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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是被子植物的生殖器官,作为植物的组成部分与人类十分亲近,鲜明的审美价值及其潜含的时间因素都是其文化价值的丰富源泉。花与“果”、花与“神”的价值选择、花与女性的紧密联系是人类花文化普遍存在的现象,体现了花文化的复杂性。花文化以审美为核心,其丰富复杂的现象可以大致归纳为鲜花欣赏、鲜花应用、文艺创作、情趣观念四大方面。花文化是人类普遍和永恒的文化现象,体现着自然、社会、文化有机发展的历史信息和价值意义。我国传统花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体现着不同的认识水平和精神追求,并呈现持续发展、不断积累的特点。我国花文化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名花体系、士人主导、重视生植、品德与吉祥寓意、闳深精致的气象等方面。我国当代花文化迅速发展,呈现着现代化、大众化的趋势,对我国花文化的固有传统不免带来冲击和侵蚀,值得我们注意。
关键词:花文化;价值;历史;传统;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7)04-0112-22
花、花卉是两个大小不同、交叉关联的概念。花的本义是被子植物的生殖器官,完整的理解包括植物的花朵与观花植物两个角度。花卉则指所有观赏植物,不仅有观花植物,还包括松竹、杨柳、枫树,还有诸如用于制作草坪的草类等非观花植物。在汉语表达习惯中,“花卉”一词的意义是完全可以用“花”这一单字来表达的,可见这一词汇主要落脚在植物的观赏性,实际所指也以植物的花朵和观花植物为主。两个概念大同小异,就相应的文化现象而言,基本一致,也略有不同。关于花卉文化的概念和内涵、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面貌和民族特色等基本问题,笔者已有一些论文专门探讨过。程杰:《论花卉、花卉美和花卉文化》,《阅江学刊》,2015年第1期,第109-122页;《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阅江学刊》,2014年第1期,第111-128页;《〈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前言》,程杰、曹辛华、王强主编《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卷首,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 我们这里主要关注“花文化”,集中讨论与“花”有关的文化现象及其精神意义,并就我国相应的历史传统、当代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勾勒和阐发。
一、花的自然特性及其文化意义
从生物学上说,花是被子植物的生殖器官,是植物组织结构中最为复杂、精致的部分,有着天然、生动的美好形象和鲜明、丰富的审美价值,因而受到人类普遍的喜爱,引发了广泛而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展现出博大而深厚的文化意义。
(一)花的物质特性及其文化价值
人类的所谓花文化是由“花”对于人类的价值引发和决定的,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深入了解“花”对于人类的资源特性和价值意义。
1.花为物:花的植物属性及其文化意义
花、花卉都是植物世界的一部分,其社会文化意义首先是与整个植物世界的自然属性、资源价值及其社会意义统一在一起的。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地球有机体的整体生态系统来把握植物的意义。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是最基本的部分,执行最关键的功能,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换成所有生命都必需的化学能,因而被称为“自养生物”。“而几乎所有其他的有机体都是异养生物,从其他有机体获得食物”。[美]A·W·哈尼:《植物与生命》,龙静宜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页。植物多植根不移,从无生命的环境中集中营养成分,在各类生命营养元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可谓是整个生态系统运行的核心发动机。在生态系统有机、无机元素的能量循环中,植物与动物之间在许多方面有着鲜明的对应互惠关系,比如动物的呼吸是消耗氧气,排出二氧化碳,而植物则刚好相反,呼出氧气而吸收碳元素。这样的生态系统因素决定植物是整个动物界生存的基础,植物与动物之间有着生物界内在本能的亲善、和谐。
人类是万物之灵,与植物之间更是居高临下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因而对于植物几无任何真正的畏惧,更多都是亲近、美好的感觉。而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程度不等地都存在“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人类面对大型或危险的高等动物更有明显不安全感甚至畏惧和恐怖。原始艺术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原始壁画中多是动物的图形或纹样,人类最初的舞蹈多是模仿动物的活动,人类早期图腾也以动物为多,这些都是早期人类对动物的敬畏和对狩猎收获之期待的反映。而人类以植物形象作为装饰出现较晚,要等到农业生活出现之后, [德]德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9页。该书第119页:“事实上,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文化史上的最大进步——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过渡——的象征。”这与人类面对植物自始以来就是一副从容、轻松之心态密切相关。花是植物世界的一部分,人类与植物之间平和、家常、亲近的关系,人类对于植物習以为常的轻松、随意、安享感觉,是花与人类文化关系的底色。
花与人类的关系不仅是和平、亲善、轻松的,而且还是极为普遍、寻常和永恒的。虽然人类对于花的欣赏、消费有阶级、民族、地域和历史等时空差异,但由于植物的广泛分布、资源的生生不息、开花植物的种群优势,是人类普遍易获的实体资源,因而相应的文化关系也就极为自然和普遍。明人周之夔称赞“草木果蓏,其华可悦耳目,实可充口腹,皆旦夕之用也”,周之夔:《与王子功书》,《弃草文集》卷4,明崇祯木犀馆刻本。袁宏道说“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袁宏道:《瓶史》引言,《袁中郎全集》卷15,明崇祯刊本。花花草草,不是功名利禄、金银财宝,天地不掩,世人难专,因而贫居、退闲、幽隐之士可以恣意无碍地引以自得,说的就是这种植物景观欣赏的随遇易得、人人可享。明人朱有燉说:“飞潜动植,咸得其生意也,微物而粹造化之精者也。声和羽丽者,莫逾于鸟兽也;色艳香浓者,莫逾于花卉也。然而得生意之自然者,花卉比鸟兽为尤多也。”朱有燉:《菊花谱序》,《诚斋录》卷4,明嘉靖十二年刻本。是说植物比动物更具自然生机,更为生动可爱,人的这种感觉就植根于植物资源这种无处不在、生生不息、随遇而得的物质存在。上述这些植物属性所带来的自然美好、普遍永恒的感觉也许我们都习焉不察,但却是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存在,是花、花卉一切文化意义的基础,有必要注意随时体察和把握。 2.花之美:花的美好特质及其文化价值
花是高等植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一路走来,作为迄今最高阶段的被子植物,在距今大约1.45亿年前白垩纪中晚期(恐龙鼎盛走向衰亡的时代)登上历史舞台,又经过漫长的演化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花朵。花朵是植物有性繁殖的器官,为了保证繁殖的效果,植物要开出各自不同的花朵竞相吸引昆虫、鸟儿、野兽等动物乃至人类,以帮助其传播花粉和种子。这是一种生存谋略,“花的一切都是以诱惑为目的的”,[法]让-玛丽·佩尔特等:《植物之美》, 陈志萱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73页。在色彩、香味、甜味乃至形状等方面都各尽其态。
(1)花的色彩
“花之为物,香与色而已”, 王恽:《林氏酴醿记》,《秋涧集》卷38,《四部丛刊》影明弘治本。花的美妙主要在花色、花香,而对人类来说,花的色彩又是最易把握的内容。正如达尔文所说,“花是自然界最美丽的产物,它们与绿叶相映而惹起注目,同时也使它们显得美观,因此它们就可以容易地被昆虫看到”。[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19页。 在花出现之前,植物界几乎一片纯绿,而花朵很少有与叶子完全一样的绿色,花多呈白、黄、红、紫等醒目的色彩,有些还有复杂的彩色斑纹。花的颜色显然是为了吸引动物的注意,有利于识别。从人类的角度看,“花以色而可尚”,谢肃:《梅花庄记》,《密庵诗文稿》己卷,《四部丛刊三编》影明洪武本。 花的颜色是花朵最抢眼的元素,花的色彩应是人类色彩感中最重要的经验记忆,当然也是花朵最主要、最丰富的美感源泉。
(2)花的香气和甜味
在生物界,只有植物才能进行深入的化学转化,植物的花朵能制造、散发不同的香味,花瓣、花蕊尤其是花粉也多以浓郁的甜味吸引蜜蜂之类昆虫。与此多少有关,植物的果实也有不少具有美好的香气和甜味。花果的香味、甜味对于动物的吸引是本能的,对人类亦然。人类十分喜爱香味,经常模仿花朵的气味制造香水,喷洒在室内和人体上,以增加环境的愉悦感和自身的吸引力。人类对于花朵甜味的喜爱也极其明确。正是由于这些本能的因素,花的香味、甜味成了花之为美十分重要的元素。
人类的嗅觉、味觉远不如蜜蜂之类动物敏锐,人类对于花香的感觉总有几分微妙乃至奇特的意味。我国古人说“香者,天之轻清气也,故其美也,常彻于视听之表”, 刘辰翁:《芗林记》,《须溪集》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西方人说:“香料的微妙之处,在于它难以觉察,却又确实存在,使其在象征上跟精神存在和灵魂本质相像”,《世界文化象征辞典》编写(译)组:《世界文化象征辞典》,长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076页。 也就是说芬香鼻观有着某种玄妙的色彩,更倾向于作为人类精神品格和心灵世界的象征,这是花卉观赏古今中外相通的一个普遍心理,因此我们说,花的香味是花之文化意义生成的一个独特原素。
(3)花的形态
花苞、花瓣、含苞待放、灿烂盛放的形态也值得关注。不同植物间茎、枝、叶等营养器官大多大同小异,而作为生殖器官的花却是各具特色,千姿百态。不同生长环境中,营养器官的形象也多有随遇而变的情景,而唯有花朵的形状结构十分稳定,是生物学上植物分类最重要的依据。从植物解剖学的角度看,花朵的形状和结构总是植物外在组织结构中最为复杂和精致的部分,既坚持自身物种繁衍的保护性,又充分兼顾昆虫等传粉者的方便有效与利益共赢,有着十分凝炼、周至、完美而又浑然天成的结构和形态。自然界容有了不起眼的花朵,却没有极其铺张、过度散漫的花朵。花的形状多呈辐射对称(整齐花)或两侧对称(不整齐花),主要应是有利于传粉昆虫对花朵中心的聚焦定位,而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对称结构尤其是辐射对称的花冠,形成圆形、准圆形或球形的花冠形态,具有鲜明的视觉亲和力和愉悦性。极少数不对称的结构则是进一步进化的结果,形状和色彩别具一格,也常给人新奇、美妙的感受。
上述这些都是花作为生殖器官独特而奇妙的设置,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法]让-玛丽·佩尔特等:《植物之美》,第75页。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和方便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生物进化史上,被子植物是与蜜蜂之类昆虫、哺乳动物几乎同时出现的,有着同步进化、互利共生的生态关系。这种生态关系不只存在花与蝶、花与蜂这些广为人知的生物互利共生关系中,也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人类与花朵之间。也许人类对花朵的喜爱更多出于花朵与果实的联系,[美]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但不管与其他动物差别多大,人类对花朵的喜爱总有着生物本能的意义。也就是说,花朵的美好有着生物界内在统一的本能依据,有着自然规律的先天客观性,包含着人类生物本能需求与原始感官记忆的相互作用。花的魅力对人类有着一定的天然针对性,花朵带给人类的是真真切切的本能愉悦,人类对“花花世界”的喜爱有着与生俱来的“集体无意识”。人与花之间这种天然而紧密的本能关系,是其他生物资源乃至所有自然资源元素难以媲美的。
正是这些主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使花朵与人类的少壮身体、日出景象以及鸟类的彩色羽毛一样,成了人类不用发现、与生俱来公认的美好事物,构成人类关于美最古老的概念。正如我国古人所说,“花,美丽之物也”, 邵雍:《梦林玄解》卷20“梦占”,明崇祯刻本。在世界所有语言中花总代表着美丽、精华,[英]杰克·特里锡德:《象征之旅》,石毅、刘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常用以类比“事物中最精巧、最优质、最美好的部分”。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3.该书为英文版,本文所引汉译由赵文焕、姚梅、鞠俊提供,不一一注明。在我国,花还有许多延伸义。如表示花纹装饰、色彩错杂,如“花样”“花脸”“头发花白”;表示色彩鲜艳,如“花枝招展”“花团锦簇”“眼花缭乱”;表示浮华不切实际,令人迷乱,如“耍花招”“花言巧语”;表示奢糜、女性、色情和人性迷乱,如“花柳”“花酒”“拈花惹草”“花花世界”之类说法。这些不同联想和比喻,都本源于花之美好的形色及其强烈的魅力,反映了人们对花的形象特点及其审美价值的共同感受和普遍认识。花的这种美好形象及其鲜明魅力,花对人类审美需求的天然满足,可以说是“花”之为花的特质所在。人们欣赏花朵、花枝,用作各种礼物和装饰,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都是出于对美好花色的喜爱。花的审美价值正是这些最为相关且极其丰富的人类文化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源头,是其文化价值的核心。 3.花之时:花的季节性、时间性及其文化价值
花之吸引人还在于明确的季节性和有限的时间性。花的开放有着极严格的光照时间或气温要求,因此每种花的开花时间起讫是明确而固定的,这就是所谓“花期”。这种时间性通常被视为某些季节和时令的标志或信号,这在采集时代、农耕时代应是较重要的生活和生产知识。在我国,有所谓“花信”“花信风”的说法,不同植物的花是重要的节令信息和农事物候。而植物开花总是为了授粉、结实,花期多是极为短暂的,我国古语有“花无百日红”的说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花开花落”总给人时光易逝,事有盛衰,美景不常,欢乐难守的感觉。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北半球温带核心区,大多数植物尤其是草本植物多在春季开花,花总代表着春天、青春和快乐,[英]杰克·特里锡德:《象征之旅》,第90页。 春来花开总是世事蓬勃兴旺或人生发达快乐的经典象征,而花的凋零、花季消逝总易于引发人们某种留恋和感伤的情怀,总是荣华不常、欢乐易逝、时光难驻、盛极必衰的象征。 宋人刘蒙《刘氏菊谱》叙:“草木之有花,浮冶而易坏,凡天下轻脆难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宋《百川学海》本。在季节性比较明显的温带区域——人类传统文明核心区,这种由花开花落引发的时光、青春、美丽、生命和世事的盛衰感怀是比较普遍的心理现象。因此我们说,花的季节性和时间性是花自然特征中一个重要的元素,不仅进一步增添了形象的奇妙和珍贵,还以其鲜明的生命过程带给人类一种特殊而深刻的刺激和困扰。花与人类之间因此有了更多复杂的情感、思想联系,这是花之文化意义生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人类对花的价值矛盾和性别偏倚
美是花的天性,爱花是人类的天性。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时代的自然条件和社会需求不同,对花的实际认识和态度也就不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群体差异。其中有一些经典的思考和纠结,具有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意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类花文化现象、花文化意识的复杂性。
1.花与“果”
我们这里说的“花”与“果”分别代表植物的观赏性与实用性(或经济性)。“花”与“果”的关系是花文化中一个古老命题,包含着人类价值观的一些基本的差异和矛盾。花是植物生殖过程中较为短暂的环节,其结果无论是对植物本身还是对人类都更为重要。虽然花朵本身也有一定的实用资源价值,比如有些可用作食材、药材等,但整体上说,花这方面的价值与植物的果实和种子相比大多微不足道。人类采集、生产植物的种子和果实作为食物,种子与果实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有着显著的经济利益。人类社会对植物的开发利用总是先“果”后“花”,先求中用再求中看。在人类早期价值观上,经济民生总是重中之重,总是果为利而花为费,果为实而花为虚。花的美观乃至专门种植用以观赏则远非生活之必需,多少都有些享乐和奢侈的色彩。世界几乎所有文化在对待花的态度上都出现过社会利益和道德上的矛盾与困惑。
早期基督教有鲜明的禁欲色彩,清教徒们严厉倡导朴素的生活,鄙弃和反对各种奢侈浪费之风,当然也就包括花卉的使用。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p.86-91.“直到文艺复兴之前,绝大部分被种植的花卉在美的同时也是有用的,是药材、香料甚至是食物的来源。在西方,花卉经常受到不同的清教徒们的攻击,救了这些花的总是它们的实用功能。”[美]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第100-101页。 我国文化中也有对“弃实求花”, 陆梦发:《见梅杂兴》,方回《瀛奎律髓》卷21,《影印文淵阁四库全书》本。“玩华而忘实”,“徒赏其华,而不究其用” 谢肇淛:《五杂俎》卷10,明万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韦馆刻本。等社会现象的诋议和反对。反映在道德上,也有对品德、才智“华而不实”现象的否定和蔑视。
人类对花的欣赏也有着阶级地位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乃至对立。花的欣赏从来都是阶级性的,总是社会的富贵阶层更多地拥有鲜花享受的资本、权利和机会,而贫穷、底层的阶级或群体相对少一些,而又主要地承担生产奉献的角色。白居易《秦中吟·买花(一作牡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广东新语》所载“花田女儿不爱花,萦丝结缕饷他家。贫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就深刻地揭示了花卉生产、经营、消费结构关系中不同阶级地位和利益的尖锐对立。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专门的花园总是权势与富裕社会的专利,时至今日,公共花园不断增加,也仍没有完全开放到“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的程度。这些因“花”“果”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性、道德性问题是人类花文化史的重要现象,也是花文化意义的一种曲折表现。
2.花与“神”
这里说的是作为生物精华的花与人类各类超自然信念之间的关系。古埃及神话中,莲花即睡莲处于“中心的位置”,与太阳神的崇拜相联系,太阳神是从莲花中出现的,莲花被视为再生母体。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p.39-43. 在佛教的图像学中,佛陀也多描绘为从莲花中出现,花朵因而具有神灵象征的崇高意义。我国文化重“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自然造化持有普遍的爱好和尊重。我国民间所谓“花神”是一种朴素的民俗信仰,代表对花这一生物精华的喜爱和推重。花还经常被人类用作祭祀神灵的供品,尤其是在中东、南亚等地的宗教如佛教、印度教的祭神仪式中,花作为替代血祭的重要选项,得到普遍的使用。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p.70-71.这都是花文化中十分正面的内容。
