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裳颇不善言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谈他听，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称为“枯坐”。电话更是简洁得要命，一问一答，你问几句，他答几个字，绝无多的发挥，可说是再单调不过的色彩。我甚至一度怀疑，他这样的性格，当年做记者时又该如何进行采访？
　　然而，这只是一种外表或者说假象。一个在大学学电机专业的人，却改行走进了文化圈，且以藏书家、散文家、剧评家等多种身份独领风骚，这自有他注定要成为文人的必然。读他的自述，读他的文采飞扬的游记，读他的书信，便不难发现，实际上，以藏书家而著称的黄裳，有着浓厚的生活乐趣。他不是那种只知道枯坐故纸堆的书呆子，相反，其性情则颇像一个浪漫才子，精神里充溢着人们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可以领略到的那一种文人风流。不只是这些，他也关注时事变幻人事替换，爱评说时事，爱抨击所恨所憎，爱直爽地、自顾自地打一场笔墨官司，爱对那些浅薄的人投去蔑视的目光……
　　游记、书话、剧评、题跋、人物印象记，在不同文体中他自由选择着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动作。书简尤其如此。书、人、心境、世态，他无所不谈，毫无掩饰，较之那些公开发表的文字，它们更加真实地把他的性情显露出来。当把他的所有文章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时，我便感觉到，这样一个在当代中国颇具个性特色的文人，竟这样悠然自得地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精彩的精神记录。
　　
　　二
　　“黄裳”是笔名，用久了，除了老同学或老朋友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容鼎昌。
　　一个不错的笔名，色彩感颇强甚或有点女性味道。在认识黄裳之前，关于这个笔名的来历我听说过一个好玩的说法。说是年轻的容鼎昌，很欣赏当时走红的女明星、素有“甜姐儿”之称的黄宗英，堪称黄的“追星族”，于是，便取“黄的衣裳”之义，选择了这样一个笔名。听来有点浪漫，是否属实，好长时间里我从未想到过在他或者黄宗英面前求证，哪怕后来与他们非常熟悉。
　　青春年少时的趣闻，长留在朋友笑谈中。黄裳本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钱钟书曾为他写过一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断简零篇室摭忆》）。可见他的这段“追星记”在当时文化圈是广为人知的。
　　关于“黄裳”这个笔名，黄裳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黄宗江有所解释：“我下海卖艺，他初赠我艺名曰黄裳，我以其过于辉煌，未敢加身于登台之际，他便自己用笔名登场。”可见，“黄裳”本是容鼎昌为黄宗江起的艺名，最终却成了自己的笔名。不过，黄宗江的回忆并未解释黄裳为何忽发奇想，想到了这样一个艺名，更没有说明这与他的妹妹是否有关。
　　得知我有意搜集与整理黄裳书信，热情的黄宗江居然找到了黄裳写给他的一批信，其中四十年代八封，“文革”后九封。
　　这些信以四十年代的最为珍贵，它们是目前所见黄裳最早的书信。这些写于二十几岁时期的书信，写得洒脱，写得优美，青春的躁动与浪漫毫无掩饰地呈现出来。它们引起我的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它们证实了黄裳当年的确如传闻所言，对黄宗英充满关切和欣赏，而是与中年之后写给友人的信相比，它们更像抒情散文，更像心灵独白的咏叹调。当一封封将它们录入电脑时，我仿佛听见他在月光下独自吟唱，有点忧郁，有点感伤，当然，也有点浪漫。进而，如果把它们和黄裳写于同一时期的诗文结合起来阅读，便不难感受到一个青年才子对女性的钟情，而这与黄裳所迷恋的传统文人的风流情怀显然是一脉相通的。
　　1943年到1946年，黄裳先后或就读校园，或出任美军翻译，奔波在成都、重庆、昆明、印度等地，他常常感到寂寞难耐，那种对爱的、对异性的渴望，也就日日压抑在心。与友人通信，特别是与黄宗江这种有着特殊关联的朋友写信，其实也就是一种最好的释放。他也偶尔吟诗。这一时期留下的诗不多，但却颇有味道，也能帮助我们了解青年黄裳的心理。
