒”。例如，第17 龛《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以释迦佛前世本生故事和今世本行故事为主线，造像描述释迦孝及三世、恩泽四海，颂扬其博爱无私的高尚品质，演绎“鹦鹉行孝”“割肉供父母” “亲担父王棺”等行孝事迹。正对应了《孝经》所称的天子之孝：“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宗教为了更好地融入本土文化，往往要做出些改变。众所周知，当人心中有所祈求时，首先想到的便是观音，这位能救众生一切苦难的全能菩萨。在佛教初入中国时，观音是男子身，然而随着时代环境、风土人情、审美意识，及信仰心理因素等原因，观音逐渐演变为女性化，至宋代时基本定型。大足石刻中的观音几乎全是女性形象。因此，北山石刻的观音像是大足石刻中最集中、最多、最精美的。例如第133号水月观音，其坐姿风流倜傥，面带微笑，服饰自然垂下，座下层层涟漪更是巧夺天工。观者步步移，面面观，出人意料的意境层出不穷。
早期石窟造像中佛、菩萨造像的组合，及讲述佛教故事的经变等造像题材，基本上都是遵循着佛教经典的描述来创作。随着佛教文化与艺术在汉地的传播，一些带有汉地信仰特色的组合题材开始出现，并成为了世俗信众常见不鲜的造像题材。观音与地藏都是佛教中著名的大菩萨，在唐代之前的佛教造像中，观音与地藏像基本上是出现在不同的组合之中。约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观音与地藏的组合在同一龛窟之中，逐渐形成了定制，并在石窟艺术之中较多出现。此外，还有阿弥陀佛与观音、地藏的组合形式，这些题材的组合，不见于佛教经典的记载，具有世俗信仰的特色。例如，北山石刻第58号观音地藏龛，龛的正壁，主尊是两身菩萨像，左侧为地藏菩萨，结跏趺坐在莲台上，身后有火焰形背光，头上有七宝盖。右侧为观音菩萨，头戴高花冠，结跏趺坐在莲台上，身后也有火焰形背光和七宝盖。这两尊菩萨像中间，冉冉升起一朵祥云，云中跪蹲一位妇女双手拱揖在身前。龛的左右两侧壁，各刻有一身站立的菩萨像，双手托一盘。这或许反映了供养人对现世和往生的祈愿，所以一并将两位菩萨放在一龛。
对此现象，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一文中评价到：“一者利生人，一者利亡灵。人之死生大事概于二菩萨密切相关。造像活动中观音、地藏并重的信仰行为，逐渐引起二菩萨造像形式由无序的错杂走向有序的组合。这一演进过程在四川石窟造像遗迹中有较清晰的线索可寻”。从这些造像题记来看，雕刻阿弥陀佛、观音和地藏同处一龛的缘由，一个主要的因素，是与佛教净土信仰在民间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山摩崖造像近万尊，以雕刻细腻、艺精技绝、精美典雅而著称于世，是民间自发修建的私人石刻，由唐末武将韦君靖带头凿下第一锤，便有了毗沙门天王造像。据推测韦君靖造此像有自我比附为唐之毗沙门王之意。毗沙门天王又名北方多闻天王，是佛教护持北方的护法神。龛正中携刻的北方天王，身材魁伟，威武强悍，顶盔贯甲，双眉倒竖，怒目圆睁，给人以一种威严雄焊，强有力的慑服感；天王两侧力士怒目咧嘴，面目狰狞，持刀挥棍，勇不可挡；这些形象恰似唐代赳赳武夫，给人以刚劲之美感。左侧男、女供养人像为韦君靖夫妇，英俊儒雅，贤淑端庄，衣饰贴体，线条道劲流畅，技法娴熟。表达了供养人祈愿受天王庇佑，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心愿。此后民间效仿他在此造像祈愿便形成了如今的摩崖造像群体，在这里可以看到五代十国至宋代的造像有个性鲜明，体态优美芊瘦，比例匀称，穿戴艳丽等特点，璎珞蔽体，飘带满身，装饰颇味浓。而唐代造像则丰满古朴，规模恢弘大气，细节繁复。宗教与艺术的结合，渲染了宗教特有的神圣肃穆，让人为之感动引起共鸣，使民众更好的理解宗教真理。
宗教在传播发展中，为扩大自身影响为民众所接受，通常会采用世俗的方式进行宣传。作为宣教辅教的工具艺术的贡献最为突出。艺术具有形象，具体，生动的特点，是广为大众理解接受的形式，且赋有强烈的感染力。宗教与艺术的结合极大增强了宗教感染力，从而激发信众宗教感情，巩固其宗教信仰。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的感受到宗教真理。”艺术到了最高境界是与宗教直接相联系的，在人类艺术史上相当长的时间是以宗教艺术为主导的。借用铃木大拙的话来说“有时，宗教借藝术形式表现出来，使美学由艺术走向宗教。有时，艺术借助宗教形式走向美学”。
宗教之所以与艺术契合正，是因为艺术的神秘和不可捉摸性，正好对应宗教的传播理念。艺术在反映主观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同时，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认知。宗教艺术受社会美学思潮的影响，也必然表现出世俗化倾向。慧远大师论及佛像对信徒的影响时曾说：“故拟状灵范，启殊津之心仪形神模，辟百虑之会”使得“四辈悦情，道俗齐趣，迹响和应者如林”。民众的世俗意识促使宗教艺术做出迎合与改变，宗教艺术也正是世俗的意识与方式，于寓教于乐中像民众灌输宗教意识与精神。宗教广泛的吸收运用各种艺术，使得宗教教义和道德伦理理想审美化，形象化。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向民众行不言之教，潜移默化的教化民众，激发其对高尚审美的追求。使得因果轮回、行善积德的观念在社会上深入人心，增强民众宗教感情，广泛传播和发展教义及伦理道德思想，从而扩大了宗教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宗教因艺术而得以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教义教理为民众认同，深入人心。艺术也因宗教得以升华不朽，同时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为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突出贡献。
