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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化的—个显著标志，就是文化的发展追慕着西方潮流，一直借用着西方的话语模式、研究方式，几千年精美丰厚的文、史、哲积累远离我们的国民教育。学术浮躁，选题重复陈旧、观点不新，缺乏创新价值、内容雷同的平庸之作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不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且对学术的发展也极为不利。学术性是由稿件的选题原创性、观点的新颖性及论证的严谨性等学术品质构成的。高质量论文的关键是作者能够站在学科前沿研究解决学科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提出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和理论，作出具有科学陛的深刻论述。为了评职称，为了功利，急就章多，很少有人能静下来做点考据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周世茂先生的新著《(宋史·职官志·俸禄)篇数据辨识》(济南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逐条列举，对比考证，存疑释疑，细细耙梳，大胆批判，体现了十足的考据精神。
周世茂先生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学习的是“考据学”，如今已没有这个专业了。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考据学大盛于清代，其遗风如今已很难捕捉。早就有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考据学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世茂先生正是用考据的精神在用心地学习、批评《宋代官制辞典》(龚延明著，中华书局1997年版)与《宋史职官志补正》(龚延明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首先，作者指出《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行文前后矛盾。应该说，《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是一篇很好的宋代官制导论，在教科书中学不懂的一些问题，在此篇中都能得到答案；但也给读者留下一些疑问。例如：在读到宋代宰相俸禄，除有料钱、衣赐等钱物外尚有“月给纸”时，谓：“宰相、枢密使月俸：料钱300千，衣赐春、冬服绫各20匹……月给纸，并供给马料等。”(《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第41～42页)《宋代官制辞典》书后有完备的《宋代俸禄表格》，但其并无宰相月给纸的记录，这倒与《宋史》相符。问题在于：《宋代官制辞典》作为大型辞书，行文不该前后如此矛盾。
再如，《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在列举苏辙的俸禄时，谓：“如苏辙‘朝奉郎、试户部侍郎’……支‘试户部侍郎“职钱’45千……同时，苏辙又支寄禄官朝奉郎请受：月俸钱30千，衣赐春、冬绢13匹，春罗一匹，冬绵30两。”(《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第42页)周世茂先生查表格之二(第710页)“料钱30千”栏，“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的衣赐数据，发现其谓：“春、冬绢三十匹，春罗一匹”，指出这与《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提供的数据严重不符，不仅将“春、冬绢各13匹”误为“三十匹”，而且脱漏了“冬绵30两”数据。
其次，周世茂先生认为，《宋代官制辞典·索引》错笔太多，按照索引查找正文，常常是前后不一。《(宋代官制辞典·索引)勘误》是对索引的勘误，不需要他校，自身就浮出很多浅显的错误。比如词目错页，就是索引词目标示的页码与正文词目页码不符。这类错笔，周世茂先生统计有334处之处。再加词目页码衍出，就是索引标示的页码有多余的号码，此类错笔有193处。其他诸如词目重叠、词目页码重叠、词目笔画与部首错乱等等，周世茂先生为此共列出了12种类型的错误，每种类型的错误之处都令人感慨。
再次，周世茂先生列数了《宋代官制辞典·索引》释文出现的明显错误，比如把开宝元年当成太宗即位的时间，把真宗与李贤妃的关系释作母子。
“太宗李夫人”条(第8页)，其释文谓：“开宝元年(968)太宗即位，进位夫人。生赵恒(真宗)。真宗即位追封贤妃。(《宋史·后妃传》上)”此条释文，阴差阳错，不知所云。开宝元年，既不是太宗即位的时间，也不是李贤妃进位的时间。“开宝”是宋太祖的最后一个年号，共9年，公元968～976年。元年太祖尚在，九年暴卒，太宗即位。即位后，于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进李贤妃为夫人。查《宋史·后妃传上》，原文为：“李贤妃，真定人……开宝中，封陇西郡君。太宗即位，进夫人。”《宋代官制辞典》的释文，无疑是于“开宝元年”之后脱漏了“封陇西郡君”一句，致使“开宝元年”与“太宗即位”相连，造成开宝元年太宗提前即位的错笔。
