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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通常讲的岭南文化，由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所构成，到明清之际，这三种文化在岭南彼此激荡、融会贯通，在政治、经济、哲学和艺术上吸纳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又受开放务实的海洋文明所影响，岭南文化便自成一格，形成了极具包容性和创造力的一种地方文化。
这使得它与更宽泛意义上的南方文化有所不同。岭南文化长期处于开放、整合的过程之中，至清朝中后期一度达到高峰。进入近代以后，岭南文化更是成为中国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发动机。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梁发起的戊戌變法，从孙中山倡扬民主革命到历史性地建立中国第一个民主政府，便可看出岭南文化之于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意义。梁启超曾从人才地理的角度，提出了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珠江流域三个时期说，并断言清中叶以后，人才是以珠江流域为中心，出现了大量实业人物、革命人物，影响了中国局势的走向。更有人说，珠江文化其实就是一种革命文化。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他来广东的感受是此地不文，令人不喜。可是，广东人所特有的精神，却是黄河、长江流域一带的人所没有的。陈寅恪先生便对广东学人有高度评价：“江淮已不足道，更遑论黄河流域矣。”然而，如此重要的文化一端，如此重要的一个地方，国人对它的认识却是有限的，甚至还常被一些人鄙薄为“文化沙漠”，这样的文化偏见正在被纠正。
今日地处岭南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从文化构成上看，传统农耕文化、现代工业文化和当下的信息文化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正在聚合、锻造出一些新的品质。尤其是它所具有的现代品质，它的日常性、前瞻性和未来性，是它最为突出的优长，应该成为文学书写和文化讨论的重点所在。因此，对于如何正确地理解岭南文化，我并不太赞成过度强调历史，并试图通过历史的比照来证明自身文化所具有的深厚积淀。一百多年前的香港只是个渔港，几十年前的深圳也还是个小渔村，它们有多少辉煌历史可言？但这影响它们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吗？不影响。岭南文化最突出、最独特的价值，就在于1840年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文化。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是领风骚的。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这些就是现代文化，也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如果不强调这种现代文化，就忽视了岭南文化的优势。如果只讲历史，深圳、东莞讲得过西安、郑州吗？可为什么深圳这样一个看起来没有多少历史的地方，它的文化产业比西安、郑州做得好？就是因为文化产业是现代文化，与历史悠久不悠久并无直接关联;作为产业的文化，是有可能在另外一种形态上实现超越性发展的。真正的岭南文化不重在追忆、回望，而更重如何面对现在和未来。
二
如何理解这种现代文化、如何书写一个现代社会，正是近几十年来岭南文学最受关注的地方。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始，岭南这块土地就引领着中国社会的巨变，同时也接纳了数以千万计的人移民到这里，社会形态和过去比起来，已经完全不同，文学叙事也必然有了很多新的元素。过去讲岭南文学、广味小说，好像离不开西关小姐、骑楼、叹早茶、粤语，今天若只写这些，就太狭窄了。今日的广东，它既有历史传承的一面，也有现实变革的一面;既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既有主流的，也有边缘的。这才是真实而内在的岭南。特别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样的城市，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一种市民生活的崛起，一种现代生活形态的成型，作家们生活在其中，必然要经历它的光荣和梦想、希冀和悲伤。
