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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100周年
原计划于5月7日举行运动，为何提前到5月4日;被捕学生的“牢狱生活”;谁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称呼
201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1919年5月4日那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但他们中许多人都在文章、书信和日记中记下了对那场运动的观察、评价和思考，那些余温尚存的鲜活记忆为后人了解“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途径。
罗家伦披露“五四”内幕
“五四”期间，罗家伦亲笔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称呼。
1931年8月26日，罗家伦向助手马星野回忆了“五四”期间北京大学及学生运动的情形，几十年后，这段回忆才在台湾《传记文学》公开发表。下面介绍一下其中两个有意思的细节。
一是“五四运动”的时间问题。据罗家伦介绍，他们原来准备5月7日率领群众在天安门外举行游行示威，因为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这样做可以减轻学校当局的责任，对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都会有所保护。
但一个意外情况打乱了原定计划，5月3日，清华学校举行一个纪念活动，北大的许多师生都去观礼，罗家伦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时才回来。就在罗家伦等人去清华的这段时间，事情起了变化，报人邵飘萍来校通报了山东问题已经失败的消息（1919年4月30日，一战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美、英、法三国会议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在校的一帮同学马上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会议，先由邵飘萍报告消息，后由许德珩等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来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刘仁静带了一把小刀，要在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学生，也准备断指写血书。这次集会形成了一个决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校同时行动，并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名委员负责召集，当时不在现场的罗家伦也名列其中。
罗家伦等人从清华返回后，会议快开完了，决议也已经确定。罗家伦当时还埋怨同学许德珩，原来定好5月7日起事，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埋怨归埋怨，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更改的。于是罗家伦也在决议上签了字，并派代表连夜到各校接洽，约定第二天下午一时在天安门集合。罗家伦在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
第二个细节是学生的旗子问题。北大学子专门开会声援中国代表团，并且还捐了几百元钱，作为发通电的经费。通电发完后，电报费还剩下300元左右，于是便用经办人的名义存在银行里，作为以后的活动经费。
决定5月4日起事后，北大的学生们便用这剩下的钱买了一些竹布，请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这些旗子除发给北大学生外，剩余的都送给了別的学校，这便是“五四运动”中学生手中旗帜的由来。后来罗家伦专门解释此事说：“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北大穷学生有这么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
许德珩笔下的牢狱生活
北大学生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火烧赵家楼后被警察逮捕的32人之一。多年以后，许德珩写了一篇《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他和同学们被逮捕又被释放的前前后后。
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个人官邸）、痛殴驻日公使章宗祥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学生们一哄而散，只有少数还没来得及走的学生被警察抓回了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许德珩在文中写道：“我和易克嶷（北大学生）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被捕的学生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摆着两个尿桶，臭气熏天;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以证明还活着;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在屋里放一桶开水;每天中午放风一次，学生们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
据许德珩回忆，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也很同情他们，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只有那个看守长每天都要训话，说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的老生常谈，学生们听得不耐烦，便编了一段顺口溜讽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
5月7日中午，许德珩等32人全部被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列队等候，还借了三辆小汽车去迎接，蔡元培也在现场。广场摆着5张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和师生见面，蔡元培讲了些安慰勉励的话，同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梁实秋的记忆
梁实秋当时正在清华读中等科四年级（相当于今天的高一），是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但也随高年级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
从梁实秋后来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清华学子参与“五四”的情况：“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
梁实秋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非常反感，当时他和章宗祥的儿子一个宿舍，章宗祥与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被学生称为卖国贼，是“五四运动”的靶子。运动爆发后，章宗祥的儿子悄悄躲开了，但他的同学们依然不依不饶，涌进宿舍将其床铺捣得稀巴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了一地。不久，章宗祥的儿子患猩紅热去世了，梁实秋对此很伤心，特地在《清华八年》一文中提及。
清华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五四运动”后赴美留学，后来先后在大学和金融界服务。
陈长桐出国后，罗隆基代替他成为清华的学生领袖，领导同学们参加运动。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极为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俊全下令关闭了电灯，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人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陌生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了清华学生驱赶校长的风潮，接连两任校长都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的第三位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罗忠诒只好黯然去职。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罗隆基对此非常得意，所以后来经常自诩“九载清华，三驱校长”。
对于好友闻一多在“五四”中的表现，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也有提及：“他（闻一多）对于爱国运动，热心是有的，却不是公开的领袖……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方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正是这些貌似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五四运动”。
