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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15日，熊十力在四川给他的朋友钟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吾开春欲回北大，但不知路上便利否？”很明显这封信在提前问路，因为他感到抗战胜利后，各路人马纷纷返回，大后方呈现一片寂寥，气场已散，自己的事业已难有作为。此时的熊十力显得很茫然，所以他在信的最后又补了一句：“世局不复了，我仍不知安居处。”
熊十力于1947年仲春去了重庆，后又到武汉，4月抵达北京，结束了他在小城五通桥的一段短短的历程。这一年他63岁。
有人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熊十力是最具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家，是中国近现代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学大师。当然，熊十力到五通桥不为他事，也是奔着哲学而来。熊十力一生有个夙愿，就是想创办一个民间性质的“哲学研究所”。
早在1931年，他就曾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提起办学之事，但没有结果。1939年，他与马一浮到乐山乌尤寺搞“复性书院”，这个书院就有点哲学研究所的意思，但由于两人的思想分歧很大，结果是不欢而散。1946年的时候，蒋介石听说熊十力有办哲学研究所的愿望，便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但被熊當场婉谢。这年六月，徐复观将熊十力《读经示要》呈送蒋介石，蒋感叹其才学，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二百万元资助之，但熊十力再次拒绝。1946年6月，熊十力致函徐复观、陶希圣：“弟禀气实不厚，少壮己多病，兄自昔所亲见也。……今市中与公园咫尺，每往一次，腰部涨痛。此等衰象，确甚险也。生命力已亏也，中医所云元阳不足也。弟因此决不办研究所。……研究所事，千万无复谈。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日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大，不能不自爱护也。”
很显然，熊十力故意以自己身体差、年纪大为由谢绝了这件事。但实际上，此时的他已经做好去四川的准备，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孙学悟先生主动请他到五通桥，邀其主持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清溪前横，峨眉在望，
是绝好的学园。”（孙学悟语），而这一次他是慨然应允。
为什么他会做如此选择呢？其实熊十力是明白人，他不愿接受蒋介石的钱是他从根本上认为：“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十力语要》）所以他在给徐复观的信中再度写道：
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
孙学悟与熊十力是老朋友，但他们重新联系上是在1945年2月，经马一浮的学生王星贤牵上线的。结果两人是相谈甚欢，一拍即合，1946年初夏熊十力就去了五通桥。在熊十力看来，此事正合了他“纯是民间意味，则讲学有效，而利在国族矣”的意愿。
其实，孙学悟请来熊十力也不纯粹为了友情或个人喜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二十五年，历经国难，辛苦万端。赖同人坚忍不拔，潜心学术，多所发明，于国内化学工业深有协赞。复蒙各方同情援助，益使本社基础渐趋稳固。学悟窃念，本社幸得成立，而哲学之研究实不容缓”。（孙学悟《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缘起》）当然，这件事跟黄海创始人范旭东也有很大的关系，1945年范旭东不幸去世，生前他一直认为科技进步是民族的富强之道，西洋科学有今日之发达并非偶然，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哲学思想是否储有发生科学之潜力？作为实业家的范旭东在把久大、永利等企业做大之后，想到的还是哲学问题。孙学悟认为，“哲学为科学之源，犹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飞鸟。”于是，范旭东的去世成为了一个契机，对他的追思内化为了进行哲学研究的动力，“今旭东先生长去矣，余念此事不可复缓。爰函商诸友与旭公同志事、共肝胆者，拟于社内附设哲学研究部。”