再例如：“真宗李宸妃”条(第8～9页)，其释文谓：“真宗司寝，生赵恒(仁宗)，真宗刘皇后占为己子。赵恒即位后，并不知其生母为李宸妃。(《宋史·后妃传上》)”其实，查《后妃传上》，真宗名恒，为太宗李夫人所生。其子仁宗名祯，为李宸妃所生、真宗刘皇后所收养。仁宗认母的历史故事便是出自这一典故。李宸妃是真宗赵恒的司寝，与赵恒是夫妻关系，不是母子关系。在学术专著中断不该出现这种疏忽——“赵恒即位后，并不知其生母为李宸妃。”
复次，周世茂先生《读<宋代官制辞典·俸禄表>札记》所依据的版本是《宋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作者首先肯定了《宋代官制辞典·俸禄表》在写作上明显的创造性，然后指出该“俸禄表”共12种表格，除“表10”没有错笔外，其他11种表表有错笔，少者二三处，多者有二三十处。据作者粗略统计，错笔达百处之多。除有的官名断句不当，注释不符等一般错笔外，主要错笔是俸禄数据不准确、错简。
古代的职官“俸禄表”就如同现在的干部“工资表”一样，内容虽很单纯，但制作却很严格。干部的姓名、级别、工资数额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便无法操作。制作古代的“俸禄表”，原始数据一定要登录清楚，不能丢三落四，不然科研、教学都不能直接使用。
周世茂先生还就中华书局校点本《宋史》中的“职官志”部分的标点断句问题、脱漏数据问题，衍文、错简造成的阅读障碍问题，沿袭旧史之误、归纳史料出现的笔误、无法辨识的条目等问题作了逐一例举分析；特别是无法辨识的条目部分，逐条列举，对比考证，点评细致。其严谨之学风，跃然纸上。
最后，周世茂先生提出《宋史职官志补正》在创作笔法上有严重失误。史家学术之成果，乃为大家所共享；然对其发掘者则应尊重、感佩，借用他人成果述已之作，更应注名出处，如此方显明自己之独创，有利于他人分辨。学术界对《宋史·职官志》的考证经历了三个大阶段，20世纪40年代邓广铭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正》问世；60年代后中华书局全面校点“二十四史”，出《宋史职官志校勘记》；至1991年《宋史职官志补正》方发表。周世茂先生先就中华书局版《宋史职官志校勘记》提出质疑：《宋史职官志考正》所证条目约五百八十多条，《宋史职官志校勘记》12篇，注文为295条，其中189条与《宋史职官志考正》重叠，即百分之六十的条目两书所见相同。作者继而再就《宋史职官志补正》(48万字，所证条目一千二百多条，远远超过前两个时期的总和)发表意见，指出执笔者既然声称赓续“《考正》未竟之业”，即在“邓先生《考正》基础上，对《宋志》续加正补”(《宋史职官志补正·序论》)；那么，就不该破坏《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原有学术体系。《宋史职官志补正》不仅大量使用了《宋史职官志考正》的旧命题而变换立项方式，重新考证，并且与中华书局版《宋史职官志校勘记》所证条目也多有雷同，完全破坏了宋史职官志考证史的研究层面。
学术研究成果呈现方式的导向，应该侧重于知识的点滴积累和学术价值的体现，力求每一篇文章都能带来哪怕是点滴的学术体会和研究心得，而不应是长篇累牍的、华而不实的重复性劳动——这就是周世茂先生的《(宋史·职官志·俸禄)篇数据辨识》所阐明的学术价值取向。学者倘能按周先生所提倡的那样去做，庶几可使读者免去“读万卷书”而不得闻“一言”的尴尬与失望，亦可具体而微地显示学者自身的“大学问”。
周世茂先生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学习的是“考据学”，如今已没有这个专业了。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考据学大盛于清代，其遗风如今已很难捕捉。早就有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考据学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世茂先生正是用考据的精神在用心地学习、批评《宋代官制辞典》(龚延明著，中华书局1997年版)与《宋史职官志补正》(龚延明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首先，作者指出《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行文前后矛盾。应该说，《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是一篇很好的宋代官制导论，在教科书中学不懂的一些问题，在此篇中都能得到答案；但也给读者留下一些疑问。例如：在读到宋代宰相俸禄，除有料钱、衣赐等钱物外尚有“月给纸”时，谓：“宰相、枢密使月俸：料钱300千，衣赐春、冬服绫各20匹……月给纸，并供给马料等。”(《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第41～42页)《宋代官制辞典》书后有完备的《宋代俸禄表格》，但其并无宰相月给纸的记录，这倒与《宋史》相符。问题在于：《宋代官制辞典》作为大型辞书，行文不该前后如此矛盾。
