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说：19世纪的鸦片贸易是“近代史上为时最久的、最有系统的犯罪行为”。此乃不刊之论矣！
　　清廷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思联络外邦。自然也就不主张通商贸易。在外邦频频“叩门”的情形下，清廷出于“施恩”予以“抚绥”，设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外国人仅可在广州十三行做买卖。（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后才有“五口通商”）在通商贸易中，真正腐蚀中国社会的洋货是鸦片，如1877年后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所说：“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伦敦致李伯相》）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400箱，每箱约百斤;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增加10倍，每年约4000箱左右;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输人为5000箱，道光十五年，骤增为3.5万箱。且不说白银大量外流（3.5万箱鸦片共值近2000万元），鸦片的泛滥也成为了当时最难医治的社会溃疡。道光年间，吸食鸦片的人数为200万，“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以浮靡，嗣后上白宫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渐染成风”。（道光十八年，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恰如时人李光昭《阿芙蓉歌》云：“熏天毒雾白昼黑，鹄面鸠形奔络绎。”黄爵滋在奏折中提议：“吸者应治以死罪！”
　　道光帝当初派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明确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受命禁烟之初，林则徐做过不少和平解决的努力，但我方要维护被鸦片损害的国家核心利益，而英方以国家行为对中国进行武装贩毒来牟取巨额利益，如此巨大的分歧，双方岂能谈得拢？1839年6月3日一25日，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此举对英国政府有所震慑，但并没有收敛。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屈辱地与列强签下了不平等条约，如1858年《天津条约》附属的商业条例中无形地把鸦片贸易合法化，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所签订的《北京条约》更是确定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地位，使得鴉片不仅没有禁绝，反而由走私变成了合法进口的“洋药”，继续危害着中国社会。
　　当年，官员许乃济上呈提出：既然吸毒无法禁绝，不如准许民众种植鸦片，以国产毒品抵制进口毒品，至少还能挽回经济上的利权。结果受到道光皇帝训斥并处分。吊诡的是。鸦片战争后，朝廷竟然默认了许乃济的观念，并付诸实践。连当年的禁毒英雄林则徐也不例外。1847年，江西抚州署文海致函时任陕西省巡抚的林则徐，请教如何发展地方经济，林回信：“鄙意亦以内地裁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李鸿章则呼吁：“暂弛各省罂粟之禁，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一时间种植鸦片成为了某些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之一，因为“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税”。（郭嵩焘）为抵制英国的鸦片进口，朝廷于1874年明确放开，大清国18行省，罂粟盛开，“他们这样做是以为他们能用自己的鸦片挤走进口鸦片”。（英国领事馆向伦敦的报告）事实上，确实也是起到部分“挤走”的作用。如天津海关统计数据表明：1875年的鸦片进口量相比1870年下降了三成。但长期轻忽粮食生产而注重鸦片种植，导致“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山西巡抚曾国荃）饿毙千万的“丁戊奇荒”（1876年-1879年）乃是其恶果！更为严重的是，全国范围内，吸毒依然盛行。
　　晚清所推行的“新政”，包括颁布禁烟诏书，提出以十年为期，逐步在国内禁绝鸦片。与英国谈判达成协议：从1907年开始，英国每年限制其商人减少输华鸦片贸易额10%，直至1917年归零。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人们似乎看到了一条新路，即：通过学习西方，依据国际法，最终解决鸦片问题。1909年2月1日，由美、中两国共同发起的中、美、英、法、德、俄、日等13国参加的国际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3年后的1912年，海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禁烟会议通过了《海牙鸦片公约》，要求英国商人停止对华鸦片输入。这标志着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禁烟努力获得了胜利。
　　辛亥革命带动了改革社会风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革除旧染污俗”政令36条，其29条“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如鸦片、吗啡）”。从此，鸦片贸易绝迹，这一祸患渐消。
　　童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