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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各种贫困线都已积累了许多的算法。首先，从概念辨析的角度来说，徐映梅、张提（2016）提出要建立贫困标准与扶贫标准相分离的贫困体系。他们认为，贫困标准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识别贫困，回答“贫困者是谁”的问题，这属于事实判断的客观标准，扶贫标准设定的目的是为了判断谁应该成为扶贫对象，回答“贫困者应该是谁”的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这两个概念的差别通常由于扶贫主体即政府的扶贫能力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通常计算出的贫困标准并不能直接用于扶贫政策，而还应该把政府的扶贫能力加入考量。那么，不考虑这一方面的区别。各国学者们也针对各种贫困线建立了不同的算法。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关于各种贫困线的理论提出之后，各国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实践来计算各国的贫困线。陈宗胜、于涛（2017）提出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确定各阶段贫困线的确定方法，测算多种贫困线。并且认为城镇户籍人口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规模都远低于流动人口，因此城镇贫困率主要存在于流动人口群体中。作者将1980年至今區分为五个历史时间段，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特征选取了不同的测算贫困线的方法，然后将个阶段组合起来即为这一时期的贫困线。Klaas等（1998）以欧盟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欧盟内部是应该采用统一的贫困线还是以国家为基准的贫困线。文中从经济贫困的定义出发，最终认为由于各个国家之间购买力指数相差较大，并且各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不同，因此应该依各个国家建立贫困线。作者认为设立贫困线时贫困线不应该固定在购买相同数量的产品与服务上，比如如果在一个国家有气候差异，那么各个地区对于居住、衣着、取暖所需的必要支出就并不相同。并且作者提出，应该从消费角度出发考虑贫困线的计算，而收入在度量个人参与社会的能力时是一个更好的变量，在相对富裕的国家，用收入度量幸福感更加有效。徐映梅、张提（2016）在文中辨析了从收入视角与消费视角衡量贫困的合理性及进行了“贫困标准”与“扶贫标准”的概念区分。她们提出，收入是通过影响消费而影响居民的生存状况的，收入对人们的生存状况并没有直接影响。因此对于贫困的衡量应该从消费视角出发。Magne（2007）建立了分地区的贫困线测度体系测算了挪威435个自治区的贫困线。作者将自治区按照地理位置区分为七类，考虑到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对于基础必需品的需求在不同地域之间是不同的，作者引入了房价因素，将这7个地区中的每一个按照房价的高中低分类，这样就得到21个小类，这样就控制了每一个小类中的收入与风俗可比。最终贫困线定义为每一个小类中家庭均衡收入的中位数。有一点非常重要，文中提出对于不同家庭规模的收入的转化是根据OECD的平衡方法。许多文章中对收入的转化都是使用了这一方法。侯卉，王娜（2012）在对贫困的测度中使用了多维贫困的概念，选取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中九个省份，将贫困分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社会排斥贫困和参与性不足贫困四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下分别再选择不同的衡量指标，利用模糊集方法综合计算我国城镇贫困线。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城镇人口在健康保险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卫生设施。陈立中（2007）使用《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1990、1997、2003年数据，在文中分别计算了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与主观贫困线，并与各省市普遍实施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相比较，并且得出通过Ravallion基本需求成本法分省逐年计算转型时期城镇绝对贫困线能够更加准确的识别贫困人口，有效消除时间和地区差异;主观贫困相的计算方法适合我国城镇贫困线的测算，力图从心理感受的角度反映贫困人口的福利状态;而当前低保线低于三种贫困线的测算结果。除此之外，作者还从多维贫困的角度，选取了收入、知识、健康三个方面的福利状况作为贫困测量的维度，并分别以人均GDP、成人识字率和出生时预期寿命作为收入、知识、健康水平的替代变量计算Watts多维贫困指数，并对引起贫困状况变化的原因进行夏普里分解。计算结果表明，1990-2003年我国多维度贫困出现大幅度下降，这种下降主要来自于联合贫困率下降的贡献。但是，这期间贫困人口间福利不平等状况却在恶化。洪兴建，李金昌（2005）对中国城镇贫困的特点从人员构成、地域分布与行业分布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城镇贫困主体是由原来的“三无”人员转向失业人员为主，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并且主要集中在防止、煤炭、机械、轻工、森林工业和军工业。然后对浙江省的城镇军民贫困线用预算标准法与5%的最低收入户支出水平进行测算，计算得出浙江省2002和2003年城镇居民的贫困线分别为月人均367元和360元，相应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与57.5%，与60%的恩格尔系数贫困标准非常接近。杨龙，汪三贵（2015）利用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检测调查数据建立了包含收入、教育、健康、饮用水、资产、生活水平的测度体系计算贫困的FGT指数，并对贫困维度进行了分解。
二、文献述评
基于以上文献总结，发现学者们针对贫困线设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时间序列和截面方面，但是针对截面的分析还只局限在相对贫困线，因此这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突破点。
参考文献
[1] 陈宗胜，于涛.中国城镇贫困线、贫困率及存在的问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06）：40-53.
[2] 侯卉，王娜，王丹青.中国城镇多维贫困的测度[J].城市发展研究，2012，19（12）：123-128.
