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阅读积累与经验而言，邓一光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引起我陌生感的首先是它的空间。邓一光以写战争见长，对战争文学来说，空间是其表现的重要元素，因为，即或是现代战争，其目的也是交战各方对空间的争夺与占有，所谓攻城略地，正是对战争行为与本质的形象化浓缩。在邓一光以往的战争小说中，其空间表现可以用阔大、纵深与雄奇来形容，尤其擅长表现陌生空间下的战斗场面，因为，从战术角度说，谁掌握了战斗员对陌生空间的控制权，谁就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为战斗赢得了先机。然而，同样是空间，《人，或所有的士兵》在邓一光的战争小说中却有了跨越式的变化，因为此前邓一光作品中的战争空间还是一般意义与传统意义上的，后方也好，前方也好，各式各样的战场是作品的主体空间。然而，到了《人，或所有的士兵》，它的绝大部分空间一下子压缩延后到了战俘营。在我的印象中，以战俘营作为作品主要空间的好像不是很多，在中国传统战争文学中就更少了。而且，中国战争文学似乎不太用“战俘营”这样的空间称谓——我们多使用“监狱”，但战俘营与监狱的区别书中的摩尔上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相应地，也很少写到战俘这样特殊的战斗员角色。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战争文化与战争伦理有关，不管是中国古代的战争理念，抑或中国现当代的战争观，基本上还是一种英雄叙事，在英雄叙事中，中心空间是血与火的战场，是金戈铁马，是烽火硝烟，虽然也有卧薪尝胆的历史传说，但战争的终极伦理还是战场上的较量，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胜也好，败也罢，战斗的结束即战争的终结，因此，战俘与战俘营不在传统的战争叙事的视野中。其实，自古以来，有战争就有战俘，而对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被交战对方所俘获的合法交战人员的处理体现出的是不同的文明水平，它受限于战争主体的物质条件、生命伦理、价值观念与具体的战争处境，同时也与战争决策者的素养和性格有关，这里面既有外在约束机制的必然性，也有主客观原因随机的偶然性。事实上，每一场战争下来，在人们視野之外的是耗费大量物质、管理与道德成本的战俘处置。
　　所以，当邓一光将目光投向战俘营时，他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完全陌生的战争景观，更有一群与活跃在战场上同样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D战俘营基本上是外面战争结构与军队体制的复制，只不过平等的交战双方变成了不平等的战俘与战俘管理方。而且，战俘一方比起外面的战争状态而言其构成更为集中，在外面战争状态中，战斗员只隶属于自己的战斗单位，但到了战俘营，却是来自许多战斗单位战斗员的混合体。在D战俘营，战俘们来自国民党军队，共产党游击队，还有参与二次大战的其他国家的被俘人员，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那场世界大战的格局。战俘营中，延续的也是部队的管理序列，军官与士兵，等级森严，而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承担着战俘的自我管理，它是全体战俘权利的代表者，负责与管理方面交涉，展开斗争。实际上，这里就是另一处战场，另一种战斗，公开的，地下的，全体的，局部的，个人的，始终充满了紧张的空气。这群战俘中，既有沉着冷静、保持着绅士风度的摩尔上校，也有如李明渊那样将腐败的宗派与官僚习气带进来，并且不惜告密卖友的国民党军官。作品对共产党游击队战俘的描写给人印象深刻，由于叙事视角的原因，对以肖子武为代表的游击队战俘基本上采取的是侧面描写，这种外在的、控制的叙事安排给人以陌生化的感觉，它带来了另一种共产党人的形象，虽然没有对共产党人的立场、信仰、价值观进行正面描写，但是，沉着、坚定、智慧与原则上的不容妥协依然非常强烈地感染着人们。正是这样一群令其他战俘不可思议的特立独行者，硬是在敌人的眼皮下面，挖出了一条通往大海的地道，在大屠杀之前成功上演了中国文学版的“胜利大逃亡”。