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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本质是取舍：大舍大得，不舍不得。” 十几年前接手家族企业开始，茅忠群始终以他独有的方式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
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他有很多种选择，可以出国深造，也可以留校，继续在上海发展，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家创业，因为他觉得创业对他更具挑战性。
回到家乡后，“家族企业到底做什么、怎么做？”成为摆在茅忠群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当时，父亲茅理翔经营的企业在慈溪已经小有名气，主要产品是点火枪，父亲仍然希望他能接续本业。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他发现父亲一直坚持做的点火枪产品前景并不乐观，他需要重新定位产品，同时又必须很好地平衡企业发展与父亲观念之间的冲突。
初出茅庐，虽然身上还略带些书生气，但却不失睿智，他并没有彻底拒绝父亲，而是与父亲共同开创了新的抽油烟机项目，自己独立运作。
如此一来，茅忠群不仅避免了与父辈的观念冲突，坚持了自己对市场的判断，也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方太集团。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茅忠群更是被业界称为儒商，严谨、谦和是很多人对他中肯的评价。
他不喜欢过分浮躁的人际应酬，也很少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虽然早已身价过亿，但在他身上却丝毫看不到十里洋场的江湖气，工作之余，他更愿意待在家里安静的读书。在企业经营思路上，他始终坚持“不上市、不打价格战、不欺骗”的“三不戒律”。
茅忠群说：“不上市就是为了能够真正静下心来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展，因为上市公司会受很多东西的影响，股价涨跌，业绩公布，投资方对你指手画脚，例如每个季度都要交报表，可能到时为了销售的利润不得不采取短期措施。”
在他看来，把企业做成“500年”的老字号远比做成一时的“500强”重要的多。
茅忠群与众不同的处事格局和企业运营思维离不开他对国学的痴迷。从2003年起，他就穿梭在北大、清华的国学班里学习传统文化，并开始逐渐探索国学与企业管理、西方与东方的最佳契合点。“60分以上的事情需要通过企业文化和国学教育来影响和渗透。换句话说，60分以下属于制度范畴，60分以上属于文化范畴。”这是茅忠群研修国学的体悟。为了更好的给员工“布道”，他还在方太集团的内刊上开辟了自己的国学专栏——“总裁儒吧”，每月坚持写一篇文章向员工宣扬“仁义礼智信”的理念。他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不仅仅是一套伦理道德规范，而且还是一套管理理念，这五个字可以转化为一套完整的管理模式。
他希望让方太的企业文化独立于金钱和利益之外，更多地体现人性的光辉。他觉得企业不需要那么多条条框框的制度，大家只要依靠自己的道德水平和自律精神去做事情就好。
在浮躁的商业环境下，很多人不理解茅忠群的管理理念，但稍微对他了解多一些的商业伙伴则会对他称赞不已。在茅忠群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无为而无不为”几个字，桌子上始终放着一本《论语》。他掌舵的方太集团，几年来利润一直持续增长，也许这些才是对他作为一个儒商的最好诠释。
记者：您是理工科出身，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开始痴迷中国传统文化？
茅忠群：我是2000年到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学的EMBA，学完之后我就想下一个培训课应该学什么。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日本的管理模式是把西方现代管理与其本土文化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我就想，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将来也要形成自己的管理思想，这种管理一定是把西方现代管理思想跟中国自己的文化相结合。所以，我就想到要先补一些传统文化的课，于是就在北大、清华报了好几个国学课程，同时也在企业里面一边实践一边思考，希望能够逐渐提炼出一些东西。
记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您认为儒、释、道三家思想中哪家对经营企业更有帮助？
茅忠群：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释、道三家，三家各有各的优点和长处。相对而言，对现代企业管理启发最大的我想应该是儒家。一方面，儒家历来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道家和佛家始终是一个辅助的地位；另一方面，做企业是积极的、入世的，儒家是入世的，而佛家讲出世，道家介于两者之间讲遁世，追求逍遥和隐居。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其他两家的思想去做企业，但是他们的思想中也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与儒家一起用到企业管理中来。
尽管如此，儒家文化距离今天毕竟已经跨越了几千年，并不是《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在今天都是对的。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分清儒家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到底在哪里，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研究它的精神本质，进而使其与时代和当下环境相融合。
记者：您觉得《论语》中，哪句话对您影响最大？
茅忠群：《论语》里边有很多有价值的话，若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有一句话分量很重，它可以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总纲领，最值得今天的领导者品读。这句话是：“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致意思是：用政令和刑法来管理百姓时，老百姓就会仅仅为了逃避惩罚而暂时忍着不去做坏事，却失去了廉耻之心，一旦有机会他还会做坏事；用道德和礼法来管理百姓时，百姓先会有种羞耻之心，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加强自我约束，时刻提醒自己不去做违规、违法的事情。前一种以“政”“刑”管理百姓，只能管理那些能够发现或已经发现的问题，但管理上一旦有漏洞，他就会继续去做坏事；而后者则是在强调让百姓建立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机制。