这也形成了岭南文学新的特点，那就是以描写日常生活、市民文化为叙事的核心。在当代中国，这种软性的市民文化、日常文化，正日益显示出它的魅力，并渐渐成为文化世界中越来越重要的一元。广州就是一个初具模型的市民社会，这是它区别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广州不像北京，以政治文化、主流文化为主导，它也无法像北京那样获得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广州也不像上海，有那么辉煌的中西交融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气，它无法将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效地延续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使之成为国人模仿的样板。广州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市民生活、务实精神，以及对个体和人性的尊重。这是一个柔软的城市，是一个自由、松弛、能让你的身体彻底放松的城市，一个适合生活、但未必适合思考的城市。
这样的城市，出现在作家笔下，他们描绘的重点就日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书写物质生活的全面崛起;二是表现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三是呈现具有现代特征的变化中的岭南精神。
先说物质生活。物质的力量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它在迅速改变现代人的内心和生活。岭南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已经开始体会迅速崛起的物质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和改造。所谓的物质生活，当然包括我们常说的吃、喝、玩、乐，广东人重视这个，看起来庸俗，也符合人性的需求。但也应看到，物质的膨胀，将改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固有关系。看起来是物质的变化，它的背后，其实改变的是人的精神。物质里也蕴含着精神，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物质既让人愉悦，也让人感到受压迫。我感觉，广东年轻一代的作家，有效地写出了物质本身这一复杂的力量，并见证了物质生活是如何成为岭南的主流生活的。但这种对日常性物质的书写，也可能造就一种缺乏血性和深度的写作状态，比较温吞，没有冲击力。比如，广东很多作家的话语方式还显得陈旧，在艺术上也缺乏走极致的勇气。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走向极致，拒绝妥协，这是一种令人尊重的写作精神，然而，这种精神，也正在被一种柔软的日常生活所吞噬，这反应在广东作家的写作上，就成了一个矛盾——在描绘一种新经验的同时，也可能陷落在这种经验之中。经验如何被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所照亮并飞升起来，是广东作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再说边缘人群。广东有大量的新移民，他们从外地来广东生活、工作。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移民在一开始多是边缘人群，移民生活也多是一种边缘生活。当然，边缘人群很多也会奋斗成为主流人群。但在广东，永远有着大量的边缘人群，那么多的城中村，住着那么多的打工者，还没有站稳脚跟，过着动荡、不安而又充满干劲的生活，这些人，是最有故事、最有活力的一群，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复杂状况。他们是边缘人，但也是转型中国前进的重要力量。在他们身上，可以发掘出许多新的文学经验。比如前些年王十月的《无碑》《国家订单》，郑小琼的《黄麻岭》《女工记》，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丁燕的《工厂女孩》等作品，就有意记录这种现实，他们的写作，是生活在广东的边缘群体极好的精神传记。 而变化中的岭南精神，也和广东拥有一大批新移民密切相关。比如，边缘人群的苦恼、压力、困惑、甚至绝望，就是现代生存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的现代经验，不仅是指享有现代的生活和物质，还得承认现代的困境——精神性的困境。现在的广东，就每一个个体而言，有乐观，也有悲观，有希望，也有绝望。而在过去岭南文学的经验里，精神维度是比较单一的，文学上一讲到岭南，就想到民俗、美食、西关美女呀，各种世俗化的生活图景，这种写法，现在看来显然是简陋的。必须写出岭南正在发生的巨变，原有的一些生活形态还延续着，但新质的现代性的精神困境也必须诚实地面对，唯有这样，文学岭南的存在才是独异的、全新的。
三
在文学岭南的新貌中，深圳作家的写作是最具代表性的。由于深圳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写作者，也就容纳了他们对生活、对世界的各种大胆想象。他们极富差异，众声喧哗，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很好地展示出了这座城市的品质。