而在另一些宗教信仰中,自然乃至人类都是从属于神性的,对自然物的喜爱多被视作对神灵的不敬和亵渎。花的美丽具有更多诱惑,引起的警惕也就更多。“很多加尔文主义者甚至很多天主教徒认为,自然界的美可能分散上帝话语的重要性。”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176.在传统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徒眼中,花的魅力对其宗教信仰大有妨碍,加以敌对宗教和教派存在对花的喜爱和重视,被视为异端,因而对花也就全然仇视,着意诋毁和抵制。 上述这些关于花之利害、善恶的好恶取舍,都是围绕花之魅力展开的,是花之审美价值的曲折反映。犹太人和基督徒们排斥“花”的形象,并不是由于看不到花之美,而是深知花的魅力会对神灵构成挑战而“必须把它扑灭”。[美]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第81页。 正是这些不同立场和态度的尖锐对立,体现了人类社会花文化现象的复杂性、花文化史的曲折性,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3.花与女性
花与人的情感、意愿、性格、理念乃至身份间的联想和比拟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但花与女性的联系更为紧密。将女人比作花,以美女形容鲜花,几乎在世界所有文化中都是共同的。客观上说,女性与花都与生物的繁衍直接相关,生育前的青春妙龄女性与迎接授粉孕果的花朵有着生物生理节奏上的类似,这应是女性与花之间类比联想、互文隐喻的生物学、生理学基础。
从新石器晚期较为复杂繁重的农业生产出现以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和平等地位丧失,此后几乎所有新兴文明中女性都处于从属的地位。在男性统治的世界里,女性“色”和“性”的意味被异常地放大,而植物的花尤其是那些色香醒目、妖艳欲滴的鲜花与女性尤其美女的社会角色和形象特征容易产生联想和类比,“花色”与“美色”同具“色”的意味,也就成了人类相应的感官欲念、心理需求的美好寄托和流行隱喻,在人类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构成文化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
在西亚、中东和地中海沿岸的许多神话传说和古老文化遗迹中,不少著名的花园多是与女人联系在一起的。相传我国春秋时吴王夫差为西施所建宫殿一带有玩花池、采香径之类,包含了花园的气息。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女强人”武则天与慈禧,或传说或史实,都表明她们与牡丹有过一番特别的情缘。早期基督教是排斥花的,而中世纪后期以来的圣母、天使等宗教题材图像、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女性题材人物画中,花草总是最常见的陪衬、渲染与烘托,这种情景在我国的仕女画中也极普遍。我国文学中“咏妇人者必借花为喻,咏花者必借妇人为比”,范德机:《木天禁语》,明《格致丛书》本。 俨然成了一条写作定律。花的这种性别习俗在女性世界内部也潜移默化,上升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发倾向。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对花有着更鲜明的热情,“多数人给女人送花,而非相反”。花是“女性偏爱的礼物”,有一项调查显示,“65%妇女认为花是最浪漫的礼物”,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313.也更多地以花自喻寄情。花与女性的深厚情缘源远流长而又鲜明生动,花与美女之间的审美互涉互喻,是花文化中普遍存在而饶有情趣的现象,有着人类性别意识对立交错的深刻因缘和意蕴,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思考和玩味。
二、花文化的概念和内容体系
简单地说,花文化就是与花有关的所有文化现象。随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相应的文化意识和知识需求不断高涨,而花文化的研究也就摆到了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面前,成了一项比较紧迫的任务。花文化的概念意义、内容范畴和社会文化价值是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
(一)花文化的概念
准确地说,花文化是以花卉为对象或主题的人类活动及其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花卉植物资源开发和社会应用的各类活动和成果,也包括植物实体以外各类相关的文学、艺术等文化活动及成果,同时还包括人们相关的审美意识、科学知识、思想观念、生活趣味、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精神内容。
由于文化概念至大无外,花文化的概念也就极其宽泛。人们实际使用中,除上述广义外,又有相对狭义的一种,主要指与花有关的审美活动及其他相关精神活动与成果。由于花本身的美好属性、花在植物资源中相对明确的内容,人类花文化活动及其成果中真正纯粹物质性的东西很少,所以,狭义与广义的差别只是排除一些纯粹的经济利益活动。比如园艺品种的开发、培育是物质技术的,但总包含了美的追求和寄托,是花文化的当然之义,因而只能将其中深度的、专业性的生产技术研究、教学等活动排除在外。
花文化有着鲜明的审美文化属性,以花的审美文化为核心,这是由花的审美属性决定的。所有与花的审美属性相关的活动与成果,才是人类花文化的核心内容。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花文化概念,都应坚持这个原则内涵。审美活动是超功利的,只有关于花的欣赏、装饰,无论花的形象是实物还是虚拟,无论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只有这些由花的非实用功能、非经济利益即花的审美价值引发的活动和观念,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所谓狭义的花文化,所指其实就是这审美性的核心内容。比如同样是以花为食,大量的行为都不只将花朵作为普通食材,甚至也不以花朵为原料,比如以面团、萝卜等捏削成花朵形,这些不同饮食行为都包含着对花朵色、香的利用和欣赏,包含对花形象的喜爱,包含花审美元素的开发利用,属于我们所说的狭义花文化的内容。而如花菜、金针菜等蔬菜,藏红花、雪莲花、合欢花等药物虽直接采用花朵,但种植、采集、销售和消费完全着眼于食用价值和经济利益,自是广义花文化的范畴,却不是狭义花文化的内容。
花文化的内容体系是综合的和历史的,有着广阔的时空表现。单一的观赏园艺视角、简单的现象勾勒和文化漫谈远不足以展示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关注现实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广泛表现和深刻底蕴,更要全面把握其深广的历史过程,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挖掘其深厚的文化意义。
(二)花文化的内容体系
将纷繁复杂的花文化现象从园林、文学、艺术、宗教、民俗、饮食、旅游等不同角度分类考察,极为简便明确。这在广义花文化尤为适宜,但也易流于对现象的简单分类。我们这里说的是狭义花文化的内容,力求透过花文化的表面现象,切入花文化的内在要素和类型层面,展示其相互关系和逻辑结构。笔者曾将“花卉文化”的内容体系概括为资源技术、欣赏认识、社会应用、文学艺术四大方面,并就各方面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是一个初步的分类构想,对花文化也应基本适用。根据花文化的具体情况,我们略作调整,就其核心内容,大致划分为这样四个层面: 1.鲜花欣赏
自然界不断产生花的美景,人类不断驯化和培育花卉品种,开发奇花珍卉,并设置不同的环境,以不同的设施、不同方式种植或陈列鲜花、营造景观用以欣赏和装饰。所有这些鲜花景观的发现、生产、营造和欣赏活动及成果,我们姑且简单地称作鲜花欣赏,是花文化中最直接、最基本的内容。
2.鲜花应用
人们折取、剪裁花枝,适当装束,用以美化居住环境和活动场所。人们以花朵、花枝及其他形式装束作为礼物,用诸各种公私仪式,借以表达友好、爱慕、尊敬、期求、鼓励、怀念、哀悼等情感。既以娱人意,也以事鬼神,包括世俗的和宗教各个方面。这可以称为社会应用,包括所有相关的活动及其成果,所有相应的社会机制和观念习俗,是花文化中最广泛、切实的方面。
3.文艺创作
人们写诗作文、绘画谱曲直接歌咏和赞美花朵,表达喜爱和重视,同时也寄托相关的感受、情趣和思想。人们还绘制和设计丰富的花枝纹样和视觉造型来装饰美化生活用品如首饰、服装、器皿乃至食品,还有生活设施如建筑、雕塑,甚至道路、广场等,表达有关的情趣与观念。这种装饰和表达活动与上述鲜花应用比较接近,同属花形象的生活应用,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些创作、装饰活动、表达行为及其成果,以及相应的社会机制、风俗習惯,进而包括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教育等,我们统称为花之艺文创作。与上述两方面不同的是,所谓创作活动及成果都基本脱离了花的生物实体,是花文化中最自由灵活、丰富复杂的方面。从下述我国花文化的民族特点可见,将文学艺术独立一类重点考察对我国花文化的研究认识极其必要。
4.情趣观念
人类对花之各类审美活动包含的思想认识、情趣体验、价值观念、方式方法、知识话语等,即贯穿和体现在上述三方面以花为主题的所有主观意识、思想观念、方式习惯等,多有着主观性或形而上的特点,是花文化的观念体系、思想灵魂或精神核心,有必要专题考察、集中把握。
人类花文化现象是极其普遍广泛、丰富复杂、生动有机的,而我们的认识总有各种限制。不难看出,上述四个方面并不完全并列。我们在花文化的现象中,总能看到物质和精神,有植物实体和无植物实体,欣赏和装饰等种种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现象范畴和描述体系。我们这里所说四个方面,前两者是包含生物实体的,而后两者则相反。前三个方面说的主要是客观活动和外在现象,而最后一方面说的是主观情趣和内在意识。通过这表与里、实与虚、形与神不同方面的交叉参证,或可较为全面立体、有机深入地展示花文化丰富复杂的内容体系和形态结构。当然,人类活动都是具体生动的,也是不断变化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群体和个人情况各异,体现的花文化的主客观条件、文化因素及其形态结构、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我们这里尝试提供的只是一个尽可能简明扼要的描述框架,属于社会、人文科学理论通称的“理想模式”,必须根据花文化的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处理。
(三)花文化的文化意义
花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现象中的一个方面,放在人类文化体系中有哪些特殊的性质和作用,这就是我们所谓花文化的文化意义,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1.花文化是人类最普遍和永恒的文化现象
正如我们前文所说,花文化的主题是植物,在地球上分布极其广泛。对花的喜爱是人类的天性,有着生物本能的依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对于花的热情也许不等,但与花文化完全绝缘几无可能。花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普遍,也是最古老而永恒的文化现象之一。所有人类文明都会面临花的问题,所有社会都有花的应用。最值得关注的是,世界各国传统中几乎都有自己特殊重视的花卉,现代绝大多数国家也都有所谓国花、国民之花、文化之花,表明花作为民族文化符号象征的普遍倾向与爱好。关于国花的讨论,请参阅:温跃戈《世界国花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程杰《中国国花:历史选择与现实借鉴》,《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夏之卷(第2期),第1-19页。 正是这种普遍性和永恒性,使人类花文化包含更多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共通性的信息,这无论是对不同文化传统的认识和沟通,还是对人类文化共性的探索和建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花文化是人类审美文化特殊而重要的方面
花文化的核心乃至实质是审美文化。花承载了人类对于美最古老的信念,是人类最公认的美好事物。花的美有着与人类生物本能需求的天然契合,典型地体现了美的客观性。花的各类应用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出于对花之审美价值的发挥。无论花的实物还是图绘形象都有着最直捷、鲜明的感官形式和审美魅力,呈现着最简便易得的审美快乐与精神享受,适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有着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花形象资源的相关审美活动和生活应用都有着充分的大众化和广泛的社会性,体现着最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花文化的审美功能是人类文化中最民主、最具人类共鸣和文化公约的因素,是我们文化建设中最普惠的方面,是世界文化交流中最畅通无碍、最亲切有效的部分,又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3.花文化体现着自然、社会和文化有机发展的历史信息和价值意义
花文化从生物的机体、资源到社会的生产、应用,再到各类人文意义的创造、表达,跨越自然、社会和文化诸领域。花是自然之物,更是社会之物、文明之物。花的生物学历史是自然进化的重要环节,花是植物生命繁衍的主要途径,花的植物品种是地球生物资源状况及其历史的重要内容,花的园艺品种是人类农业历史演进的重要方面。花的欣赏和消费水平、花的各类文化书写的发展则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提高的重要标志。花文化承载着植物世界进化、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信息,也会体现更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机统一,“天人合一”,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和谐长存、相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价值信念。即如前文所引明人称花卉较之动物更具自然生趣,其实说的是植物自然生机、花色美好与人的精神享受契合无间的境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虑植物景观营置的简单性、植物生长对空气的调节作用、亦花亦果的综合利益等植物的属性因素,其体现的现代生态文明、人类全面发展的价值意义更是十分切实而丰富,值得我们认真推求和汲取。 (四)花文化的研究
花文化的研究古已有之,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可视作源头。六朝开始有《花木志》一类著作出现,宋以来人们编诗、选诗就多有花木一类,出现大量专题著作。这既是花文化的一种现象,也是花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我国当代花文化的专门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周武忠、何小颜等先生领头,众多学者积极参与,取得了不少成绩。对近30年的学术发展,周武忠先生曾发表过综述文章,周武忠:《中国花文化研究综述》,《中国园林》,2008年第6期,第79-84页。 笔者也有过简单的评述,程杰:《论花卉、花卉美和花卉文化》,《阅江学刊》,2015年第1期,第109-122页。 而全面、系统、严谨的总结梳理尚待来者。近20年来,我与门下诸生积极投身花卉文化的研究,奋力而为。笔者主要发表了一些梅花、杏花、水仙、花信风、《全芳备祖》等方面的考证和论述。俞香顺主要从事荷花 俞香顺:《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渠红岩从事桃花渠红岩:《中国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纪永贵和丁小兵从事杏花程杰、纪永贵、丁小兵:《中国杏花审美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 、张荣东从事菊花张荣东:《中国菊花审美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 方面的文化研究,都有不少成果。在巴蜀书社为我们出版《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书系》5种的基础上,最近我们又组织编辑出版《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20册,汇集了我们30多人近20年发表的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 程杰、曹辛华、王强主编《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月出版。包括以下20册:1.付梅《中国牡丹审美文化研究》;2.程杰、程宇静、胥树婷《梅文化论集》;3.程杰《梅文学论集》;4.纪永贵、丁小兵《杏花文学与文化研究》;5.渠红岩《桃文化论集》;6.朱明明、雷铭、程宇静、任群《水仙、梨花、茉莉文学与文化研究》;7.王功绢、赵云双、孙培华、付振华《芍药、海棠、茶花文学与文化研究》;8.徐波、郭慧珍《芭蕉、石榴文学与文化研究》;9.张荣东、董丽娜、纪永贵《桂与菊的文化研究》;10.凌帆、周正悦《花朝节与落花意象的文学研究》;11.胥树婷、王存恒、钟晓璐《花卉植物的实用情景與文学书写》;12.俞香顺《〈红楼梦〉花卉文化及其他》;13.王三毛《古代竹文化研究》;14.王三毛《古代文学竹意象研究》;15.张俊峰、张余、李倩、姚梅《蘋、蓬蒿、芦苇文学意象研究》;16.纪永贵《槐桑樟枫民俗与文化研究》;17.石志鸟、王颖《松柏、杨柳文学与文化论丛》;18.俞香顺《中国梧桐审美文化研究》;19.石润宏、陈星《唐宋植物文学与文化研究》;20.陈灿彬、赵军伟《岭南植物文学与文化研究》。其中,属于花文化的除上述梅、杏、桃、荷、菊外,还有牡丹(付梅)、水仙(朱明明、程宇静)、梨花(雷铭)、茉莉(任群)、芍药(王功绢)、海棠(赵云双)、茶花(孙培华)、芭蕉(徐波)、石榴(郭慧珍)、桂花(董丽娜、纪永贵)等花卉个案,花朝节(凌帆)、落花(周正悦)、餐花(钟晓璐)等类型专题,都着力展开系统阐发,对我国花文化的研究多少有些贡献。
三、我国花文化的发展历史和民族特色
关于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状况与民族特色,笔者曾撰文进行过简要的勾勒,程杰:《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阅江学刊》,2014年第1期,第111-128页。所论涵盖所有“花卉”,“花”自然包含其中,但“花”与“花卉”情况有所不同,这里主要就花文化的特殊情况择要举示,并侧重就前说不周处进行补订。
(一)我国花文化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
笔者的花卉通论曾将我国花卉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花文化的历程大致亦然。
1.先秦:花文化的滥觞
先秦时期,一般也称“上古”时期,是我国花文化的滥觞期。首先是花文化的起源问题,曾有学者发表论文专题论述, 张启翔:《中国花文化起源与形成研究(一)——人类关于花卉审美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园林》,2001年第1期,第73-76页;《中国花文化起源与形成研究(二)——中国花文化形成与中华悠久文明历史及数千年花卉栽培历史的关系》,《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7年增刊,第75-79页。但似着意从审美心理发生机制上寻找源头。从常理上说,只要带着一副人的眼睛和鼻子,就有花的欣赏、花的审美,也就可以称作花文化,古今中外无论你我概莫能外。但无论是全人类,还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花文化起源问题都是历史问题,不是心理问题,有赖于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的综合梳理和考辨,确认可以验证的历史起点。