记者：在您的管理实践中，这句话的作用是如何体现的？
茅忠群：管理有两种方式，一是道德，二是制度。我认为，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只依靠道德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只依靠制度又很可能走向了法家思想，一发而不可收。把两者结合，运用较少的制度，加上较好的道德教育，两者不可偏废其一。
十年前，方太有一本《员工手册》，其实就是制度汇编。其中一个部分叫“ABC类错误”，明确划分了员工经常出现的违规行为分别属于A、B、C中的哪类，三类错误分别对应不同的惩罚措施。A类比较严重，通常是违纪辞退；B类会有相应的行政记大过处分；C类是最轻的，比如迟到、早退，往往是罚款。而被罚款者交完罚款后就会觉得已经为错误买了单，错误就消失了。更有些工资较高的员工会觉得罚一点儿无所谓，下次还会继续再犯。
在学习了《论语》中的这句话之后，我就想能不能先从这个方面试验一下，因为管理本质上就是一种试验。我把C类错误的罚款都取消了。当时有很多人担心：罚款还有那么多人违纪，不罚款是不是违纪情况会更多。我的对策是：虽然取消了罚款，但辅之以增加了教育的环节，即凡是C类错误的员工，主管要跟他谈几句话，可长可短，比较随意，作为一种警告，劝其改正。这样做了之后，从2009年开始，每年C类错误下降一半。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论语》的管理学智慧。
记者：在生活观念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茅忠群：我经常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古人的某些观念对于当下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儒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家文化”，就是从自己的家庭开始，推己及人，先关爱自己的家人，然后关爱自己身边的人，做企业的就是要关爱自己的员工，然后再关爱社区。这种顺序是非常合理的，也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在家族观念上儒家讲“父慈子孝”，是说父亲对儿子要慈爱，儿子对父母要孝顺。慈爱和孝顺是父母和子女分别要承担的责任。古代君臣关系最初也是如此，臣对君要忠心，君也要对臣敬重；两者缺一不可，不能断章取义。如果君对臣不敬重，臣也就没必要对君尽忠，君臣之间虽然位置不同，但都要承担起该承担的这份责任。假如说一个团队里没有一个领导者，这个团队肯定是乱的，没有办法组织起来。所以一个团队的每个成员在位置上一定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要体现在对等的责任关系中。尽管位置不同但各自要负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我把中国这种思想归结为“对等责任关系”。
我大学毕业时，选择了回家创业。这不仅因为创业更具有挑战性，还因为这是一种对家族的责任和义务。曾子说：“大孝尊亲”，第一层意思是对长辈直接的尊敬与顺承，但更多是通过自己事业的成功让父母得到他人的尊敬，这是“大孝尊亲”更重要的含义。
（茅忠群：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他有很多种选择，可以出国深造，也可以留校，继续在上海发展，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家创业，因为他觉得创业对他更具挑战性。
回到家乡后，“家族企业到底做什么、怎么做？”成为摆在茅忠群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当时，父亲茅理翔经营的企业在慈溪已经小有名气，主要产品是点火枪，父亲仍然希望他能接续本业。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他发现父亲一直坚持做的点火枪产品前景并不乐观，他需要重新定位产品，同时又必须很好地平衡企业发展与父亲观念之间的冲突。
初出茅庐，虽然身上还略带些书生气，但却不失睿智，他并没有彻底拒绝父亲，而是与父亲共同开创了新的抽油烟机项目，自己独立运作。
如此一来，茅忠群不仅避免了与父辈的观念冲突，坚持了自己对市场的判断，也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方太集团。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茅忠群更是被业界称为儒商，严谨、谦和是很多人对他中肯的评价。
他不喜欢过分浮躁的人际应酬，也很少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虽然早已身价过亿，但在他身上却丝毫看不到十里洋场的江湖气，工作之余，他更愿意待在家里安静的读书。在企业经营思路上，他始终坚持“不上市、不打价格战、不欺骗”的“三不戒律”。
茅忠群说：“不上市就是为了能够真正静下心来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展，因为上市公司会受很多东西的影响，股价涨跌，业绩公布，投资方对你指手画脚，例如每个季度都要交报表，可能到时为了销售的利润不得不采取短期措施。”
在他看来，把企业做成“500年”的老字号远比做成一时的“500强”重要的多。
茅忠群与众不同的处事格局和企业运营思维离不开他对国学的痴迷。从2003年起，他就穿梭在北大、清华的国学班里学习传统文化，并开始逐渐探索国学与企业管理、西方与东方的最佳契合点。“60分以上的事情需要通过企业文化和国学教育来影响和渗透。换句话说，60分以下属于制度范畴，60分以上属于文化范畴。”这是茅忠群研修国学的体悟。为了更好的给员工“布道”，他还在方太集团的内刊上开辟了自己的国学专栏——“总裁儒吧”，每月坚持写一篇文章向员工宣扬“仁义礼智信”的理念。他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不仅仅是一套伦理道德规范，而且还是一套管理理念，这五个字可以转化为一套完整的管理模式。
他希望让方太的企业文化独立于金钱和利益之外，更多地体现人性的光辉。他觉得企业不需要那么多条条框框的制度，大家只要依靠自己的道德水平和自律精神去做事情就好。
在浮躁的商业环境下，很多人不理解茅忠群的管理理念，但稍微对他了解多一些的商业伙伴则会对他称赞不已。在茅忠群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无为而无不为”几个字，桌子上始终放着一本《论语》。他掌舵的方太集团，几年来利润一直持续增长，也许这些才是对他作为一个儒商的最好诠释。