当时的“黄海”不仅在科技方面走到了国人的前列，而且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思想旗帜，他们主张“工业的基础在科学，科学的基础在哲学”。孙学悟就曾说过：“发展科学的要素至多，可归纳为二：一为哲学思想;一为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为创造科学精神的源泉;历史乃自信力所依据;此二者吾人认为是培植中国科学的命根。……中国民族，本来有哲学思想的，为什么现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这个问题何等重要！如其放过它，我们又何能谈发展中国科学？更还有甚么工业建设可言？盲人瞎马，空费周章，令人不胜惶悚。这是在黄海二十年最苦心忧虑，而亟待为国家民族竭尽心力追求的一目标。”（孙学悟《二十年试验室》）
其实，孙学悟对哲学的思考早已有之，他不仅是个杰出的科学家，而且对文史哲经有很深的钻研。孙学悟作为黄海化学社的领头人，在一个搞化工的学术研究机构创设哲学部，这是中国科技与哲学相结合之思想发轫，就是现在看来，仍是中国科技界的一大盛举。这个哲学部虽然只是黄海下的一个部门，但它将承担的却是“置科学于生生不已大道，更以净化吾国思想于科学熔炉”（孙学悟《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缘起》）的重任。
1946年8月望日（15日）这天，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正式开讲，熊十力演讲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讲词，这篇讲词后来发表在了一些杂志上，又题《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熊十力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强调“夫科学思想，源出哲学。科学发达，哲学为其根荄”，他办哲学研究所的愿望在五通桥这个小小的地方得到了
暂时的满足。在熊十力的著述中，这篇已成为名篇中的文章结尾，他不无深情地写道：
余与颖川（孙学悟）先生平生之志，唯此一大事。抗战八年间，余尝筹设中国哲学研究所，而世方忽视此事，经费无可筹集。今颖川与同社诸公纪念范旭东先生，有哲学部之创举，不鄙固陋，猥约主讲。余颇冀偿夙愿。虽学款亦甚枯窘，然陆续增益，将使十人或二十人之团体可以支持永久，百世无替。余虽衰暮，犹愿与颖川及诸君子戮力此间，庶几培得二三善种子贻之来世，旭东先生之精神其有所托矣。 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以后，专门制定了简章，分“学则”和“组织”两部分。“学则”中又分教学宗旨和课程设置，其中教学宗旨规定为甲乙丙三条：“上追孔子内圣外王之规”“遵守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遵守顾亭林行已有耻之训”，并“以兹三义恭敬奉持，无敢失坠。原多士共勉之”（《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简章》）。哲学研究部的主课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兼治社会科学、史学、文学。要求学者须精研中外哲学大典，历史以中国历史为主，文学则不限于中国，外国文学也要求广泛阅读。