花文化论者多将我国花文化的源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其依据主要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块五叶植物盆景图,时间距今六、七千年前。所绘植物之品种有万年青、水稻、蔬菜等不同说法,虽然形状最不似稻,但如属种植之物,则以水稻和根茎类蔬菜最有可能。而笔者反复谛视,似乎也有龟鳖之类一头四足动物的模样,只是技法稚拙,或有潦草行事、形式变异等因素,而成此模棱两可之象,究属何物有待进一步考辨。通称史前最壮观的花文化景象是河南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距今3500-4000年前的大量花瓣纹彩陶,曾被有关专家认为是蔷薇科、菊科为主的花冠纹样。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第51-82页。 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不少怀疑的意见,认为所谓花瓣纹应属鱼纹,是半坡遗址鱼纹之类纹饰的变体、组合等演化形态,马宝光、马自强:《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新探》,《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第31-34页。 具有更多形式化、符号化、装饰性的倾向和效果。近10多年,这种怀疑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王仁湘:《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上),《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第22-31页;《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下),《四川文物 》,2009年第3期,第32-40页;《中国史前的艺术浪潮》,《文物》,2010年第3期,第46-55页。 就人类自然审美的一般规律而言,远古先民以狩猎为大事,比较重视动物,舞蹈模仿动物,各类纹饰多以动物为题材,很少顧及植物。[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第239页。 我们认为,河南庙底沟文化乃至整个仰韶文化中的彩陶纹饰应属鱼、鸟之类动物的变形,而不可能是植物及其花朵,更不待说是花瓣和叶片之类。还有1923年河南新郑春秋郑国国君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值得附带一提。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郭沫若先生称是所见秦汉以前古器中唯一“以植物为图案”者,并推测或“已有印度艺术之输入”迹象。而莲瓣中央立有一只仙鹤,其振翅欲飞的形象,更是被郭沫若先生称作春秋初年“时代精神一象征”,郭沫若:《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115-116页。 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正如有学者所说,“这种莲瓣纹的装饰,是从西周环带纹饰物不断演变而来的新形式”。张得水、李丽娜:《时代精神之象征——莲鹤方壶》,《中国博物馆》,2009年第1期,第112-119页。 西周晚期这类方壶冠盖边缘多有波曲纹、山形纹,而且也有镂空造型,所谓莲瓣正是这类纹饰元素进一步向外延伸展开的形制,杨式昭:《东周方壶上的莲瓣纹冠饰与立鸟纹饰——从郑公大墓〈莲鹤方壶〉谈东周青铜器新兴立体纹饰》,台湾《史博馆学报》,第36期(2007年12月),第95-112页。 但不是真正取材于莲花的形象。因此我国花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的有关考古信息都远不可靠,目前只能就上古文献资料取证分析。笔者已有论文中相关论述有误,这里特别提出纠正。
我国文献中的花文化信息也许可以上溯到夏朝。主要传承夏朝历法的《夏小正》中,就有正月“柳稊”,“梅、杏、杝桃则华”,二月“荣堇(蔬菜),采蘩”,“荣芸”,七月“秀雚苇”,“荓秀”,九月“荣菊”等物候月令,所谓华、荣、秀,都指开花,说明夏朝先民对植物开花已颇多关注。到了西周时期,《周易》卦辞中有“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的吉兆之语,表明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植物开花已被视作吉祥美好的象征。“华”也开始具有华丽、繁荣等流行语义。被誉为我国先民大合唱的《诗经》中,“草木虫鱼”的“比兴”成了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而花意象即居其一。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何彼秾矣,唐棣之华”,“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都是热情赞扬鲜花灿烂之美的名句。而“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尚之以琼华”,“尚之以琼英”,“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更是把鲜花作为时令美好、容貌光鲜、石美如玉、人才优秀的象征。“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则是男女间以花馈赠传情的习俗,这些都充分反映我国周朝先民对花的喜爱和重视。战国屈原作品中,无论人神所居、所服、所沐、所食均有一些花的因素:“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鲜花与香草一起成了美化生活环境,熏陶人格气质,烘托人格境界的主要用品和意象,形成了有关生活理想和人格境界的象征体系,标志着花作为自然物之文化意义在士大夫文人层面上有了进一步的自觉和应用。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阶段对花的欣赏是自发的、偶然的、分散的,远未进入普遍自觉的阶段。从文化认识水平上说,尚是一个植物观赏意义混沌初开,实用意义仍占绝对地位的时期,我们称之为花文化的“物质实用时代”。
2.秦汉至盛唐:花文化的兴起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至盛唐“安史之乱”爆发的十个世纪,虽然国家有大小,政局有治乱,南北有分合,但人们对美好花色的欣赏和追求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并且呈现出持续兴起发展的进程,我们称之为我国花文化的兴起或渐盛期。具体表现是:第一,花园或园林花卉植物及其游赏活动兴起。第二,梅花、桃花、杨花、莲花、李花、梨花、蔷薇、栀子、木芙蓉、牡丹等花色广受关注。有些在《诗经》《楚辞》时代早已出现,但多属中古时期新的发现,代表了我国早期观赏花色的主要品种。这在我们前番论述中未及强调,有必要引起注意。第三,装饰图案中,花朵纹饰开始出现。如出土秦阿房宫等地瓦当中就有八瓣花瓣纹等, 徐锡台、楼宇栋等:《周秦汉瓦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7页、图34《花瓣纹圆形瓦当》;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图125《莲花纹瓦当》。南朝后期“梅花妆”更是。魏晋以来,随着佛教文化对中土文化的影响渗透,荷花供奉开始出现,莲花、忍冬藤、天女散花等成了工艺装饰中较为流行的纹样。田自秉、吴淑生、田青:《中国纹样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1-195页。 这在前面的论述也强调不够。第四,魏晋以来文学、音乐中专题和细节歌咏鲜花的作品大量出现。如三国钟会有《菊花赋》、西晋傅玄《紫华赋》《朝华赋》等。乐府就有《芳树》《梅花落》《桃花曲》《杨花曲》等曲调。初唐宫庭岁时唱和中芳菲信息比较丰富,长安曲江杏园等地游赏唱和风气都较盛。相应的山水田园诗派兴起,其中的花木之景和游览之趣较六朝更为丰富。从认识水平上说,这是一个主要着意花卉的物色形象美感,更多对花色鲜好的喜悦和追求,偏重节令、时光和荣悴盛衰感怀,带着鲜明感性、情感色彩的时代,因而我们称之为花文化的“花色欣赏时代”。
3.中唐至明清:花文化的繁盛
在中国历史上,“安史之乱”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前是中国封建社会明显的上升时期,此后则是一个漫长的逶迤衰落过程,尤其是宋元明清,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都呈现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特征,通常称作“近世”或“近古”。与这一社会历史演变的大环节对应吻合,我国花文化从中唐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称作花文化的繁盛期。
对这一阶段的情况,我们以前的论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勾勒, 程杰:《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阅江学刊》,2014年第1期,第111-128页。还有一点值得特别补充的是,花的品种也有新的拓展,早期以果木等经济作物的花色为主,中唐尤其是宋代以来不少新的观赏品种得到开发,如水仙、蜡梅、山矾、瑞香、山茶、月季之类,有一些品种从边缘走向中心,开始引起较大注意,如荼蘼、素馨、茉莉、桂花、兰花(建兰之类)等就是,进一步丰富了我国观赏花卉的品种体系,构成了我国花色品种开发的新阶段。而明中叶、清晚期域外花卉品种逐步引进,西方的“植物猎人”也开始从我国大肆掠夺和引种。这种花文化的国际交流趋势是近代以来花文化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的重要源头,值得我们关注。 这一阶段也呈现一个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过程。大致说来可再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中晚唐五代是这一阶段的发端,花文化繁盛的各种迹象开始显现;第二,宋辽金元时期进一步发展,观赏品种进一步开拓,理学主导的道德义理意趣的寄托、玩味开始兴起并逐步展开,从宋前的“重形”发展到“重意”,“尚色”发展到“尚德”,奠定了花文化发展的精神趋向;第三,明清时期,花文化各类物质、精神生活情趣和方式全面拓展、高度繁盛并愈益精致绵密,花文化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从审美心理和文化认识上说,整个这一繁盛阶段无论士林还是民间,虽然程度不等、方式不同,但都从侧重于花卉物象的外在形色之美,进入到精神理想和生活信念的比兴寄托,使众多花卉品类逐步形成系统的象征意义,显示流行的文化符号色彩,标志着我们民族花卉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烂然成熟,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之为花文化的“文化象征时代”。
(二)我国花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
综观我国花文化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两大特点:
1.历史悠久,持续不断
上述三大阶段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一个悠久而持续的过程,没有遭遇外族全面颠覆、文化彻底中断这样的情景。我国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文明进程,历史发展相对缓慢和稳定。同样,我国花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持续发展、未经中断、缓慢稳定的过程。在中华文明发展的统一进程中,人们对花的看法虽然有价值信念上的差异,但没有西方和中东那种为了维护某种特定教义而绝对摈弃花卉的现象,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27, p.49.更没有西方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对花卉使用的限制和花卉文化的长期衰退。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p.73-100.我国人民对花卉植物的知识,对鲜花及其图像的欣赏和喜爱,对花之观赏价值的发掘和应用,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有史以来一直都在“缓慢而又相当稳定地发展”,没有西方那样的“黑暗的时期”。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96.这是我国花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优势。
2.兼容并茂,积累深厚
我们是东亚大陆国家,幅员辽阔,地形和气候多样,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有着人类文明独立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我们又形成了以君主专制统治、国家官僚机构、社会广大民众三大阶层主体构成、底盘极其庞大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虽然我们历史上有过一些短暂分裂的情景,但无论基本的文化信念,还是实际的历史过程,都以大一统的社会形态为主体。在这样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社会结构内部,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宗教信念、不同的生活习俗、不同的文化情趣百家争鸣,各竞其流,都包含在一个历史的大熔炉中,没有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隔绝分裂和尖锐对抗。相互间既有地域、层级上主次、中边、强弱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而不同层面、不同元素间又能相互协调,和谐相处,融通浑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可以说,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一种钢筋混凝土式而又骨肉丰满洽畅的有机结构,我们的文化则是一个不断兼容并包、运化涵演的博大熔炉、浩瀚渊薮。
反映在花文化中,我国虽也有宫廷、士大夫、乡村社会、市井社会等不同阶层的利益追求、情趣意愿和参与方式,但各种文化元素、生活经验相互借鉴影响,不断积累改进,从而逐步形成丰富而系统的文化体系。比如对梅,有重其果实食用、药用价值及情趣的,也多有对花之观赏价值开发利用的。在梅之花中,既有一般大众对春色吉祥之意的喜爱,也有文人隐士对疏淡幽雅情趣的推崇。既有对鲜花的欣赏,也有诗画方面的专业创作。比如菊花,既有对其药用、食用价值的开发,也有对其重阳避灾习俗的重视,更有士大夫文人对其经霜不凋之气节的欣赏。这些不同的生活习俗、文化情趣不断创生、演化、沉积,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这还只是几个典型的个案,实际各层面、各方面充分展开,数千年滋衍积累,构成了一个博大而深厚的文化渊薮、丰富繁密的传统体系。
我國花文化这种兼容并包、不断发展演进的发展态势统一于中国文化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整体特性,同时又有着自身相对边缘,无关大雅也无伤大雅,可以不断继承、从容演进的发展态势。正是如此悠久持续、生生不息、兼容并包、不断积累的历史过程,最终形成我国花文化极其灿烂辉煌的成就。
(三)我国花文化的民族特色
关于我国花文化的整体特征,周武忠先生概括为闲情文化、多功能性、泛人文观三点。周武忠、陈筱燕:《花与中国文化》,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前言第5-7页。又见周武忠《论中国花卉文化》,《中国园林》,2004年第2期,第56-57页;周武忠《中国花文化史》,(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年,第22-24页。笔者觉得,古今中外花的观赏和消费总是“有闲”的行为,但凡称作文化也总是多方面、多功能的,而即物寓意、寄托人文情趣更是各类文化领域普遍的现象,所说三点似都非我国花文化所独具。周先生的具体阐发中包含了一些可贵的思路和感觉,但这三点概括不够确切。笔者认为,花文化的民族特点应坚持文化学的综合视野,综合我国数千年花文化历史,并通过与国外花文化类型的横向比较来把握。在已经发表的花卉论文中,我们也尝试做了一些概括,笔者认为中国花卉文化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名花名树、生植观赏、“比德”意蕴、吉祥“花语”四大方面。程杰:《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阅江学刊》,2014年第1期,第111-128页。 我们最近又检得王瑛珞女士上世纪90年代的两篇论文,颇有见地。王瑛珞:《生活无处不飞花——花文化初探》,《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第41-45页;《花香、酒醇、诗意浓——花文化二探》,《唐都学刊》,1997年第1期,第68-71页。 王女士称我国花文化“与整体文化相融发展”,“具有厚重的审美价值”,“饱含高度的道德内蕴”,“是文人文化的独特表现”,应都抓到了我国花文化的核心特征,与笔者的观点多不谋而合。我们这里汲取王、周二位有益的思路和观点,就花文化的民族特征重加思考和阐发。 1.名花体系
花文化的特色首先应是花的品种,这是花文化的物质基础。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一定的花卉品种体系,同时出于自然资源、种植产业优势,或宗教、民俗等历史文化传统,或广大民众普遍喜爱等不同原因,又形成独有的名花体系。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国花、名花就属于这样的国家象征或文化符号。我国地处温带大陆,幅员辽阔,气候、地形多样,植物资源极为丰富,花卉资源同样如此,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美誉。我国又是世界文明古国、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因此,植根东亚大地,打着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烙印,包含着我们民族深厚情趣的花卉不仅品种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品种体系和名花体系,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有深广的影响。这种品种体系上的特色,既是花文化民族特色的固有内容,也是其生物基础,是把握我国花文化民族特色首先应予重视的。这在我们发表的论文中言之已详,此不再赘复。
2.士人主导
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士大夫传统,广大士大夫阶层是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骨干和文化发展的中坚,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繁荣和文化传统的形成所起作用众所周知。同样我国的花文化也以士大夫的活动和成果为主导。王瑛珞女士称我国花文化是“文人文化”的表现,周武忠先生称作“闲情文化”,虽然角度不同,都多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作用。我们在已有的论文中把士大夫阶层作为我国花卉文化繁荣的主要原因,也是充分肯定士大夫阶层在我国花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西方花卉产业和花文化的发展多得力于封建皇室贵族、商人群体、宗教僧侣集团的作用,西方花园与城市也有着更多的联系,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46.而在我国花文化发展中,士大夫阶层一直作为创造主体和领导力量。这一花文化创造主体的阶层属性,无论是对我国花文化的繁荣还是花文化传统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国花文化的发展演进是伴随着士大夫阶层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物质、精神生活不断拓展,尤其是宋以来士大夫闲适、高雅之生活情趣和风气的兴起而不断发展和提升的。我国花文化的繁荣历史,无论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主要得力于士大夫阶层的“劳心”投入和着意发挥,体现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情趣和方式。我国花文化中文学、艺术创作是绝对大宗,这与传统士大夫“尚文”好艺、重视文字书写的知识传统密不可分,是其社会、文化职能的必然透现。我国花文化中鲜明的比德言志、抒情写意追求更是士大夫意识形态和文化性格的必然归属。我国花卉园艺类著作多出于士大夫知识分子,而且也多包含大量文学作品、随笔杂谈,充分体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知识情趣。这些都使我国花文化打着浓重的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烙印,充分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我国花文化传统中的主导和核心地位。
