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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难的一年”已经到来，应首先坚决搞对价格
几乎可以预知，“后‘两会’时期”的舆论将聚焦宏观经济，形势并不令人乐观！
最新数据显示，2月CPI同比上涨8.7％，创近12年来新高，货币供应增幅仍处于高位，表明当前通货膨胀形势相当严峻。而近日美联储再向金融系统注资2000亿美元，又表明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信贷紧缩在继续恶化，美国经济衰退端倪初现。上周五，华尔街最大投行之一贝尔斯登濒于崩溃，不得不求助于同行及纽约联储紧急施救。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温家宝总理曾称，2008年恐怕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显然并非虚言。
我们以为，困难带来的压力应引向变革，当前最重要的是改变宏观调控方式。
外部环境逼仄，国内货币政策所受限制是可见的，但行政手段并不因此变得有理、有效而且无害，长期而论资金的价格仍然是关键。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幻想人为控制大宗商品的价格能收治理通胀之效。“最困难的一年”已然到来，忍受阵痛，推进改革，把价格搞对，才是成本最小化的治本之路。
道理上没有人否认，所谓“宏观调控”就是总量调控，即由中央政府通过关键价格杠杆等工具，借助市场机制对经济总量水平加以调节。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尚不健全，冠之以“宏观调控”的政府行为内容芜杂，而使用最频繁的手段之一竟为政府对微观价格的干预。
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发出“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之指令；至月底，全国31个省市已全部实施“临时价格干预”，且覆盖商品服务项目既广且随意。诸多干预措施并无法理依据，更未事先召开听证会征求公众意见。如此举措虽称“临时”，仍是不折不扣的扬汤止沸，或可树关心民生之政治形象，或可造国民消费旺盛之心理幻像，但其结果必然指向打乱供求信号，损害市场激励和效率。
政府在通胀挑战面前显现的价格控制思维，直接影响了早该进入改革日程表的能源价格市场化进程。虽然国际市场油价早已高居100美元/桶以上，国内市场仍是波澜不惊。国家发改委自去年10月决定上调汽油和柴油零售基准价之后，至今在油价上毫无作为。而超低油价局面倘继续维持，不仅会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节能经济诉求成为空谈，最终也使政府不堪补贴之重负。
必须承认，价格之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应属常识，而价格管制无法成功治理通货膨胀，亦为各国经济反复证明的定论。在现实中，价格管制不仅会给经济带来根本性伤害，而且管制本身也很难真正奏效。特别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已经成为市场主体，继续实行控制价格成本过高，各种形式的变相涨价必成为常态。即便政府能够局部、暂时地压制价格上涨，一旦管制解除，由于通胀预期依然存在，物价上涨将变得更为凶猛。
每当通货膨胀显现，价格管制便被当作“法宝”祭出，不仅缘于计划观念顽固，更因体制旧轨尚存，延续着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尤其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团作祟。再好的改革理念，一旦遭受庞大的政府部门自身利益羁绊，便会窒碍难行。经过多年经营，价格主管系统已经形成上下一体、阵容庞大、利益取向显著的分利集团，在“价格抑制”下，价格极易沦为相关政府部门与垄断行业分利的“看得见的手”。
正在进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推行“大部门制”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成为改革的首要内容。方案还要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并明确提出“进一步减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
所有这些均令人期待。长期以来，发改委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项目审批和价格干预。值得警惕的是，倘若相应权力依然保留在发改委，发改委的权限将反将增大，不惟痼疾难去，且新设挂靠其下的国家能源局对能源产业管理能力也必然受限。因此，在接下来的“三定方案”中，“拆庙”仍有必要，应成为发改委针对价格司等“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部门的基本“组织措施”。
（本文刊于3月17日出版的2008年第6期《财经》杂志）
几乎可以预知，“后‘两会’时期”的舆论将聚焦宏观经济，形势并不令人乐观！
最新数据显示，2月CPI同比上涨8.7％，创近12年来新高，货币供应增幅仍处于高位，表明当前通货膨胀形势相当严峻。而近日美联储再向金融系统注资2000亿美元，又表明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信贷紧缩在继续恶化，美国经济衰退端倪初现。上周五，华尔街最大投行之一贝尔斯登濒于崩溃，不得不求助于同行及纽约联储紧急施救。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温家宝总理曾称，2008年恐怕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显然并非虚言。
我们以为，困难带来的压力应引向变革，当前最重要的是改变宏观调控方式。
外部环境逼仄，国内货币政策所受限制是可见的，但行政手段并不因此变得有理、有效而且无害，长期而论资金的价格仍然是关键。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幻想人为控制大宗商品的价格能收治理通胀之效。“最困难的一年”已然到来，忍受阵痛，推进改革，把价格搞对，才是成本最小化的治本之路。
道理上没有人否认，所谓“宏观调控”就是总量调控，即由中央政府通过关键价格杠杆等工具，借助市场机制对经济总量水平加以调节。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尚不健全，冠之以“宏观调控”的政府行为内容芜杂，而使用最频繁的手段之一竟为政府对微观价格的干预。
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发出“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之指令；至月底，全国31个省市已全部实施“临时价格干预”，且覆盖商品服务项目既广且随意。诸多干预措施并无法理依据，更未事先召开听证会征求公众意见。如此举措虽称“临时”，仍是不折不扣的扬汤止沸，或可树关心民生之政治形象，或可造国民消费旺盛之心理幻像，但其结果必然指向打乱供求信号，损害市场激励和效率。
政府在通胀挑战面前显现的价格控制思维，直接影响了早该进入改革日程表的能源价格市场化进程。虽然国际市场油价早已高居100美元/桶以上，国内市场仍是波澜不惊。国家发改委自去年10月决定上调汽油和柴油零售基准价之后，至今在油价上毫无作为。而超低油价局面倘继续维持，不仅会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节能经济诉求成为空谈，最终也使政府不堪补贴之重负。
必须承认，价格之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应属常识，而价格管制无法成功治理通货膨胀，亦为各国经济反复证明的定论。在现实中，价格管制不仅会给经济带来根本性伤害，而且管制本身也很难真正奏效。特别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已经成为市场主体，继续实行控制价格成本过高，各种形式的变相涨价必成为常态。即便政府能够局部、暂时地压制价格上涨，一旦管制解除，由于通胀预期依然存在，物价上涨将变得更为凶猛。
每当通货膨胀显现，价格管制便被当作“法宝”祭出，不仅缘于计划观念顽固，更因体制旧轨尚存，延续着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尤其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团作祟。再好的改革理念，一旦遭受庞大的政府部门自身利益羁绊，便会窒碍难行。经过多年经营，价格主管系统已经形成上下一体、阵容庞大、利益取向显著的分利集团，在“价格抑制”下，价格极易沦为相关政府部门与垄断行业分利的“看得见的手”。
正在进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推行“大部门制”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成为改革的首要内容。方案还要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并明确提出“进一步减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
所有这些均令人期待。长期以来，发改委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项目审批和价格干预。值得警惕的是，倘若相应权力依然保留在发改委，发改委的权限将反将增大，不惟痼疾难去，且新设挂靠其下的国家能源局对能源产业管理能力也必然受限。因此，在接下来的“三定方案”中，“拆庙”仍有必要，应成为发改委针对价格司等“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部门的基本“组织措施”。
（本文刊于3月17日出版的2008年第6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