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还制定了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设有主任、副主任，又设主讲一人，研究员和兼任研究员若干。兼任研究员不驻部、不支薪，原黄海化学社的研究员也可兼任哲学部，但不兼薪。设总务长一人，事务员三人，分办会计、庶务、文书等事项，但创业之初均由研究员兼任。在学员方面，不定额地招收研究生，“其资格以大学文、理、法等科卒业者为限。研究生之征集，得用考试与介绍二法。研究生修业期以三年为限。”研究生给一定津贴，待遇跟一般大学研究生相当，但鼓励自给自足。哲学研究部也招收“特别生”，可以不受学业限制，高中生也可，只要实系可造之才，就可以招收。不仅如此，还设有学问部，“凡好學之士，不拘年龄，不限资格”，都可以入学问部，只是膳食自理。从这个组织机构就可以看出，熊十力希望的这个哲学研究所确系民间性质，没有官方的任何赞助，虽然得到一些黄海化学社支持的常年经费，但“黄海”本身就是民间团体，且“学款亦甚枯窘”，还需要另行募集。好在正因为是民间组织，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得以倡导，而里面的师生更多是不图名利、甘于吃苦勤学的有志之士。
熊十力来到五通桥后，他的一些学生、朋友也追随至此，有些是他请来的，有些是从其他地方转过来的，也有慕名而至的。
当时马一浮有两个学生，一个叫王准（字伯尹），一个叫王培德（字星贤），可以说是一生追随马一浮，是他的得意弟子。当年他们除了跟马一浮学习以外，还负责在乐山乌尤寺“复性书院”的事务、书记、缮校等工作，马一浮的论述多由两人记录保存。1945年“复性书院”由乐山东归杭州，王伯尹和王星贤则到了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工作，其实这两人当年也是熊十力的学生，在熊十力的著述中多有提及，如王伯尹为他整理有《王准记语》，王星贤曾协助他汇编《十力语要》卷三、卷四等，这些都是在五通桥期间做的事。1946年的农历十月六日，马一浮在杭州给两人写过一首《秋日有怀·寄星贤伯尹五通桥》的诗以慰思念之情：
五通桥畔小西湖，几处高陵望旧都。
九月已过犹少菊，江东虽好莫思鲈。
游船目送双飞燕，世路绳穿九曲珠。
却忆峨眉霜抱月，一天烟霭入看无。
当年马一浮与熊十力在乐山乌尤寺办复性书院的时候有过不谐，最后是各奔东西。但马一浮在这首诗的最后附加了一句“熊先生前敬为问讯”，可见他不计前嫌，早已经解开了心中的疙瘩。王星贤后来担任
黄海化学研究社的秘书，一直跟随到迁回北京，并负责参与了1951年黄海社的财产移交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在学生心中，熊十力是个怪人。他的学生曹慕樊就是这样评价他：“熊先生通脱不拘，喜怒无常，他与人处，几乎人最后皆有反感。”（《曹慕樊先生讲学记录》）他回忆有一次黄海化学社在五通桥举行庆典活动，请熊十力讲话，本来无非是说几句应景的话的，但他一上台就开始大骂政府当局，而且越骂越起劲，让下面的人都坐不住了，连他的学生都深感他的言语放浪不羁，粗野之至。
当年曹慕樊收到熊十力的信后，不顾待遇菲薄，辞去教职来到了五通桥，跟随熊先生学习佛学及宋明理学，后来《十力语要》中收入的《曹慕樊记语》就是曹慕樊当年为他记录整理的文字。他们为什么要不顾一切追随熊十力呢？一是慕其才学，二也是慕其人，虽然熊十力是怪人，但“其人甚怪，实摆脱一切世俗，蝉蜕尘埃之中，不可以俗情观之”。
废名与熊十力是同乡，当年两人曾经住在一起讨论学问，但常常是争得耳红面赤，时不时还要老拳相向，但隔一两天又完好如初，谈笑风生。周作人就记下过这样的事情：“……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周作人《怀废名》）后来熊十力到了五通桥，与废名几乎是每天通一信，每次拆开信，总见他哈哈大笑，而他的笑非常独特，如婴儿之笑不设防。这两人是见不得来离不得，但争论之后很快又光风霁月，在旁人看来熊十力就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这大概也是熊十力独特人格。
任继愈对熊十力讲课的记忆深刻：“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任继愈《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熊十力在五通桥的时候，也有不少朋友、学生去看望他，唐君毅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唐君毅正好在华西大学教书，成都到五通桥可以走岷江顺舟而下，两日可到。师生见面自然高兴，但熊十力每次见面都不谈其他，只谈学问，他激情似火，气氛炽烈，直到让人受不了才走，但走后不久又想再回去聆听他的“疯言狂语”。后来唐君毅也不得不承认“熊先生一生孤怀，亦唯永念之而已”。
从1946年夏到1947年初春，熊十力在五通桥一共待了大半年时间。1947年2月后他去了重庆梁漱溟处，“十力先生自五通桥来勉仁，小住匝月。”（梁漱溟日记），但他这一走，意味着他们之前谋划了近一年的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不了了之。他走之后，王星贤稍作盘桓去了北京中华书局，而王伯尹到了浙大任教，从此以后，熊十力的哲学研究所梦想烟消云散。
