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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慈善榜”的战略伙伴，《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与“胡润百富”联合发布“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引起社会广泛反响。
一年之后，《瞭望东方周刊》独家刊发新的《胡润2005中国慈善报告》，继续；记录中国企业家们的善行。
在过去的2年里，中国最慷慨的50位企业家总共向社会捐赠了13．5亿元人民币，而最慷慨的50家企业共捐赠了13．6亿元人民币。
在一个月前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上海慈善基金会陈铁迪理事长在4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慈善事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胡润和他的助手们调查了中国最富的500个企业家，排行榜候选人范围是有捐赠行为的中国大陆企业家，包括《中国大陆百富榜》上的企业家，也交叉核对了来自最新的报道、新闻发布会和慈善基金会档案等。胡润百富也参加了一些慈善方面的会议，并得到诸多慈善机构的帮助。
《胡润2005中国慈善报告》对慈善家和慈善企业作了区分，分列为《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和《2005中国慈善企业排行榜》。民营企业家若控股公司50％以上，企业捐赠计人个人捐赠数额。由于实物捐赠和现金捐赠在统计上存在难度，2005中国慈善榜对慈善家和企业家的实物捐赠单独列榜。
胡润说：“通过慈善报告，我们来记录中国企业家们的善行，以及财富的流动。”
善行累计
事实上，2004年确实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政府也相应调整了与慈善事业关系密切的税收政策。这一年，浙江省成立了15家慈善和公益性质的基金会。
上榜的50家企业、50位慈善家总共向社会捐助了27．1亿人民币。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到2004年底，中国100多家慈善组织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约为50亿人民币。
《胡润2005中国慈善报告》统计了 2003年到2004年企业家们向社会捐赠的总额，而不只是过去一年的捐赠数额。胡润百富副总裁陈冰解释说，这种累计更能体现企业家善行的持续。
2003年，慈善家们捐助的重要领域是 SARS所带来的巨大灾难，2004年则是发生在当年最后几天的印度洋海啸。因此， 2004年慈善榜的統计时限被放在2005年 2月份，也就是对海啸的大规模捐款结束之后。
中华慈善总会的分析指出，相对于欧美发达的慈善事业，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截至2004年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胡润2005中国慈善报告》列出了10位捐赠额度和个人总资产比例最高的慈善家，54岁的北京金源集团董事长黄如沦佗居榜首。在2004年胡润百富榜上，黄如论以15亿资产位居中国百富榜第66位， 2003到2004年黄如论累计捐赠2．862亿元，占个人财富的19％。而2003年之前，黄已经向社会捐助约1．6亿人民币。
黄如论出生于福建农村，35岁之前一直在家乡做小买卖。1986年，黄如沦只身前往菲律宾淘金，曾在多个国家从事贸易。1991年，开始在福建投资房地产业， 20世纪90年代末，黄如沦的金源集团将重心转向北京市场，成为北京著名的房产开发企业，并开始向酒店和商业领域拓展。
50位慈善家共捐赠了13．5亿元人民币，占他们拥有财富的3％，这是从2003年到目前的捐赠情况。对比《商业周刊》上美国前50名慈善家——5年内共捐赠了 650亿美元，占他们财富的45％。
《胡润2005中国慈善报告》也推出一个很有趣的数字——捐赠数字占公司销售额的百分比。鞍山宅得钢铁公司把销售额的4％捐赠给了社会，是捐赠与公司销售业绩比例最高的企业。
50家上榜企业平均将年销售收入的 0．18％用作了慈善事业。美国前十大企业是将年销售收入的0．5％捐献给公益事业。陈冰分析认为，这跟中国的税务制度有关。因为美国超过300万美元遗产，就适用最高的遗产税率55％。对于企业家们来说，与其多半被征税，不如捐给慈善事业留下美名。
