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溶(1421—1495)，字仲深，明代海南人氏。他“幼孤，母李氏教之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举乡试第一，景泰五年成进士。”(《明史·丘溶列传)丘溶为官四十余年，曾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等朝廷要职，是明中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
　　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丘溶有许多时人“不可及”之品行。如：他身处名利场却能心静如水，读书不辍，且勤于笔耕，有《琼台会稿》、《世史正纲》、《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朱子学的》等大作问世，总字数在二百万以上。面对同僚竞相取媚权阉以求腾达之势，他洁身自好，“以官为家，以文字为业”，宁愿二十余年寄身“清冷”的翰林院也不走宦官后门。他一生节俭自律，过着近乎清贫的生活，即便手握尚书之权(相当于部长)兼有内阁大学士之荣(相当于宰相)，却一直住在登科之初国家分给他的那座“规模卑陋，聊蔽风雨”的小宅子。(黄瑜：《双槐岁钞》)丘溶虽有着不菲的俸禄，却除去必要的生活花费外，将其剩余全部捐给朝廷充作官费。丘溶病逝北京、棺椁南运海南之时，家中除了数万卷图书外，竟别无长物。(参见《琼山县志》)
　　丘溶步入政坛之际，明朝国势式微；特别是成化时期(1465—1487年)，明宪宗荒淫怠政，沉溺于“神仙、佛老、外戚、女谒、声色货利、奇技淫巧”(《明史·汪奎列传》)之中，致使宦官专权，奸佞当道， “传奉官”满天飞。至于朝廷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依凭内臣则不得安。此以财贸官，彼以官鬻财。”(《明史·李俊列传》)政治陷入腐败、黑暗与混乱的泥潭，民生更加困苦。如成化二十年(1484年)山西闹灾荒，“平阳一府逃移者五万八千七百余户，内安邑、猗氏两县饿死男妇六千七百余口；蒲、鲜等州，临晋等县饿莩盈途，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弃其子女于井而逃者。”(《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六)面对危局，明宪宗依然故我，官员也多尸位素餐，遂使成化时期的社会小问题酿成大灾难，地方性事件激化为全国性的恶性事件。
　　为化解统治危机及谋求帝国出路，丘溶用了近十年时间撰成《大学衍义补》一书。是书，以发微儒家元典经世精神为基准，以历代政治得失为参照，在检视明初以来、特别是成化时期政治、社会等问题基础上，切中时弊，从“治道”与“治法”层面就国家出路进行了颇具时代气息的理论探索。
　　先秦儒家提出“德惟善政”之政治信念，构建了君王由道德实践到政治实践的治政模式；宋明理学夸大“正心”治政功效，加大了“内圣”与“外王”二者之间距离，实际上造成政治手段替代政治目的——养民的统治倾向。现实政治中，道德与事功并不对称，明宪宗“厉民以养己”事实佐证了“正心”说的苍白。朝廷是以君主“正心”为治政根本还是以“养民”为其根本?这个学术问题彰显出现实政治的尴尬处境。丘溶坦然面对，作出明确回答，即“朝廷之上，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已。”(《大学衍义补》卷一，下文简称《补》)其谓“养民”是治政根本，是政治核心；换言之，君主“养民”是政治目的，“修德”是政治手段，不能本末倒置。丘溶提出“立政以养民”的政治命题，并把政治注意力集中到“治法”上。(《补》卷一)
　　丘溶进而认为， “养民”是君主职责与官员本分。人君首要任务不是“正心”，而是“养民”，是“生天下之财，使百物足以给其(按：人民)用。”(《补》卷一)而“安养斯民之政，在开其资财之道。”(《补》卷十六)为此，丘溶提出“为民理财”理念：天下财产为天下人所共有，非皇家私产；朝廷不要对食盐等厚利物资垄断专卖，要让利于民；国家要重视工商业发展，鼓励海外贸易，增加社会财富；君主与政府要以富民为根本任务与主要职责，朝廷“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补》卷十二一二十五)其中，丘溶的鼓励海外贸易等经济主张是对明初以来抑商锁国国策的检讨与批判，影响深远。因此，当代学者称丘溶为“中国十五世纪杰出的经济思想家”。
　　值得注意的是，丘溶身后，衍生出另一副面孔的“丘溶”来。
　　明弘治八年(1495年)，丘溶病逝任上。明代史存最早评价丘溶政绩的《明孝宗实录》卷九十七称：丘溶“与吏部尚书王恕不协，御医刘文泰之讦恕也，时议汹汹，谓溶嗾之。文泰下狱，词果连及溶，溶亦抗疏自辩。上置之不问，然人自是皆不直溶矣。”且丘溶“议论颇僻，至以为范仲俺为矫激，秦桧和议为得宜。识者盖不能无憾云。”显然，《明孝宗实录》里的“丘溶”有如思想偏狭、品行卑劣之徒。问题在于，《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五已说明刘文泰的“御状”是由都事关昶拟定、经御史吴帧润色而成， “攻讦”事件被证实同丘溶没有关系。为何在此处加上“词果连及溶”等近于定性的文字，令人疑窦丛生。