而肖子武却在最后关头选择留下，为掩护同志与敌人周旋，直到牺牲。菲律宾战俘邦邦也是作家重点刻画的人物。这位盟军中尉简直是位情报天才，他行事诡秘，机智过人，如影子一样飘忽无常。在交通阻隔、信息闭塞的战俘营孤岛，凭借超凡的天赋、猎犬般的嗅觉，他几乎以无中生有的创造性令人信服地推测出了外面战争的进程和战俘营的复杂局面以及战俘们可能存在的危险，时时让战俘自治委员会在对敌斗争中成功地先发制人，占得主动。就着别人从报废电子产品中偷来的元件，他竟然做出了矿石收音机。从战俘管理方面来说，饭岛和矢尺是主要人物。前者战前是一位艺术家，然而战争不但改变了他的人生，连同艺术观也发生了变化。这位战前在世界艺术大师面前诚惶诚恐的年轻人，却因为战争而变得自信甚至狂妄起来，对不合自己艺术趣味的作品一概排斥，并横加议论。看上去似乎温文尔雅，整天挎着相机，带着画夹，对明山秀水赞不绝口，但其艺术观中竟然渗透着法西斯的气息，他的这番话让人不寒而栗：“‘要说，死去还是活着，事情看似简单，但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饭岛朝管理区前那片开满鲜花的草地看了一眼，‘生和死如此奥妙，如果加入神秘、怪异、荒诞和恐惧的梦境，死亡和生存的意义才是真实的哦。’”矢尺战前是税务官，比起饭岛，他更直接，也更残忍。作品通过他不仅表现了管理方对战俘的残暴，更是传达出侵略者的战争观和在战俘问题上的简单粗暴。不管是哪一方，他们一起组成了战俘营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临时的、特殊的、如雨天后突然生成的毒蘑菇一样的生长于战争体系中的寄生文化，又是一种与战俘营各个个体原初的文化母体的拼合物，同时也是基于人的生存对同时期文化的模仿。所以，在战俘营，有基于生活的最简单的设施，也有简单的生产劳动以补充物质的不足。这里有简单的娱乐，有物物交换，也有隐秘的赌博与同性交易。当然，决定这一文化本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社会，既是军事体制的延伸，又是日常生活的继续。
　　当战俘与战俘营成为邓一光新战争叙事对象后，不仅是对战争文学空间的拓展，更是对战争概念的深入思考，是对战争伦理的新的拷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可能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带入一个新时代，它的最大贡献是拓宽了军事文学的疆域，不管是从题材角度，还是从主题角度，都突破了传统军事文学的模式。这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去写战俘，而是说它改变了人们对战争、对军事的认识。事实上，战场只是战争行为的一个环节，围绕着战场，不管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说，它都是一个巨大的，几乎看不到边界的同心圆。从战争的起因，战争的准备，再到战争的结束，战争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切入。如果这样的想象和预期是成立的，那中国当代军事文学极有可能进入一个大体量的增长期。因为从上述期望看，中国军事文学实在是太狭窄了，空白处实在太多，而这，也是中国现当代军事文学落后于世界文学的重要原因。 　　就燊岛的D战俘营这一空间而言，是可以再进行细化的，这样的细化不但在作品提供的地图上有迹可循，更是进入其内部的区格化方法。所以，从阅读上说，对空间的细化和辨认不只是为了建立地理坐标，而是为了体味作者在这些不同的空间中埋藏的语义。比如，战俘的营房与管理区，营房的区域划分以及不同的功能。一旦将视野投向战俘营，似乎不用叙述，侮辱、虐待、饥饿、疾病、告密、背叛、反抗、杀戮、死亡等都是阅读前的想象。只不过，这样的想象在阅读前是抽象的、模糊的，当进入作品后，这样的想象在特定的空间中得到了落实和具象。认识战俘文相福是在鞋铺，而他的死亡则开始于操场。这个战俘营中的鞋匠因为严重的脊椎病而无法直腰，而日本人认识他的姿势是不服管理的蔑视，因而受到体罚，周而复始，文相福唯求一死。于是，战俘们在操场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步履蹒跚的文相福诅咒着追赶着日本士兵，而后者如同猫玩老鼠一样折磨着文相福，直至将他刺为血人……战俘韦黾灶的死则辗转了好几个空间，从审训室，到重谨慎——这是一种惩罚战俘令其不能屈伸的囚笼——再到医院，最后也是操场。