熊十力离开五通桥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
黄海化学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机构，除了最早范旭东给的一部分启动资金，其他资金来源都靠民间筹措。但在抗战期间，“公司川西各厂创建先后六年，乃内困于交通之阻碍，外扼于越缅之激变，加以物价飞腾，材料奇缺，全局几濒倾覆。”“公司各部皆在极度困难中挣扎，尤以新立之财务部及运输部为最。”（《永利企业档案》）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企业的困境。 工厂的情况如斯，“黄海”也绝无宽裕的可能。但“黄海”除了自力更生以外（如给外面的一些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收取一定费用等），还在努力筹措资金。当年范旭东
曾经说过：“黄海是一个孤儿，大家应当拿守孤的心情来抚育他，孩子将来有好处，那将是国家之福。”（范旭东1939年2月《黄海》卷首语）所以，他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曾在美国借成了一笔巨款，用以实现他的“十厂建设计划”，但他没有忘记“黄海”，拨给了400万法币用来补充仪器和书籍，又送“黄海”里的多名研究人员赴国外留学深造。这个时间是1946年2月，正是有了这难得的时机，熊十力主持的黄海化学社哲学研究部才得以成立。但钱刚领到不久，币值便急遽跌落，不到两年时间，这些钱已形同废纸。
实际上在建立哲学研究部的时候，当惯了穷社长的孙学悟自然会把钱捏得紧紧的，在理事会的简章中就明确写到：“哲研部为发展研究工作购书或印书等事需要重款，不能仅恃社款拨给时，本会得向外募集。哲研部经费除由本社按月拨发正款外，应更筹募基金。”（1946年8月《黄海化学社哲学研究部理事会简章》）所谓正款，无非是人员的薪俸支出，其他的钱则是卡得很严，连笔墨信笺之类的用品都常常得不到满足，这也让熊十力感到万分“枯窘”，做事颇为掣肘。
正如熊十力所言，“世局不复了，我仍不知安居处”，当时的社会环境正处在抗战结束不久，国内形势纷乱复杂，流亡大后方的各路人马回到曾经失去的土地上，所有西迁的企业、单位都纷纷复原，仿佛一夜之间，那种焦灼、紧张、艰苦的抗战气场突然消失，美好的生活曙光重现，而大地依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当时范旭东在天津等地被日本人抢占的企业已经收复，“抗战多年国力疲惫万分……同人困于久战，亟欲争取时间，提前促进。”（《永利企业档案》）复原大幕一经拉开，同黄海化学社一起西迁到五通桥的永利川厂开始了分批回到天津，而永利川厂实为黄海化学社的母体，黄海化学社的前身就是久大、永利的一个化学研究室，后来是“信歐美先进诸国之成规，作有系统之研究”才专门设置。永利一走，“黄海”也势必离开，事实上从1938年就迁到五通桥的“黄海”已经酝酿迁回北方。
1947年春天，孙学悟到上海参加黄海化学社董事会，专门讨论了复原问题，决定新社址初选在青岛，后又改定在北京，把五通桥作为分社。直到1951年，撤销了青岛研究室，结束五通桥分社，在北京设立总社，但最后的结果是并入中科院，以黄海化学社为基础成立化学研究所。在这一过程中机构和人员都动荡不安，可以想象熊十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是难以静心做学问的。
离开五通桥后，各方都在争取他，但他最后的人生轨迹还是并入了解放运动的滚滚洪流中。而改朝换代中的人们关注的已经不是什么学问了，对于他的旧学更是无人问津，这已经注定了他日渐寂寥的命运。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不忘创办哲学研究所的事情。1947年4月熊十力返回北京大学，与校长胡适交流时建议在北大设哲学研究所，但没有得到回应;1948年2月，他远赴杭州讲课，期间专门谈过在浙江大学建立哲学研究所一事，但当时的校长竺可桢考虑到资金、时局等问题，也无回应;1951年5月，熊十力致信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在信中他恳切建议：“复兴中国文化，提振学术空气，恢复民间讲学。”“政府必须规设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旧学人材。”他甚至有些悲怆地写道：“中国五千年文化，不可不自爱惜。清季迄民国，凡固有学术，废绝已久。”当然，他的这些奔走呼告皆付诸流水，事实是直到最后熊十力也没有实现这一梦想，留下的只是空谷足音。
