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是肯德基“涉红”产品经整顿后重新上市的第一天，12：00，在上海南京路的一家肯德基店，记者看到两层楼面基本上坐满。“涉红”事件似乎没有给人们的心理留下过多阴影。而与此同时，各地检测出的“涉红”产品仍在增加。
　　
　　假如没有英国的召回令
　　
　　2005年2月18日，一种名叫“苏丹红”的食品添加剂引起了全球关注。这一天，英国食品标准局紧急责令，召回359个品牌的食品，上述食品被怀疑含有致癌色素“苏丹红一号”。
　　消息传到国内，各地展开了紧急追查行动。3月2日、3日，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检测中心发现，“美味源”牌桂林辣椒酱含有“苏丹红一号”。这是国内最早发现的“涉红”食品。
　　接下去连续两周，含有苏丹红的食品在媒体的关注下不断被发掘。政府网站公布了一个疑似名单，但实际上，名单里究竟有多少产品确切“涉红”，谁也不知道。
　　上海水产大学研究食品安全的宁喜斌教授表示：苏丹红是因为英国的召回令，引起国内媒体关注，才进人大众视野。实际上，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比苏丹红厉害得多，只不过人们不知道或知道得少而已。
　　宁喜斌说，苏丹红是工业添加剂，被非法用于食品。目前中国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2个品类1500多种，一些企业在生产中，超量使用添加剂，甚至将工业添加剂用在食品生产中，这绝对不是个案。
　　
　　先污染后治理
　　
　　由于“苏丹红一号”是毒性较强的致癌物，自1995年以来，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已开始禁止在食品中添加“苏丹红一号”染色剂。1996年，中国出台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就规定，苏丹红绝对禁止用于食品生产。
　　10年前就禁止“苏丹红”用于食品，为什么长期没有得到检测?
　　国家标准化委员会透露，苏丹红检测标准可能在4月出台。也就是说，国家至今没有出台统一的检测方法和检测标准。
　　对此，国家质检总局解释说，中国禁止在食品中使用的化工原料有很多种，苏丹红一号是其中一种，质检部门不可能对每种化工原料都制定相应检测标准，即使在国际上也难以实现。
　　目前国家质检总局已经召集各省市质检技术人员，专门就如何检测“苏丹红一号”进行培训。
　　一位50多岁的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林先生对此一笑，“亡羊补牢是好事。我不是不相信条例和标准，在我们建筑行业，相关的标准条例就很多，只是先污染后治理，先出了事情再颁布条例的事情，我们做得太多了。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预先‘补牢’?”
　　没有检测标准是一方面，有了检测标准是不是就万无一失?宁喜斌教授表示，目前的检测通常是抽查，指望通过这种抽查的办法，堵住各种漏洞也是万难。
　　在一家日资企业工作的黄林从事进出口业务已经10年，他所在公司的一个主要业务是化学添加剂的进口。他说，产品一旦进入国门后，监管就比较松了。检验机关可能会对产品的用途进行跟踪检查，但检查的形式通常是有限“抽查”。如果不是苏丹红这种特殊的外部情况，抽查实在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除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抽查，正规的食品生产销售单位也会进行自查。曾经在南京家乐福担任中层管理的林蔚告诉记者，超市内部的检测设备和人员水平一般来说无、洼应对成千上万种商品。
　　正规的单位如此，而对于那些家庭作坊式的单位，食品质量几乎很难保证。一直从事卫生监督执法的李敏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次执法时，都会对一些所售商品没有许可证的小超市罚点款，但作用不大，下次检查，一切仍然照旧。
　　
　　信用是一种责任
　　
　　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不清是在苏丹红事件发生后，众多媒体都在讨论的问题。从金华火腿、阜阳奶粉到龙口粉丝、四川泡菜，食品危机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恶性爆发一次。在这场监管与被监管的博弈中，除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外，始终没有治本之策。
　　湖南大学金融系教授戴晓凤说，在日本，曾经有企业主因为产品与禽流感有关而自杀。由于食品问题遭人唾弃而导致自杀的极端事件还发生在韩国。
　　“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失去信用可能不是接受罚款、倾家荡产那么简单，它将让你失去拥有的一切，变得一无所有。”戴晓凤说。
　　就在3月16日，商务部发布了《中国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状况的调查报告札报告显示：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信任度均低于50％。
　　“信用是一种责任，消费者购买商品，厂家、商家、政府监管机构都有责任对消费者负责。”戴晓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