不同风格的作家共处一个文学场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书写着个人的经验和生活，这就使得深圳文学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审美向度。一群有潜质、有才华的深圳青年作家已经成为岭南文学的重要群落。吴君、蔡东、陈再见、谢宏、央歌儿、谢湘南、梅毅、戴斌、秦锦屏、毕亮、卫鸦、王顺健、郭建勋、曾楚桥、孙向学、弋铧、俞莉、萧相风、厚圃、徐东、钟二毛、陈诗哥、刘静好、阿北、蒋志武等人，他们的写作，普遍有着直面真实的当代生活的勇气，他们是深圳生活的在场者、记录者，同时也承受和咀嚼这个城市的创伤记忆;他们的观察与思考，丰富了一个城市的内涵。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学，这不仅是从地域风貌上说的，它也是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的体现。
深圳地处珠江口东岸，与香港、东莞、惠州接壤，呈狭长形，一个弹丸之地，何以有如此大的容纳力，且能让这么多人对它不离不弃？也许正是在于它杂糅了各种人的智慧和认同感。南腔北调成了深圳精神的正统，这是一种文化活力的表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深圳更像北方城市，大概初来此地创业的人，很多都来自北方，这影响了这个城市的性格，至少，南方城市的柔软，在深圳并不突出。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北方的，南方的，得以汇聚一炉，这正是深圳的襟怀。早上见面互道“早晨”，上酒楼吃精致的点心，这个时候，所有深圳人都是南方的;而回到家里，忙着下面条充饥，或者吃实心馒头，这时的他又成了北方人——离家多年，他终究改不了爱吃面食的习惯。这些细节，都能在深圳作家的写作中找到。他们在书写深圳当代生活的同时，总能从他们的作品背后看到一条精神影子——它来自不同的人的不同记忆，也来自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而正是这种杂陈和混合，使得文学深圳并不单一，它看起来是当下的，其实也是历史的，看起来是现代的，其实也隐藏着传统中国的面影。它的宽阔、丰富和无法归类所蕴含的活力、前景，正在把这个城市的文学变成一个当代文化研究的生动标本。
这或许正是文学岭南应有的面貌。因此，生活在岭南，尤其是生活在深圳的作家，不必掩饰自己的口音，不必卸下故土所赋予自己的精神重担，而是要带着这些口音和重担上路，进而激活当代经验，把各种文化、记忆和经验相撞击、相交汇之后的城市奇观写下来。
这是非常值得期许的一种写作，因为一个新的城市及其城市生活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空间的开创。海德格尔在《艺术与空间》一文中说，空间既是容纳、安置，也是聚集和庇護，所以空间本身的开拓，是持续在发生的事，而新的空间的开创，总是具有“敞开”和“遮蔽”的双重特征。它一方面是敞开，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新的人，新的生活，新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遮蔽，遮蔽了许多未曾辨识和命名的经验。在敞开和遮蔽之间，才能触及真实的生活景象，才能认识并书写出深圳这座城市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深圳不仅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空间，它还是一个文学的空间——是那些无法归类的梦想和迷思，才使深圳变得神采飞扬。
四
只有意识到了这一变化，并写出这种变化的过程，文学岭南才是现代的、健全的。当下的中国，变化是一个大主题，一切都在变。文学写作也不应再迷信确切知识，因为不存在一个固化的世界由作家去认领，他必须在变化中把握世界。夏志清说，张爱玲的写作世界跟《红楼梦》的写作世界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红楼梦》写的是一个基本价值不变的社会，而张爱玲是写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直至今日，变化仍然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
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广东和以前的广东也完全不同了，现在的广东，其文化主体很难说是以本土的广东人为中心，很多从外地来的人对岭南文化的新变也起着巨大的作用。从文学角度上看，传统的岭南文学的名篇，能传承到现在并一直影响青年人的，已不多。北京有老舍、王朔等人，上海有张爱玲、王安忆等人，他们的书，至今还摆在书店的醒目位置，但广东的一些本土“名著”，在新一代岭南人那里几无影响。而像杨克、肖建国、田瑛、杨争光、邓一光、张欣、艾云、薛忆沩、南翔、熊育群、陈启文、卢卫平、魏微、盛可以、王十月、李傻傻、吴君、詹谷丰、塞壬、严泽、寒郁、王威廉、徯晗、蔡东、庞贝、徐东、丁燕、马拉、旧海棠、郭爽、钟二毛等一大批作家，都是外省人，但这些从外地来广东的作家已经构成了岭南文学最重要的书写力量，他们的许多作品，也为我们重塑了一个文学岭南的形象。