熊十力于1947年仲春去了重庆，后又到武汉，4月抵达北京，结束了他在小城五通桥的一段短短的历程。这一年他63岁。
有人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熊十力是最具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家，是中国近现代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学大师。当然，熊十力到五通桥不为他事，也是奔着哲学而来。熊十力一生有个夙愿，就是想创办一个民间性质的“哲学研究所”。
早在1931年，他就曾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提起办学之事，但没有结果。1939年，他与马一浮到乐山乌尤寺搞“复性书院”，这个书院就有点哲学研究所的意思，但由于两人的思想分歧很大，结果是不欢而散。1946年的时候，蒋介石听说熊十力有办哲学研究所的愿望，便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但被熊當场婉谢。这年六月，徐复观将熊十力《读经示要》呈送蒋介石，蒋感叹其才学，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二百万元资助之，但熊十力再次拒绝。1946年6月，熊十力致函徐复观、陶希圣：“弟禀气实不厚，少壮己多病，兄自昔所亲见也。……今市中与公园咫尺，每往一次，腰部涨痛。此等衰象，确甚险也。生命力已亏也，中医所云元阳不足也。弟因此决不办研究所。……研究所事，千万无复谈。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日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大，不能不自爱护也。”
很显然，熊十力故意以自己身体差、年纪大为由谢绝了这件事。但实际上，此时的他已经做好去四川的准备，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孙学悟先生主动请他到五通桥，邀其主持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清溪前横，峨眉在望，
是绝好的学园。”（孙学悟语），而这一次他是慨然应允。
为什么他会做如此选择呢？其实熊十力是明白人，他不愿接受蒋介石的钱是他从根本上认为：“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十力语要》）所以他在给徐复观的信中再度写道：
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
孙学悟与熊十力是老朋友，但他们重新联系上是在1945年2月，经马一浮的学生王星贤牵上线的。结果两人是相谈甚欢，一拍即合，1946年初夏熊十力就去了五通桥。在熊十力看来，此事正合了他“纯是民间意味，则讲学有效，而利在国族矣”的意愿。
其实，孙学悟请来熊十力也不纯粹为了友情或个人喜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二十五年，历经国难，辛苦万端。赖同人坚忍不拔，潜心学术，多所发明，于国内化学工业深有协赞。复蒙各方同情援助，益使本社基础渐趋稳固。学悟窃念，本社幸得成立，而哲学之研究实不容缓”。（孙学悟《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缘起》）当然，这件事跟黄海创始人范旭东也有很大的关系，1945年范旭东不幸去世，生前他一直认为科技进步是民族的富强之道，西洋科学有今日之发达并非偶然，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哲学思想是否储有发生科学之潜力？作为实业家的范旭东在把久大、永利等企业做大之后，想到的还是哲学问题。孙学悟认为，“哲学为科学之源，犹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飞鸟。”于是，范旭东的去世成为了一个契机，对他的追思内化为了进行哲学研究的动力，“今旭东先生长去矣，余念此事不可复缓。爰函商诸友与旭公同志事、共肝胆者，拟于社内附设哲学研究部。”