作者简介：
刘音兰 （1995—），女，汉族，籍贯：四川宜宾，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专业：美术学，研究方向：油画。
王琪，研究生导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本篇通讯作者。
【关键词】：宗教艺术；北山石刻；宝顶山石刻；世俗化
大足石刻为唐末、宋初时期以佛教题材为主，儒、道教造像并陈的宗教摩崖石刻，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和艺术瑰宝。其中，“五山”摩崖造像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世，集释、道、儒“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异于前期石窟，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中国石窟艺术风格及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变化与发展，反映了宗教艺术的世俗化渗透过程，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具有前期各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阐释，对儒家孝道文化的宣扬，对清廉戒欲的倡导，对心性和修身的主张，在当今社会同样可以衍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人省度人生，照彻心灵，净化和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
百行孝为先，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大足石刻没有去重复这一屡见不鲜的题材，而是用佛教艺术的特有语言去诠释了孝的涵义。援儒入佛，将孝行观彻底圆融于佛教义理的石窟造像，是石窟的第15、16、17、18 四龛大型雕像，尽管造像题材均源自佛教经典，但贯穿四龛造像的主旨思想却是儒家的孝行观。
第15 龛《父母恩重经变相》，这一龛的造像最具有中国化、地方化、生活化和世俗化的特点。每位观众都能在此找到自己生活的印记，从人物、事件到服饰、器物，全都是地地道道的“川味”，这是完全中国化了的雕塑艺术。全龛共分为10组雕刻，从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洗涤不尽恩、推干就湿恩直到远行忆念恩、究竟怜悯恩，全都是展示父母对子女的无上恩情。每一组都有图有文，相得益彰。最后一组的文字是“百岁惟忧八十儿，不舍作鬼也忧之……”可谓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天下父母的一番苦心，让人们反躬自省，从而克尽孝道。艺术的感染力有着独特的社会伦理教化功能，使得宗教精神得以广泛传播与弘扬。
最初，佛教是不提倡孝道的，认为父母与子女不过是须臾短暂寄住的关系。主张怨亲平等，识体轮回，认为僧尼应不事二亲，提出“沙门不应拜君亲论”。在注重孝道的中国必然遭到儒家和道家的极力反对，称其不忠不孝。因而，佛教要在中国流传，赢得信徒，就必须来一个改造。佛家后来便开始逐步把儒家的观念纳入佛教之中，到唐以后，佛家就杜撰了一些佛的行孝故事来宣扬孝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改造后的佛教，或称为“外佛内儒”。例如，第17 龛《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以释迦佛前世本生故事和今世本行故事为主线，造像描述释迦孝及三世、恩泽四海，颂扬其博爱无私的高尚品质，演绎“鹦鹉行孝”“割肉供父母” “亲担父王棺”等行孝事迹。正对应了《孝经》所称的天子之孝：“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宗教为了更好地融入本土文化，往往要做出些改变。众所周知，当人心中有所祈求时，首先想到的便是观音，这位能救众生一切苦难的全能菩萨。在佛教初入中国时，观音是男子身，然而随着时代环境、风土人情、审美意识，及信仰心理因素等原因，观音逐渐演变为女性化，至宋代时基本定型。大足石刻中的观音几乎全是女性形象。因此，北山石刻的观音像是大足石刻中最集中、最多、最精美的。例如第133号水月观音，其坐姿风流倜傥，面带微笑，服饰自然垂下，座下层层涟漪更是巧夺天工。观者步步移，面面观，出人意料的意境层出不穷。