再如，《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在列举苏辙的俸禄时，谓：“如苏辙‘朝奉郎、试户部侍郎’……支‘试户部侍郎“职钱’45千……同时，苏辙又支寄禄官朝奉郎请受：月俸钱30千，衣赐春、冬绢13匹，春罗一匹，冬绵30两。”(《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第42页)周世茂先生查表格之二(第710页)“料钱30千”栏，“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的衣赐数据，发现其谓：“春、冬绢三十匹，春罗一匹”，指出这与《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提供的数据严重不符，不仅将“春、冬绢各13匹”误为“三十匹”，而且脱漏了“冬绵30两”数据。
其次，周世茂先生认为，《宋代官制辞典·索引》错笔太多，按照索引查找正文，常常是前后不一。《(宋代官制辞典·索引)勘误》是对索引的勘误，不需要他校，自身就浮出很多浅显的错误。比如词目错页，就是索引词目标示的页码与正文词目页码不符。这类错笔，周世茂先生统计有334处之处。再加词目页码衍出，就是索引标示的页码有多余的号码，此类错笔有193处。其他诸如词目重叠、词目页码重叠、词目笔画与部首错乱等等，周世茂先生为此共列出了12种类型的错误，每种类型的错误之处都令人感慨。
再次，周世茂先生列数了《宋代官制辞典·索引》释文出现的明显错误，比如把开宝元年当成太宗即位的时间，把真宗与李贤妃的关系释作母子。
“太宗李夫人”条(第8页)，其释文谓：“开宝元年(968)太宗即位，进位夫人。生赵恒(真宗)。真宗即位追封贤妃。(《宋史·后妃传》上)”此条释文，阴差阳错，不知所云。开宝元年，既不是太宗即位的时间，也不是李贤妃进位的时间。“开宝”是宋太祖的最后一个年号，共9年，公元968～976年。元年太祖尚在，九年暴卒，太宗即位。即位后，于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进李贤妃为夫人。查《宋史·后妃传上》，原文为：“李贤妃，真定人……开宝中，封陇西郡君。太宗即位，进夫人。”《宋代官制辞典》的释文，无疑是于“开宝元年”之后脱漏了“封陇西郡君”一句，致使“开宝元年”与“太宗即位”相连，造成开宝元年太宗提前即位的错笔。
再例如：“真宗李宸妃”条(第8～9页)，其释文谓：“真宗司寝，生赵恒(仁宗)，真宗刘皇后占为己子。赵恒即位后，并不知其生母为李宸妃。(《宋史·后妃传上》)”其实，查《后妃传上》，真宗名恒，为太宗李夫人所生。其子仁宗名祯，为李宸妃所生、真宗刘皇后所收养。仁宗认母的历史故事便是出自这一典故。李宸妃是真宗赵恒的司寝，与赵恒是夫妻关系，不是母子关系。在学术专著中断不该出现这种疏忽——“赵恒即位后，并不知其生母为李宸妃。”
复次，周世茂先生《读<宋代官制辞典·俸禄表>札记》所依据的版本是《宋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作者首先肯定了《宋代官制辞典·俸禄表》在写作上明显的创造性，然后指出该“俸禄表”共12种表格，除“表10”没有错笔外，其他11种表表有错笔，少者二三处，多者有二三十处。据作者粗略统计，错笔达百处之多。除有的官名断句不当，注释不符等一般错笔外，主要错笔是俸禄数据不准确、错简。
古代的职官“俸禄表”就如同现在的干部“工资表”一样，内容虽很单纯，但制作却很严格。干部的姓名、级别、工资数额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便无法操作。制作古代的“俸禄表”，原始数据一定要登录清楚，不能丢三落四，不然科研、教学都不能直接使用。
周世茂先生还就中华书局校点本《宋史》中的“职官志”部分的标点断句问题、脱漏数据问题，衍文、错简造成的阅读障碍问题，沿袭旧史之误、归纳史料出现的笔误、无法辨识的条目等问题作了逐一例举分析；特别是无法辨识的条目部分，逐条列举，对比考证，点评细致。其严谨之学风，跃然纸上。
最后，周世茂先生提出《宋史职官志补正》在创作笔法上有严重失误。史家学术之成果，乃为大家所共享；然对其发掘者则应尊重、感佩，借用他人成果述已之作，更应注名出处，如此方显明自己之独创，有利于他人分辨。学术界对《宋史·职官志》的考证经历了三个大阶段，20世纪40年代邓广铭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正》问世；60年代后中华书局全面校点“二十四史”，出《宋史职官志校勘记》；至1991年《宋史职官志补正》方发表。周世茂先生先就中华书局版《宋史职官志校勘记》提出质疑：《宋史职官志考正》所证条目约五百八十多条，《宋史职官志校勘记》12篇，注文为295条，其中189条与《宋史职官志考正》重叠，即百分之六十的条目两书所见相同。作者继而再就《宋史职官志补正》(48万字，所证条目一千二百多条，远远超过前两个时期的总和)发表意见，指出执笔者既然声称赓续“《考正》未竟之业”，即在“邓先生《考正》基础上，对《宋志》续加正补”(《宋史职官志补正·序论》)；那么，就不该破坏《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原有学术体系。《宋史职官志补正》不仅大量使用了《宋史职官志考正》的旧命题而变换立项方式，重新考证，并且与中华书局版《宋史职官志校勘记》所证条目也多有雷同，完全破坏了宋史职官志考证史的研究层面。
学术研究成果呈现方式的导向，应该侧重于知识的点滴积累和学术价值的体现，力求每一篇文章都能带来哪怕是点滴的学术体会和研究心得，而不应是长篇累牍的、华而不实的重复性劳动——这就是周世茂先生的《(宋史·职官志·俸禄)篇数据辨识》所阐明的学术价值取向。学者倘能按周先生所提倡的那样去做，庶几可使读者免去“读万卷书”而不得闻“一言”的尴尬与失望，亦可具体而微地显示学者自身的“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