　　事实上，《明孝宗实录》用以诋毁丘溶的“谣传”确是谣言。“谣言”始作俑者为王恕本人。弘治六年(1493年)，同王恕“有隙”的御医刘文泰上疏控告其专权狡诈、沽直谤君，并把王恕暴露成化帝(弘治帝父皇)拒谏、彰显自己政绩的私刻“王恕传”印本上呈弘治帝。受到“攻讦”，王恕遂请求皇帝“究主使之人”，且猜测刘文泰受到“老于文学阴谋诡计者”——丘溶唆使。王恕又把“猜测”公开讲述，流布甚广。(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二)为此，丘溶上疏“自辩”，称臣已垂老且官居极品，为身家计，也不会嗾人攻讦大臣。“臣性识迂僻，不识忌讳，每与人言，好举祖宗典故，见行吏部行事有非立法初意，言论之际，不无波及。斯盖公是公非之清议，意欲使之闻之自行追改，盖以古道望之，不意反成仇恨。”又因“今年朝觐，黜退官吏，旨意与臣所进《大学衍义补》书中所论偶合，(王恕)由是质疑而专归咎于臣。”(《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五)
　　是谁把丑化丘溶的“谣言”写进《明孝宗实录》?《明史·阉党列传》第一号“传主”、明代臭名昭著的大宦官刘瑾的死党——焦芳难逃干系。史称：焦芳“粗陋无学识，性阴狠”。他因嫉恨南方籍官员，遂一意诋毁之。焦芳任《明孝宗实录》总裁官时，肆意丑化孝宗朝正直官员，并窃窃自喜日：“今朝廷之上，谁如我直者!”(《明史·阉党列传》)明人焦著《玉堂丛语》亦称：焦芳为《明孝宗实录》总裁官时，借助刘瑾势力压制编修人员，遂得以对南方籍官员肆意丑化，以快其私忿，其他编修人员不敢改动一个字。其中，身为南方籍的中央重臣、以清正廉洁之名而享誉弘治一朝的丘溶自然成为焦芳肆意诋毁的主要对象。这应是《明孝宗实录》为何采录诽谤丘溶的相关“谣言”之动机。
　　丘溶殁后二百年，还有人因“学术门户”之别而往丘溶“脸上”抹黑。事情还得从陈献章(1428—1500)说起。陈献章是明代著名学者，科举失意，遂讲学江门。成化十九年(1483年)，他应召进京，因身体不适而婉拒吏部的“任职考试”，朝廷便任命他 为翰林院检讨。《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四十四载：陈献章“及授官，称病不辞朝，而沿途拥驺，从列义槊，扬扬得志而去。闻者莫不非笑云。”时人尹直所著《琐缀录》也有相关记录。尹直还报料：陈献章因写诗颂扬太监梁芳而得到翰林院检讨官缺。《明宪宗实录》对陈献章“媚阉”之事未予采录，属慎重之举。对于陈献章授官后的“反常”表现，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1594—1657)在《国榷》中转录时人伍袁萃话语，言其“张盖列槊，无复故态，则众所共睹，非诬之也。”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学术倾向“心学”，私淑心学大师王阳明，亦极力推崇陈献章及其心学。他对《明宪宗实录》(按：丘溶曾任编修该“实录”的副总裁之一)中有损于陈献章“形象”的文字很反感，遂把矛头指向丘溶与尹直。黄宗羲称：丘溶“所为”玷污历史，他同尹直一样，都是“喜进而恶退”的阴险之人。(《明儒学案》卷五)黄宗羲此举倒有“诋毁”丘溶之嫌。丘溶同陈献章从未谋面，无恩怨可言，如陈献章作《奠丘阁老文》称：先生“既大显于当年，必有闻于异代。某一病多年，老于林下，足不至先生之门，目不睹先生之书。”(《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一“祭文”)另外，丘溶并非《明宪宗实录》的监修与总裁官。他没有“任意涂抹”《明宪宗实录》的权力。况且，丘溶为人耿介，于情于理于势，都不会对“处江湖之远”的陈献章“下手”。事实上，黄宗羲的“猜测”根本没有佐证的相关史料。黄宗羲也许“开脱”心切，又认为，即便陈献章向权阉梁芳献诗是真，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陈献章与梁芳是同乡。(《明儒学案》卷五)梁芳是作恶多端的大宦官。他既是陈献章同乡，自然也是丘同乡(明代海南隶属广东布政司)。作为一代文章巨擘，丘溶没有向宦官谄媚的传闻。如果理智一点，黄宗羲不该如此为陈献章“粉饰”；毕竟越抹越黑。也许，在黄宗羲意识里，“圣贤”是不应该有缺点和“丑行”的，“圣贤”应该是完美圣洁的化身。事实上，“圣人”也有“世俗”的一面，只是“瑕不掩瑜”罢了。
　　因“遗民”情结使然，黄宗羲没有参加清初官修《明史》工作。但是，他不仅鼓励自己的得意门生万斯同、万言进京修《明史》，又送儿子黄百家入馆修史，还亲自为史官讲授修史方法与理论。实际上，黄宗羲是清修《明史》的幕后指导。即便这样，万斯同仍被告知：评价王阳明等心学大师时不要“入室操戈”。结果，《明史》对《明宪宗实录》中陈献章“秽事”只字不提，却对丘溶的子虚乌有的“谣言”津津乐道，把近乎人身攻击的“性褊隘”、 “不可居相位”等市井话语堂而皇之地写进《明史·丘溶列传》。此后，如纪昀等不断以讹传讹者时或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