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春节。
　　过去我不是流动人口，只在原地张罗过年。从去年开始，我加入了春运大军。开始有人说疫情时，并没在意。总觉得是武汉那边的事。从北京回到西安，餐也聚了两顿，茶也吃了几次。与朋友交流的距离，有时也没保证在一米开外。更没戴口罩。十七年前闹“非典”那阵，几乎动了什么都要洗一次手的习惯，也早忘到九霄云外了。可腊月二十九那天，武汉突然封了城，并且有消息说，从疫区走出了几百万像我一样 “春运”的人，一下就把紧张情绪调动起来。很快，武汉人，扩大到湖北人，成为重点防控对象。在我居住的小区，也发现了这样的“归来者”，这一下，所有人才知道：疫情真的就在身边。口罩戴上了。电梯、门把手都不敢摸了。连亲戚聚会也取消了。事情真的闹大了。
　　年过成这样，历史上大概也少有。我们赶上了。惶恐。抓瞎。着急。最大的动作，就是远离疫情、“疫人”。一时，村头高音喇叭里的声音此起彼伏，它已不是一种乡村的真实“抖音”，而是城里人，借想象中的乡村传统面目，传递着自己慌乱无助后，内心爆发的某种“狂呼乱喊”。越喊，越惊悚，惶恐。越喊，越畏疫情如毒蛇，唯恐它们从某个缝隙钻进来，溜入了自己的单元、嘴巴和鼻孔。而就在这时，有一个群体，却在悄然集结、整队、出发。他们就是医者。一种只是掌握了一门与我们普通人不同技术的生命。这门技术在这个春节，变得异常惊艳。而他们，在技术以外，也的确闪耀出了非凡的生命火光，让我们在一个不该总擦眼泪，有可能被黏液感染的特殊时期，泪流如注，擦拭不干。

　　我看到里面很多还是孩子。也许比我女儿还小。他们在家里还正撒娇。疫情让很多父母，突然把孩子严控起来，让他们完全失去了走出家门的自由。即就是买菜、倒垃圾、收快递这些不得不进行的户外接触，都由大人代劳了。而这些孩子，因为是医者，便走出家门，向着疫情发源地，驮着比他们身躯粗壮几倍的“辎重”，出发了！有一个词，叫逆行，也叫逆袭。果敢、决绝、逆风相向、迎难而上的意思。我相信这些初始上阵的孩子，不會跟“大匠”钟南山、李兰娟们一样，都拿捏有度，淡定如山。他们会同我女儿一般，面对不可知的黑夜，有些毛发倒竖，小腿微颤。但他们还是去了——武汉！这是一个眼下与疾病、死亡紧密相连的去处，“九州通衢”“东方芝加哥”……都是这个春节前的旅游预览名词。今天，他们是去作战。
　　这是一些个体，更是一个生命群体。他们叫医者。我们仅仅从电视有限的画面中，看见他们一批批、一队队、一个个地慷慨赴难。有比我女儿还小的一群孩子，她们甚至剃去了一头秀发，有孩子还发朋友圈说：“不许说我难看。”然后她们和许多青壮年汉子，为人之父、之母者，也有两鬓已斑白的医者“大匠”们，一同走向了暮色苍茫。他们没有刻意关注镜头，有的还在整理行装中没有拉好的拉链。再然后，就被一种叫防护服的东西，从头罩到脚，再也看不清他们是少是壮，是女是男了。当偶尔露出面目时，脸上的口罩和护目镜勒痕，已经改变了漂亮妈妈和女儿的形状。也许她们准备在这个春节做做美容的。现在，却是以这样的美容方式，让我们懂得了美的另一种至高境界与内涵。
　　医者“大匠”钟南山，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在“非典”时期就已威震华夏。这次，又以84岁高龄出征武汉。国人从他努紧的嘴唇中，分明看到一种坚定。那是一幅可以定格为“时艰信念”的精神图像。另一个女将李兰娟，74岁了，仍以每天仅4小时的休息时间，透支、“受难”、镇守在武汉前线。“非典”时期，我们记住了“北京小汤山”。这次新冠肺炎，我们首先记住了武汉金银潭医院。一个叫张定宇的院长，医者，自己身患绝症，却以一个“渐冻人”的身躯，温暖了成百上千的无助患者。当看见他摇摇晃晃，走在医院病房、过道时，你不能不泪奔，也不能不热血沸腾。医者李文亮，34岁，就走完了短暂的人生。但这段蜡烛燃烧得的确很亮很亮，以至爆亮了武汉的夜空。大医林正斌、梁武东、蒋金波、宋英杰、徐辉、刘智明、柳帆、夏思思、彭银华、黄文军……不断传来抗疫前线以身殉职者的英烈名字。因治病救人而感染者的数字，已超过两千。国之大医，民之大福。他们是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实实在在，是向死而救生。
