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中旬，刚刚办完声势浩大的“第四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我就收到王德威教授的邮件，商量夏志清夏济安书信整理的事，希望我能够协助夏师母王洞女士一起来做这件事。当时我还没有见到这些信件，可还是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下来。我想能够参与其中，是夏师母和王德威的莫大信任，也是一种缘份，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尽力做好。自那以后，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书信的整理与编注之中。经过几年的辛苦努力，到2018年6月终于全部完成，前后历时近四年之久。现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收入663封往来书信，分成了五卷，计算机篇幅约140万字（其中正文约116余万字，注释约24余万字），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以及北京活字文化联合浙江人民出版社和世纪文景在两岸三地陆续出版。这几年，我们一直沉浸在书信世界中，与夏氏兄弟同呼吸，共悲欢，现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的最后一卷也终于要出版了，回首来时路，实在感慨万千，难以言表。
　　正如我在《编注说明》中所说，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整理和编注书信会如此地耗费时日，工作量之大，真是超乎想象。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在书信辨识方面花了太多的时间，但后来随着我们对二夏笔迹、书信内容越来越熟悉，辨识率才越来越高，速度也大大加快。在辨识夏氏兄弟笔迹方面，我现在可能是仅次于夏师母的“权威”。书信注释的难度也不亚于整理，为了注出某个人名、某个篇名，有时也不得不上天入地找数据，一天下来，做不了几个注释，充分感受到了小心求证的艰辛和峰回路转的快乐。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夏志清信中讲李赋宁来美四年，论文研究“中世纪的Mss”，刚刚有些眉目，还没写完，就不得不匆匆乘船返国，很是为他惋惜。这里的Mss应该是指手稿，可是指什么手稿呢？我先是遍查李赋宁的文集，没有找到他自己关于耶鲁论文的说法，然后再到网上找，偶然发现在一篇访谈录中，李赋宁提到一句，自己以前研究的是中世纪政治抒情诗。于是循此线索，终于发现Mss其实是指Harley Manuscripts，是Robert Harley（1661-1724）和Edward Harley （1689-1741）父子及其家族收藏的大批珍贵的中世纪手稿，现在珍藏于大英博物馆。李赋宁的博士论文The Political Poems in Harley Ms 2253，即利用手稿研究用13世纪英国中西部方言所写的政治抒情诗。类似这样披沙拣金的曲折和发现，实在还有不少，这也让书信的整理注释，变成一件相当愉悦的工作。
　　这批书信的意义和价值，王德威在第一卷的《后记》中已经作了精彩的阐述，读者可以参考。《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最原初的面貌，真实记录了夏氏兄弟在1947至1965年间对于志业理想和人生境况的种种经验与感触。这十七年间，正是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与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年代。在夏氏兄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的大历史之外，作为一介文人，他们如何凭借个体的努力，书写了个人的小历史，不断对话现实，增延历史。这些看似家常、琐碎的个人史，却为我们回溯和认识那个时代提供了最丰富、最鲜活的材料，也为研究夏氏兄弟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比如书信中大量记录了兄弟二人与当时众多名家或汉学家的交往，两人更是时不时畅聊读书心得，对中外文学作品率性评说。从夏志清早期的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耶鲁所受到的西方文学的系统训练，他不仅亲炙布鲁克斯、兰色姆、燕卜荪等“新批评”大家，而且系统扎实地大量阅读西方文学，甚至读遍了英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大诗人的文集。以这样的学术训练，阴差阳错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写出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然不同凡响，因为他的评价标准是西方文学的大经大典，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来加以评析的。这些书信，为我们重新讨论夏志清与西方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也给《小说史》的发生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我们还可以看到夏济安持续性的关于通俗文学的思考，关于《文学杂志》的编辑、小说的创作、文学的翻译的思考，关于左翼文学的思考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第一手文献。更不用说，书信中还涉及相当多的汉学家和当年学界的情况，包括与普实克的交往与论争，为我们展示了夏氏兄弟广泛的“朋友圈”，甚至还有不少“学术八卦”。比如《骆驼祥子》英译Evan King写了一本颇受好评的英文小说《黎明之儿女》（Children of the Black-Hairs People），结果夏志清无意中发现，其实是完全抄袭改写自赵树理的小说。诸如此类的内容，都是正经学术史所没有的 “历史细节”。《书信集》提供了太多的史料与可能，假以时日，或许会成为海外汉学研究取之不竭的一座学术富矿。