2004年中国大陆给予企业向了家慈善机构捐赠予以免税的政策，但对大多数国内企业来说，向这7家慈善机构以外的机构或者项目捐款，额度超过企业利润总额3％的部分，还得额外承担33％的所得税。
胡润2004百富榜上的100位富豪，只有24位进人慈善榜。中国销售额最大的 10家公司也与慈善榜无缘。
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民营企业总裁私下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除了为维护公司形象在香港做一些捐助外，他对慈善活动没有太大的兴趣。“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公司做大做强”。
浙江企业家善行夺目
“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上，浙江企业家的善行光彩夺目。上榜的50位企业家有18位是浙江籍，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其次是广东和上海，各5名。而在去年，浙江籍上榜慈善家是12位。
胡润认为，浙江是中国民营企业最活跃的省份，发展较早且速度较快，涌向全国各地创业的企业家也较多。
但这显然不是个全面的解释，因为就 2004年GDP总量而言，浙江省的GDP总量只有广东省的四分之三，而广东省的开放和发展都比浙江起步早。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马津龙说：“不可否认有些企业的捐助纯粹是乐善好施。但从某一方面说，浙江企业对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兴趣比广东的企业家要浓许多。”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之后，浙江省已新批准成立15家基金会，其中4家非公募基金会。此外，民间性的慈善组织也比广东多。
金源集团副总裁黄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捐款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社会作贡献，没有想到会成为慈善榜的榜首，2004年黄如论先生捐赠额度位于慈善榜榜首的时候大家都很吃惊。”
浙江温州著名企业家南存辉率领的正泰集团捐款位居民营企业的榜首， 2004年主要捐赠集中在艾滋病防治和教育领域。
正泰集团新闻发言人廖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2004年，正泰想捐100万给河南的艾滋病防治。后来在全国工商联的倡议下，与27家民营企业发起了中国红丝带基金会，作为发起人正泰集团又捐赠了3000万。”
目前企业家们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捐赠：一种是直接捐赠到某些慈善项目；另一种是捐赠给各类慈善机构或者政府，由他们有的放矢地用于不同领域的慈善活动。
另外一些企业家显然在慈善领域有了更长久的规划，“2005胡润中国慈善榜”的榜眼——彭年实业的董事长余彭年在香港建立了余氏慈善基金会，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也在香港注册了天狮美景国际爱心基金会；世贸集团的许荣茂则在北京化工大学设立了教育基金会和世茂基金会。
由专门的部门负责慈善资金的管理，既保证了这些基金能够顺利到达慈善项目，又能进行有效的跟踪。分别位于慈善家排行榜和慈善企业排行榜榜首的金源集团黄如论先生和金光集团，都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有类似的考虑。
不过，马津龙分析说，中国恐怕很难产生卡耐基这样的慈善家，因为在美国，企业家即便把财富全部捐给社会，除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现实中也不必担心子女的生存，而中国富人却要担心后代可能面临的生存压力。
慈善并非公司的首要责任
相对来说，印尼金光集团旗下的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PP位列中国慈善企业榜首，多少令人有些吃惊。在过去的几年，这家公司因为在海南和云南的速生林项目受到舆论强烈指责。
金光集团中国总部公关部负责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也觉得很冤枉，我们捐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形象那么负面?”