这一点，在诗歌写作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从诗歌写作的人口和诗歌活动的热度而言，大家都说广东是诗歌大省，这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杨克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鉴》、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莱耳创办的“诗生活网站”，在诗歌界都成了极为重要的符号。以这三个阵地为中心，广东活跃着一大批诗人，他们也组织了很多有意义的诗歌活动。有人说，广东这地方务实、世俗，缺乏诗意，也产生不了好的诗歌，很显然，这也是文化偏见。诗意在哪里？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就在那些渺小的人心里。诗歌并非只与天空、云朵、隐士、未来有关，它同样关乎我们脚下这块大地，以及这块大地上那些粗砺的面影。广东的务实与宽容，有效地抑制了诗人那种不着边际的幻觉，广东的诗人们聚在一起，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很实在地写作、表达、生活，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诗歌气氛，它使诗歌落到地面上来了。即便是那些外地来到广东定居的诗人，时间久了，也会慢慢融入到这种语境中来。
一个地方的地气，必然会滋养一个地方的写作。或许，正是因着这种滋养，使得岭南的文学写作，有着比别的地方更精细的经验刻度，以及更诚实的面对现实的勇气。尤其是很多年青作家的写作，现实感很强，他们重视对当下经验的省思，也对新的人群、新的时代症候有独特的敏感——正是通过他们的写作，使得众多打工者的叹息声、街头巷尾的市声、改革大潮中的喧哗声、乡村记忆与城市生活的争辩声等等，能被更多中国人所听见;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写作，使得广州、深圳、东莞这些响亮的名字有了更丰富的生活细节。这些声音和细节，构成了文学岭南的肌理，它们是中国文学书写中不可替代的现代经验、南方经验。
尽管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本土作家与移民作家如何结合和互动，这依然是一个新的课题，值得生活在广东的作家们思考;尽管比之岭南这片土地所贡献的极为丰富而复杂的现代经验，广东作家还远没有写出与之相称的大作品，但任何新的经验都需要作家长时间地去咀嚼和消化，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都要凝聚好几代人的努力。如今，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一个新的文学岭南正在建构之中，这些新经验、新形象，以及观察世界的新角度，都是之前的中国文学书写中所没有的，这些写作新质，或可视为文学希望之一种。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王金芝
我们通常讲的岭南文化，由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所构成，到明清之际，这三种文化在岭南彼此激荡、融会贯通，在政治、经济、哲学和艺术上吸纳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又受开放务实的海洋文明所影响，岭南文化便自成一格，形成了极具包容性和创造力的一种地方文化。
这使得它与更宽泛意义上的南方文化有所不同。岭南文化长期处于开放、整合的过程之中，至清朝中后期一度达到高峰。进入近代以后，岭南文化更是成为中国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发动机。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梁发起的戊戌變法，从孙中山倡扬民主革命到历史性地建立中国第一个民主政府，便可看出岭南文化之于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意义。梁启超曾从人才地理的角度，提出了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珠江流域三个时期说，并断言清中叶以后，人才是以珠江流域为中心，出现了大量实业人物、革命人物，影响了中国局势的走向。更有人说，珠江文化其实就是一种革命文化。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他来广东的感受是此地不文，令人不喜。可是，广东人所特有的精神，却是黄河、长江流域一带的人所没有的。陈寅恪先生便对广东学人有高度评价：“江淮已不足道，更遑论黄河流域矣。”然而，如此重要的文化一端，如此重要的一个地方，国人对它的认识却是有限的，甚至还常被一些人鄙薄为“文化沙漠”，这样的文化偏见正在被纠正。