　　对于D营战俘们来说，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一般而言，个人的私密空间几乎没有，除了同盟军摩尔上校有一单间，其他战俘都是大统仓，军官与士兵的区别只在于统仓的大小。因此，战俘们不得不无限地开发空间，食堂、医院、鞋铺、床铺，连同看上去并无界线的二道岗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功能。像营房外的菜园对战俘来说就是大家争相进去的乐园，这不仅仅因为它相对于封闭的营房的自由，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和清新的空气，还能于极度匮乏的供给中以原始的方式获取食物。菜园在战俘的眼里因此被极度放大，每一寸土地都被显微般地搜寻和扫描，以便采撷每一棵可以咀嚼的植物和捕捉可以吞下的小动物，甚至昆虫。这个空间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被打开，它们如此丰富，而在常人的生活中，它们被熟视无睹。茅莓、悬钩子、地婆子、野蕨头、酸筒杆、地苞谷，以及蛇、老鼠、蟾蜍、林蛙、飞蛾、蟑螂、曲蟮、蝾螺、马蹄螺、麦螺、蜗牛、蛞蝓、菜青虫、豆野螟、瓜蜎螟、小地老虎、蝼蛄、蟋蟀……非常规的食谱被展示出来，闻所未闻的吃法被发明出来。特殊的空间将人打回原始状态，复原了始祖时期对食物的尝试与选择。所以，菜园成了战俘营管理的筹码，可以用来奖惩和平衡，也可以使之成为战俘间自相残杀的因由。一片从菜园偷来的菜叶，足可以兑换成友情、信任，当然，更可以作为物物交换的珍馐。
　　作品主人公郁漱石身份的复杂，特别是他竟然承受来自战俘方与管理者的双重怀疑与双重伤害，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他与战俘营空间的特殊关系。在一万多个被俘人员中，郁漱石几乎是唯一往返于战俘区与管理区的战俘。因为他曾经在日本留学，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日文，所以担任了传译员，他要处理文书，要参加新战俘的审讯，要将许多单据、回执、档案翻译成多种文字，更重要的是，在管理方与战俘方进行交涉时，他就是现场的翻译。在空间管理严密而又充满猜忌的战俘营，郁漱石受到了敌对双方的怀疑，他们不知道他在对方空间的真实地位与作用，他们更不知道他在另一空间向对方传达了怎样的话语。他们既对他充满了仇恨，又都不得不利用他。这就使他的身份变得含糊、混沌起来。他本来是一个使者，却成了双方眼中的叛徒或卧底。肖子武对他的境遇是这样说的：“你比其他人幸运，还没有下油锅。不同的是，在这里，没有人信任你，也没有人喜欢你，你没有战友，也没有朋友。你唯有依靠你自己做点什么，自己鼓励自己，不然，你最好死掉。” 他自己也渐渐清楚这一点，“所有人都痛恨我，战俘和日本人，他们都痛恨我，我被称为合作者、利用者和提防对象”“在D营，我仍然是战俘，我和所有的战俘不同的是，我身处两座战俘营中，一座日本人的，一座同盟军的”。也正是郁漱石往来于两个空间，所以他不但得以更全面地认知战俘营这一新的空间，更对战俘的生活、心理、情感与命运有更真切的体察。他知道疾病到了什么程度，他知道战俘营无法想象的饥饿，他更知道战俘的心理是如何在崩溃的边缘挣扎。“他们当中不少人丧失了信心和希望，甚至丧失了生活能力和记忆力，患上了口吃，不愿意聚群，远离同伴，说话做事慌乱无章，行为夸张，一片树叶飘到脚下也会感到震惊。”這样的了解固然是对同伴的同情和体察，他执着而勇敢地向管理方不断反映，但是同时，这也反过来伤害到了他自己。郁漱石所承受的不仅是对自己的双重伤害，更有对来自两个空间的情绪与心理世界。他知道这是一个绝望的空间，唯有死亡才是解脱，所以，恐惧成了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恐惧首先是战俘在战俘营的真实心理，是他们进入战俘营后不断累加的心理反应。“我一遍遍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是，我错了。恐惧是一粒种子，它在最初的时候埋得很深，在黑暗中，你只能感到它，知道它在哪儿，但你看不见它，在阳光下，你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却“一日日盛大，直到遮天蔽日，把人整个淹没掉”。行走在战俘营，郁漱石看到的不是恐惧的制造者就是恐惧的承受者，特别是战俘，恐惧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的心理状态。“他们全都在害怕，那些害怕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害怕会成倍增长，我拥有的不光是自己的恐惧，而且是无数堆积起来的恐惧。”另一方面，恐惧在小说中成为一种价值观与方法论，郁漱石后来认识到，恐惧并不是从他在香港水厂被日军扑倒后产生的，也不是战俘们到了战俘营之后才感受到的，恐惧作为一种人类的情感与应激反应是与生俱来的。
