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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农、刘建民合写的《半两钱研究与发现》问世了，这是钱币学领域难得的一部学术佳作。
半两钱在中国货币史上居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跨越(经历)战国、秦、西汉三个时期，历经200余年，是我国古代最早具有统一名称和形制的铸币；它承前启后，把青铜文化、青铜的价值观、青铜的范铸技术传承下来，使青铜铸币作为我国古代货币的基本形式沿用两千余年。所以，半两钱不但意义重大，而且内涵丰富，是我国历史货币中最具研究价值和分类断代较为困难的一类。王雪农、刘建民基于他们深厚的史学功底、敏锐的实物感知力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向读者交出了这部钱币学研究的力作。
这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有《半两钱铸行情况的历史考察》和《半两钱的铸造工艺与半两钱的分类断代》两个章节。《半两钱铸行情况的历史考察》是作者站在史的角度审视半两钱，把半两钱置于历史长河中作综合考察，阐述各个时期半两钱的历史定位；《半两钱的铸造工艺与半两钱的分类断代》，作者在蒋若是半两钱范断代研究的基础上，以范铸工艺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半两钱铸造工艺保留下来的技术特征为依据，对半两钱进行分期断代。下编在上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对不同时期的半两钱进行个别剖析，共分有“战国时期的半两钱”、“秦王朝铸造的半两钱”、“西汉初年铸造的半两钱”、“高后八铢半两钱”、“高后五分钱”、“荚钱”、“文景时期四铢半两钱”、“武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钱”、“铁铅四铢半两钱和磨边剪凿的半两钱”、“非正用品半两钱”等十个门类。
本书有如下几方面特色。
(一)视野开阔，独具匠心。本书作者大量使用第一手考古资料，全面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资料；大量引证历史文献，认真研究了与半两钱相关的文献史料和古往今来有参考价值的图录、文章和著作。可以说，从五十年代以来，几乎所有与半两钱有关的出土资料作者都作了查阅参考，并以作者自己的学识加以判断、吸收，发现有不实之处随即加以指正或标注。如关于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出土的半两钱，因最初是在《郑州晚报》上报道的，有关出土半两钱的内容在钱币界有许多传说；有说出了铁半两的，有说出了鎏金半两的，等等，对此，作者一一作了核实，并结合历史背景和墓主人身份作了精彩的分析，指出：铁半两当系铅半两之误，且系流通钱币而非特制冥币瘗钱；铜钱千枚成串(贯)当始于西汉四铢半两。对文献与史料的引用，作者也绝非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反复咀嚼以求其真。如，关于秦并天下后，其货币到底是有“三等”还是“二等”，作者既不是简单地采纳《史记·平准书》之“三等”说或《汉书·食货志》之“二”等说，也不简单地信奉后人之注解，而是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作出自己的分析，提出“布作为三等货币中的中币之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平准书》三等说不可轻易否定”的结论。可以这么说，就半两钱研究而言，本书无论是在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是空前的。
(二)内容新颖，见解独到。本书不是简单的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的汇总，也不是人云亦云的产物，《半两钱研究与发现》通篇贯穿着作者的学术思想；从半两钱的产生、发展到退出历史舞台，每个环节无不闪烁着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独到见解。例如，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初行钱”的记载，彭信威、王毓铨等钱币研究者多有专门的论述，本书作者则是依据自己的研究，得出“惠文王二年‘初行钱’行的就是半两钱，从这时起，半两钱的铸造就正式载入中华史册”的结论，同时也指出，秦国在“初行钱”之前，以“半两”为面文的货币已经出现在经济生活中了。进一步，作者通过对20余则有关先秦半两钱及其钱范的出土报道与文献的综合分析研究，概括了先秦时期半两钱铸行的三大特点。又，对汉初小半两钱与“荚钱”的认识，力排众议指出：《平准书》所说的“……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铸的不是“荚钱”而是减重的小半两，两者不可混同；真正的“荚钱”系由“五分钱”减重而来，是汉文帝“除盗铸钱令，更铸四铢钱”之前的事，是一种在铸行过程中被人为缩小的五分钱。对半两钱在汉代的减重，不无见地地指出“……汉初小半两钱，非但不会为时人所患，反而在经济生活中是受到欢迎的”。所有这些，与其说是作者研究深度之展现，不如说是作者学识水平与学术素养之显露。事实上，即便说是“荚钱”也是因时需而生，并非人的意志所定，今人怎可不辨其理而仅居后世之情妄加评论?