当时的“黄海”不仅在科技方面走到了国人的前列，而且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思想旗帜，他们主张“工业的基础在科学，科学的基础在哲学”。孙学悟就曾说过：“发展科学的要素至多，可归纳为二：一为哲学思想;一为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为创造科学精神的源泉;历史乃自信力所依据;此二者吾人认为是培植中国科学的命根。……中国民族，本来有哲学思想的，为什么现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这个问题何等重要！如其放过它，我们又何能谈发展中国科学？更还有甚么工业建设可言？盲人瞎马，空费周章，令人不胜惶悚。这是在黄海二十年最苦心忧虑，而亟待为国家民族竭尽心力追求的一目标。”（孙学悟《二十年试验室》）
其实，孙学悟对哲学的思考早已有之，他不仅是个杰出的科学家，而且对文史哲经有很深的钻研。孙学悟作为黄海化学社的领头人，在一个搞化工的学术研究机构创设哲学部，这是中国科技与哲学相结合之思想发轫，就是现在看来，仍是中国科技界的一大盛举。这个哲学部虽然只是黄海下的一个部门，但它将承担的却是“置科学于生生不已大道，更以净化吾国思想于科学熔炉”（孙学悟《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缘起》）的重任。
1946年8月望日（15日）这天，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正式开讲，熊十力演讲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讲词，这篇讲词后来发表在了一些杂志上，又题《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熊十力在文中系统阐述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强调“夫科学思想，源出哲学。科学发达，哲学为其根荄”，他办哲学研究所的愿望在五通桥这个小小的地方得到了
暂时的满足。在熊十力的著述中，这篇已成为名篇中的文章结尾，他不无深情地写道：
余与颖川（孙学悟）先生平生之志，唯此一大事。抗战八年间，余尝筹设中国哲学研究所，而世方忽视此事，经费无可筹集。今颖川与同社诸公纪念范旭东先生，有哲学部之创举，不鄙固陋，猥约主讲。余颇冀偿夙愿。虽学款亦甚枯窘，然陆续增益，将使十人或二十人之团体可以支持永久，百世无替。余虽衰暮，犹愿与颖川及诸君子戮力此间，庶几培得二三善种子贻之来世，旭东先生之精神其有所托矣。 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以后，专门制定了简章，分“学则”和“组织”两部分。“学则”中又分教学宗旨和课程设置，其中教学宗旨规定为甲乙丙三条：“上追孔子内圣外王之规”“遵守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遵守顾亭林行已有耻之训”，并“以兹三义恭敬奉持，无敢失坠。原多士共勉之”（《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简章》）。哲学研究部的主课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兼治社会科学、史学、文学。要求学者须精研中外哲学大典，历史以中国历史为主，文学则不限于中国，外国文学也要求广泛阅读。
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还制定了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设有主任、副主任，又设主讲一人，研究员和兼任研究员若干。兼任研究员不驻部、不支薪，原黄海化学社的研究员也可兼任哲学部，但不兼薪。设总务长一人，事务员三人，分办会计、庶务、文书等事项，但创业之初均由研究员兼任。在学员方面，不定额地招收研究生，“其资格以大学文、理、法等科卒业者为限。研究生之征集，得用考试与介绍二法。研究生修业期以三年为限。”研究生给一定津贴，待遇跟一般大学研究生相当，但鼓励自给自足。哲学研究部也招收“特别生”，可以不受学业限制，高中生也可，只要实系可造之才，就可以招收。不仅如此，还设有学问部，“凡好學之士，不拘年龄，不限资格”，都可以入学问部，只是膳食自理。从这个组织机构就可以看出，熊十力希望的这个哲学研究所确系民间性质，没有官方的任何赞助，虽然得到一些黄海化学社支持的常年经费，但“黄海”本身就是民间团体，且“学款亦甚枯窘”，还需要另行募集。好在正因为是民间组织，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得以倡导，而里面的师生更多是不图名利、甘于吃苦勤学的有志之士。