我们重点说说文学方面的情况。我国自古尚文,在文学创作中,花又是最为美妙而普遍的题材,历代积累的作品浩如烟海,产生的名篇佳作、警言妙语不计其数。比如《诗经》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桃花之盛,“夭夭”是少好貌,桃树发花早,树龄短,今人讲“桃三李四”,是说桃树两三年就开花结果。桃树少壮时长势好,花开得多,鲜嫩好看。《诗经》桃夭这八字,看似简单,却切中了这一生物特性,形象鲜明生动,言简意赅,形神具备。渠红岩:《(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05)桃文化论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65-166页。 古诗中类似精采的诗句特多,比如人们常说的牡丹“国色天香”、梅花“暗香疏影”、荷花“出水芙蓉”,都是诗中名句结晶。而如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李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陈与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叶绍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虽多非专咏花草,但简洁、鲜明的花色景象中,有情思,有意境,有故事,感发人意,耐人寻味,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又如苏轼写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银烛照红妆”,黄庭坚写水仙“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明人高启咏梅花“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艺术上说远非正面描写,而是遗貌取神,拟人写物,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技巧,更多依靠和调动人的想象、思维、感受,而包含的思想情趣也就透过一层,有了更多主观情趣、人格精神的象征。这些名篇佳句既出于丰富的实际观赏经验,更显示了文学创作的独特灵感和意趣,大大丰富了花卉欣赏的审美情趣、精神内蕴和想象空间,这些都远远突破了花卉实物实景游览观赏、即时体会的范畴。这些士大夫文学创作中的独到发现和精彩创造,是我国花文化宝库极为丰富、璀璨的财富,对其他阶层和领域花文化的情趣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3.生植观赏
我国人民的花卉欣赏方式也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我们以“生植观赏”四字来概括。所谓“生植”,是指自然生长或立地栽培的植物,实际生长着的活生生的植物实体和景观对象。我们民族特别重视这种实生景物的感应和欣赏,这与西方、中东、南亚等地区流行切花、摘枝装束用作礼物和装饰大不相同,有着我们民族的生活特色和文化个性。这在笔者发表的论文中已有详细论述。
此处有必要补充的是,不只是重视植物生长的实物景观、天然生趣,还在于透过植物生长状态、生长习性去把握自然的时序,感受其生命個性,感悟对社会、人生的启迪。唐以前人们多重视花期的时令物候意义,唐以来封建文人多自觉从花之生物形象、生长状态的整体来感受和理解花卉,并不只限于花朵和花枝。比如梅花,如只见花朵,因花期无叶,只是素色、清香两点,但人们还关注其独特的花期,重视枝干的“疏影横斜”之美,进而还发现古梅的虬干怪奇之美。由花到枝到树,由外形到习性,梅的生长形象完整了,生命状态呈现了,其品格个性也就呼之欲出。还有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是生长环境;水仙“借水开花”(黄庭坚《次韵中玉水仙花二首》),这是生长习性。这些都包含独特的生命气质和个性品格,与花色、花香结合起来,感受就更为立体和完整。在我国花卉植物审美中,习性美是与色彩、气味、形态、风韵等相提并论、不可或缺的美感范畴,备受关注。 程杰:《论花卉、花卉美和花卉文化》,《阅江学刊》,2015年第1期,第109-122页。不是只见花朵不见草木,只见花枝不问习性,只见艳色不见生机,而是对包括花朵、植株等全部形象,季节、环境等生长习性在内的生命整体、生长实境的全面感受、观照和悟会,这是我国花卉观赏比较独特的情趣和方式。 4.品德象征与吉祥“花语”
这里说的是我国花文化的象征内涵和精神意蕴。我们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曾对我国花卉文化“比德”和“吉祥”寓意分别进行了论述,花文化中的情况完全一样。所谓“比德”源自先秦《荀子》《礼记》,是说君子常引美好的事物来比方美德,借鉴效法。花卉亦然,花卉的一些特征可以用来代表人的道德情操和品格意趣,不同的花卉比喻不同的品德,构成系统的伦理道德、品格志趣、气质风度等人格品德象征体系。所谓吉祥寓意是指花卉用作幸福富贵、和平安顺、健康长寿、多子多孙等民俗象征和流行符号,类似于西方的所谓“花语”。
两种寓意有着不同的阶层属性和价值取向。前者以士大夫文人为主。孔子所说的岁寒后凋、屈原的香草比君子都是“比德”传统的源头,此后不断发展。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以来,由于以理学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成熟、道德品格意识的高涨,封建士大夫不只看花还要悟理,不只求形更需求意,不只见“色”还要见“德”。更多地通过花卉植物的个性特色、风格神韵,来体悟人性的契应,寄托道德情操和品格意趣,这就是我们说的“比德”“尚意”思潮,并且形成了系统的精神寓意和话语体系,标志着这一象征传统的成熟。王瑛珞说的“道德内蕴”、周武忠所说“泛人文观”就主要指这种人格象征内容。这种系统的道德品格象征是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和自由人格意识的反映,体现了华夏文化重视伦理道德的思想传统,构成了我国花文化的思想特色。
后者以一般民众为主,代表的是社会大众的生活意愿。唐以前,桃杏等即有报春迎新、万物更始的喜庆之意。宋以来民间社会、文化逐步兴起,物质生活进一步提高,相应的民风民俗传统逐步稳定,民间大众化的爱好和诉求逐步显山露水,而各类生活用品的装饰图案中“吉祥”寓意日益盛行。一方面接受文人传统的影响和启示,同时又充分利用民俗的方式和民间的智慧,经过漫长的约定俗成,形成以“吉祥”寓意为核心的象征图案和流行话语,这是最典型的中国特色系统“花语”,主要表达大众化的生活愿望和祈祝,有着鲜明的民间性、民俗性。西方“花语”兴起于近代法国,既有约定俗成,也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编制,主要用以表达友谊、爱情等社交信息和情愫。我国的花卉吉祥寓意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幸福观或生活理想。我国花卉的吉祥寓意自成一统,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上述两种寓意都发展成熟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也标志着我国传统花文化的完全成熟。两者雅俗兼济,相辅相成,共同体现了我国花文化丰富而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寓意,构成了我国花卉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象征体系和“花语”符号意义。
5.精致绵密、深厚氤氲的气象
如前所言,我国花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和持续的文化积累,而最终形成的博大深厚气象、精致繁密境界举世莫比。这既是我国花文化历史发展的辉煌成就,也是弥足自豪的一大特点。
我们这里以明人王路的《花史左编》24卷所列27种名目作为代表,窥斑见豹:花之品(以花喻人,有花王、花相、豪杰、隐逸等品目)、花之寄(花事地点)、花之名(花品种)、花之辨(对品种的辨名考实)、花之候(花信、花历之类)、花之瑞(祥瑞之事)、花之妖(花的妖艳怪异掌故)、花之宜(种植方法)、花之情(花之关系人伦方面的掌故)、花之味(餐花之事)、花之荣(花受尊尚之事)、花之辱(花遭屈辱之事)、花之忌(种植避忌之事)、花之运(花因人、人因花而成盛衰)、花之梦、花之事(关于花的杂记)、花之人(名人与花)、花之证(花事考证)、花之妒(妒花残花之事)、花之兀(花之厄运之事)、花之药(入药之花),花之毒(有毒之花)、花之似(似花非花如灯花、雪花之类)、花之变(拟名无实如剪彩花、雕刻花之类)、花之友(以竹为花之友),花麈(卧花、浴花之类风雅杂谈)、花之器(种花工具)。所谓“左编”取意于古言“左史记事”,所集这27类尚只是与花有关的知识和故事,编者另有《花史右编》,专收各类作品,如分类编纂,也应有许多名目,遗憾的是已经失传。透过这繁密的名目,不难感受到明清以来人们心目中我国花文化已有着怎样细致入微的生活、丰富多彩的故事、琳琅满目的情景、五花八门的知识,体现了怎样的文明积淀。周武忠先生的“多功能”说,王瑛珞女士所说花文化“与整体文化相融发展”,就都考虑到了我国花文化五彩缤纷的特色。我们的花文化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观赏品种、园艺活动,只有置身于五彩缤纷的生活百宝箱、历史多棱镜中,才能充分感受其历史风貌,有机把握其文化内蕴,深入体味其文明意义。人类花文化固有多方面的表现、多功能的作用,但只有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文明古国,在数千年持续悠久历史、博大璀璨文明的沃土中,才能产生我国花文化这样闳博绵密、蓊郁氤氲的气象。这是我国花文化一个无法企及的特点,它不只是一个特点,而是一种境界。
四、我国当代花文化的发展趋势与文化困境
现代以来,我国花文化也追随时代变化,逐步显示现代社会生活的气息。近四十年,我国大陆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政治形势愈益安好,经济状况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城镇化趋势明显,社会文化建设逐步兴起。在这样的大好情况下,我国人民群众“富而好禮”、富而爱美,养花种草、宴游赏花之风渐起,以花装饰应用之事渐多,花文化迈进了一个现代化、大众化的新时代。但同时,突飞猛进的时代洪流中,我国传统花文化时过境迁,不免受到时尚的冲击,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有必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我国当代花文化的发展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我国花文化主要有这样一些新的情景和趋向:
1.花卉景观建设成就显著
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兴起,各类城乡建设中,公共花园、花卉景观的建设成就显著。城市公园和植物园中开设花卉专区,扩大规模。梅花、牡丹、山茶、海棠、桃花等专类园大量出现。机关、学校、医院、商场、娱乐场所等公私机构和单位庭院、闲地、城市道路和广场等公共场所的花卉种植和鲜花装饰明显增加。各地市花、省花之类评定,促进了相应的花卉景观建设和资源保护。各类园林、环境和旅游景观开发建设中,以鲜花为主体的园林和包含鲜花元素的景观层出不穷,全社会鲜花观赏的机会大幅度增加。花卉洋品种大量引入,丰富了我国观赏花卉的品种资源。 2.鲜花日常应用十分普遍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提高,公私礼仪中,鲜花替代衣食类物品作为礼物、鲜花用于装饰的现象不断增加,日趋普遍。新年、教师节、与女性有关的节日,情人节、七夕节等年轻人喜爱的节日使用鲜花作为礼物的现象越来越多。与恋爱、结婚相关的礼仪更多以鲜花作为礼物或装饰。一些大型或重要的政治会议、商界谈判、各类公私庆典等多以鲜花作装饰。娱乐场所、饭店,家庭阳台、客厅、书房和公私办公室的瓶插、盆景花卉简便廉价,也越来越普遍。丧葬、哀悼和祭奠等仪式活动中,鲜花的花枝、花束、花篮和花圈成了越来越流行的奠礼和饰品。花卉的大众日常消费越来越明显。与鲜花消费的盛行相对应,切花和盆景的产业化生产和市场化运行渐具规模,并不断发展,有力地推动花卉装饰和欣赏的社会化、大众化。我国不少园艺企业也积极参与到国际花卉市场的生产和销售产业链中。这些都充分显示了花文化的现代化、大众化、国际化趋势。
3.野外花景渐受喜爱和重视
随着现代休闲、旅游风气的兴起,自然野生和产业种植形成的鲜花风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每年新年一过,全国自南而北陆续春暖花开,各地梅、杏、桃、梨、油菜、牡丹等相继盛开,掀起一波又一波踏青赏花的热潮,见于电视、报纸、网络的各类花信消息与相应的游览节庆活动络绎不绝,构成了我国每年春天一道逶迤展开、生动靓丽的生活画面。其他季节的应时花节也有不少。深山幽谷、古树异木等野生资源多有发现,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
4.花的现代信息符号意义充分展现
众所周知,摄影、歌曲这些高度大众化的文化活动中,花题材、主题的作品总是绝对大宗,如流行歌曲中牡丹、兰花、莲花(荷花)、茉莉、菊花等都是常见的题材,单就桃花为题的歌曲就有数十首。我们这里关注的主要是现代信息视觉形象中的“花”图像。随着当代社会的市场化、全球化,视觉形象以其传播优势急剧泛滥。各类实体和虚拟产品的包装与宣传、新旧媒体和传播渠道的各类界面与平台设计使用的装饰图案和标志符号中,花以自然、美好的形象,总是简便无碍、广泛应用、最受欢迎的图像题材和视觉元素。纯粹的个人自我书写和表达中,花也总是重要的视觉元素。随着人类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自由化,各类花卉图像的使用也愈来越频繁,发挥越来越多的装饰作用、符号功能和文化意义。在花朵纹样使用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紫荆花红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莲花绿旗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我国台湾在国际范围的徽标也由原来所谓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为以梅花图案为主的标识。我国城市居民小区多以花园命名。这些都典型地体现了花及其意象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二)我国当代花文化面临的文化困境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花文化的发展格局有着数十年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多年城市化加剧,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逐步兴起的时代背景,呈现鲜明的大众化、现代化倾向,对我国花文化的传统观念和方式不免带来一些冲击和侵蚀,大致说来有这样一些情景:
1.本土品种市场不振
花卉产业和市场的国际化,许多外国花卉产品大量引进,受到喜爱和重视,带来了花
卉品种的新时尚,冲淡了我国观赏花卉品种的传统结构和本土气息。比如玫瑰、百合、鸢尾、康乃馨(石竹)、郁金香、蝴蝶兰、洋水仙、薰衣草、向日葵等都是西方文化中比较重要的花卉,在我国名不见经传,文化上本较边缘,而如今都成了我国各类花市广泛销售、园林普遍种植的品种。这些品种的切花产品在西方多有标准化、全季节规模种植和市场销售的历史,适应现代都市大众的消费。尤其是随着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在种植业的应用、国际航空业的发展、全球化市场的形成和“互联网+速递业”的突飞猛进,以其品种开发、标准可控、价格低廉等技术优势和规模效益而畅行全球,对我国传统花卉的市场带来不小的压力。我国传统花卉多木本植物,生长期长、种植成本高、花期花型可控性弱,在全球大众化市场的洪流中如何赢得生机和活力是十分棘手的问题。我国国花牡丹、梅花的市场化道路就十分艰难。花卉品种的国际化大大丰富了观赏花卉的品种资源,拓宽了人们的欣赏视野和机遇,丰富了人们的欣赏情趣,但如何避免外来技术、市场垄断优势给本土传统花卉的发展造成压力,如何培育和加强本土传统花卉品种适应工业信息化时代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能力,切实维护我国民族特色花卉的发展空间和文化地位,这是我们时刻面对、必须解决的难题。
2.传统风韵有所淡化
现代花文化热象中的切花工业生产、大众消费模式有着典型的“快餐消费”色彩,并多受海外风气的影响,这对我国花文化的传统信念、风韵和习俗无疑有着直接的冲击和消解。
花卉“快餐消费”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见花不见树,且一味“重色”,即对花的兴趣高度集中在花朵的色彩和形状上,只重一点不及其余。现代切花生产中可以进行技术控制的除花期外,主要只在花朵的色彩、形状、大小尺寸上。花的香味是花的各种素质中最不稳定、最难掌控的元素,而且鲜花香味中的乙烯对鲜花的保鲜有害无益,因而切花生产中都尽可能降低这一元素的影响。而在我国传统花卉品种中,花香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清末薛福成《出使日記》称“西洋之花不如中国者,以其皆草本,而又无香气也”,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4,清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说的就是中西这方面的差别。国人论花向重气味,认为花之颜色予人生动之感,而花香却是品格神韵所系,刘辰翁《简斋诗笺序》:“诗道如花,论高品则色不如香,论逼真则香不如色。”见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80,清光绪万卷楼藏本。所谓“高品”是说品格高超,所谓“逼真”是说形象生动。 “俗人之爱花,重色不重香”(韩琦《夜合》),雅人所不取。而在当代切花消费风尚中,对花香的追求就备受冷落。同样是称作兰花,我国传统爱重之兰为中国兰,有“国香”之誉,而现在节日盛行的蝴蝶兰之类,以鲜艳的颜色、成串的花头取胜,与传统兰文化大相径庭。
同样是以色彩取胜之花,世道人心也有与时推移之患。花卉的使用中,西洋“花语”越来越流行,在年轻人中渐成主流话语,而我们传统的一些“比德”、吉祥寓意——我们民族独特的“花语”花意却“初心”难守,古风渐漓。比如菊花,我国传统有“菊黄得正色”,洪皓:《题张侍郎松菊堂》,《鄱阳集》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卓为霜下杰”(陶渊明《和郭主簿》),“服之者长寿”(傅玄《菊赋》)等赞誉,无论色彩、品格,还是食用价值都有极正面的肯定,有不少讨喜的意思。而近二十多年,受海外风气的影响,加之草本的廉价适销,丧葬、祭奠使用黄、白二色菊花作为场地装饰和哀祭供物日益盛行,几乎彻底颠覆了几千年来菊花坚贞、长寿等品格和吉祥寓意。记得二十年前笔者曾买一盆黄菊去看望一位年逾古稀的长辈,老人接过眉开眼笑,想必如今再作此举,势必令人侧目。短短一二十年这红、白两用的急剧变化,念之顿生风衰俗移,古道难存之感慨。
3.自然气息渐多丧失
人为因素的增加,花卉的自然之美越来越受人为的摆布,花的自然意味必然受损。就我国的花卉欣赏来说,唐以前更多自然的状态,人们所见多属天然野生或乡村种植的风景,“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有着四时节序和实地感受的自然气息和生态氛围。中唐以来,人工的园林、驯育的品种乃至象“塘花”(又称“唐花”)、盆景那样人为改变的花期、姿态成了花卉观赏的主流。龚自珍《病梅馆记》感慨的那种对自然物性的戕害虽多着意社会讽谕,但又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切花生产更使人们的种植与欣赏活动完全脱节,消费者面对的多是宰割处理的花的“头颅”和“肢体”。就花之植物本体价值和人花关系的生态伦理来说,这确实值得我们反省。我国古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是说花期都有固定的自然节序,现代生物技术对生物自然本性带来的威胁极为严峻,花的色彩、形状、开花的时间等等都能听命于人类的需求和指令,花也就失却应时而开的节序之意,我们对鲜花的观赏也就失去了“花开如喜落花悲”, 郭之奇:《舟发雩都苦雨随缘成八首》其三,《宛在堂文集》卷17,明崇祯刻本。造化灵妙、物色新奇,人与物化、心与物摇的生动体验。花无四时、八方之分,应有尽有,欲有尽有,但我们面对的花卉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自然造化,却开始心有疑虑。我们古人所重视的花卉风景的欣赏,更是具有“应时花灼灼,随地草菲菲”杜漺:《游冀渭公园亭》其二,《湄湖吟》卷9,清康熙刻、道光九年杜堮增修本。 的生动活泼氛围和气息,这只有在野外自然与田园种植的景观游赏中才能获得。但如何控制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对自然生态、植物资源和传统乡村农业、田园风光的侵蚀和破坏,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工业文明、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如何继承发扬我国古人赏花重视生植自然的传统,自觉地控制、约束我们对于花卉生命世界的侵凌、压迫和戕害,以尽可能平等、从容、节制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消费对象,争取人、花之间自然、和谐的相融发展,这是我们未来文明发展必须面对的深刻课题。