原计划于5月7日举行运动，为何提前到5月4日;被捕学生的“牢狱生活”;谁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称呼
201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1919年5月4日那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但他们中许多人都在文章、书信和日记中记下了对那场运动的观察、评价和思考，那些余温尚存的鲜活记忆为后人了解“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途径。
罗家伦披露“五四”内幕
“五四”期间，罗家伦亲笔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称呼。
1931年8月26日，罗家伦向助手马星野回忆了“五四”期间北京大学及学生运动的情形，几十年后，这段回忆才在台湾《传记文学》公开发表。下面介绍一下其中两个有意思的细节。
一是“五四运动”的时间问题。据罗家伦介绍，他们原来准备5月7日率领群众在天安门外举行游行示威，因为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这样做可以减轻学校当局的责任，对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都会有所保护。
但一个意外情况打乱了原定计划，5月3日，清华学校举行一个纪念活动，北大的许多师生都去观礼，罗家伦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时才回来。就在罗家伦等人去清华的这段时间，事情起了变化，报人邵飘萍来校通报了山东问题已经失败的消息（1919年4月30日，一战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美、英、法三国会议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在校的一帮同学马上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会议，先由邵飘萍报告消息，后由许德珩等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来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刘仁静带了一把小刀，要在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学生，也准备断指写血书。这次集会形成了一个决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校同时行动，并在北大学生中推出20名委员负责召集，当时不在现场的罗家伦也名列其中。
罗家伦等人从清华返回后，会议快开完了，决议也已经确定。罗家伦当时还埋怨同学许德珩，原来定好5月7日起事，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埋怨归埋怨，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更改的。于是罗家伦也在决议上签了字，并派代表连夜到各校接洽，约定第二天下午一时在天安门集合。罗家伦在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
第二个细节是学生的旗子问题。北大学子专门开会声援中国代表团，并且还捐了几百元钱，作为发通电的经费。通电发完后，电报费还剩下300元左右，于是便用经办人的名义存在银行里，作为以后的活动经费。
决定5月4日起事后，北大的学生们便用这剩下的钱买了一些竹布，请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帮忙，做了3000多面旗子。这些旗子除发给北大学生外，剩余的都送给了別的学校，这便是“五四运动”中学生手中旗帜的由来。后来罗家伦专门解释此事说：“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北大穷学生有这么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
许德珩笔下的牢狱生活
北大学生许德珩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火烧赵家楼后被警察逮捕的32人之一。多年以后，许德珩写了一篇《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他和同学们被逮捕又被释放的前前后后。
游行学生火烧赵家楼（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个人官邸）、痛殴驻日公使章宗祥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带人赶到，学生们一哄而散，只有少数还没来得及走的学生被警察抓回了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许德珩在文中写道：“我和易克嶷（北大学生）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被捕的学生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摆着两个尿桶，臭气熏天;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以证明还活着;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在屋里放一桶开水;每天中午放风一次，学生们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
据许德珩回忆，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也很同情他们，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只有那个看守长每天都要训话，说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的老生常谈，学生们听得不耐烦，便编了一段顺口溜讽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
5月7日中午，许德珩等32人全部被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的广场上列队等候，还借了三辆小汽车去迎接，蔡元培也在现场。广场摆着5张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学站在方桌上和师生见面，蔡元培讲了些安慰勉励的话，同学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梁实秋的记忆
梁实秋当时正在清华读中等科四年级（相当于今天的高一），是学生中年龄比较小的，但也随高年级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
从梁实秋后来的回忆文字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清华学子参与“五四”的情况：“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
梁实秋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非常反感，当时他和章宗祥的儿子一个宿舍，章宗祥与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被学生称为卖国贼，是“五四运动”的靶子。运动爆发后，章宗祥的儿子悄悄躲开了，但他的同学们依然不依不饶，涌进宿舍将其床铺捣得稀巴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了一地。不久，章宗祥的儿子患猩紅热去世了，梁实秋对此很伤心，特地在《清华八年》一文中提及。
清华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五四运动”后赴美留学，后来先后在大学和金融界服务。
陈长桐出国后，罗隆基代替他成为清华的学生领袖，领导同学们参加运动。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极为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俊全下令关闭了电灯，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人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陌生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了清华学生驱赶校长的风潮，接连两任校长都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的第三位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罗忠诒只好黯然去职。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罗隆基对此非常得意，所以后来经常自诩“九载清华，三驱校长”。
对于好友闻一多在“五四”中的表现，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也有提及：“他（闻一多）对于爱国运动，热心是有的，却不是公开的领袖……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方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正是这些貌似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