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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因“乌台诗案”陷狱四个多月的苏东坡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到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上旬离开黄州，苏东坡在这座小城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这段时间里，由于党争激烈，亲朋好友与他少有联系，反而是许多僧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苏轼帮助和温暖。此外，苏轼在此期间的文学、书法在黄州皆创造了奇迹，苏东坡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黄州可以说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不得不说这与佛学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苏轼 黄州 佛学
对苏轼来说，黄州是他人生贬谪的开始，也是他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苏轼22岁便进士及第名动京师，自小就有着“书剑报国”的政治理想，但其独立不群的气质又造成了他仕途的悲剧，在谪居黄州的这段时间里，苏轼逐渐走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成功摆脱了外在的功名束缚、蜕变成了精神上遗世独立的巨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在儋州，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所说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通过阅读苏轼这期间所作诗文，可以看出他在黄州的心态比较淡定、平和，这与他在黄州期间的参禅学佛分不开。他甚至写出了“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样的词句，由此可见此时佛学已经成为苏轼在儒、道思想之外，排解烦恼和净化心灵的主要渠道和方式了。
一、劫后余生，归诚佛僧
元豐二年（1079），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因乌台诗案而被“逮赴台狱，欲置之死”，苏轼在京城狱的三个多月，天天过着“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的惶恐生活。这场诗案最终幸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到达贬所，在黄州一住就是五年。
苏辙曾说过：“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经过此次大难，苏轼对于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新的理解、认识和体验，同时这也使他在学佛参禅的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元丰七年四月，神宗诏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在即将离开黄州之前，苏轼在为寺僧继连请作的《黄州安国寺记》中，对自己由劫后余生到归诚佛僧的心态转变过程有清楚的表达。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黄州安国寺记》清楚的表述了苏轼经过痛苦的自我反省和真实的生活体验后得出的结论——诚心归佛才是化解自己痛苦根源的唯一途径。
二、随缘自适，烦恼即去
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地位和身份都陡然下降，紧接着遭遇的便是饥寒贫穷的困扰和精神的痛苦，生存的基本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在给友人秦观的《答秦太虚书》中写到：“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
虽然当时黄州的物价比京师便宜，生活水平也不高，比较适合像苏轼这样的“穷者”居住。但是，贬职后的奉禄十分微薄，自己一人用也只是“差为简便”，要想养家糊口是十分窘迫的，物质生活如此，精神生活也很糟糕。经历过胆战心惊的三个月的牢狱之灾，苏轼到黄州后依然是惊魂未定。作为朝廷罪人，不便与人来往，不敢作诗为文，亲友亦多惊散远离，唯有闭门深居，独自承担那份仅属于自己又难以排遣的忧愁苦闷，精神和身体都承受着极大的煎熬。其他的书不敢多读，只有读“佛经以遣日”，其他诗文不敢多作，唯有看佛经来消遣生活。是佛学，在苏轼最落寞孤寂的时候拯救了他，成为了苏轼唯一的精神寄托与出路。对苏轼来说，在经历了宦海沉浮、饱经忧患后，可以用佛经来排遣心中无法述说的苦恼，实现自我解脱，随缘自适，以旷达的生活态度对待崭新的人生。
三、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佛印是苏轼贬居黄州所结识的一位高僧，法名了元，字觉老，饶州人。曾任江州承天寺、归宗寺、丹阳金山寺等多座佛寺的住持，在僧俗徒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佛印禅师与苏东坡过从甚密，称为至交。两人流传下了许多趣闻轶事，为历代人民所传诵，其中就有一则这样的趣事：苏东坡在黄州时，有一天，诗兴来了，做了一首赞佛的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是一首意境很高的诗，没有对佛法有相当高的造诣，绝对写不出这种语妙绝伦的好诗句。“八风吹不动”，这是一句精警动人的诗句，也是全诗的中心，最为要紧。“八风”，是称、讥、毁、誉、利、衰、苦、乐；《大智度论》说：“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违，能鼓动物情。”这八种是人生成败得失的总和。称颂赞美，名誉利禄，跟各种快乐的享受，是谁都会陶醉的；普通一般人，每逢这些好境乐事，都会感到飘飘然！而遇讥嘲诋毁，则怒形于色；逢逆缘苦境，则忧戚于心，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有一个人，居然“八风”都吹不动他，这人是谁？就是佛陀。“端坐紫金莲”，这是说佛陀诸惑已尽，众德圆备，故能不被外境所摇动，庄严而安稳地坐在莲花台上。