在过去的2年里，APP向中国慈善和公益事业捐助了2亿多人民币(包括承诺捐助)，主要集中在云南、广西和海南等省份的贫困地区。
这位负责人说：“这可能跟我们董事长是华人有关，捐助时感情的因素多一些，APP的捐赠没有太多考虑提升公司的企业形象，宣传做得也不够。”他说，APP未来将加大在环保领域的捐助，并且向成熟的跨国公司学习，建立完善的慈善捐助计划，并以此提高公司的形象，使之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
赢虎公关总裁吕朝分析说，中国企业参与慈善和公益活动的随意性很大。他认为，企业捐赠追求的应该是“互益”和多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追求成为“企业公民”的根本动机是提高自身的晶牌和声誉，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说：“如果一定要评点公司的社会责任，首先是经济责任，有效率地提供合格产品； 其次是法律责任，必须遵纪守法；再次是道德责任，公司每一个成员有义务公乎、公正、正确地行事：最后是慈善责任，公司通过社会公益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这就是说，慈善不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惟一的、或首要的方式。”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分析指出，互利型的捐赠模式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公司慈善范式。通过慈善投资、互利互助的方式，使得公司慈善产生了一种影响资源分配的导向力量，这种力量对于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公司慈善本身。
一年之后，《瞭望东方周刊》独家刊发新的《胡润2005中国慈善报告》，继续；记录中国企业家们的善行。
在过去的2年里，中国最慷慨的50位企业家总共向社会捐赠了13．5亿元人民币，而最慷慨的50家企业共捐赠了13．6亿元人民币。
在一个月前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上海慈善基金会陈铁迪理事长在4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慈善事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胡润和他的助手们调查了中国最富的500个企业家，排行榜候选人范围是有捐赠行为的中国大陆企业家，包括《中国大陆百富榜》上的企业家，也交叉核对了来自最新的报道、新闻发布会和慈善基金会档案等。胡润百富也参加了一些慈善方面的会议，并得到诸多慈善机构的帮助。
《胡润2005中国慈善报告》对慈善家和慈善企业作了区分，分列为《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和《2005中国慈善企业排行榜》。民营企业家若控股公司50％以上，企业捐赠计人个人捐赠数额。由于实物捐赠和现金捐赠在统计上存在难度，2005中国慈善榜对慈善家和企业家的实物捐赠单独列榜。
胡润说：“通过慈善报告，我们来记录中国企业家们的善行，以及财富的流动。”
善行累计
事实上，2004年确实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政府也相应调整了与慈善事业关系密切的税收政策。这一年，浙江省成立了15家慈善和公益性质的基金会。
上榜的50家企业、50位慈善家总共向社会捐助了27．1亿人民币。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到2004年底，中国100多家慈善组织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约为50亿人民币。
《胡润2005中国慈善报告》统计了 2003年到2004年企业家们向社会捐赠的总额，而不只是过去一年的捐赠数额。胡润百富副总裁陈冰解释说，这种累计更能体现企业家善行的持续。
2003年，慈善家们捐助的重要领域是 SARS所带来的巨大灾难，2004年则是发生在当年最后几天的印度洋海啸。因此， 2004年慈善榜的統计时限被放在2005年 2月份，也就是对海啸的大规模捐款结束之后。
中华慈善总会的分析指出，相对于欧美发达的慈善事业，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截至2004年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胡润2005中国慈善报告》列出了10位捐赠额度和个人总资产比例最高的慈善家，54岁的北京金源集团董事长黄如沦佗居榜首。在2004年胡润百富榜上，黄如论以15亿资产位居中国百富榜第66位， 2003到2004年黄如论累计捐赠2．862亿元，占个人财富的19％。而2003年之前，黄已经向社会捐助约1．6亿人民币。
黄如论出生于福建农村，35岁之前一直在家乡做小买卖。1986年，黄如沦只身前往菲律宾淘金，曾在多个国家从事贸易。1991年，开始在福建投资房地产业， 20世纪90年代末，黄如沦的金源集团将重心转向北京市场，成为北京著名的房产开发企业，并开始向酒店和商业领域拓展。
50位慈善家共捐赠了13．5亿元人民币，占他们拥有财富的3％，这是从2003年到目前的捐赠情况。对比《商业周刊》上美国前50名慈善家——5年内共捐赠了 650亿美元，占他们财富的45％。
《胡润2005中国慈善报告》也推出一个很有趣的数字——捐赠数字占公司销售额的百分比。鞍山宅得钢铁公司把销售额的4％捐赠给了社会，是捐赠与公司销售业绩比例最高的企业。
50家上榜企业平均将年销售收入的 0．18％用作了慈善事业。美国前十大企业是将年销售收入的0．5％捐献给公益事业。陈冰分析认为，这跟中国的税务制度有关。因为美国超过300万美元遗产，就适用最高的遗产税率55％。对于企业家们来说，与其多半被征税，不如捐给慈善事业留下美名。
2004年中国大陆给予企业向了家慈善机构捐赠予以免税的政策，但对大多数国内企业来说，向这7家慈善机构以外的机构或者项目捐款，额度超过企业利润总额3％的部分，还得额外承担33％的所得税。
胡润2004百富榜上的100位富豪，只有24位进人慈善榜。中国销售额最大的 10家公司也与慈善榜无缘。