熊十力来到五通桥后，他的一些学生、朋友也追随至此，有些是他请来的，有些是从其他地方转过来的，也有慕名而至的。
当时马一浮有两个学生，一个叫王准（字伯尹），一个叫王培德（字星贤），可以说是一生追随马一浮，是他的得意弟子。当年他们除了跟马一浮学习以外，还负责在乐山乌尤寺“复性书院”的事务、书记、缮校等工作，马一浮的论述多由两人记录保存。1945年“复性书院”由乐山东归杭州，王伯尹和王星贤则到了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工作，其实这两人当年也是熊十力的学生，在熊十力的著述中多有提及，如王伯尹为他整理有《王准记语》，王星贤曾协助他汇编《十力语要》卷三、卷四等，这些都是在五通桥期间做的事。1946年的农历十月六日，马一浮在杭州给两人写过一首《秋日有怀·寄星贤伯尹五通桥》的诗以慰思念之情：
五通桥畔小西湖，几处高陵望旧都。
九月已过犹少菊，江东虽好莫思鲈。
游船目送双飞燕，世路绳穿九曲珠。
却忆峨眉霜抱月，一天烟霭入看无。
当年马一浮与熊十力在乐山乌尤寺办复性书院的时候有过不谐，最后是各奔东西。但马一浮在这首诗的最后附加了一句“熊先生前敬为问讯”，可见他不计前嫌，早已经解开了心中的疙瘩。王星贤后来担任
黄海化学研究社的秘书，一直跟随到迁回北京，并负责参与了1951年黄海社的财产移交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在学生心中，熊十力是个怪人。他的学生曹慕樊就是这样评价他：“熊先生通脱不拘，喜怒无常，他与人处，几乎人最后皆有反感。”（《曹慕樊先生讲学记录》）他回忆有一次黄海化学社在五通桥举行庆典活动，请熊十力讲话，本来无非是说几句应景的话的，但他一上台就开始大骂政府当局，而且越骂越起劲，让下面的人都坐不住了，连他的学生都深感他的言语放浪不羁，粗野之至。
当年曹慕樊收到熊十力的信后，不顾待遇菲薄，辞去教职来到了五通桥，跟随熊先生学习佛学及宋明理学，后来《十力语要》中收入的《曹慕樊记语》就是曹慕樊当年为他记录整理的文字。他们为什么要不顾一切追随熊十力呢？一是慕其才学，二也是慕其人，虽然熊十力是怪人，但“其人甚怪，实摆脱一切世俗，蝉蜕尘埃之中，不可以俗情观之”。
废名与熊十力是同乡，当年两人曾经住在一起讨论学问，但常常是争得耳红面赤，时不时还要老拳相向，但隔一两天又完好如初，谈笑风生。周作人就记下过这样的事情：“……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周作人《怀废名》）后来熊十力到了五通桥，与废名几乎是每天通一信，每次拆开信，总见他哈哈大笑，而他的笑非常独特，如婴儿之笑不设防。这两人是见不得来离不得，但争论之后很快又光风霁月，在旁人看来熊十力就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这大概也是熊十力独特人格。
任继愈对熊十力讲课的记忆深刻：“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任继愈《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熊十力在五通桥的时候，也有不少朋友、学生去看望他，唐君毅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唐君毅正好在华西大学教书，成都到五通桥可以走岷江顺舟而下，两日可到。师生见面自然高兴，但熊十力每次见面都不谈其他，只谈学问，他激情似火，气氛炽烈，直到让人受不了才走，但走后不久又想再回去聆听他的“疯言狂语”。后来唐君毅也不得不承认“熊先生一生孤怀，亦唯永念之而已”。
从1946年夏到1947年初春，熊十力在五通桥一共待了大半年时间。1947年2月后他去了重庆梁漱溟处，“十力先生自五通桥来勉仁，小住匝月。”（梁漱溟日记），但他这一走，意味着他们之前谋划了近一年的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不了了之。他走之后，王星贤稍作盘桓去了北京中华书局，而王伯尹到了浙大任教，从此以后，熊十力的哲学研究所梦想烟消云散。
熊十力离开五通桥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