这首诗表面是在赞佛，实质是苏轼在向佛印暗示自己已经达到了超然的境界：他已能跟佛陀一样，已达到了心能转物而不为物转的地步。
苏东坡写完诗后，反复吟唱，感觉非常满意。这时，他想如果让佛印看到这首诗，一定会大加称赞自己的文采。于是立即派佣人把这首诗送去长江南岸的归宗寺，让佛印禅师欣赏一下自己的作品。
佛印看过苏轼的大作后，拿出笔仅仅批了两个大字，就让书童带回给苏轼。苏东坡见书童归来，以为佛印一定会赞赏自己修行的境界，急忙打开诗作，却赫然看见上面写着“放屁”两个大字，不禁怒火中烧，立刻乘船过江，找佛印理论。船到金山寺时，只见方丈室门扉上贴着一张字条，端正地写着：“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苏轼看后恍然大悟，羞愧难当。认识到了自己要想成为像佛陀一样的圣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黄州的这段时间里，苏轼成功从惶惶不可终日的生存状态转变成对待逆境泰然处之的心态。不得不说是黄州的生活经历为苏轼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是儒家勤政为民思想的体现，也有佛家慈悲普度的情怀；虽然他在政治上多次遭到打击迫害，仕途坎坷，但他总能处变不惊，心无挂碍，随缘自适，洒脱旷达对待仕途中的不如意。佛学中的空幻相来淡化现实生活中名与利的诱惑与羁绊，从而剔除了立功扬名的功利心，使心境逐渐走向“无待于外物”的宁静淡泊，最终真正使苏轼达到了“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人生境界。
参考文献：
（1）《苏轼诗集》，（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2）《苏轼文集》，（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苏轼诗集合注》，（清）冯应榴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苏东坡全集》，（宋）苏轼撰、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5）《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后秦）鸿摩罗什译，《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八卷，（台）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下同）
（6）《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唐）玄奘译，《大正藏》第八卷
（7）《维摩话所说经》，（后秦）鸡摩罗什译，《大正藏》第十四卷
（8）苏轼文学创作与佛学，刘石，《世界宗教研究》，1993.
（9）苏轼与佛教，孙昌武，《文学遗产》，1994.
（10）苏轼与佛学，梁银林，博士论文，2005.
关键词：苏轼 黄州 佛学
对苏轼来说，黄州是他人生贬谪的开始，也是他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苏轼22岁便进士及第名动京师，自小就有着“书剑报国”的政治理想，但其独立不群的气质又造成了他仕途的悲剧，在谪居黄州的这段时间里，苏轼逐渐走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成功摆脱了外在的功名束缚、蜕变成了精神上遗世独立的巨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在儋州，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所说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通过阅读苏轼这期间所作诗文，可以看出他在黄州的心态比较淡定、平和，这与他在黄州期间的参禅学佛分不开。他甚至写出了“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样的词句，由此可见此时佛学已经成为苏轼在儒、道思想之外，排解烦恼和净化心灵的主要渠道和方式了。
一、劫后余生，归诚佛僧
元豐二年（1079），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因乌台诗案而被“逮赴台狱，欲置之死”，苏轼在京城狱的三个多月，天天过着“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的惶恐生活。这场诗案最终幸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到达贬所，在黄州一住就是五年。
苏辙曾说过：“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经过此次大难，苏轼对于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新的理解、认识和体验，同时这也使他在学佛参禅的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元丰七年四月，神宗诏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在即将离开黄州之前，苏轼在为寺僧继连请作的《黄州安国寺记》中，对自己由劫后余生到归诚佛僧的心态转变过程有清楚的表达。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黄州安国寺记》清楚的表述了苏轼经过痛苦的自我反省和真实的生活体验后得出的结论——诚心归佛才是化解自己痛苦根源的唯一途径。