　　我们没有身处武汉，想象不到此时此刻，人们对医者祈神显灵一般的求救眼神。“黑天鹅”的突然飞至，把医者逼向了生死绝境，也推到了高光时刻。可医者并没有神采奕奕地站在高光灯下，而是全副武装，连一双眼睛都云遮雾罩着无法看清。尽管身上相互书写着他们的名字，可那只是为了同行、医患之间的辨认，与任何名利、名声、名誉、标榜无关。这种对自我的全然屏蔽，在十七年前的“非典”时期，也曾惊人地出现过。十七年，不是一个太长的年份，但我们已淡忘了那些把自己全然罩起来的名字，尤其是那些为此献出生命者。医者，这些年甚至有被在岗位上残忍割下脑袋的。但面临生死危机，他们还是穿起了屏蔽自我的“医者衣裳”，走向了抢救他人生命的战场。
　　我在网络上翻出了十七年前那场灾难中牺牲的大医名字：邓练贤、叶欣、梁世奎、李晓红……牺牲者数不胜数，说在349位死亡病例中，医护人员就占到三分之一。“白衣天使”成为那个时代最动人的名词。当然还有其他民众，包括不少警察、基层干部、记者，都献出了宝贵生命。今天，同一个阵容，同一种打扮，同一个朝向：逆行！又在书写着更加悲壮的英雄史诗。我们不能不对屡屡在同一种危境中，做出同样选择的人群，致以深深的敬重。

　　在人类历史上，医者，从来都有很崇高的地位。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他们从来都是与这个民族诸多开河先贤并驾齐驱的，并且都被老百姓传说得半人半神，有的干脆就进入了享受庙宇香火的神龛。这些庙宇和香火，完全发自世代百姓的心愿。即就是天地毁损，也有民众在原来的地方，以自己心目中的慈悲图像，赫然重建。为什么？西方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言说：“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无论至于何处，遇男遇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中国古人也讲：“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正是这种对医德的崇高要求和垂范，与天地鬼神似乎签下了互信的契约，奇迹屡现，从而让这些大医，魂灵高蹈在人神之间。南丁格尔，一个富家小姐，在人类还把护理病人视为肮脏、不屑的职业时，她勇敢地站出来，忍受着家庭和整个社会的歧视，护理、挽救了众多的战争创伤者，而让“护士”这个职业有了神圣和崇高感。她被称为“提灯女神”。当风雨交加的夜晚，她提着一星微弱的光亮来巡察病房时，许多战士觉得这就是“天使之吻”。我们国家的好护士叶欣们，在“非典”时期的百姓心中，就是这样的“提灯”群体。

　　其实这些“天使”“女神”，平常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一生都在感受着这种医者的仁爱、仁心。我母亲两次更换腰椎，都是大手术，让我从二十多年前，就与医者打起很深的交道来。后来亲戚患绝症，先后在全国多家医院，经历了六年的奔波医治，见过很多医生护士，包括护工。平心而论，我们没有遇见过太过为难的事情。这些医者，绝大多数都不是我们熟悉的人。我的亲戚朋友中，也有很多医者。甚至三个嫂子和一个堂兄，都是医护人员。我的大堂嫂，原来还是乡医。我十几岁时，就听到她半夜起来接诊，把病人问得很仔细，有时还要给病人做吃的。她们都在基层，也都退休了，但她们在生活中，都具有比常人更多的爱心。