　　我原以为恐惧是会传染的，它发生在群体中，人们是它的受染体，由别人传染给自己，或者由国家传染给国民，但是我错了。恐惧是天生的，自打有了生命它就存在，和生命一起栖伏在子宫里，一点点长大，然后随同生命一起来到这个世界，它只能靠自尊心来抑制，一旦自尊心没有了，恐惧将最终战胜这个人。
　　明白了这一点，郁漱石意识到了恐惧的价值，并以此反思战争。说到底，人类的许多所谓的负面情绪其实都是对人类行为的提醒，是人类行为到了伤害自己的程度时的最高阈值，通俗地说，是上天为人类行为设计的报警装置。害羞、无奈、失望、沮丧、恐惧等都是。人类固然需要力量与强大，需要斗争乃至牺牲，但同样需要软弱、妥协和放弃。邓一光说，“人最可贵的不是英雄品格，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2]。 　　当恐惧上升到哲学甚神学的高度后，小说便不可能止于对恐惧的讨论，而是在它的指引下对人类进行检讨，对战争进行反思。为了方便郁漱石的思考，作品特地为他安排了与日本陆军省俘虏情报局学者冈崎的对手戏。因为要研究“战争认知理论”，冈崎选择了郁漱石作为研究对象，由于需要真实的数据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作为占领方的冈崎不得不与郁漱石有所妥协，而战争显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两人对战争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在冈崎看来，战争来源于古老的原始狩猎，其后是为群体谋杀建立荣誉、信仰、国家这些符合进化的理由，冈崎称这是文明的进步。而郁漱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宁愿用战场上真实的场景来感性地说明问题，这样的直观场景就是士兵的死亡。在杀与被杀的瞬间，见不到思想，见不到那背后的国家与信仰，唯有生命的消失是真实的。即使硬要讨论战争的意义与价值，那也不过是一个个骗局。“政治家和军官在撒谎，他们热爱的既不是强行塞给士兵的国家，也不是需要保护的国民……执政者必须把国家改造成具有战争功能的机器”。所以，与此相应，郁漱石也不同意冈崎建立在日本武士传统上的英雄观以及与之匹配的道德与价格评价标准诸如“无敌勇气”“临危不乱”“蹈死不惧”等等，他针锋相对地说：
　　所有英雄神话中都刻画着一个或数个龙骧虎步永不屈服和妥协的形象，无论雷奥尼达、汉尼拔、关云长、武田信玄、拿破仑还是李将军，一旦拥有了正义者身份，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杀戮，并且在洗去血手后继续享有英雄桂冠，可说到底，他们不过是精神病患者和杀人犯。
　　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中，郁漱石更加看清了自己，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反战观。而且，事情随着战争的推进发生了变化，日本的投降终于使冈崎一朝醒悟：“作为帝国的国策，把安静的岛国变成危险的陆地国家，说什么日本是大东亚一体的绝望背景下近不得已接受战争，这样的谎言被看作日本民族重在之根本，真的错了啊！”