二、随缘自适，烦恼即去
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地位和身份都陡然下降，紧接着遭遇的便是饥寒贫穷的困扰和精神的痛苦，生存的基本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在给友人秦观的《答秦太虚书》中写到：“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
虽然当时黄州的物价比京师便宜，生活水平也不高，比较适合像苏轼这样的“穷者”居住。但是，贬职后的奉禄十分微薄，自己一人用也只是“差为简便”，要想养家糊口是十分窘迫的，物质生活如此，精神生活也很糟糕。经历过胆战心惊的三个月的牢狱之灾，苏轼到黄州后依然是惊魂未定。作为朝廷罪人，不便与人来往，不敢作诗为文，亲友亦多惊散远离，唯有闭门深居，独自承担那份仅属于自己又难以排遣的忧愁苦闷，精神和身体都承受着极大的煎熬。其他的书不敢多读，只有读“佛经以遣日”，其他诗文不敢多作，唯有看佛经来消遣生活。是佛学，在苏轼最落寞孤寂的时候拯救了他，成为了苏轼唯一的精神寄托与出路。对苏轼来说，在经历了宦海沉浮、饱经忧患后，可以用佛经来排遣心中无法述说的苦恼，实现自我解脱，随缘自适，以旷达的生活态度对待崭新的人生。
三、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佛印是苏轼贬居黄州所结识的一位高僧，法名了元，字觉老，饶州人。曾任江州承天寺、归宗寺、丹阳金山寺等多座佛寺的住持，在僧俗徒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佛印禅师与苏东坡过从甚密，称为至交。两人流传下了许多趣闻轶事，为历代人民所传诵，其中就有一则这样的趣事：苏东坡在黄州时，有一天，诗兴来了，做了一首赞佛的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是一首意境很高的诗，没有对佛法有相当高的造诣，绝对写不出这种语妙绝伦的好诗句。“八风吹不动”，这是一句精警动人的诗句，也是全诗的中心，最为要紧。“八风”，是称、讥、毁、誉、利、衰、苦、乐；《大智度论》说：“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违，能鼓动物情。”这八种是人生成败得失的总和。称颂赞美，名誉利禄，跟各种快乐的享受，是谁都会陶醉的；普通一般人，每逢这些好境乐事，都会感到飘飘然！而遇讥嘲诋毁，则怒形于色；逢逆缘苦境，则忧戚于心，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有一个人，居然“八风”都吹不动他，这人是谁？就是佛陀。“端坐紫金莲”，这是说佛陀诸惑已尽，众德圆备，故能不被外境所摇动，庄严而安稳地坐在莲花台上。
这首诗表面是在赞佛，实质是苏轼在向佛印暗示自己已经达到了超然的境界：他已能跟佛陀一样，已达到了心能转物而不为物转的地步。
苏东坡写完诗后，反复吟唱，感觉非常满意。这时，他想如果让佛印看到这首诗，一定会大加称赞自己的文采。于是立即派佣人把这首诗送去长江南岸的归宗寺，让佛印禅师欣赏一下自己的作品。
佛印看过苏轼的大作后，拿出笔仅仅批了两个大字，就让书童带回给苏轼。苏东坡见书童归来，以为佛印一定会赞赏自己修行的境界，急忙打开诗作，却赫然看见上面写着“放屁”两个大字，不禁怒火中烧，立刻乘船过江，找佛印理论。船到金山寺时，只见方丈室门扉上贴着一张字条，端正地写着：“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苏轼看后恍然大悟，羞愧难当。认识到了自己要想成为像佛陀一样的圣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黄州的这段时间里，苏轼成功从惶惶不可终日的生存状态转变成对待逆境泰然处之的心态。不得不说是黄州的生活经历为苏轼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是儒家勤政为民思想的体现，也有佛家慈悲普度的情怀；虽然他在政治上多次遭到打击迫害，仕途坎坷，但他总能处变不惊，心无挂碍，随缘自适，洒脱旷达对待仕途中的不如意。佛学中的空幻相来淡化现实生活中名与利的诱惑与羁绊，从而剔除了立功扬名的功利心，使心境逐渐走向“无待于外物”的宁静淡泊，最终真正使苏轼达到了“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人生境界。
参考文献：
（1）《苏轼诗集》，（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2）《苏轼文集》，（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苏轼诗集合注》，（清）冯应榴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苏东坡全集》，（宋）苏轼撰、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5）《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后秦）鸿摩罗什译，《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八卷，（台）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下同）
（6）《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唐）玄奘译，《大正藏》第八卷
（7）《维摩话所说经》，（后秦）鸡摩罗什译，《大正藏》第十四卷
（8）苏轼文学创作与佛学，刘石，《世界宗教研究》，1993.
（9）苏轼与佛教，孙昌武，《文学遗产》，1994.
（10）苏轼与佛学，梁银林，博士论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