〔责任编辑:渠红岩〕
关键词:花文化;价值;历史;传统;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7)04-0112-22
花、花卉是两个大小不同、交叉关联的概念。花的本义是被子植物的生殖器官,完整的理解包括植物的花朵与观花植物两个角度。花卉则指所有观赏植物,不仅有观花植物,还包括松竹、杨柳、枫树,还有诸如用于制作草坪的草类等非观花植物。在汉语表达习惯中,“花卉”一词的意义是完全可以用“花”这一单字来表达的,可见这一词汇主要落脚在植物的观赏性,实际所指也以植物的花朵和观花植物为主。两个概念大同小异,就相应的文化现象而言,基本一致,也略有不同。关于花卉文化的概念和内涵、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面貌和民族特色等基本问题,笔者已有一些论文专门探讨过。程杰:《论花卉、花卉美和花卉文化》,《阅江学刊》,2015年第1期,第109-122页;《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阅江学刊》,2014年第1期,第111-128页;《〈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前言》,程杰、曹辛华、王强主编《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卷首,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 我们这里主要关注“花文化”,集中讨论与“花”有关的文化现象及其精神意义,并就我国相应的历史传统、当代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勾勒和阐发。
一、花的自然特性及其文化意义
从生物学上说,花是被子植物的生殖器官,是植物组织结构中最为复杂、精致的部分,有着天然、生动的美好形象和鲜明、丰富的审美价值,因而受到人类普遍的喜爱,引发了广泛而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展现出博大而深厚的文化意义。
(一)花的物质特性及其文化价值
人类的所谓花文化是由“花”对于人类的价值引发和决定的,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深入了解“花”对于人类的资源特性和价值意义。
1.花为物:花的植物属性及其文化意义
花、花卉都是植物世界的一部分,其社会文化意义首先是与整个植物世界的自然属性、资源价值及其社会意义统一在一起的。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地球有机体的整体生态系统来把握植物的意义。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是最基本的部分,执行最关键的功能,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换成所有生命都必需的化学能,因而被称为“自养生物”。“而几乎所有其他的有机体都是异养生物,从其他有机体获得食物”。[美]A·W·哈尼:《植物与生命》,龙静宜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页。植物多植根不移,从无生命的环境中集中营养成分,在各类生命营养元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可谓是整个生态系统运行的核心发动机。在生态系统有机、无机元素的能量循环中,植物与动物之间在许多方面有着鲜明的对应互惠关系,比如动物的呼吸是消耗氧气,排出二氧化碳,而植物则刚好相反,呼出氧气而吸收碳元素。这样的生态系统因素决定植物是整个动物界生存的基础,植物与动物之间有着生物界内在本能的亲善、和谐。
人类是万物之灵,与植物之间更是居高临下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因而对于植物几无任何真正的畏惧,更多都是亲近、美好的感觉。而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程度不等地都存在“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人类面对大型或危险的高等动物更有明显不安全感甚至畏惧和恐怖。原始艺术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原始壁画中多是动物的图形或纹样,人类最初的舞蹈多是模仿动物的活动,人类早期图腾也以动物为多,这些都是早期人类对动物的敬畏和对狩猎收获之期待的反映。而人类以植物形象作为装饰出现较晚,要等到农业生活出现之后, [德]德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9页。该书第119页:“事实上,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文化史上的最大进步——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过渡——的象征。”这与人类面对植物自始以来就是一副从容、轻松之心态密切相关。花是植物世界的一部分,人类与植物之间平和、家常、亲近的关系,人类对于植物習以为常的轻松、随意、安享感觉,是花与人类文化关系的底色。
花与人类的关系不仅是和平、亲善、轻松的,而且还是极为普遍、寻常和永恒的。虽然人类对于花的欣赏、消费有阶级、民族、地域和历史等时空差异,但由于植物的广泛分布、资源的生生不息、开花植物的种群优势,是人类普遍易获的实体资源,因而相应的文化关系也就极为自然和普遍。明人周之夔称赞“草木果蓏,其华可悦耳目,实可充口腹,皆旦夕之用也”,周之夔:《与王子功书》,《弃草文集》卷4,明崇祯木犀馆刻本。袁宏道说“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袁宏道:《瓶史》引言,《袁中郎全集》卷15,明崇祯刊本。花花草草,不是功名利禄、金银财宝,天地不掩,世人难专,因而贫居、退闲、幽隐之士可以恣意无碍地引以自得,说的就是这种植物景观欣赏的随遇易得、人人可享。明人朱有燉说:“飞潜动植,咸得其生意也,微物而粹造化之精者也。声和羽丽者,莫逾于鸟兽也;色艳香浓者,莫逾于花卉也。然而得生意之自然者,花卉比鸟兽为尤多也。”朱有燉:《菊花谱序》,《诚斋录》卷4,明嘉靖十二年刻本。是说植物比动物更具自然生机,更为生动可爱,人的这种感觉就植根于植物资源这种无处不在、生生不息、随遇而得的物质存在。上述这些植物属性所带来的自然美好、普遍永恒的感觉也许我们都习焉不察,但却是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存在,是花、花卉一切文化意义的基础,有必要注意随时体察和把握。 2.花之美:花的美好特质及其文化价值
花是高等植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一路走来,作为迄今最高阶段的被子植物,在距今大约1.45亿年前白垩纪中晚期(恐龙鼎盛走向衰亡的时代)登上历史舞台,又经过漫长的演化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花朵。花朵是植物有性繁殖的器官,为了保证繁殖的效果,植物要开出各自不同的花朵竞相吸引昆虫、鸟儿、野兽等动物乃至人类,以帮助其传播花粉和种子。这是一种生存谋略,“花的一切都是以诱惑为目的的”,[法]让-玛丽·佩尔特等:《植物之美》, 陈志萱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73页。在色彩、香味、甜味乃至形状等方面都各尽其态。
(1)花的色彩
“花之为物,香与色而已”, 王恽:《林氏酴醿记》,《秋涧集》卷38,《四部丛刊》影明弘治本。花的美妙主要在花色、花香,而对人类来说,花的色彩又是最易把握的内容。正如达尔文所说,“花是自然界最美丽的产物,它们与绿叶相映而惹起注目,同时也使它们显得美观,因此它们就可以容易地被昆虫看到”。[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19页。 在花出现之前,植物界几乎一片纯绿,而花朵很少有与叶子完全一样的绿色,花多呈白、黄、红、紫等醒目的色彩,有些还有复杂的彩色斑纹。花的颜色显然是为了吸引动物的注意,有利于识别。从人类的角度看,“花以色而可尚”,谢肃:《梅花庄记》,《密庵诗文稿》己卷,《四部丛刊三编》影明洪武本。 花的颜色是花朵最抢眼的元素,花的色彩应是人类色彩感中最重要的经验记忆,当然也是花朵最主要、最丰富的美感源泉。
(2)花的香气和甜味
在生物界,只有植物才能进行深入的化学转化,植物的花朵能制造、散发不同的香味,花瓣、花蕊尤其是花粉也多以浓郁的甜味吸引蜜蜂之类昆虫。与此多少有关,植物的果实也有不少具有美好的香气和甜味。花果的香味、甜味对于动物的吸引是本能的,对人类亦然。人类十分喜爱香味,经常模仿花朵的气味制造香水,喷洒在室内和人体上,以增加环境的愉悦感和自身的吸引力。人类对于花朵甜味的喜爱也极其明确。正是由于这些本能的因素,花的香味、甜味成了花之为美十分重要的元素。
人类的嗅觉、味觉远不如蜜蜂之类动物敏锐,人类对于花香的感觉总有几分微妙乃至奇特的意味。我国古人说“香者,天之轻清气也,故其美也,常彻于视听之表”, 刘辰翁:《芗林记》,《须溪集》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西方人说:“香料的微妙之处,在于它难以觉察,却又确实存在,使其在象征上跟精神存在和灵魂本质相像”,《世界文化象征辞典》编写(译)组:《世界文化象征辞典》,长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076页。 也就是说芬香鼻观有着某种玄妙的色彩,更倾向于作为人类精神品格和心灵世界的象征,这是花卉观赏古今中外相通的一个普遍心理,因此我们说,花的香味是花之文化意义生成的一个独特原素。
(3)花的形态
花苞、花瓣、含苞待放、灿烂盛放的形态也值得关注。不同植物间茎、枝、叶等营养器官大多大同小异,而作为生殖器官的花却是各具特色,千姿百态。不同生长环境中,营养器官的形象也多有随遇而变的情景,而唯有花朵的形状结构十分稳定,是生物学上植物分类最重要的依据。从植物解剖学的角度看,花朵的形状和结构总是植物外在组织结构中最为复杂和精致的部分,既坚持自身物种繁衍的保护性,又充分兼顾昆虫等传粉者的方便有效与利益共赢,有着十分凝炼、周至、完美而又浑然天成的结构和形态。自然界容有了不起眼的花朵,却没有极其铺张、过度散漫的花朵。花的形状多呈辐射对称(整齐花)或两侧对称(不整齐花),主要应是有利于传粉昆虫对花朵中心的聚焦定位,而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对称结构尤其是辐射对称的花冠,形成圆形、准圆形或球形的花冠形态,具有鲜明的视觉亲和力和愉悦性。极少数不对称的结构则是进一步进化的结果,形状和色彩别具一格,也常给人新奇、美妙的感受。
上述这些都是花作为生殖器官独特而奇妙的设置,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法]让-玛丽·佩尔特等:《植物之美》,第75页。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和方便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生物进化史上,被子植物是与蜜蜂之类昆虫、哺乳动物几乎同时出现的,有着同步进化、互利共生的生态关系。这种生态关系不只存在花与蝶、花与蜂这些广为人知的生物互利共生关系中,也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人类与花朵之间。也许人类对花朵的喜爱更多出于花朵与果实的联系,[美]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但不管与其他动物差别多大,人类对花朵的喜爱总有着生物本能的意义。也就是说,花朵的美好有着生物界内在统一的本能依据,有着自然规律的先天客观性,包含着人类生物本能需求与原始感官记忆的相互作用。花的魅力对人类有着一定的天然针对性,花朵带给人类的是真真切切的本能愉悦,人类对“花花世界”的喜爱有着与生俱来的“集体无意识”。人与花之间这种天然而紧密的本能关系,是其他生物资源乃至所有自然资源元素难以媲美的。
正是这些主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使花朵与人类的少壮身体、日出景象以及鸟类的彩色羽毛一样,成了人类不用发现、与生俱来公认的美好事物,构成人类关于美最古老的概念。正如我国古人所说,“花,美丽之物也”, 邵雍:《梦林玄解》卷20“梦占”,明崇祯刻本。在世界所有语言中花总代表着美丽、精华,[英]杰克·特里锡德:《象征之旅》,石毅、刘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常用以类比“事物中最精巧、最优质、最美好的部分”。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3.该书为英文版,本文所引汉译由赵文焕、姚梅、鞠俊提供,不一一注明。在我国,花还有许多延伸义。如表示花纹装饰、色彩错杂,如“花样”“花脸”“头发花白”;表示色彩鲜艳,如“花枝招展”“花团锦簇”“眼花缭乱”;表示浮华不切实际,令人迷乱,如“耍花招”“花言巧语”;表示奢糜、女性、色情和人性迷乱,如“花柳”“花酒”“拈花惹草”“花花世界”之类说法。这些不同联想和比喻,都本源于花之美好的形色及其强烈的魅力,反映了人们对花的形象特点及其审美价值的共同感受和普遍认识。花的这种美好形象及其鲜明魅力,花对人类审美需求的天然满足,可以说是“花”之为花的特质所在。人们欣赏花朵、花枝,用作各种礼物和装饰,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都是出于对美好花色的喜爱。花的审美价值正是这些最为相关且极其丰富的人类文化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源头,是其文化价值的核心。 3.花之时:花的季节性、时间性及其文化价值
花之吸引人还在于明确的季节性和有限的时间性。花的开放有着极严格的光照时间或气温要求,因此每种花的开花时间起讫是明确而固定的,这就是所谓“花期”。这种时间性通常被视为某些季节和时令的标志或信号,这在采集时代、农耕时代应是较重要的生活和生产知识。在我国,有所谓“花信”“花信风”的说法,不同植物的花是重要的节令信息和农事物候。而植物开花总是为了授粉、结实,花期多是极为短暂的,我国古语有“花无百日红”的说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花开花落”总给人时光易逝,事有盛衰,美景不常,欢乐难守的感觉。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北半球温带核心区,大多数植物尤其是草本植物多在春季开花,花总代表着春天、青春和快乐,[英]杰克·特里锡德:《象征之旅》,第90页。 春来花开总是世事蓬勃兴旺或人生发达快乐的经典象征,而花的凋零、花季消逝总易于引发人们某种留恋和感伤的情怀,总是荣华不常、欢乐易逝、时光难驻、盛极必衰的象征。 宋人刘蒙《刘氏菊谱》叙:“草木之有花,浮冶而易坏,凡天下轻脆难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宋《百川学海》本。在季节性比较明显的温带区域——人类传统文明核心区,这种由花开花落引发的时光、青春、美丽、生命和世事的盛衰感怀是比较普遍的心理现象。因此我们说,花的季节性和时间性是花自然特征中一个重要的元素,不仅进一步增添了形象的奇妙和珍贵,还以其鲜明的生命过程带给人类一种特殊而深刻的刺激和困扰。花与人类之间因此有了更多复杂的情感、思想联系,这是花之文化意义生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人类对花的价值矛盾和性别偏倚
美是花的天性,爱花是人类的天性。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时代的自然条件和社会需求不同,对花的实际认识和态度也就不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群体差异。其中有一些经典的思考和纠结,具有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意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类花文化现象、花文化意识的复杂性。
1.花与“果”
我们这里说的“花”与“果”分别代表植物的观赏性与实用性(或经济性)。“花”与“果”的关系是花文化中一个古老命题,包含着人类价值观的一些基本的差异和矛盾。花是植物生殖过程中较为短暂的环节,其结果无论是对植物本身还是对人类都更为重要。虽然花朵本身也有一定的实用资源价值,比如有些可用作食材、药材等,但整体上说,花这方面的价值与植物的果实和种子相比大多微不足道。人类采集、生产植物的种子和果实作为食物,种子与果实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有着显著的经济利益。人类社会对植物的开发利用总是先“果”后“花”,先求中用再求中看。在人类早期价值观上,经济民生总是重中之重,总是果为利而花为费,果为实而花为虚。花的美观乃至专门种植用以观赏则远非生活之必需,多少都有些享乐和奢侈的色彩。世界几乎所有文化在对待花的态度上都出现过社会利益和道德上的矛盾与困惑。
早期基督教有鲜明的禁欲色彩,清教徒们严厉倡导朴素的生活,鄙弃和反对各种奢侈浪费之风,当然也就包括花卉的使用。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p.86-91.“直到文艺复兴之前,绝大部分被种植的花卉在美的同时也是有用的,是药材、香料甚至是食物的来源。在西方,花卉经常受到不同的清教徒们的攻击,救了这些花的总是它们的实用功能。”[美]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第100-101页。 我国文化中也有对“弃实求花”, 陆梦发:《见梅杂兴》,方回《瀛奎律髓》卷21,《影印文淵阁四库全书》本。“玩华而忘实”,“徒赏其华,而不究其用” 谢肇淛:《五杂俎》卷10,明万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韦馆刻本。等社会现象的诋议和反对。反映在道德上,也有对品德、才智“华而不实”现象的否定和蔑视。
人类对花的欣赏也有着阶级地位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乃至对立。花的欣赏从来都是阶级性的,总是社会的富贵阶层更多地拥有鲜花享受的资本、权利和机会,而贫穷、底层的阶级或群体相对少一些,而又主要地承担生产奉献的角色。白居易《秦中吟·买花(一作牡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广东新语》所载“花田女儿不爱花,萦丝结缕饷他家。贫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就深刻地揭示了花卉生产、经营、消费结构关系中不同阶级地位和利益的尖锐对立。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专门的花园总是权势与富裕社会的专利,时至今日,公共花园不断增加,也仍没有完全开放到“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的程度。这些因“花”“果”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性、道德性问题是人类花文化史的重要现象,也是花文化意义的一种曲折表现。
2.花与“神”
这里说的是作为生物精华的花与人类各类超自然信念之间的关系。古埃及神话中,莲花即睡莲处于“中心的位置”,与太阳神的崇拜相联系,太阳神是从莲花中出现的,莲花被视为再生母体。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p.39-43. 在佛教的图像学中,佛陀也多描绘为从莲花中出现,花朵因而具有神灵象征的崇高意义。我国文化重“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自然造化持有普遍的爱好和尊重。我国民间所谓“花神”是一种朴素的民俗信仰,代表对花这一生物精华的喜爱和推重。花还经常被人类用作祭祀神灵的供品,尤其是在中东、南亚等地的宗教如佛教、印度教的祭神仪式中,花作为替代血祭的重要选项,得到普遍的使用。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p.70-71.这都是花文化中十分正面的内容。
而在另一些宗教信仰中,自然乃至人类都是从属于神性的,对自然物的喜爱多被视作对神灵的不敬和亵渎。花的美丽具有更多诱惑,引起的警惕也就更多。“很多加尔文主义者甚至很多天主教徒认为,自然界的美可能分散上帝话语的重要性。”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176.在传统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徒眼中,花的魅力对其宗教信仰大有妨碍,加以敌对宗教和教派存在对花的喜爱和重视,被视为异端,因而对花也就全然仇视,着意诋毁和抵制。 上述这些关于花之利害、善恶的好恶取舍,都是围绕花之魅力展开的,是花之审美价值的曲折反映。犹太人和基督徒们排斥“花”的形象,并不是由于看不到花之美,而是深知花的魅力会对神灵构成挑战而“必须把它扑灭”。[美]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第81页。 正是这些不同立场和态度的尖锐对立,体现了人类社会花文化现象的复杂性、花文化史的曲折性,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3.花与女性