(三)传承先贤，开拓创新。从公元5世纪以来，历代先贤在古钱的分类断代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奠定了中国钱币学的根基，也哺育了后人。但客观地讲，钱币学发展到今天，仅停留在传统的古泉学研究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就半两钱分类断代而言，传统的研究主要是“标准重量断代”和“形制书体断代”，这两种方法的主要依据是历史文献对半两钱尺寸、重量和书体特征的记载或零星描述。然而，钱币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在实际需求中产生，也随实际需求而改变。就半两钱来说，无论是战国秦、秦还是西汉，不同的地区铸行的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地区，钱币的重量也会随政治经济状况的好坏而改变；且半两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是中央王朝统一铸造的，怎么可能会做到重量标准一致呢?钱文书体也是这个道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书体，同一地区不同的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有可能书写出不同的书体来。在这方面，本书作者在传承前人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了考古学断代方法，并大胆创新，将带有浓厚时代色彩的技术工艺特征——半两钱的铸造工艺特征——运用于半两钱的分类断代之中。
铸造工艺是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综合体现。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会产生和运用不同的工艺，而不同时期的铸造工艺必然要反映到钱币实物上来。因此，运用铸造工艺对半两钱进行分类断代，不仅是客观的，也是符合科学的认识。当然，这一方法的运用尚有赖于对铸钱工艺更深入透彻的研究。在研究思想及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本书作者无疑走在许多泉界同行的前头。
(四)聚珍荟宝，留香泉坛。本书理论研究富于思想和见解，实物收录也取舍精到。“下编”所列1700余枚半两钱，绝大多数是从未发表过的新品，时代齐全，类型丰富，不乏创见珍稀之钱，而且全部实物都是作者和业内方家亲历细审，一一过目的可靠钱品。《半两钱研究与发现》两位作者在钱币的鉴别方面都具有较深的造诣，尤其是身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刘建民先生，更是对收录钱品的把关下了很大功夫。作者以宁缺勿滥为原则，力求资料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但凡有疑问的钱品一律不予收录。可见，《半两钱研究与发现》中所发表的半两钱，满目琳琅，品品珠玑，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对于古钱币的研究者及爱好者不说，开卷有如开启一瓮浓香四溢的美酒佳酿，令人不释。
钱币学发展到今天是今非昔比!数以万计的研究者和多达百万的收藏爱好者组成了一支庞大的“特殊军团”。过去，钱币研究是少数人做的事情，钱币学著作屈指可数，上世纪80年代，一本钱币学著作千呼万唤始出来，而今人借助电脑和魔术一般的技术手段，出一本书或搞几篇文章实在不算是什么难办的事。毋庸讳言，当今社会上的浮躁，也影响到这片昔日的学术“圣土”，如今观念陈旧、内容重复、空洞无物、罗列拼凑的钱币类图书充斥书架，然而，一些致力于钱币学研究探讨的人却感到无书可读。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的写作前后经历了10年之久，该书所映现出作者的学术追求与治学态度、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对今天钱币界后学既是雪中送炭，又具有很好的启引作用。
(责任编辑：高聪明)
半两钱在中国货币史上居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跨越(经历)战国、秦、西汉三个时期，历经200余年，是我国古代最早具有统一名称和形制的铸币；它承前启后，把青铜文化、青铜的价值观、青铜的范铸技术传承下来，使青铜铸币作为我国古代货币的基本形式沿用两千余年。所以，半两钱不但意义重大，而且内涵丰富，是我国历史货币中最具研究价值和分类断代较为困难的一类。王雪农、刘建民基于他们深厚的史学功底、敏锐的实物感知力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向读者交出了这部钱币学研究的力作。
这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有《半两钱铸行情况的历史考察》和《半两钱的铸造工艺与半两钱的分类断代》两个章节。《半两钱铸行情况的历史考察》是作者站在史的角度审视半两钱，把半两钱置于历史长河中作综合考察，阐述各个时期半两钱的历史定位；《半两钱的铸造工艺与半两钱的分类断代》，作者在蒋若是半两钱范断代研究的基础上，以范铸工艺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半两钱铸造工艺保留下来的技术特征为依据，对半两钱进行分期断代。下编在上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对不同时期的半两钱进行个别剖析，共分有“战国时期的半两钱”、“秦王朝铸造的半两钱”、“西汉初年铸造的半两钱”、“高后八铢半两钱”、“高后五分钱”、“荚钱”、“文景时期四铢半两钱”、“武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钱”、“铁铅四铢半两钱和磨边剪凿的半两钱”、“非正用品半两钱”等十个门类。
本书有如下几方面特色。