　　1943年黄裳旅居成都，2月15日这一天他写了这样一首诗：“无端姿媚泥人生，琥珀调羹手自擎。知是殷勤知是惜，此情如水不分明。”诗后的跋这样写道：“时借寓春熙路上，天井中有芭蕉甚大。夜半闻游女歌声，不能成寐。”活脱一个可爱的青年，竟为院外女子的歌声而失眠，并将这一体验变成了诗。
　　还是这一年，黄裳写过另外一首寄寓思念和恋情的诗：“历劫江南尚有春，拂衣犹染上京尘。梦回紫闼凭鸾镜，舞罢兰闺籍锦茵。常向画眉寻密意，每从笑靥觉情亲。琴台此日应无路，凤纸他年寄性真。”
　　1945年黄裳随美军远行印度，2月19日在兰伽收到家书，并附剪报、图片。虽然他没有说明是什么剪报，是谁的图片，但即兴写下的诗将他的情愫以及传统文人的趣味、情调表现得淋漓尽致：“绿杨门巷忆青青，梦里江南只绪零。念远羁情成怅触，怀人兰芷动芳馨。弦中意绪凭谁释，画里真娘正妙龄。绮绪渐阑翻转挚，宿酲如此未能醒。”如果不注明作者和写作时间，也许可以把它当作多愁善感的明清才俊的行吟之作来欣赏。不仅诗如此，他在日记中记录的生活片段，也表现出此时黄裳对异性美的关注与爱慕。
　　1945年6月2日的日记：已经饿得很，等不及刚在弄锅子的伙夫做的饭，就和小黄出去吃一顿。刚刚走出，就看见了两个缅甸少妇挑了香蕉来卖。她们都赤了脚，梳着光亮的发髻，不施脂粉，可是明净得很。这让我想起了江南的卖花少女的那一种类型。
　　6月4日的日记：“呀，看那边！”小黄喊。远处的山脚下，一方石井栏上，有一个洗衣服的女人。我们突然为她的明倩所惊了。远远望去，她那梳得黑黑亮亮的髻，她那素白而单纯的衣服，她的素朴的眉眼，她的勤快的洗衣的手法。她穿着的一件花布马甲，当胸围着的一块长长的白纱，一直垂到脚腕，她赤着的双足，就踏在那青石板上。我们就向她站立着地方走去。
　　一个活灵活现的浪漫才子心理的真实写照。
　　三
　　1946年，在为自己写的一些诗写跋时，黄裳开诚布公地说：“西哲有言，无论何人，当其恋爱之际，都是诗人。”“虽云情感之游戏，亦曾多少用心。军中寂寥，得此乃不闷损，是可念也。”他说得不错，这一期间的黄裳，精神上俨然是一位诗人。类似的情调其实一直在他身上存在着。熟悉他的一位诗人曾说他是“内秀”。这内秀，在我看来，便是对异性美以及艺术美的敏感、好奇、痴迷。他后来之所以迷恋于藏书，喜欢字画，与年轻时表现出来的性情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从六十年代写给南开中学同窗周汝昌的信中得知，黄裳曾应香港一位朋友之约，计划撰写一部以晚明时代为背景描写秦淮名妓柳如是等人物命运的小说，业已开始动笔写出约三万多字。他抄录一份，寄给身为红学家的老同学阅正。对正在进行的这一选题，他兴趣盎然，且信心十足。
　　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南方另一座城市里，史学大师陈寅恪尽管双目失明，但也对几百年前的同一位女性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并最终艰难地以口述方式完成了一部传世之作《柳如是别传》。遗憾的是，不知何故，黄裳的小说后来没有完成，不然，人们就有机会来看看黄裳笔下的柳如是，与陈寅恪笔下的传主相比，到底有着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同时，还可以领略一下他的小说才能，看看他为何对柳如是这样一个女子产生兴趣，他又是如何把握明清时代的文人生活以及那些文人的性格。
　　一九七八年在《鬼恋》一文中，黄裳谈到自己对柳如是的兴趣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大约在十多年前，对柳如是这个人物发生了兴趣，搜集了一些有关资料，试作了一本《柳如是年谱》，又把明清以来有关她的诗文、笔记抄集在一起，足足有一大本，戏题之曰《蘼芜集》。柳如是在她的同时侪辈中间，无疑是声势最为煊赫的一位。无论‘秦淮四妓’或李香君、卞玉京这些前辈或姊妹行，都远远比不上她的气派。不但在当时，就是在身后，三百年来，一切大小文士，只要碰到与她有些牵连的事物，无不赋诗、撰文，回肠荡气。”
　　他没有提到自己曾动笔为柳如是的故事写一部小说，但从八十年代之后他撰写的多篇关于柳如是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多年来他一直对柳如是这样有见识、有才气的女子颇为欣赏，他的藏品中自然少不了与她有关的书与画。可见，他与历代不少文士一样有着相似的情致，并由于时代不同、学识不同，有了新的见解。
　　性情风流，文字风流。在世事纷繁人声喧嚣的闹市里，在一己选择的书香阁楼里，在漫溢着传统文人隽永韵味的小巷里，我分明看到了一位名士在款款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