花与人的情感、意愿、性格、理念乃至身份间的联想和比拟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但花与女性的联系更为紧密。将女人比作花,以美女形容鲜花,几乎在世界所有文化中都是共同的。客观上说,女性与花都与生物的繁衍直接相关,生育前的青春妙龄女性与迎接授粉孕果的花朵有着生物生理节奏上的类似,这应是女性与花之间类比联想、互文隐喻的生物学、生理学基础。
从新石器晚期较为复杂繁重的农业生产出现以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和平等地位丧失,此后几乎所有新兴文明中女性都处于从属的地位。在男性统治的世界里,女性“色”和“性”的意味被异常地放大,而植物的花尤其是那些色香醒目、妖艳欲滴的鲜花与女性尤其美女的社会角色和形象特征容易产生联想和类比,“花色”与“美色”同具“色”的意味,也就成了人类相应的感官欲念、心理需求的美好寄托和流行隱喻,在人类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构成文化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
在西亚、中东和地中海沿岸的许多神话传说和古老文化遗迹中,不少著名的花园多是与女人联系在一起的。相传我国春秋时吴王夫差为西施所建宫殿一带有玩花池、采香径之类,包含了花园的气息。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女强人”武则天与慈禧,或传说或史实,都表明她们与牡丹有过一番特别的情缘。早期基督教是排斥花的,而中世纪后期以来的圣母、天使等宗教题材图像、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女性题材人物画中,花草总是最常见的陪衬、渲染与烘托,这种情景在我国的仕女画中也极普遍。我国文学中“咏妇人者必借花为喻,咏花者必借妇人为比”,范德机:《木天禁语》,明《格致丛书》本。 俨然成了一条写作定律。花的这种性别习俗在女性世界内部也潜移默化,上升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发倾向。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对花有着更鲜明的热情,“多数人给女人送花,而非相反”。花是“女性偏爱的礼物”,有一项调查显示,“65%妇女认为花是最浪漫的礼物”,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313.也更多地以花自喻寄情。花与女性的深厚情缘源远流长而又鲜明生动,花与美女之间的审美互涉互喻,是花文化中普遍存在而饶有情趣的现象,有着人类性别意识对立交错的深刻因缘和意蕴,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思考和玩味。
二、花文化的概念和内容体系
简单地说,花文化就是与花有关的所有文化现象。随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相应的文化意识和知识需求不断高涨,而花文化的研究也就摆到了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面前,成了一项比较紧迫的任务。花文化的概念意义、内容范畴和社会文化价值是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
(一)花文化的概念
准确地说,花文化是以花卉为对象或主题的人类活动及其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花卉植物资源开发和社会应用的各类活动和成果,也包括植物实体以外各类相关的文学、艺术等文化活动及成果,同时还包括人们相关的审美意识、科学知识、思想观念、生活趣味、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精神内容。
由于文化概念至大无外,花文化的概念也就极其宽泛。人们实际使用中,除上述广义外,又有相对狭义的一种,主要指与花有关的审美活动及其他相关精神活动与成果。由于花本身的美好属性、花在植物资源中相对明确的内容,人类花文化活动及其成果中真正纯粹物质性的东西很少,所以,狭义与广义的差别只是排除一些纯粹的经济利益活动。比如园艺品种的开发、培育是物质技术的,但总包含了美的追求和寄托,是花文化的当然之义,因而只能将其中深度的、专业性的生产技术研究、教学等活动排除在外。
花文化有着鲜明的审美文化属性,以花的审美文化为核心,这是由花的审美属性决定的。所有与花的审美属性相关的活动与成果,才是人类花文化的核心内容。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花文化概念,都应坚持这个原则内涵。审美活动是超功利的,只有关于花的欣赏、装饰,无论花的形象是实物还是虚拟,无论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只有这些由花的非实用功能、非经济利益即花的审美价值引发的活动和观念,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所谓狭义的花文化,所指其实就是这审美性的核心内容。比如同样是以花为食,大量的行为都不只将花朵作为普通食材,甚至也不以花朵为原料,比如以面团、萝卜等捏削成花朵形,这些不同饮食行为都包含着对花朵色、香的利用和欣赏,包含对花形象的喜爱,包含花审美元素的开发利用,属于我们所说的狭义花文化的内容。而如花菜、金针菜等蔬菜,藏红花、雪莲花、合欢花等药物虽直接采用花朵,但种植、采集、销售和消费完全着眼于食用价值和经济利益,自是广义花文化的范畴,却不是狭义花文化的内容。
花文化的内容体系是综合的和历史的,有着广阔的时空表现。单一的观赏园艺视角、简单的现象勾勒和文化漫谈远不足以展示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关注现实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广泛表现和深刻底蕴,更要全面把握其深广的历史过程,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挖掘其深厚的文化意义。
(二)花文化的内容体系
将纷繁复杂的花文化现象从园林、文学、艺术、宗教、民俗、饮食、旅游等不同角度分类考察,极为简便明确。这在广义花文化尤为适宜,但也易流于对现象的简单分类。我们这里说的是狭义花文化的内容,力求透过花文化的表面现象,切入花文化的内在要素和类型层面,展示其相互关系和逻辑结构。笔者曾将“花卉文化”的内容体系概括为资源技术、欣赏认识、社会应用、文学艺术四大方面,并就各方面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是一个初步的分类构想,对花文化也应基本适用。根据花文化的具体情况,我们略作调整,就其核心内容,大致划分为这样四个层面: 1.鲜花欣赏
自然界不断产生花的美景,人类不断驯化和培育花卉品种,开发奇花珍卉,并设置不同的环境,以不同的设施、不同方式种植或陈列鲜花、营造景观用以欣赏和装饰。所有这些鲜花景观的发现、生产、营造和欣赏活动及成果,我们姑且简单地称作鲜花欣赏,是花文化中最直接、最基本的内容。
2.鲜花应用
人们折取、剪裁花枝,适当装束,用以美化居住环境和活动场所。人们以花朵、花枝及其他形式装束作为礼物,用诸各种公私仪式,借以表达友好、爱慕、尊敬、期求、鼓励、怀念、哀悼等情感。既以娱人意,也以事鬼神,包括世俗的和宗教各个方面。这可以称为社会应用,包括所有相关的活动及其成果,所有相应的社会机制和观念习俗,是花文化中最广泛、切实的方面。
3.文艺创作
人们写诗作文、绘画谱曲直接歌咏和赞美花朵,表达喜爱和重视,同时也寄托相关的感受、情趣和思想。人们还绘制和设计丰富的花枝纹样和视觉造型来装饰美化生活用品如首饰、服装、器皿乃至食品,还有生活设施如建筑、雕塑,甚至道路、广场等,表达有关的情趣与观念。这种装饰和表达活动与上述鲜花应用比较接近,同属花形象的生活应用,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些创作、装饰活动、表达行为及其成果,以及相应的社会机制、风俗習惯,进而包括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教育等,我们统称为花之艺文创作。与上述两方面不同的是,所谓创作活动及成果都基本脱离了花的生物实体,是花文化中最自由灵活、丰富复杂的方面。从下述我国花文化的民族特点可见,将文学艺术独立一类重点考察对我国花文化的研究认识极其必要。
4.情趣观念
人类对花之各类审美活动包含的思想认识、情趣体验、价值观念、方式方法、知识话语等,即贯穿和体现在上述三方面以花为主题的所有主观意识、思想观念、方式习惯等,多有着主观性或形而上的特点,是花文化的观念体系、思想灵魂或精神核心,有必要专题考察、集中把握。
人类花文化现象是极其普遍广泛、丰富复杂、生动有机的,而我们的认识总有各种限制。不难看出,上述四个方面并不完全并列。我们在花文化的现象中,总能看到物质和精神,有植物实体和无植物实体,欣赏和装饰等种种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现象范畴和描述体系。我们这里所说四个方面,前两者是包含生物实体的,而后两者则相反。前三个方面说的主要是客观活动和外在现象,而最后一方面说的是主观情趣和内在意识。通过这表与里、实与虚、形与神不同方面的交叉参证,或可较为全面立体、有机深入地展示花文化丰富复杂的内容体系和形态结构。当然,人类活动都是具体生动的,也是不断变化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群体和个人情况各异,体现的花文化的主客观条件、文化因素及其形态结构、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我们这里尝试提供的只是一个尽可能简明扼要的描述框架,属于社会、人文科学理论通称的“理想模式”,必须根据花文化的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处理。
(三)花文化的文化意义
花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现象中的一个方面,放在人类文化体系中有哪些特殊的性质和作用,这就是我们所谓花文化的文化意义,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1.花文化是人类最普遍和永恒的文化现象
正如我们前文所说,花文化的主题是植物,在地球上分布极其广泛。对花的喜爱是人类的天性,有着生物本能的依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对于花的热情也许不等,但与花文化完全绝缘几无可能。花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普遍,也是最古老而永恒的文化现象之一。所有人类文明都会面临花的问题,所有社会都有花的应用。最值得关注的是,世界各国传统中几乎都有自己特殊重视的花卉,现代绝大多数国家也都有所谓国花、国民之花、文化之花,表明花作为民族文化符号象征的普遍倾向与爱好。关于国花的讨论,请参阅:温跃戈《世界国花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程杰《中国国花:历史选择与现实借鉴》,《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夏之卷(第2期),第1-19页。 正是这种普遍性和永恒性,使人类花文化包含更多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共通性的信息,这无论是对不同文化传统的认识和沟通,还是对人类文化共性的探索和建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花文化是人类审美文化特殊而重要的方面
花文化的核心乃至实质是审美文化。花承载了人类对于美最古老的信念,是人类最公认的美好事物。花的美有着与人类生物本能需求的天然契合,典型地体现了美的客观性。花的各类应用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出于对花之审美价值的发挥。无论花的实物还是图绘形象都有着最直捷、鲜明的感官形式和审美魅力,呈现着最简便易得的审美快乐与精神享受,适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有着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花形象资源的相关审美活动和生活应用都有着充分的大众化和广泛的社会性,体现着最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花文化的审美功能是人类文化中最民主、最具人类共鸣和文化公约的因素,是我们文化建设中最普惠的方面,是世界文化交流中最畅通无碍、最亲切有效的部分,又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3.花文化体现着自然、社会和文化有机发展的历史信息和价值意义
花文化从生物的机体、资源到社会的生产、应用,再到各类人文意义的创造、表达,跨越自然、社会和文化诸领域。花是自然之物,更是社会之物、文明之物。花的生物学历史是自然进化的重要环节,花是植物生命繁衍的主要途径,花的植物品种是地球生物资源状况及其历史的重要内容,花的园艺品种是人类农业历史演进的重要方面。花的欣赏和消费水平、花的各类文化书写的发展则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提高的重要标志。花文化承载着植物世界进化、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信息,也会体现更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机统一,“天人合一”,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和谐长存、相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价值信念。即如前文所引明人称花卉较之动物更具自然生趣,其实说的是植物自然生机、花色美好与人的精神享受契合无间的境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虑植物景观营置的简单性、植物生长对空气的调节作用、亦花亦果的综合利益等植物的属性因素,其体现的现代生态文明、人类全面发展的价值意义更是十分切实而丰富,值得我们认真推求和汲取。 (四)花文化的研究
花文化的研究古已有之,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可视作源头。六朝开始有《花木志》一类著作出现,宋以来人们编诗、选诗就多有花木一类,出现大量专题著作。这既是花文化的一种现象,也是花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我国当代花文化的专门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周武忠、何小颜等先生领头,众多学者积极参与,取得了不少成绩。对近30年的学术发展,周武忠先生曾发表过综述文章,周武忠:《中国花文化研究综述》,《中国园林》,2008年第6期,第79-84页。 笔者也有过简单的评述,程杰:《论花卉、花卉美和花卉文化》,《阅江学刊》,2015年第1期,第109-122页。 而全面、系统、严谨的总结梳理尚待来者。近20年来,我与门下诸生积极投身花卉文化的研究,奋力而为。笔者主要发表了一些梅花、杏花、水仙、花信风、《全芳备祖》等方面的考证和论述。俞香顺主要从事荷花 俞香顺:《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渠红岩从事桃花渠红岩:《中国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纪永贵和丁小兵从事杏花程杰、纪永贵、丁小兵:《中国杏花审美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 、张荣东从事菊花张荣东:《中国菊花审美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 方面的文化研究,都有不少成果。在巴蜀书社为我们出版《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书系》5种的基础上,最近我们又组织编辑出版《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20册,汇集了我们30多人近20年发表的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 程杰、曹辛华、王强主编《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月出版。包括以下20册:1.付梅《中国牡丹审美文化研究》;2.程杰、程宇静、胥树婷《梅文化论集》;3.程杰《梅文学论集》;4.纪永贵、丁小兵《杏花文学与文化研究》;5.渠红岩《桃文化论集》;6.朱明明、雷铭、程宇静、任群《水仙、梨花、茉莉文学与文化研究》;7.王功绢、赵云双、孙培华、付振华《芍药、海棠、茶花文学与文化研究》;8.徐波、郭慧珍《芭蕉、石榴文学与文化研究》;9.张荣东、董丽娜、纪永贵《桂与菊的文化研究》;10.凌帆、周正悦《花朝节与落花意象的文学研究》;11.胥树婷、王存恒、钟晓璐《花卉植物的实用情景與文学书写》;12.俞香顺《〈红楼梦〉花卉文化及其他》;13.王三毛《古代竹文化研究》;14.王三毛《古代文学竹意象研究》;15.张俊峰、张余、李倩、姚梅《蘋、蓬蒿、芦苇文学意象研究》;16.纪永贵《槐桑樟枫民俗与文化研究》;17.石志鸟、王颖《松柏、杨柳文学与文化论丛》;18.俞香顺《中国梧桐审美文化研究》;19.石润宏、陈星《唐宋植物文学与文化研究》;20.陈灿彬、赵军伟《岭南植物文学与文化研究》。其中,属于花文化的除上述梅、杏、桃、荷、菊外,还有牡丹(付梅)、水仙(朱明明、程宇静)、梨花(雷铭)、茉莉(任群)、芍药(王功绢)、海棠(赵云双)、茶花(孙培华)、芭蕉(徐波)、石榴(郭慧珍)、桂花(董丽娜、纪永贵)等花卉个案,花朝节(凌帆)、落花(周正悦)、餐花(钟晓璐)等类型专题,都着力展开系统阐发,对我国花文化的研究多少有些贡献。
三、我国花文化的发展历史和民族特色
关于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状况与民族特色,笔者曾撰文进行过简要的勾勒,程杰:《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阅江学刊》,2014年第1期,第111-128页。所论涵盖所有“花卉”,“花”自然包含其中,但“花”与“花卉”情况有所不同,这里主要就花文化的特殊情况择要举示,并侧重就前说不周处进行补订。
(一)我国花文化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
笔者的花卉通论曾将我国花卉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花文化的历程大致亦然。
1.先秦:花文化的滥觞
先秦时期,一般也称“上古”时期,是我国花文化的滥觞期。首先是花文化的起源问题,曾有学者发表论文专题论述, 张启翔:《中国花文化起源与形成研究(一)——人类关于花卉审美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园林》,2001年第1期,第73-76页;《中国花文化起源与形成研究(二)——中国花文化形成与中华悠久文明历史及数千年花卉栽培历史的关系》,《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7年增刊,第75-79页。但似着意从审美心理发生机制上寻找源头。从常理上说,只要带着一副人的眼睛和鼻子,就有花的欣赏、花的审美,也就可以称作花文化,古今中外无论你我概莫能外。但无论是全人类,还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花文化起源问题都是历史问题,不是心理问题,有赖于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的综合梳理和考辨,确认可以验证的历史起点。