今日地处岭南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从文化构成上看，传统农耕文化、现代工业文化和当下的信息文化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正在聚合、锻造出一些新的品质。尤其是它所具有的现代品质，它的日常性、前瞻性和未来性，是它最为突出的优长，应该成为文学书写和文化讨论的重点所在。因此，对于如何正确地理解岭南文化，我并不太赞成过度强调历史，并试图通过历史的比照来证明自身文化所具有的深厚积淀。一百多年前的香港只是个渔港，几十年前的深圳也还是个小渔村，它们有多少辉煌历史可言？但这影响它们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吗？不影响。岭南文化最突出、最独特的价值，就在于1840年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文化。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是领风骚的。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这些就是现代文化，也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如果不强调这种现代文化，就忽视了岭南文化的优势。如果只讲历史，深圳、东莞讲得过西安、郑州吗？可为什么深圳这样一个看起来没有多少历史的地方，它的文化产业比西安、郑州做得好？就是因为文化产业是现代文化，与历史悠久不悠久并无直接关联;作为产业的文化，是有可能在另外一种形态上实现超越性发展的。真正的岭南文化不重在追忆、回望，而更重如何面对现在和未来。
二
如何理解这种现代文化、如何书写一个现代社会，正是近几十年来岭南文学最受关注的地方。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始，岭南这块土地就引领着中国社会的巨变，同时也接纳了数以千万计的人移民到这里，社会形态和过去比起来，已经完全不同，文学叙事也必然有了很多新的元素。过去讲岭南文学、广味小说，好像离不开西关小姐、骑楼、叹早茶、粤语，今天若只写这些，就太狭窄了。今日的广东，它既有历史传承的一面，也有现实变革的一面;既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既有主流的，也有边缘的。这才是真实而内在的岭南。特别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样的城市，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一种市民生活的崛起，一种现代生活形态的成型，作家们生活在其中，必然要经历它的光荣和梦想、希冀和悲伤。
这也形成了岭南文学新的特点，那就是以描写日常生活、市民文化为叙事的核心。在当代中国，这种软性的市民文化、日常文化，正日益显示出它的魅力，并渐渐成为文化世界中越来越重要的一元。广州就是一个初具模型的市民社会，这是它区别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广州不像北京，以政治文化、主流文化为主导，它也无法像北京那样获得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广州也不像上海，有那么辉煌的中西交融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气，它无法将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效地延续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使之成为国人模仿的样板。广州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市民生活、务实精神，以及对个体和人性的尊重。这是一个柔软的城市，是一个自由、松弛、能让你的身体彻底放松的城市，一个适合生活、但未必适合思考的城市。
这样的城市，出现在作家笔下，他们描绘的重点就日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书写物质生活的全面崛起;二是表现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三是呈现具有现代特征的变化中的岭南精神。
先说物质生活。物质的力量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它在迅速改变现代人的内心和生活。岭南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已经开始体会迅速崛起的物质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和改造。所谓的物质生活，当然包括我们常说的吃、喝、玩、乐，广东人重视这个，看起来庸俗，也符合人性的需求。但也应看到，物质的膨胀，将改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固有关系。看起来是物质的变化，它的背后，其实改变的是人的精神。物质里也蕴含着精神，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物质既让人愉悦，也让人感到受压迫。我感觉，广东年轻一代的作家，有效地写出了物质本身这一复杂的力量，并见证了物质生活是如何成为岭南的主流生活的。但这种对日常性物质的书写，也可能造就一种缺乏血性和深度的写作状态，比较温吞，没有冲击力。比如，广东很多作家的话语方式还显得陈旧，在艺术上也缺乏走极致的勇气。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走向极致，拒绝妥协，这是一种令人尊重的写作精神，然而，这种精神，也正在被一种柔软的日常生活所吞噬，这反应在广东作家的写作上，就成了一个矛盾——在描绘一种新经验的同时，也可能陷落在这种经验之中。经验如何被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所照亮并飞升起来，是广东作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再说边缘人群。