早期石窟造像中佛、菩萨造像的组合，及讲述佛教故事的经变等造像题材，基本上都是遵循着佛教经典的描述来创作。随着佛教文化与艺术在汉地的传播，一些带有汉地信仰特色的组合题材开始出现，并成为了世俗信众常见不鲜的造像题材。观音与地藏都是佛教中著名的大菩萨，在唐代之前的佛教造像中，观音与地藏像基本上是出现在不同的组合之中。约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观音与地藏的组合在同一龛窟之中，逐渐形成了定制，并在石窟艺术之中较多出现。此外，还有阿弥陀佛与观音、地藏的组合形式，这些题材的组合，不见于佛教经典的记载，具有世俗信仰的特色。例如，北山石刻第58号观音地藏龛，龛的正壁，主尊是两身菩萨像，左侧为地藏菩萨，结跏趺坐在莲台上，身后有火焰形背光，头上有七宝盖。右侧为观音菩萨，头戴高花冠，结跏趺坐在莲台上，身后也有火焰形背光和七宝盖。这两尊菩萨像中间，冉冉升起一朵祥云，云中跪蹲一位妇女双手拱揖在身前。龛的左右两侧壁，各刻有一身站立的菩萨像，双手托一盘。这或许反映了供养人对现世和往生的祈愿，所以一并将两位菩萨放在一龛。
对此现象，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一文中评价到：“一者利生人，一者利亡灵。人之死生大事概于二菩萨密切相关。造像活动中观音、地藏并重的信仰行为，逐渐引起二菩萨造像形式由无序的错杂走向有序的组合。这一演进过程在四川石窟造像遗迹中有较清晰的线索可寻”。从这些造像题记来看，雕刻阿弥陀佛、观音和地藏同处一龛的缘由，一个主要的因素，是与佛教净土信仰在民间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山摩崖造像近万尊，以雕刻细腻、艺精技绝、精美典雅而著称于世，是民间自发修建的私人石刻，由唐末武将韦君靖带头凿下第一锤，便有了毗沙门天王造像。据推测韦君靖造此像有自我比附为唐之毗沙门王之意。毗沙门天王又名北方多闻天王，是佛教护持北方的护法神。龛正中携刻的北方天王，身材魁伟，威武强悍，顶盔贯甲，双眉倒竖，怒目圆睁，给人以一种威严雄焊，强有力的慑服感；天王两侧力士怒目咧嘴，面目狰狞，持刀挥棍，勇不可挡；这些形象恰似唐代赳赳武夫，给人以刚劲之美感。左侧男、女供养人像为韦君靖夫妇，英俊儒雅，贤淑端庄，衣饰贴体，线条道劲流畅，技法娴熟。表达了供养人祈愿受天王庇佑，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心愿。此后民间效仿他在此造像祈愿便形成了如今的摩崖造像群体，在这里可以看到五代十国至宋代的造像有个性鲜明，体态优美芊瘦，比例匀称，穿戴艳丽等特点，璎珞蔽体，飘带满身，装饰颇味浓。而唐代造像则丰满古朴，规模恢弘大气，细节繁复。宗教与艺术的结合，渲染了宗教特有的神圣肃穆，让人为之感动引起共鸣，使民众更好的理解宗教真理。
宗教在传播发展中，为扩大自身影响为民众所接受，通常会采用世俗的方式进行宣传。作为宣教辅教的工具艺术的贡献最为突出。艺术具有形象，具体，生动的特点，是广为大众理解接受的形式，且赋有强烈的感染力。宗教与艺术的结合极大增强了宗教感染力，从而激发信众宗教感情，巩固其宗教信仰。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的感受到宗教真理。”艺术到了最高境界是与宗教直接相联系的，在人类艺术史上相当长的时间是以宗教艺术为主导的。借用铃木大拙的话来说“有时，宗教借藝术形式表现出来，使美学由艺术走向宗教。有时，艺术借助宗教形式走向美学”。
宗教之所以与艺术契合正，是因为艺术的神秘和不可捉摸性，正好对应宗教的传播理念。艺术在反映主观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同时，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认知。宗教艺术受社会美学思潮的影响，也必然表现出世俗化倾向。慧远大师论及佛像对信徒的影响时曾说：“故拟状灵范，启殊津之心仪形神模，辟百虑之会”使得“四辈悦情，道俗齐趣，迹响和应者如林”。民众的世俗意识促使宗教艺术做出迎合与改变，宗教艺术也正是世俗的意识与方式，于寓教于乐中像民众灌输宗教意识与精神。宗教广泛的吸收运用各种艺术，使得宗教教义和道德伦理理想审美化，形象化。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向民众行不言之教，潜移默化的教化民众，激发其对高尚审美的追求。使得因果轮回、行善积德的观念在社会上深入人心，增强民众宗教感情，广泛传播和发展教义及伦理道德思想，从而扩大了宗教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宗教因艺术而得以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教义教理为民众认同，深入人心。艺术也因宗教得以升华不朽，同时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为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突出贡献。
作者简介：
刘音兰 （1995—），女，汉族，籍贯：四川宜宾，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专业：美术学，研究方向：油画。
王琪，研究生导师，单位：大连理工大学，本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