我想如果她们还在岗，疫情需要，也会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这就是医者。我原来单位一个姓洪的女医生，在集体出差的火车行进中，一个老职工突然犯病，她对他直接进行人工呼吸，直到死亡后，她和临时“救护队”，也没有停下用呼吸来挽救生命。她是文艺团体一名幕后工作者，但危难关头，突然从艺术家群体背后站出来，实施了一个医者的最大人道、仁术、仁心。我们每个人大概都能讲出许多与医者的故事。尤其是在今天，看着医者的行动，让我们泪雨纷飞的，不完全是一种孤立的感动，而是对这种职业日积月累的感情沉淀，甚至是对一部人类生命健康演进史，蓦然回首时不能不产生的深情感恩。
　　医者，是生命健康的基石。医者，在很多老百姓心中，是介乎人神之间的“半人半仙”。但医者更是生命演进的早觉早慧者与科学研判者。我在想，如果我们的乡村、城镇，能多一些这样的科学研判者，是不是就会少一些挖路、封门的盲目，猝不及防的“摁倒”，还有“破门而入”的“扭打”。竟然有“鄂”字当头的车辆，很多天，下不了高速路，围追堵截得再也找不到那些赫然写着各种“家”的服务区。“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在大难临头时，不难找到很是形象的注脚。惊恐万状中，所有小区的大爷大叔，见面先是一“枪”（体温枪），顶在你脑门上，都突然开始了哲学的终极追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要是一问三不知，你可就真的人生无路可走了。但愿这种追问，能是一种恒常的生命价值意义追问，而不是冷不防的迎面一“枪”。难为了，那些小区门口的大叔大爷大哥，他们也是瑟瑟寒风中的“他人”守望者。
　　灾难是可怕的。而更可怕的，是一切灾难都在成为陈年旧事时，连最可宝贵的那些东西，也都淡忘并烟消云散了。灾难来临时，举国都把目光投向这些“天使”。一旦“多云转晴”，“天使”回归普通岗位，社会就还是艳羡着那些炙手可热的东西，而淡漠着这些大厦基石性职业。生命的一切高贵，首先是存在、活着，其次是追求意义。医者，就是保障我们存在、活着的基础柱石。社会应该给以医者巨大的尊重。用希波克拉底的话说：医者给病家“谋幸福”，病家也要给医者以“无上光荣”。有些是体制弊端，需要改革去破坚冰。如果医院不得不以创收作为考核的主要指标，那么医者永远都要背负“捞钱”的责任。希望这次疫情，也能成为一个还医者以“救死扶伤”崇高使命的职业“拐点”。社会再也不该老要面对动辄打医生、揍护士的暴力镜头。固然每个行业都有混蛋，但治理混蛋要靠法律不缺位，而不是人人可以随意抡起暴虐的拳头。长期这样辱没医道，会使医者寒心，后续者难以为继。当我们的孩子都再也不愿为医者时，面对大灾大難，我们生存与活着的希望，大概真的只会走途无路、祷告无门了。
　　尤其是护士这个“提灯天使”职业，听医界的朋友讲，几乎家家医院都有大量缺口。“女孩子们都不愿干这个了！”而这次疫情，有那么多美丽天使，在毅然向前。镜头前，我们看到大量的巾帼，在慷慨赴难。这是怎样一种泪崩的场面哪！泪崩在一个高度“自恋”的年代，还有这么多青年在舍己“怜他”，仁者爱人。中国最知名的大医林巧稚，一生像天使一样迎接来五万多个新生命，被誉为“万婴之母”。她最温暖的动作，就是每次进病房前，都要把听诊器在手心捂热，然后才搭在患者的胸口和肚皮上。这个动作已成为千千万万从医者的“下意识”动作，它也应该成为患者——我们所有人的“下意识”行为：在面对他人时，先捂热自己的手心。
　　短短一月中，从全国奔赴疫区的医者，已逾三万。加上武汉、湖北自己的从业者，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医者作战军团哪！并且还在集结，还在驰援。灾难面前，我们再一次看得如此真切：大爱是医者。人间也需要大爱自己的医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