　　其实，自从接触到郁漱石之后，类似的思考冈崎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她不愿意承认罢了。当郁漱石成为冈崎的研究对象后，即使从学术的需要看，她也不可能将他们之间的论题局限在郁漱石的战场行为与心理上。而对前因后果的回溯，对自己身份的反复辨认和对自己成长道路的梳理不仅让郁漱石不断强化其世界观，也让冈崎认识到它的必然性。这样的必然性并不仅仅是参战的遭遇和被俘的经历，更源自郁漱石的出生、性格与人生之路。说到底，郁漱石人生空间不是单一的，而是叠加的，甚至可以说，他是不同文化的混合体。他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是国民政府的国防部的高级参谋，致力于研究战争策略，并视效忠国家为军人天职，他将自己的子女全部送上了战场。在塑造郁漱石这一反战形象上，邓一光显然是花了一番气力的，做足了前戏和铺垫。郁漱石的父亲虽是一名军人，却风流成性，郁漱石就是他的一名私生子，而且，小说将郁漱石的母亲设计成一名他一辈子都没见过面的日本知识分子，这不仅使他在幼童时代恋母情结的缺失形成了特殊的人格心理——他说自己不是一名军人，“天生就不是”，而且使他在历史关头产生了矛盾的身份意识。父亲严令他回国参战，他问他现在的母亲“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说：“如果我说不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又怎么可以煽动起报国的激情？我报生父的国，还是生母的国？”和他父亲一样，他也是在日本留的学，只不过父亲学的是军事，他学的是文学。作品中大量描写到郁漱石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和与许多文人的交往，以此作为他价值理念与心灵世界的底色，这是郁漱石看取社会的路径。这一点，冈崎不但清楚，而且深受影响和牵制。她曾因此感慨道：“研究者在研究工作中分享研究对象的经验，与研究对象共同成长，可是，作为研究对象的郁先生忽略了自身绅士的优雅和艺术家气质，作为研究者的冈崎则陷入劳而无功的共情。”与炮火连天中的群情高昂不一样，郁漱石始终在做一件事，“寻找一个没有战争侵入的世界”。他失望了，他不但没有找到这个世界，而且看到的是战争对这个世界，对人的毁灭。他的世界是由《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俘世草子》、宋元繪画、欧美音乐构成的，他钟情的是萧红、张爱玲，是井元西鹤、近松门左卫门、德沃夏克、奥特威、犬童球溪、李叔同，但这个审美的世界如何经得起铁甲刀枪？面对日本军人的暴行，他对这个民族都起了怀疑：“我曾经认为我认识他们，在京都皇宫的甬道上、东京浅草的樱花下，帝国大学的课堂里;在阿国加代子兄妹、浅草早河先生身上，我认识他们！现在我知道，我错了，那不是他们，这个创作出人类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民族，这个拥有多情俳句、缠绵和歌和悱恻能乐的民族，怎么会有这么至深的憎恶和残忍？”郁漱石的参战完全是被动的。在父亲逼迫下他回国参军，在拒绝直接上战场后成了一名军需官先后被没派到美国和香港，香港攻防战爆发后他本可以脱身，但因为给老上级帮忙被裹进了战争。虽然战争不断地打击着他的世界观，但他依然按照美、善良、同情去行事，虽然被构陷、迫害，但依然决然。也许，纳什医生的话是对这个战俘的最好评价：“你会看到上帝在对你微笑。”
　　对郁漱石来说，参军作战是个错误，但对《人，或所有的士兵》而言，却是中国文学战争叙事空间的新开拓。小说一开始就以郁漱石的诘问拉开了宏阔的时空：
　　你们指控我在中日战争期间犯下了通敌叛国罪，请告诉我，你们怎么界定中日两国的战争，这场战争从哪里开始算？同治十三年？光绪二十年？光绪二十六年？民国三年？民国十七年？民国二十年？民国二十一年？还是民国二十六年？不，你们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害怕说清楚，你们说不清楚中日间的战争从何时起，说不清楚近百年来中日间的冲突哪些算战争，哪些行为应该被计入战争罪，哪些罪行应该由国家承担，由担任政府决策者和最高领袖的人来负责，你们在这些事情上语焉不详，在国家责任上闪烁其词，又怎么能够合法地执行生杀予夺大权，指控我这个低级军官对中日间的战争负责？我若不明白这个，怎么交代“罪行”？