[3] 陈立中. 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测度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7.
[4] 洪兴建，李金昌.城镇贫困的因素分析及反贫困政策建议[J].中国人口科学，2005（06）：49-57+96.
[5] 杨龙，汪三贵.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J].人口学刊，2015，37（02）：15-25.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关于各种贫困线的理论提出之后，各国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实践来计算各国的贫困线。陈宗胜、于涛（2017）提出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确定各阶段贫困线的确定方法，测算多种贫困线。并且认为城镇户籍人口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规模都远低于流动人口，因此城镇贫困率主要存在于流动人口群体中。作者将1980年至今區分为五个历史时间段，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特征选取了不同的测算贫困线的方法，然后将个阶段组合起来即为这一时期的贫困线。Klaas等（1998）以欧盟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欧盟内部是应该采用统一的贫困线还是以国家为基准的贫困线。文中从经济贫困的定义出发，最终认为由于各个国家之间购买力指数相差较大，并且各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不同，因此应该依各个国家建立贫困线。作者认为设立贫困线时贫困线不应该固定在购买相同数量的产品与服务上，比如如果在一个国家有气候差异，那么各个地区对于居住、衣着、取暖所需的必要支出就并不相同。并且作者提出，应该从消费角度出发考虑贫困线的计算，而收入在度量个人参与社会的能力时是一个更好的变量，在相对富裕的国家，用收入度量幸福感更加有效。徐映梅、张提（2016）在文中辨析了从收入视角与消费视角衡量贫困的合理性及进行了“贫困标准”与“扶贫标准”的概念区分。她们提出，收入是通过影响消费而影响居民的生存状况的，收入对人们的生存状况并没有直接影响。因此对于贫困的衡量应该从消费视角出发。Magne（2007）建立了分地区的贫困线测度体系测算了挪威435个自治区的贫困线。作者将自治区按照地理位置区分为七类，考虑到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对于基础必需品的需求在不同地域之间是不同的，作者引入了房价因素，将这7个地区中的每一个按照房价的高中低分类，这样就得到21个小类，这样就控制了每一个小类中的收入与风俗可比。最终贫困线定义为每一个小类中家庭均衡收入的中位数。有一点非常重要，文中提出对于不同家庭规模的收入的转化是根据OECD的平衡方法。许多文章中对收入的转化都是使用了这一方法。侯卉，王娜（2012）在对贫困的测度中使用了多维贫困的概念，选取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中九个省份，将贫困分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社会排斥贫困和参与性不足贫困四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下分别再选择不同的衡量指标，利用模糊集方法综合计算我国城镇贫困线。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城镇人口在健康保险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卫生设施。陈立中（2007）使用《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1990、1997、2003年数据，在文中分别计算了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与主观贫困线，并与各省市普遍实施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相比较，并且得出通过Ravallion基本需求成本法分省逐年计算转型时期城镇绝对贫困线能够更加准确的识别贫困人口，有效消除时间和地区差异;主观贫困相的计算方法适合我国城镇贫困线的测算，力图从心理感受的角度反映贫困人口的福利状态;而当前低保线低于三种贫困线的测算结果。除此之外，作者还从多维贫困的角度，选取了收入、知识、健康三个方面的福利状况作为贫困测量的维度，并分别以人均GDP、成人识字率和出生时预期寿命作为收入、知识、健康水平的替代变量计算Watts多维贫困指数，并对引起贫困状况变化的原因进行夏普里分解。计算结果表明，1990-2003年我国多维度贫困出现大幅度下降，这种下降主要来自于联合贫困率下降的贡献。但是，这期间贫困人口间福利不平等状况却在恶化。洪兴建，李金昌（2005）对中国城镇贫困的特点从人员构成、地域分布与行业分布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城镇贫困主体是由原来的“三无”人员转向失业人员为主，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并且主要集中在防止、煤炭、机械、轻工、森林工业和军工业。然后对浙江省的城镇军民贫困线用预算标准法与5%的最低收入户支出水平进行测算，计算得出浙江省2002和2003年城镇居民的贫困线分别为月人均367元和360元，相应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与57.5%，与60%的恩格尔系数贫困标准非常接近。杨龙，汪三贵（2015）利用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检测调查数据建立了包含收入、教育、健康、饮用水、资产、生活水平的测度体系计算贫困的FGT指数，并对贫困维度进行了分解。
二、文献述评
基于以上文献总结，发现学者们针对贫困线设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时间序列和截面方面，但是针对截面的分析还只局限在相对贫困线，因此这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突破点。
参考文献
[1] 陈宗胜，于涛.中国城镇贫困线、贫困率及存在的问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06）：40-53.
[2] 侯卉，王娜，王丹青.中国城镇多维贫困的测度[J].城市发展研究，2012，19（12）：123-128.
[3] 陈立中. 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测度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7.
[4] 洪兴建，李金昌.城镇贫困的因素分析及反贫困政策建议[J].中国人口科学，2005（06）：49-57+96.
[5] 杨龙，汪三贵.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J].人口学刊，2015，37（02）：1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