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民营企业总裁私下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除了为维护公司形象在香港做一些捐助外，他对慈善活动没有太大的兴趣。“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公司做大做强”。
浙江企业家善行夺目
“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上，浙江企业家的善行光彩夺目。上榜的50位企业家有18位是浙江籍，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其次是广东和上海，各5名。而在去年，浙江籍上榜慈善家是12位。
胡润认为，浙江是中国民营企业最活跃的省份，发展较早且速度较快，涌向全国各地创业的企业家也较多。
但这显然不是个全面的解释，因为就 2004年GDP总量而言，浙江省的GDP总量只有广东省的四分之三，而广东省的开放和发展都比浙江起步早。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马津龙说：“不可否认有些企业的捐助纯粹是乐善好施。但从某一方面说，浙江企业对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兴趣比广东的企业家要浓许多。”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之后，浙江省已新批准成立15家基金会，其中4家非公募基金会。此外，民间性的慈善组织也比广东多。
金源集团副总裁黄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捐款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社会作贡献，没有想到会成为慈善榜的榜首，2004年黄如论先生捐赠额度位于慈善榜榜首的时候大家都很吃惊。”
浙江温州著名企业家南存辉率领的正泰集团捐款位居民营企业的榜首， 2004年主要捐赠集中在艾滋病防治和教育领域。
正泰集团新闻发言人廖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2004年，正泰想捐100万给河南的艾滋病防治。后来在全国工商联的倡议下，与27家民营企业发起了中国红丝带基金会，作为发起人正泰集团又捐赠了3000万。”
目前企业家们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捐赠：一种是直接捐赠到某些慈善项目；另一种是捐赠给各类慈善机构或者政府，由他们有的放矢地用于不同领域的慈善活动。
另外一些企业家显然在慈善领域有了更长久的规划，“2005胡润中国慈善榜”的榜眼——彭年实业的董事长余彭年在香港建立了余氏慈善基金会，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也在香港注册了天狮美景国际爱心基金会；世贸集团的许荣茂则在北京化工大学设立了教育基金会和世茂基金会。
由专门的部门负责慈善资金的管理，既保证了这些基金能够顺利到达慈善项目，又能进行有效的跟踪。分别位于慈善家排行榜和慈善企业排行榜榜首的金源集团黄如论先生和金光集团，都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有类似的考虑。
不过，马津龙分析说，中国恐怕很难产生卡耐基这样的慈善家，因为在美国，企业家即便把财富全部捐给社会，除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现实中也不必担心子女的生存，而中国富人却要担心后代可能面临的生存压力。
慈善并非公司的首要责任
相对来说，印尼金光集团旗下的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PP位列中国慈善企业榜首，多少令人有些吃惊。在过去的几年，这家公司因为在海南和云南的速生林项目受到舆论强烈指责。
金光集团中国总部公关部负责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也觉得很冤枉，我们捐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形象那么负面?”
在过去的2年里，APP向中国慈善和公益事业捐助了2亿多人民币(包括承诺捐助)，主要集中在云南、广西和海南等省份的贫困地区。
这位负责人说：“这可能跟我们董事长是华人有关，捐助时感情的因素多一些，APP的捐赠没有太多考虑提升公司的企业形象，宣传做得也不够。”他说，APP未来将加大在环保领域的捐助，并且向成熟的跨国公司学习，建立完善的慈善捐助计划，并以此提高公司的形象，使之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
赢虎公关总裁吕朝分析说，中国企业参与慈善和公益活动的随意性很大。他认为，企业捐赠追求的应该是“互益”和多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追求成为“企业公民”的根本动机是提高自身的晶牌和声誉，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说：“如果一定要评点公司的社会责任，首先是经济责任，有效率地提供合格产品； 其次是法律责任，必须遵纪守法；再次是道德责任，公司每一个成员有义务公乎、公正、正确地行事：最后是慈善责任，公司通过社会公益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这就是说，慈善不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惟一的、或首要的方式。”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分析指出，互利型的捐赠模式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公司慈善范式。通过慈善投资、互利互助的方式，使得公司慈善产生了一种影响资源分配的导向力量，这种力量对于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公司慈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