花文化论者多将我国花文化的源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其依据主要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块五叶植物盆景图,时间距今六、七千年前。所绘植物之品种有万年青、水稻、蔬菜等不同说法,虽然形状最不似稻,但如属种植之物,则以水稻和根茎类蔬菜最有可能。而笔者反复谛视,似乎也有龟鳖之类一头四足动物的模样,只是技法稚拙,或有潦草行事、形式变异等因素,而成此模棱两可之象,究属何物有待进一步考辨。通称史前最壮观的花文化景象是河南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距今3500-4000年前的大量花瓣纹彩陶,曾被有关专家认为是蔷薇科、菊科为主的花冠纹样。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第51-82页。 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不少怀疑的意见,认为所谓花瓣纹应属鱼纹,是半坡遗址鱼纹之类纹饰的变体、组合等演化形态,马宝光、马自强:《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新探》,《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第31-34页。 具有更多形式化、符号化、装饰性的倾向和效果。近10多年,这种怀疑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王仁湘:《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上),《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第22-31页;《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下),《四川文物 》,2009年第3期,第32-40页;《中国史前的艺术浪潮》,《文物》,2010年第3期,第46-55页。 就人类自然审美的一般规律而言,远古先民以狩猎为大事,比较重视动物,舞蹈模仿动物,各类纹饰多以动物为题材,很少顧及植物。[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第239页。 我们认为,河南庙底沟文化乃至整个仰韶文化中的彩陶纹饰应属鱼、鸟之类动物的变形,而不可能是植物及其花朵,更不待说是花瓣和叶片之类。还有1923年河南新郑春秋郑国国君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值得附带一提。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郭沫若先生称是所见秦汉以前古器中唯一“以植物为图案”者,并推测或“已有印度艺术之输入”迹象。而莲瓣中央立有一只仙鹤,其振翅欲飞的形象,更是被郭沫若先生称作春秋初年“时代精神一象征”,郭沫若:《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115-116页。 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正如有学者所说,“这种莲瓣纹的装饰,是从西周环带纹饰物不断演变而来的新形式”。张得水、李丽娜:《时代精神之象征——莲鹤方壶》,《中国博物馆》,2009年第1期,第112-119页。 西周晚期这类方壶冠盖边缘多有波曲纹、山形纹,而且也有镂空造型,所谓莲瓣正是这类纹饰元素进一步向外延伸展开的形制,杨式昭:《东周方壶上的莲瓣纹冠饰与立鸟纹饰——从郑公大墓〈莲鹤方壶〉谈东周青铜器新兴立体纹饰》,台湾《史博馆学报》,第36期(2007年12月),第95-112页。 但不是真正取材于莲花的形象。因此我国花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的有关考古信息都远不可靠,目前只能就上古文献资料取证分析。笔者已有论文中相关论述有误,这里特别提出纠正。
我国文献中的花文化信息也许可以上溯到夏朝。主要传承夏朝历法的《夏小正》中,就有正月“柳稊”,“梅、杏、杝桃则华”,二月“荣堇(蔬菜),采蘩”,“荣芸”,七月“秀雚苇”,“荓秀”,九月“荣菊”等物候月令,所谓华、荣、秀,都指开花,说明夏朝先民对植物开花已颇多关注。到了西周时期,《周易》卦辞中有“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的吉兆之语,表明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植物开花已被视作吉祥美好的象征。“华”也开始具有华丽、繁荣等流行语义。被誉为我国先民大合唱的《诗经》中,“草木虫鱼”的“比兴”成了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而花意象即居其一。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何彼秾矣,唐棣之华”,“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都是热情赞扬鲜花灿烂之美的名句。而“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尚之以琼华”,“尚之以琼英”,“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更是把鲜花作为时令美好、容貌光鲜、石美如玉、人才优秀的象征。“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则是男女间以花馈赠传情的习俗,这些都充分反映我国周朝先民对花的喜爱和重视。战国屈原作品中,无论人神所居、所服、所沐、所食均有一些花的因素:“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鲜花与香草一起成了美化生活环境,熏陶人格气质,烘托人格境界的主要用品和意象,形成了有关生活理想和人格境界的象征体系,标志着花作为自然物之文化意义在士大夫文人层面上有了进一步的自觉和应用。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阶段对花的欣赏是自发的、偶然的、分散的,远未进入普遍自觉的阶段。从文化认识水平上说,尚是一个植物观赏意义混沌初开,实用意义仍占绝对地位的时期,我们称之为花文化的“物质实用时代”。
2.秦汉至盛唐:花文化的兴起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至盛唐“安史之乱”爆发的十个世纪,虽然国家有大小,政局有治乱,南北有分合,但人们对美好花色的欣赏和追求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并且呈现出持续兴起发展的进程,我们称之为我国花文化的兴起或渐盛期。具体表现是:第一,花园或园林花卉植物及其游赏活动兴起。第二,梅花、桃花、杨花、莲花、李花、梨花、蔷薇、栀子、木芙蓉、牡丹等花色广受关注。有些在《诗经》《楚辞》时代早已出现,但多属中古时期新的发现,代表了我国早期观赏花色的主要品种。这在我们前番论述中未及强调,有必要引起注意。第三,装饰图案中,花朵纹饰开始出现。如出土秦阿房宫等地瓦当中就有八瓣花瓣纹等, 徐锡台、楼宇栋等:《周秦汉瓦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7页、图34《花瓣纹圆形瓦当》;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图125《莲花纹瓦当》。南朝后期“梅花妆”更是。魏晋以来,随着佛教文化对中土文化的影响渗透,荷花供奉开始出现,莲花、忍冬藤、天女散花等成了工艺装饰中较为流行的纹样。田自秉、吴淑生、田青:《中国纹样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1-195页。 这在前面的论述也强调不够。第四,魏晋以来文学、音乐中专题和细节歌咏鲜花的作品大量出现。如三国钟会有《菊花赋》、西晋傅玄《紫华赋》《朝华赋》等。乐府就有《芳树》《梅花落》《桃花曲》《杨花曲》等曲调。初唐宫庭岁时唱和中芳菲信息比较丰富,长安曲江杏园等地游赏唱和风气都较盛。相应的山水田园诗派兴起,其中的花木之景和游览之趣较六朝更为丰富。从认识水平上说,这是一个主要着意花卉的物色形象美感,更多对花色鲜好的喜悦和追求,偏重节令、时光和荣悴盛衰感怀,带着鲜明感性、情感色彩的时代,因而我们称之为花文化的“花色欣赏时代”。
3.中唐至明清:花文化的繁盛
在中国历史上,“安史之乱”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前是中国封建社会明显的上升时期,此后则是一个漫长的逶迤衰落过程,尤其是宋元明清,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都呈现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特征,通常称作“近世”或“近古”。与这一社会历史演变的大环节对应吻合,我国花文化从中唐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称作花文化的繁盛期。
对这一阶段的情况,我们以前的论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勾勒, 程杰:《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阅江学刊》,2014年第1期,第111-128页。还有一点值得特别补充的是,花的品种也有新的拓展,早期以果木等经济作物的花色为主,中唐尤其是宋代以来不少新的观赏品种得到开发,如水仙、蜡梅、山矾、瑞香、山茶、月季之类,有一些品种从边缘走向中心,开始引起较大注意,如荼蘼、素馨、茉莉、桂花、兰花(建兰之类)等就是,进一步丰富了我国观赏花卉的品种体系,构成了我国花色品种开发的新阶段。而明中叶、清晚期域外花卉品种逐步引进,西方的“植物猎人”也开始从我国大肆掠夺和引种。这种花文化的国际交流趋势是近代以来花文化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的重要源头,值得我们关注。 这一阶段也呈现一个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过程。大致说来可再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中晚唐五代是这一阶段的发端,花文化繁盛的各种迹象开始显现;第二,宋辽金元时期进一步发展,观赏品种进一步开拓,理学主导的道德义理意趣的寄托、玩味开始兴起并逐步展开,从宋前的“重形”发展到“重意”,“尚色”发展到“尚德”,奠定了花文化发展的精神趋向;第三,明清时期,花文化各类物质、精神生活情趣和方式全面拓展、高度繁盛并愈益精致绵密,花文化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从审美心理和文化认识上说,整个这一繁盛阶段无论士林还是民间,虽然程度不等、方式不同,但都从侧重于花卉物象的外在形色之美,进入到精神理想和生活信念的比兴寄托,使众多花卉品类逐步形成系统的象征意义,显示流行的文化符号色彩,标志着我们民族花卉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烂然成熟,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之为花文化的“文化象征时代”。
(二)我国花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
综观我国花文化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两大特点:
1.历史悠久,持续不断
上述三大阶段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一个悠久而持续的过程,没有遭遇外族全面颠覆、文化彻底中断这样的情景。我国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文明进程,历史发展相对缓慢和稳定。同样,我国花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持续发展、未经中断、缓慢稳定的过程。在中华文明发展的统一进程中,人们对花的看法虽然有价值信念上的差异,但没有西方和中东那种为了维护某种特定教义而绝对摈弃花卉的现象,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27, p.49.更没有西方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对花卉使用的限制和花卉文化的长期衰退。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p.73-100.我国人民对花卉植物的知识,对鲜花及其图像的欣赏和喜爱,对花之观赏价值的发掘和应用,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有史以来一直都在“缓慢而又相当稳定地发展”,没有西方那样的“黑暗的时期”。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96.这是我国花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优势。
2.兼容并茂,积累深厚
我们是东亚大陆国家,幅员辽阔,地形和气候多样,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有着人类文明独立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我们又形成了以君主专制统治、国家官僚机构、社会广大民众三大阶层主体构成、底盘极其庞大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虽然我们历史上有过一些短暂分裂的情景,但无论基本的文化信念,还是实际的历史过程,都以大一统的社会形态为主体。在这样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社会结构内部,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宗教信念、不同的生活习俗、不同的文化情趣百家争鸣,各竞其流,都包含在一个历史的大熔炉中,没有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隔绝分裂和尖锐对抗。相互间既有地域、层级上主次、中边、强弱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而不同层面、不同元素间又能相互协调,和谐相处,融通浑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可以说,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一种钢筋混凝土式而又骨肉丰满洽畅的有机结构,我们的文化则是一个不断兼容并包、运化涵演的博大熔炉、浩瀚渊薮。
反映在花文化中,我国虽也有宫廷、士大夫、乡村社会、市井社会等不同阶层的利益追求、情趣意愿和参与方式,但各种文化元素、生活经验相互借鉴影响,不断积累改进,从而逐步形成丰富而系统的文化体系。比如对梅,有重其果实食用、药用价值及情趣的,也多有对花之观赏价值开发利用的。在梅之花中,既有一般大众对春色吉祥之意的喜爱,也有文人隐士对疏淡幽雅情趣的推崇。既有对鲜花的欣赏,也有诗画方面的专业创作。比如菊花,既有对其药用、食用价值的开发,也有对其重阳避灾习俗的重视,更有士大夫文人对其经霜不凋之气节的欣赏。这些不同的生活习俗、文化情趣不断创生、演化、沉积,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这还只是几个典型的个案,实际各层面、各方面充分展开,数千年滋衍积累,构成了一个博大而深厚的文化渊薮、丰富繁密的传统体系。
我國花文化这种兼容并包、不断发展演进的发展态势统一于中国文化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整体特性,同时又有着自身相对边缘,无关大雅也无伤大雅,可以不断继承、从容演进的发展态势。正是如此悠久持续、生生不息、兼容并包、不断积累的历史过程,最终形成我国花文化极其灿烂辉煌的成就。
(三)我国花文化的民族特色
关于我国花文化的整体特征,周武忠先生概括为闲情文化、多功能性、泛人文观三点。周武忠、陈筱燕:《花与中国文化》,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前言第5-7页。又见周武忠《论中国花卉文化》,《中国园林》,2004年第2期,第56-57页;周武忠《中国花文化史》,(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年,第22-24页。笔者觉得,古今中外花的观赏和消费总是“有闲”的行为,但凡称作文化也总是多方面、多功能的,而即物寓意、寄托人文情趣更是各类文化领域普遍的现象,所说三点似都非我国花文化所独具。周先生的具体阐发中包含了一些可贵的思路和感觉,但这三点概括不够确切。笔者认为,花文化的民族特点应坚持文化学的综合视野,综合我国数千年花文化历史,并通过与国外花文化类型的横向比较来把握。在已经发表的花卉论文中,我们也尝试做了一些概括,笔者认为中国花卉文化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名花名树、生植观赏、“比德”意蕴、吉祥“花语”四大方面。程杰:《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阅江学刊》,2014年第1期,第111-128页。 我们最近又检得王瑛珞女士上世纪90年代的两篇论文,颇有见地。王瑛珞:《生活无处不飞花——花文化初探》,《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第41-45页;《花香、酒醇、诗意浓——花文化二探》,《唐都学刊》,1997年第1期,第68-71页。 王女士称我国花文化“与整体文化相融发展”,“具有厚重的审美价值”,“饱含高度的道德内蕴”,“是文人文化的独特表现”,应都抓到了我国花文化的核心特征,与笔者的观点多不谋而合。我们这里汲取王、周二位有益的思路和观点,就花文化的民族特征重加思考和阐发。 1.名花体系
花文化的特色首先应是花的品种,这是花文化的物质基础。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一定的花卉品种体系,同时出于自然资源、种植产业优势,或宗教、民俗等历史文化传统,或广大民众普遍喜爱等不同原因,又形成独有的名花体系。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国花、名花就属于这样的国家象征或文化符号。我国地处温带大陆,幅员辽阔,气候、地形多样,植物资源极为丰富,花卉资源同样如此,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美誉。我国又是世界文明古国、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因此,植根东亚大地,打着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烙印,包含着我们民族深厚情趣的花卉不仅品种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品种体系和名花体系,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有深广的影响。这种品种体系上的特色,既是花文化民族特色的固有内容,也是其生物基础,是把握我国花文化民族特色首先应予重视的。这在我们发表的论文中言之已详,此不再赘复。
2.士人主导
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士大夫传统,广大士大夫阶层是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骨干和文化发展的中坚,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繁荣和文化传统的形成所起作用众所周知。同样我国的花文化也以士大夫的活动和成果为主导。王瑛珞女士称我国花文化是“文人文化”的表现,周武忠先生称作“闲情文化”,虽然角度不同,都多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作用。我们在已有的论文中把士大夫阶层作为我国花卉文化繁荣的主要原因,也是充分肯定士大夫阶层在我国花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西方花卉产业和花文化的发展多得力于封建皇室贵族、商人群体、宗教僧侣集团的作用,西方花园与城市也有着更多的联系,Jack Goody,The Culture of Flowers,p.46.而在我国花文化发展中,士大夫阶层一直作为创造主体和领导力量。这一花文化创造主体的阶层属性,无论是对我国花文化的繁荣还是花文化传统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国花文化的发展演进是伴随着士大夫阶层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物质、精神生活不断拓展,尤其是宋以来士大夫闲适、高雅之生活情趣和风气的兴起而不断发展和提升的。我国花文化的繁荣历史,无论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主要得力于士大夫阶层的“劳心”投入和着意发挥,体现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情趣和方式。我国花文化中文学、艺术创作是绝对大宗,这与传统士大夫“尚文”好艺、重视文字书写的知识传统密不可分,是其社会、文化职能的必然透现。我国花文化中鲜明的比德言志、抒情写意追求更是士大夫意识形态和文化性格的必然归属。我国花卉园艺类著作多出于士大夫知识分子,而且也多包含大量文学作品、随笔杂谈,充分体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知识情趣。这些都使我国花文化打着浓重的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烙印,充分体现了士大夫文化在我国花文化传统中的主导和核心地位。