　　如果说以前我们对夏氏兄弟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比较理性的学术范畴，那么透过书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更加真实、立体而生动的手足情深的故事。作为一种典型的私人书写，它们所记录的内容都是“私语”，不可能有什么掩饰、虚构，夏氏兄弟当年也绝无可能想到，这些书信竟然会有出版之日，所以信笔写来，真情实感，坦露无遗，甚至还常涉隐私。比如书信就详细记录了夏济安不同阶段的情感经历，以及他本人的自我分析，透澈地展现了夏济安敏感而怯懦、多情又自尊、悲观却执着的性格特征。相比之下，书信中的夏志清则理性得多，一心向学，心无旁骛，面对哥哥的情感倾诉，更多地在扮演安慰者的角色，不断地鼓励、劝勉、告诫。書信中太多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夏志清“犀利”“不羁”的背后，那爱家人、顾家庭的非常“柔软”的一面。兄弟俩性格不尽相同，但两人志趣相投，赤诚相对，相互鼓励，彼此支撑，汩汩温情流溢于字里行间。他们一心想在学术界、文学界打下一片天地，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向世界介绍和推广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面对时代的洪流，他们更相信文学的力量，人文的力量，而不是革命的暴力。当年很多知识分子确实是缩小甚至放弃了个人的悲欢，而应时扩大了国家忧患，投身到拯救国家社会的大业之中，这是应该高度褒扬的，但对于更多的像夏氏兄弟这样的读书人的无奈选择，我们也应该予以尊重，毕竟，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精神赓续与文化传承，可能更需要像夏氏兄弟这样“纯粹”的人文知识分子来加以承担。 　　1949年以后，夏氏兄弟最初以为很快就能重新回到上海，回到父母的身边，但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是回不去了。从此，兄弟俩一个在美国，一个台北，开始了各自离散飘泊的人生。之后，夏济安也来到了美国，两人携手，一起在海外学界打拼，书写了各自丰富多彩的学术的“黄金时代”。《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生动记录了历史时空中兄弟俩的日常行止与思想激荡，对于大时代来说，这是离散的个人史，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是有情的个人史，呈现了1949年大江大海之后，知识分子不同选择之后的另一幅历史场景。可以说，这部《书信集》是一部离散之书，温暖之书，有情之书，让我们感动，令我们深思。
　　在全书付梓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夏师母和幕后推手王德威，感谢他们的信任，让我有此机缘与夏氏兄弟产生了如此奇妙的联系。王德威虽然没有署名，但书信整理编注工作，得到了他切实而有力的指导与支持，铭感在心。我与夏师母也是合作无间，十分愉快，夏师母的敬业和投入，在在令人感动。她不顾年事已高，仔细编排、扫描书信，亲自校阅，拾遗补阙，答疑解惑，不仅每卷都写出精彩的卷首语，而且翻箱倒柜，给每一卷都配上了不少珍贵的老照片。如果《书信集》的整理工作尚能得到大家的认可，那首先应该归功于夏师母。其次我要感谢李欧梵老师自始至终的关心，他高度评价书信集的价值，夏氏兄弟的心路历程和学术奋斗的甘苦，让他感同身受。李老师还多次发来勘误表，指出英文辨识和注释方面的问题，前后有数十条之多。李老师的博学、严谨、细致，让我感愧不己。当然，我要再次深深感谢所有参加书信初稿录入的学生们，他们是：姚婧、王宇林、胡闽苏、许钇宸、曹敬雅、周雨馨、李琪、彭诗雨、张雨、王爱萍、张立冰、朱媛君、周立栋、居婷婷、李子皿、冯思远等，特别是姚婧、王宇林、胡闽苏三位贡献最大，谢谢他们的无私奉献。虽然这些同学都已毕业离校，大多也离开了学术界，但我相信《书信集》已经以另一种方式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最后，还应该感谢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胡金伦总经理、陈逸华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甘琦社长、张炜轩编辑、杨彦妮编辑，北京活字文化的李学军总编，北京世纪文景的姚映然总编，谢谢他们的厚爱和精心的编辑。我必须再次说明，书信的整理和注释，面广量大，十分庞杂，错误定然不少，其责任完全在我，诚恳期待能得到方家的指正，將来有机会修订出版时再作完善。若有赐教，请直接发至我的邮箱：[email protected]。先此申谢。
　　2019年4月14日于环翠阁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已分别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北京活字与世纪文景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