广东有大量的新移民，他们从外地来广东生活、工作。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移民在一开始多是边缘人群，移民生活也多是一种边缘生活。当然，边缘人群很多也会奋斗成为主流人群。但在广东，永远有着大量的边缘人群，那么多的城中村，住着那么多的打工者，还没有站稳脚跟，过着动荡、不安而又充满干劲的生活，这些人，是最有故事、最有活力的一群，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复杂状况。他们是边缘人，但也是转型中国前进的重要力量。在他们身上，可以发掘出许多新的文学经验。比如前些年王十月的《无碑》《国家订单》，郑小琼的《黄麻岭》《女工记》，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丁燕的《工厂女孩》等作品，就有意记录这种现实，他们的写作，是生活在广东的边缘群体极好的精神传记。 而变化中的岭南精神，也和广东拥有一大批新移民密切相关。比如，边缘人群的苦恼、压力、困惑、甚至绝望，就是现代生存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的现代经验，不仅是指享有现代的生活和物质，还得承认现代的困境——精神性的困境。现在的广东，就每一个个体而言，有乐观，也有悲观，有希望，也有绝望。而在过去岭南文学的经验里，精神维度是比较单一的，文学上一讲到岭南，就想到民俗、美食、西关美女呀，各种世俗化的生活图景，这种写法，现在看来显然是简陋的。必须写出岭南正在发生的巨变，原有的一些生活形态还延续着，但新质的现代性的精神困境也必须诚实地面对，唯有这样，文学岭南的存在才是独异的、全新的。
三
在文学岭南的新貌中，深圳作家的写作是最具代表性的。由于深圳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写作者，也就容纳了他们对生活、对世界的各种大胆想象。他们极富差异，众声喧哗，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很好地展示出了这座城市的品质。
不同风格的作家共处一个文学场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书写着个人的经验和生活，这就使得深圳文学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审美向度。一群有潜质、有才华的深圳青年作家已经成为岭南文学的重要群落。吴君、蔡东、陈再见、谢宏、央歌儿、谢湘南、梅毅、戴斌、秦锦屏、毕亮、卫鸦、王顺健、郭建勋、曾楚桥、孙向学、弋铧、俞莉、萧相风、厚圃、徐东、钟二毛、陈诗哥、刘静好、阿北、蒋志武等人，他们的写作，普遍有着直面真实的当代生活的勇气，他们是深圳生活的在场者、记录者，同时也承受和咀嚼这个城市的创伤记忆;他们的观察与思考，丰富了一个城市的内涵。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学，这不仅是从地域风貌上说的，它也是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的体现。
深圳地处珠江口东岸，与香港、东莞、惠州接壤，呈狭长形，一个弹丸之地，何以有如此大的容纳力，且能让这么多人对它不离不弃？也许正是在于它杂糅了各种人的智慧和认同感。南腔北调成了深圳精神的正统，这是一种文化活力的表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深圳更像北方城市，大概初来此地创业的人，很多都来自北方，这影响了这个城市的性格，至少，南方城市的柔软，在深圳并不突出。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北方的，南方的，得以汇聚一炉，这正是深圳的襟怀。早上见面互道“早晨”，上酒楼吃精致的点心，这个时候，所有深圳人都是南方的;而回到家里，忙着下面条充饥，或者吃实心馒头，这时的他又成了北方人——离家多年，他终究改不了爱吃面食的习惯。这些细节，都能在深圳作家的写作中找到。他们在书写深圳当代生活的同时，总能从他们的作品背后看到一条精神影子——它来自不同的人的不同记忆，也来自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而正是这种杂陈和混合，使得文学深圳并不单一，它看起来是当下的，其实也是历史的，看起来是现代的，其实也隐藏着传统中国的面影。它的宽阔、丰富和无法归类所蕴含的活力、前景，正在把这个城市的文学变成一个当代文化研究的生动标本。
这或许正是文学岭南应有的面貌。因此，生活在岭南，尤其是生活在深圳的作家，不必掩饰自己的口音，不必卸下故土所赋予自己的精神重担，而是要带着这些口音和重担上路，进而激活当代经验，把各种文化、记忆和经验相撞击、相交汇之后的城市奇观写下来。
这是非常值得期许的一种写作，因为一个新的城市及其城市生活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空间的开创。海德格尔在《艺术与空间》一文中说，空间既是容纳、安置，也是聚集和庇護，所以空间本身的开拓，是持续在发生的事，而新的空间的开创，总是具有“敞开”和“遮蔽”的双重特征。它一方面是敞开，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了新的人，新的生活，新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遮蔽，遮蔽了许多未曾辨识和命名的经验。在敞开和遮蔽之间，才能触及真实的生活景象，才能认识并书写出深圳这座城市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深圳不仅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空间，它还是一个文学的空间——是那些无法归类的梦想和迷思，才使深圳变得神采飞扬。