　　小说的背景是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这场坚持了18天的短时期战争不仅在中国反法西斯文学中，即使是在历史书写中也所见甚少，这大概有其历史的原因。由于当时香港英属的特殊地位，再加入这场战争时间之短，所以很少被重点提及，而对现当代特别是当代中国作家来说，表现香港战争又有许多包括知识方面的难度。从现在《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完成度看，我们肯定忽视了这场战争的历史与文学价值，尤其是在今天，书写这一看上去只是局部的战争却有了别样的意义。从作品篇幅上看，香港保卫战占比并不高，但邓一光投入的精力却很大，这从书后所附资料和作家对创作的回顾中可以看出来。关键是胆识与勇气，可以说，邓一光是在真正的世界大战的视野中表现它的，更是在地缘政治与当时战争的总体格局中去思考它，并且将香港的前世今生，香港的历史与它的命运纳入了作品的主题，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邓一光要借郁漱石之口在小说的一开始对中日战争重新定义了。因为与此相似，香港保卫战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发生，特别是又为什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已经不是那看上去一触即溃的18天能说明的。摩尔上校在战俘营曾领导英军各部检讨香港战事得失，其实，这些军官们不知道，关键不在战术，而在最高指挥部制定的战略，这一点摩尔上校是知道的：“战时首相放弃支援香港，同时也没有把香港列为不设防城市，而是推到抵抗日军的前沿，让完全不足实力的香港军民为帝国荣誉付出惨重代价，这无疑是一场文明灾难。”作品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以文学的方式将历史一次次重构和回放，这些回放不仅仅香港军民的浴血奋战，更有各国政府的博弈，政治家的计算，这些博弈又不仅在战时，更在战后，它们无情地重述了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更让我们知道了香港战后何以是那样的局面。当时的民族情绪是那样的高涨，不论是军人还是民众，都在准备香港主权的回归，但是，从接受侵港日军投降开始，是中国人的又一次颜面扫地。看上去是一个弹丸之地，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在邓一光有组织的叙事中，这场战争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几小时后发动的，又是与南中国战事，与新加坡、菲律宾、马来半岛、印尼战局相关的，更与大洋彼岸唐宁街10号密切相联，而它的命运又操控于美、俄、英、法等大国的手中，至于这样的命运对港岛文化与民众性格的影响就更为复杂而深沉。在我看来，借助于这场战争，借助于多国战俘，通过史诗式的描写，邓一光第一次改写了中国抗战文学的定位，将其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阵营中，不仅是题材，更是主题，是文化情怀与卓越的史识。
　　最后再说作品中一个小小的空间，那就是管理区碉楼三楼的一间隐秘的房间，这里关着香港圣保罗女书院的学生、保卫战中圣约翰救伤队队员邝嘉欣。被俘后，她成了战俘营军官们的性奴。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邝嘉欣是沉默甚至麻木的，假设有机会，她也拒绝被释放，拒绝活下去，她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不停地收集死去的蝴蝶和草籽。不论这样的收集寄寓了怎样的希望，少女、蝴蝶与草籽是那样美丽而伤痛。受她的影响，郁漱石也开始了他的收藏，他收集的是人名——战俘以及战俘的亲人和朋友的姓名。不知道这样的情节有没有原型，这确实是神来之笔，这些人名岂止是一些符号，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在烽火岁月中，他们又只能身如飘篷，不知西东。处在战俘营中的人们想起他们名字的时候，一定会想起天南海北的生活，想起自由自在的生命，想起温情和慰藉。郁漱石最后选择了死亡，留下了他的诘问与呼吁，而那些人名是可以无限地连接下去的，它们就是整个世界，会让人们意识到和平的意义，因为只有和平，才不会将它们从生活中删除。
　　[注释]
　　[1] 邓一光：《人，或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本文所引均见该书。
　　[2]张帅：《专访著名作家邓一光：人性脆弱  关注弱小》，中国作家网，2020年5月12日。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王威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