黄海化学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机构，除了最早范旭东给的一部分启动资金，其他资金来源都靠民间筹措。但在抗战期间，“公司川西各厂创建先后六年，乃内困于交通之阻碍，外扼于越缅之激变，加以物价飞腾，材料奇缺，全局几濒倾覆。”“公司各部皆在极度困难中挣扎，尤以新立之财务部及运输部为最。”（《永利企业档案》）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企业的困境。 工厂的情况如斯，“黄海”也绝无宽裕的可能。但“黄海”除了自力更生以外（如给外面的一些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收取一定费用等），还在努力筹措资金。当年范旭东
曾经说过：“黄海是一个孤儿，大家应当拿守孤的心情来抚育他，孩子将来有好处，那将是国家之福。”（范旭东1939年2月《黄海》卷首语）所以，他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曾在美国借成了一笔巨款，用以实现他的“十厂建设计划”，但他没有忘记“黄海”，拨给了400万法币用来补充仪器和书籍，又送“黄海”里的多名研究人员赴国外留学深造。这个时间是1946年2月，正是有了这难得的时机，熊十力主持的黄海化学社哲学研究部才得以成立。但钱刚领到不久，币值便急遽跌落，不到两年时间，这些钱已形同废纸。
实际上在建立哲学研究部的时候，当惯了穷社长的孙学悟自然会把钱捏得紧紧的，在理事会的简章中就明确写到：“哲研部为发展研究工作购书或印书等事需要重款，不能仅恃社款拨给时，本会得向外募集。哲研部经费除由本社按月拨发正款外，应更筹募基金。”（1946年8月《黄海化学社哲学研究部理事会简章》）所谓正款，无非是人员的薪俸支出，其他的钱则是卡得很严，连笔墨信笺之类的用品都常常得不到满足，这也让熊十力感到万分“枯窘”，做事颇为掣肘。
正如熊十力所言，“世局不复了，我仍不知安居处”，当时的社会环境正处在抗战结束不久，国内形势纷乱复杂，流亡大后方的各路人马回到曾经失去的土地上，所有西迁的企业、单位都纷纷复原，仿佛一夜之间，那种焦灼、紧张、艰苦的抗战气场突然消失，美好的生活曙光重现，而大地依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当时范旭东在天津等地被日本人抢占的企业已经收复，“抗战多年国力疲惫万分……同人困于久战，亟欲争取时间，提前促进。”（《永利企业档案》）复原大幕一经拉开，同黄海化学社一起西迁到五通桥的永利川厂开始了分批回到天津，而永利川厂实为黄海化学社的母体，黄海化学社的前身就是久大、永利的一个化学研究室，后来是“信歐美先进诸国之成规，作有系统之研究”才专门设置。永利一走，“黄海”也势必离开，事实上从1938年就迁到五通桥的“黄海”已经酝酿迁回北方。
1947年春天，孙学悟到上海参加黄海化学社董事会，专门讨论了复原问题，决定新社址初选在青岛，后又改定在北京，把五通桥作为分社。直到1951年，撤销了青岛研究室，结束五通桥分社，在北京设立总社，但最后的结果是并入中科院，以黄海化学社为基础成立化学研究所。在这一过程中机构和人员都动荡不安，可以想象熊十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是难以静心做学问的。
离开五通桥后，各方都在争取他，但他最后的人生轨迹还是并入了解放运动的滚滚洪流中。而改朝换代中的人们关注的已经不是什么学问了，对于他的旧学更是无人问津，这已经注定了他日渐寂寥的命运。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不忘创办哲学研究所的事情。1947年4月熊十力返回北京大学，与校长胡适交流时建议在北大设哲学研究所，但没有得到回应;1948年2月，他远赴杭州讲课，期间专门谈过在浙江大学建立哲学研究所一事，但当时的校长竺可桢考虑到资金、时局等问题，也无回应;1951年5月，熊十力致信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在信中他恳切建议：“复兴中国文化，提振学术空气，恢复民间讲学。”“政府必须规设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旧学人材。”他甚至有些悲怆地写道：“中国五千年文化，不可不自爱惜。清季迄民国，凡固有学术，废绝已久。”当然，他的这些奔走呼告皆付诸流水，事实是直到最后熊十力也没有实现这一梦想，留下的只是空谷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