四
只有意识到了这一变化，并写出这种变化的过程，文学岭南才是现代的、健全的。当下的中国，变化是一个大主题，一切都在变。文学写作也不应再迷信确切知识，因为不存在一个固化的世界由作家去认领，他必须在变化中把握世界。夏志清说，张爱玲的写作世界跟《红楼梦》的写作世界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红楼梦》写的是一个基本价值不变的社会，而张爱玲是写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直至今日，变化仍然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
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广东和以前的广东也完全不同了，现在的广东，其文化主体很难说是以本土的广东人为中心，很多从外地来的人对岭南文化的新变也起着巨大的作用。从文学角度上看，传统的岭南文学的名篇，能传承到现在并一直影响青年人的，已不多。北京有老舍、王朔等人，上海有张爱玲、王安忆等人，他们的书，至今还摆在书店的醒目位置，但广东的一些本土“名著”，在新一代岭南人那里几无影响。而像杨克、肖建国、田瑛、杨争光、邓一光、张欣、艾云、薛忆沩、南翔、熊育群、陈启文、卢卫平、魏微、盛可以、王十月、李傻傻、吴君、詹谷丰、塞壬、严泽、寒郁、王威廉、徯晗、蔡东、庞贝、徐东、丁燕、马拉、旧海棠、郭爽、钟二毛等一大批作家，都是外省人，但这些从外地来广东的作家已经构成了岭南文学最重要的书写力量，他们的许多作品，也为我们重塑了一个文学岭南的形象。
这一点，在诗歌写作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从诗歌写作的人口和诗歌活动的热度而言，大家都说广东是诗歌大省，这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杨克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鉴》、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莱耳创办的“诗生活网站”，在诗歌界都成了极为重要的符号。以这三个阵地为中心，广东活跃着一大批诗人，他们也组织了很多有意义的诗歌活动。有人说，广东这地方务实、世俗，缺乏诗意，也产生不了好的诗歌，很显然，这也是文化偏见。诗意在哪里？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就在那些渺小的人心里。诗歌并非只与天空、云朵、隐士、未来有关，它同样关乎我们脚下这块大地，以及这块大地上那些粗砺的面影。广东的务实与宽容，有效地抑制了诗人那种不着边际的幻觉，广东的诗人们聚在一起，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很实在地写作、表达、生活，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诗歌气氛，它使诗歌落到地面上来了。即便是那些外地来到广东定居的诗人，时间久了，也会慢慢融入到这种语境中来。
一个地方的地气，必然会滋养一个地方的写作。或许，正是因着这种滋养，使得岭南的文学写作，有着比别的地方更精细的经验刻度，以及更诚实的面对现实的勇气。尤其是很多年青作家的写作，现实感很强，他们重视对当下经验的省思，也对新的人群、新的时代症候有独特的敏感——正是通过他们的写作，使得众多打工者的叹息声、街头巷尾的市声、改革大潮中的喧哗声、乡村记忆与城市生活的争辩声等等，能被更多中国人所听见;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写作，使得广州、深圳、东莞这些响亮的名字有了更丰富的生活细节。这些声音和细节，构成了文学岭南的肌理，它们是中国文学书写中不可替代的现代经验、南方经验。
尽管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本土作家与移民作家如何结合和互动，这依然是一个新的课题，值得生活在广东的作家们思考;尽管比之岭南这片土地所贡献的极为丰富而复杂的现代经验，广东作家还远没有写出与之相称的大作品，但任何新的经验都需要作家长时间地去咀嚼和消化，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都要凝聚好几代人的努力。如今，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一个新的文学岭南正在建构之中，这些新经验、新形象，以及观察世界的新角度，都是之前的中国文学书写中所没有的，这些写作新质，或可视为文学希望之一种。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王金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