记者：您是理工科出身，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开始痴迷中国传统文化？
茅忠群：我是2000年到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学的EMBA，学完之后我就想下一个培训课应该学什么。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日本的管理模式是把西方现代管理与其本土文化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我就想，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将来也要形成自己的管理思想，这种管理一定是把西方现代管理思想跟中国自己的文化相结合。所以，我就想到要先补一些传统文化的课，于是就在北大、清华报了好几个国学课程，同时也在企业里面一边实践一边思考，希望能够逐渐提炼出一些东西。
记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您认为儒、释、道三家思想中哪家对经营企业更有帮助？
茅忠群：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释、道三家，三家各有各的优点和长处。相对而言，对现代企业管理启发最大的我想应该是儒家。一方面，儒家历来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道家和佛家始终是一个辅助的地位；另一方面，做企业是积极的、入世的，儒家是入世的，而佛家讲出世，道家介于两者之间讲遁世，追求逍遥和隐居。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其他两家的思想去做企业，但是他们的思想中也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与儒家一起用到企业管理中来。
尽管如此，儒家文化距离今天毕竟已经跨越了几千年，并不是《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在今天都是对的。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分清儒家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到底在哪里，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研究它的精神本质，进而使其与时代和当下环境相融合。
记者：您觉得《论语》中，哪句话对您影响最大？
茅忠群：《论语》里边有很多有价值的话，若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有一句话分量很重，它可以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总纲领，最值得今天的领导者品读。这句话是：“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致意思是：用政令和刑法来管理百姓时，老百姓就会仅仅为了逃避惩罚而暂时忍着不去做坏事，却失去了廉耻之心，一旦有机会他还会做坏事；用道德和礼法来管理百姓时，百姓先会有种羞耻之心，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加强自我约束，时刻提醒自己不去做违规、违法的事情。前一种以“政”“刑”管理百姓，只能管理那些能够发现或已经发现的问题，但管理上一旦有漏洞，他就会继续去做坏事；而后者则是在强调让百姓建立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机制。
记者：在您的管理实践中，这句话的作用是如何体现的？
茅忠群：管理有两种方式，一是道德，二是制度。我认为，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只依靠道德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只依靠制度又很可能走向了法家思想，一发而不可收。把两者结合，运用较少的制度，加上较好的道德教育，两者不可偏废其一。
十年前，方太有一本《员工手册》，其实就是制度汇编。其中一个部分叫“ABC类错误”，明确划分了员工经常出现的违规行为分别属于A、B、C中的哪类，三类错误分别对应不同的惩罚措施。A类比较严重，通常是违纪辞退；B类会有相应的行政记大过处分；C类是最轻的，比如迟到、早退，往往是罚款。而被罚款者交完罚款后就会觉得已经为错误买了单，错误就消失了。更有些工资较高的员工会觉得罚一点儿无所谓，下次还会继续再犯。
在学习了《论语》中的这句话之后，我就想能不能先从这个方面试验一下，因为管理本质上就是一种试验。我把C类错误的罚款都取消了。当时有很多人担心：罚款还有那么多人违纪，不罚款是不是违纪情况会更多。我的对策是：虽然取消了罚款，但辅之以增加了教育的环节，即凡是C类错误的员工，主管要跟他谈几句话，可长可短，比较随意，作为一种警告，劝其改正。这样做了之后，从2009年开始，每年C类错误下降一半。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论语》的管理学智慧。
记者：在生活观念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茅忠群：我经常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古人的某些观念对于当下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儒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家文化”，就是从自己的家庭开始，推己及人，先关爱自己的家人，然后关爱自己身边的人，做企业的就是要关爱自己的员工，然后再关爱社区。这种顺序是非常合理的，也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在家族观念上儒家讲“父慈子孝”，是说父亲对儿子要慈爱，儿子对父母要孝顺。慈爱和孝顺是父母和子女分别要承担的责任。古代君臣关系最初也是如此，臣对君要忠心，君也要对臣敬重；两者缺一不可，不能断章取义。如果君对臣不敬重，臣也就没必要对君尽忠，君臣之间虽然位置不同，但都要承担起该承担的这份责任。假如说一个团队里没有一个领导者，这个团队肯定是乱的，没有办法组织起来。所以一个团队的每个成员在位置上一定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要体现在对等的责任关系中。尽管位置不同但各自要负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我把中国这种思想归结为“对等责任关系”。
我大学毕业时，选择了回家创业。这不仅因为创业更具有挑战性，还因为这是一种对家族的责任和义务。曾子说：“大孝尊亲”，第一层意思是对长辈直接的尊敬与顺承，但更多是通过自己事业的成功让父母得到他人的尊敬，这是“大孝尊亲”更重要的含义。
（茅忠群：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