(一)视野开阔，独具匠心。本书作者大量使用第一手考古资料，全面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资料；大量引证历史文献，认真研究了与半两钱相关的文献史料和古往今来有参考价值的图录、文章和著作。可以说，从五十年代以来，几乎所有与半两钱有关的出土资料作者都作了查阅参考，并以作者自己的学识加以判断、吸收，发现有不实之处随即加以指正或标注。如关于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出土的半两钱，因最初是在《郑州晚报》上报道的，有关出土半两钱的内容在钱币界有许多传说；有说出了铁半两的，有说出了鎏金半两的，等等，对此，作者一一作了核实，并结合历史背景和墓主人身份作了精彩的分析，指出：铁半两当系铅半两之误，且系流通钱币而非特制冥币瘗钱；铜钱千枚成串(贯)当始于西汉四铢半两。对文献与史料的引用，作者也绝非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反复咀嚼以求其真。如，关于秦并天下后，其货币到底是有“三等”还是“二等”，作者既不是简单地采纳《史记·平准书》之“三等”说或《汉书·食货志》之“二”等说，也不简单地信奉后人之注解，而是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作出自己的分析，提出“布作为三等货币中的中币之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平准书》三等说不可轻易否定”的结论。可以这么说，就半两钱研究而言，本书无论是在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是空前的。
(二)内容新颖，见解独到。本书不是简单的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的汇总，也不是人云亦云的产物，《半两钱研究与发现》通篇贯穿着作者的学术思想；从半两钱的产生、发展到退出历史舞台，每个环节无不闪烁着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独到见解。例如，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初行钱”的记载，彭信威、王毓铨等钱币研究者多有专门的论述，本书作者则是依据自己的研究，得出“惠文王二年‘初行钱’行的就是半两钱，从这时起，半两钱的铸造就正式载入中华史册”的结论，同时也指出，秦国在“初行钱”之前，以“半两”为面文的货币已经出现在经济生活中了。进一步，作者通过对20余则有关先秦半两钱及其钱范的出土报道与文献的综合分析研究，概括了先秦时期半两钱铸行的三大特点。又，对汉初小半两钱与“荚钱”的认识，力排众议指出：《平准书》所说的“……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铸的不是“荚钱”而是减重的小半两，两者不可混同；真正的“荚钱”系由“五分钱”减重而来，是汉文帝“除盗铸钱令，更铸四铢钱”之前的事，是一种在铸行过程中被人为缩小的五分钱。对半两钱在汉代的减重，不无见地地指出“……汉初小半两钱，非但不会为时人所患，反而在经济生活中是受到欢迎的”。所有这些，与其说是作者研究深度之展现，不如说是作者学识水平与学术素养之显露。事实上，即便说是“荚钱”也是因时需而生，并非人的意志所定，今人怎可不辨其理而仅居后世之情妄加评论?
(三)传承先贤，开拓创新。从公元5世纪以来，历代先贤在古钱的分类断代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奠定了中国钱币学的根基，也哺育了后人。但客观地讲，钱币学发展到今天，仅停留在传统的古泉学研究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就半两钱分类断代而言，传统的研究主要是“标准重量断代”和“形制书体断代”，这两种方法的主要依据是历史文献对半两钱尺寸、重量和书体特征的记载或零星描述。然而，钱币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在实际需求中产生，也随实际需求而改变。就半两钱来说，无论是战国秦、秦还是西汉，不同的地区铸行的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地区，钱币的重量也会随政治经济状况的好坏而改变；且半两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是中央王朝统一铸造的，怎么可能会做到重量标准一致呢?钱文书体也是这个道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书体，同一地区不同的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有可能书写出不同的书体来。在这方面，本书作者在传承前人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了考古学断代方法，并大胆创新，将带有浓厚时代色彩的技术工艺特征——半两钱的铸造工艺特征——运用于半两钱的分类断代之中。
铸造工艺是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综合体现。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会产生和运用不同的工艺，而不同时期的铸造工艺必然要反映到钱币实物上来。因此，运用铸造工艺对半两钱进行分类断代，不仅是客观的，也是符合科学的认识。当然，这一方法的运用尚有赖于对铸钱工艺更深入透彻的研究。在研究思想及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本书作者无疑走在许多泉界同行的前头。
(四)聚珍荟宝，留香泉坛。本书理论研究富于思想和见解，实物收录也取舍精到。“下编”所列1700余枚半两钱，绝大多数是从未发表过的新品，时代齐全，类型丰富，不乏创见珍稀之钱，而且全部实物都是作者和业内方家亲历细审，一一过目的可靠钱品。《半两钱研究与发现》两位作者在钱币的鉴别方面都具有较深的造诣，尤其是身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刘建民先生，更是对收录钱品的把关下了很大功夫。作者以宁缺勿滥为原则，力求资料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但凡有疑问的钱品一律不予收录。可见，《半两钱研究与发现》中所发表的半两钱，满目琳琅，品品珠玑，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对于古钱币的研究者及爱好者不说，开卷有如开启一瓮浓香四溢的美酒佳酿，令人不释。
钱币学发展到今天是今非昔比!数以万计的研究者和多达百万的收藏爱好者组成了一支庞大的“特殊军团”。过去，钱币研究是少数人做的事情，钱币学著作屈指可数，上世纪80年代，一本钱币学著作千呼万唤始出来，而今人借助电脑和魔术一般的技术手段，出一本书或搞几篇文章实在不算是什么难办的事。毋庸讳言，当今社会上的浮躁，也影响到这片昔日的学术“圣土”，如今观念陈旧、内容重复、空洞无物、罗列拼凑的钱币类图书充斥书架，然而，一些致力于钱币学研究探讨的人却感到无书可读。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的写作前后经历了10年之久，该书所映现出作者的学术追求与治学态度、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对今天钱币界后学既是雪中送炭，又具有很好的启引作用。
(责任编辑：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