我们重点说说文学方面的情况。我国自古尚文,在文学创作中,花又是最为美妙而普遍的题材,历代积累的作品浩如烟海,产生的名篇佳作、警言妙语不计其数。比如《诗经》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桃花之盛,“夭夭”是少好貌,桃树发花早,树龄短,今人讲“桃三李四”,是说桃树两三年就开花结果。桃树少壮时长势好,花开得多,鲜嫩好看。《诗经》桃夭这八字,看似简单,却切中了这一生物特性,形象鲜明生动,言简意赅,形神具备。渠红岩:《(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研究丛书05)桃文化论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65-166页。 古诗中类似精采的诗句特多,比如人们常说的牡丹“国色天香”、梅花“暗香疏影”、荷花“出水芙蓉”,都是诗中名句结晶。而如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李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陈与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叶绍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虽多非专咏花草,但简洁、鲜明的花色景象中,有情思,有意境,有故事,感发人意,耐人寻味,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又如苏轼写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银烛照红妆”,黄庭坚写水仙“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明人高启咏梅花“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艺术上说远非正面描写,而是遗貌取神,拟人写物,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技巧,更多依靠和调动人的想象、思维、感受,而包含的思想情趣也就透过一层,有了更多主观情趣、人格精神的象征。这些名篇佳句既出于丰富的实际观赏经验,更显示了文学创作的独特灵感和意趣,大大丰富了花卉欣赏的审美情趣、精神内蕴和想象空间,这些都远远突破了花卉实物实景游览观赏、即时体会的范畴。这些士大夫文学创作中的独到发现和精彩创造,是我国花文化宝库极为丰富、璀璨的财富,对其他阶层和领域花文化的情趣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3.生植观赏
我国人民的花卉欣赏方式也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我们以“生植观赏”四字来概括。所谓“生植”,是指自然生长或立地栽培的植物,实际生长着的活生生的植物实体和景观对象。我们民族特别重视这种实生景物的感应和欣赏,这与西方、中东、南亚等地区流行切花、摘枝装束用作礼物和装饰大不相同,有着我们民族的生活特色和文化个性。这在笔者发表的论文中已有详细论述。
此处有必要补充的是,不只是重视植物生长的实物景观、天然生趣,还在于透过植物生长状态、生长习性去把握自然的时序,感受其生命個性,感悟对社会、人生的启迪。唐以前人们多重视花期的时令物候意义,唐以来封建文人多自觉从花之生物形象、生长状态的整体来感受和理解花卉,并不只限于花朵和花枝。比如梅花,如只见花朵,因花期无叶,只是素色、清香两点,但人们还关注其独特的花期,重视枝干的“疏影横斜”之美,进而还发现古梅的虬干怪奇之美。由花到枝到树,由外形到习性,梅的生长形象完整了,生命状态呈现了,其品格个性也就呼之欲出。还有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是生长环境;水仙“借水开花”(黄庭坚《次韵中玉水仙花二首》),这是生长习性。这些都包含独特的生命气质和个性品格,与花色、花香结合起来,感受就更为立体和完整。在我国花卉植物审美中,习性美是与色彩、气味、形态、风韵等相提并论、不可或缺的美感范畴,备受关注。 程杰:《论花卉、花卉美和花卉文化》,《阅江学刊》,2015年第1期,第109-122页。不是只见花朵不见草木,只见花枝不问习性,只见艳色不见生机,而是对包括花朵、植株等全部形象,季节、环境等生长习性在内的生命整体、生长实境的全面感受、观照和悟会,这是我国花卉观赏比较独特的情趣和方式。 4.品德象征与吉祥“花语”
这里说的是我国花文化的象征内涵和精神意蕴。我们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曾对我国花卉文化“比德”和“吉祥”寓意分别进行了论述,花文化中的情况完全一样。所谓“比德”源自先秦《荀子》《礼记》,是说君子常引美好的事物来比方美德,借鉴效法。花卉亦然,花卉的一些特征可以用来代表人的道德情操和品格意趣,不同的花卉比喻不同的品德,构成系统的伦理道德、品格志趣、气质风度等人格品德象征体系。所谓吉祥寓意是指花卉用作幸福富贵、和平安顺、健康长寿、多子多孙等民俗象征和流行符号,类似于西方的所谓“花语”。
两种寓意有着不同的阶层属性和价值取向。前者以士大夫文人为主。孔子所说的岁寒后凋、屈原的香草比君子都是“比德”传统的源头,此后不断发展。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以来,由于以理学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成熟、道德品格意识的高涨,封建士大夫不只看花还要悟理,不只求形更需求意,不只见“色”还要见“德”。更多地通过花卉植物的个性特色、风格神韵,来体悟人性的契应,寄托道德情操和品格意趣,这就是我们说的“比德”“尚意”思潮,并且形成了系统的精神寓意和话语体系,标志着这一象征传统的成熟。王瑛珞说的“道德内蕴”、周武忠所说“泛人文观”就主要指这种人格象征内容。这种系统的道德品格象征是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和自由人格意识的反映,体现了华夏文化重视伦理道德的思想传统,构成了我国花文化的思想特色。
后者以一般民众为主,代表的是社会大众的生活意愿。唐以前,桃杏等即有报春迎新、万物更始的喜庆之意。宋以来民间社会、文化逐步兴起,物质生活进一步提高,相应的民风民俗传统逐步稳定,民间大众化的爱好和诉求逐步显山露水,而各类生活用品的装饰图案中“吉祥”寓意日益盛行。一方面接受文人传统的影响和启示,同时又充分利用民俗的方式和民间的智慧,经过漫长的约定俗成,形成以“吉祥”寓意为核心的象征图案和流行话语,这是最典型的中国特色系统“花语”,主要表达大众化的生活愿望和祈祝,有着鲜明的民间性、民俗性。西方“花语”兴起于近代法国,既有约定俗成,也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编制,主要用以表达友谊、爱情等社交信息和情愫。我国的花卉吉祥寓意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幸福观或生活理想。我国花卉的吉祥寓意自成一统,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上述两种寓意都发展成熟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也标志着我国传统花文化的完全成熟。两者雅俗兼济,相辅相成,共同体现了我国花文化丰富而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寓意,构成了我国花卉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象征体系和“花语”符号意义。
5.精致绵密、深厚氤氲的气象
如前所言,我国花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和持续的文化积累,而最终形成的博大深厚气象、精致繁密境界举世莫比。这既是我国花文化历史发展的辉煌成就,也是弥足自豪的一大特点。
我们这里以明人王路的《花史左编》24卷所列27种名目作为代表,窥斑见豹:花之品(以花喻人,有花王、花相、豪杰、隐逸等品目)、花之寄(花事地点)、花之名(花品种)、花之辨(对品种的辨名考实)、花之候(花信、花历之类)、花之瑞(祥瑞之事)、花之妖(花的妖艳怪异掌故)、花之宜(种植方法)、花之情(花之关系人伦方面的掌故)、花之味(餐花之事)、花之荣(花受尊尚之事)、花之辱(花遭屈辱之事)、花之忌(种植避忌之事)、花之运(花因人、人因花而成盛衰)、花之梦、花之事(关于花的杂记)、花之人(名人与花)、花之证(花事考证)、花之妒(妒花残花之事)、花之兀(花之厄运之事)、花之药(入药之花),花之毒(有毒之花)、花之似(似花非花如灯花、雪花之类)、花之变(拟名无实如剪彩花、雕刻花之类)、花之友(以竹为花之友),花麈(卧花、浴花之类风雅杂谈)、花之器(种花工具)。所谓“左编”取意于古言“左史记事”,所集这27类尚只是与花有关的知识和故事,编者另有《花史右编》,专收各类作品,如分类编纂,也应有许多名目,遗憾的是已经失传。透过这繁密的名目,不难感受到明清以来人们心目中我国花文化已有着怎样细致入微的生活、丰富多彩的故事、琳琅满目的情景、五花八门的知识,体现了怎样的文明积淀。周武忠先生的“多功能”说,王瑛珞女士所说花文化“与整体文化相融发展”,就都考虑到了我国花文化五彩缤纷的特色。我们的花文化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观赏品种、园艺活动,只有置身于五彩缤纷的生活百宝箱、历史多棱镜中,才能充分感受其历史风貌,有机把握其文化内蕴,深入体味其文明意义。人类花文化固有多方面的表现、多功能的作用,但只有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文明古国,在数千年持续悠久历史、博大璀璨文明的沃土中,才能产生我国花文化这样闳博绵密、蓊郁氤氲的气象。这是我国花文化一个无法企及的特点,它不只是一个特点,而是一种境界。
四、我国当代花文化的发展趋势与文化困境
现代以来,我国花文化也追随时代变化,逐步显示现代社会生活的气息。近四十年,我国大陆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政治形势愈益安好,经济状况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城镇化趋势明显,社会文化建设逐步兴起。在这样的大好情况下,我国人民群众“富而好禮”、富而爱美,养花种草、宴游赏花之风渐起,以花装饰应用之事渐多,花文化迈进了一个现代化、大众化的新时代。但同时,突飞猛进的时代洪流中,我国传统花文化时过境迁,不免受到时尚的冲击,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有必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我国当代花文化的发展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我国花文化主要有这样一些新的情景和趋向:
1.花卉景观建设成就显著
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兴起,各类城乡建设中,公共花园、花卉景观的建设成就显著。城市公园和植物园中开设花卉专区,扩大规模。梅花、牡丹、山茶、海棠、桃花等专类园大量出现。机关、学校、医院、商场、娱乐场所等公私机构和单位庭院、闲地、城市道路和广场等公共场所的花卉种植和鲜花装饰明显增加。各地市花、省花之类评定,促进了相应的花卉景观建设和资源保护。各类园林、环境和旅游景观开发建设中,以鲜花为主体的园林和包含鲜花元素的景观层出不穷,全社会鲜花观赏的机会大幅度增加。花卉洋品种大量引入,丰富了我国观赏花卉的品种资源。 2.鲜花日常应用十分普遍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提高,公私礼仪中,鲜花替代衣食类物品作为礼物、鲜花用于装饰的现象不断增加,日趋普遍。新年、教师节、与女性有关的节日,情人节、七夕节等年轻人喜爱的节日使用鲜花作为礼物的现象越来越多。与恋爱、结婚相关的礼仪更多以鲜花作为礼物或装饰。一些大型或重要的政治会议、商界谈判、各类公私庆典等多以鲜花作装饰。娱乐场所、饭店,家庭阳台、客厅、书房和公私办公室的瓶插、盆景花卉简便廉价,也越来越普遍。丧葬、哀悼和祭奠等仪式活动中,鲜花的花枝、花束、花篮和花圈成了越来越流行的奠礼和饰品。花卉的大众日常消费越来越明显。与鲜花消费的盛行相对应,切花和盆景的产业化生产和市场化运行渐具规模,并不断发展,有力地推动花卉装饰和欣赏的社会化、大众化。我国不少园艺企业也积极参与到国际花卉市场的生产和销售产业链中。这些都充分显示了花文化的现代化、大众化、国际化趋势。
3.野外花景渐受喜爱和重视
随着现代休闲、旅游风气的兴起,自然野生和产业种植形成的鲜花风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每年新年一过,全国自南而北陆续春暖花开,各地梅、杏、桃、梨、油菜、牡丹等相继盛开,掀起一波又一波踏青赏花的热潮,见于电视、报纸、网络的各类花信消息与相应的游览节庆活动络绎不绝,构成了我国每年春天一道逶迤展开、生动靓丽的生活画面。其他季节的应时花节也有不少。深山幽谷、古树异木等野生资源多有发现,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
4.花的现代信息符号意义充分展现
众所周知,摄影、歌曲这些高度大众化的文化活动中,花题材、主题的作品总是绝对大宗,如流行歌曲中牡丹、兰花、莲花(荷花)、茉莉、菊花等都是常见的题材,单就桃花为题的歌曲就有数十首。我们这里关注的主要是现代信息视觉形象中的“花”图像。随着当代社会的市场化、全球化,视觉形象以其传播优势急剧泛滥。各类实体和虚拟产品的包装与宣传、新旧媒体和传播渠道的各类界面与平台设计使用的装饰图案和标志符号中,花以自然、美好的形象,总是简便无碍、广泛应用、最受欢迎的图像题材和视觉元素。纯粹的个人自我书写和表达中,花也总是重要的视觉元素。随着人类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自由化,各类花卉图像的使用也愈来越频繁,发挥越来越多的装饰作用、符号功能和文化意义。在花朵纹样使用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紫荆花红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莲花绿旗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我国台湾在国际范围的徽标也由原来所谓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为以梅花图案为主的标识。我国城市居民小区多以花园命名。这些都典型地体现了花及其意象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二)我国当代花文化面临的文化困境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花文化的发展格局有着数十年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多年城市化加剧,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逐步兴起的时代背景,呈现鲜明的大众化、现代化倾向,对我国花文化的传统观念和方式不免带来一些冲击和侵蚀,大致说来有这样一些情景:
1.本土品种市场不振
花卉产业和市场的国际化,许多外国花卉产品大量引进,受到喜爱和重视,带来了花
卉品种的新时尚,冲淡了我国观赏花卉品种的传统结构和本土气息。比如玫瑰、百合、鸢尾、康乃馨(石竹)、郁金香、蝴蝶兰、洋水仙、薰衣草、向日葵等都是西方文化中比较重要的花卉,在我国名不见经传,文化上本较边缘,而如今都成了我国各类花市广泛销售、园林普遍种植的品种。这些品种的切花产品在西方多有标准化、全季节规模种植和市场销售的历史,适应现代都市大众的消费。尤其是随着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在种植业的应用、国际航空业的发展、全球化市场的形成和“互联网+速递业”的突飞猛进,以其品种开发、标准可控、价格低廉等技术优势和规模效益而畅行全球,对我国传统花卉的市场带来不小的压力。我国传统花卉多木本植物,生长期长、种植成本高、花期花型可控性弱,在全球大众化市场的洪流中如何赢得生机和活力是十分棘手的问题。我国国花牡丹、梅花的市场化道路就十分艰难。花卉品种的国际化大大丰富了观赏花卉的品种资源,拓宽了人们的欣赏视野和机遇,丰富了人们的欣赏情趣,但如何避免外来技术、市场垄断优势给本土传统花卉的发展造成压力,如何培育和加强本土传统花卉品种适应工业信息化时代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能力,切实维护我国民族特色花卉的发展空间和文化地位,这是我们时刻面对、必须解决的难题。
2.传统风韵有所淡化
现代花文化热象中的切花工业生产、大众消费模式有着典型的“快餐消费”色彩,并多受海外风气的影响,这对我国花文化的传统信念、风韵和习俗无疑有着直接的冲击和消解。
花卉“快餐消费”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见花不见树,且一味“重色”,即对花的兴趣高度集中在花朵的色彩和形状上,只重一点不及其余。现代切花生产中可以进行技术控制的除花期外,主要只在花朵的色彩、形状、大小尺寸上。花的香味是花的各种素质中最不稳定、最难掌控的元素,而且鲜花香味中的乙烯对鲜花的保鲜有害无益,因而切花生产中都尽可能降低这一元素的影响。而在我国传统花卉品种中,花香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清末薛福成《出使日記》称“西洋之花不如中国者,以其皆草本,而又无香气也”,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4,清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说的就是中西这方面的差别。国人论花向重气味,认为花之颜色予人生动之感,而花香却是品格神韵所系,刘辰翁《简斋诗笺序》:“诗道如花,论高品则色不如香,论逼真则香不如色。”见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80,清光绪万卷楼藏本。所谓“高品”是说品格高超,所谓“逼真”是说形象生动。 “俗人之爱花,重色不重香”(韩琦《夜合》),雅人所不取。而在当代切花消费风尚中,对花香的追求就备受冷落。同样是称作兰花,我国传统爱重之兰为中国兰,有“国香”之誉,而现在节日盛行的蝴蝶兰之类,以鲜艳的颜色、成串的花头取胜,与传统兰文化大相径庭。
同样是以色彩取胜之花,世道人心也有与时推移之患。花卉的使用中,西洋“花语”越来越流行,在年轻人中渐成主流话语,而我们传统的一些“比德”、吉祥寓意——我们民族独特的“花语”花意却“初心”难守,古风渐漓。比如菊花,我国传统有“菊黄得正色”,洪皓:《题张侍郎松菊堂》,《鄱阳集》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卓为霜下杰”(陶渊明《和郭主簿》),“服之者长寿”(傅玄《菊赋》)等赞誉,无论色彩、品格,还是食用价值都有极正面的肯定,有不少讨喜的意思。而近二十多年,受海外风气的影响,加之草本的廉价适销,丧葬、祭奠使用黄、白二色菊花作为场地装饰和哀祭供物日益盛行,几乎彻底颠覆了几千年来菊花坚贞、长寿等品格和吉祥寓意。记得二十年前笔者曾买一盆黄菊去看望一位年逾古稀的长辈,老人接过眉开眼笑,想必如今再作此举,势必令人侧目。短短一二十年这红、白两用的急剧变化,念之顿生风衰俗移,古道难存之感慨。
3.自然气息渐多丧失
人为因素的增加,花卉的自然之美越来越受人为的摆布,花的自然意味必然受损。就我国的花卉欣赏来说,唐以前更多自然的状态,人们所见多属天然野生或乡村种植的风景,“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有着四时节序和实地感受的自然气息和生态氛围。中唐以来,人工的园林、驯育的品种乃至象“塘花”(又称“唐花”)、盆景那样人为改变的花期、姿态成了花卉观赏的主流。龚自珍《病梅馆记》感慨的那种对自然物性的戕害虽多着意社会讽谕,但又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切花生产更使人们的种植与欣赏活动完全脱节,消费者面对的多是宰割处理的花的“头颅”和“肢体”。就花之植物本体价值和人花关系的生态伦理来说,这确实值得我们反省。我国古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是说花期都有固定的自然节序,现代生物技术对生物自然本性带来的威胁极为严峻,花的色彩、形状、开花的时间等等都能听命于人类的需求和指令,花也就失却应时而开的节序之意,我们对鲜花的观赏也就失去了“花开如喜落花悲”, 郭之奇:《舟发雩都苦雨随缘成八首》其三,《宛在堂文集》卷17,明崇祯刻本。造化灵妙、物色新奇,人与物化、心与物摇的生动体验。花无四时、八方之分,应有尽有,欲有尽有,但我们面对的花卉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自然造化,却开始心有疑虑。我们古人所重视的花卉风景的欣赏,更是具有“应时花灼灼,随地草菲菲”杜漺:《游冀渭公园亭》其二,《湄湖吟》卷9,清康熙刻、道光九年杜堮增修本。 的生动活泼氛围和气息,这只有在野外自然与田园种植的景观游赏中才能获得。但如何控制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对自然生态、植物资源和传统乡村农业、田园风光的侵蚀和破坏,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工业文明、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如何继承发扬我国古人赏花重视生植自然的传统,自觉地控制、约束我们对于花卉生命世界的侵凌、压迫和戕害,以尽可能平等、从容、节制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消费对象,争取人、花之间自然、和谐的相融发展,这是我们未来文明发展必须面对的深刻课题。
〔责任编辑:渠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