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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雅典是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也是古代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典范。公元前8—6世纪的二三百年间，雅典人民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结构的改变而迅速提高，从而出现了让后世羡慕不已的“民主政治”。《雅典政制》一书是古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所著，其根据自己记载下来的158个希腊城邦的历史和现状，以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伯里克利改革为主线，记载了雅典民主发展的历程。笔者将根据该书重点分析雅典民主诞生的缘由。
【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缘由
一、地理因素：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
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直至辛亥革命之后才把这一制度推翻。那么有人不禁会问：“同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希腊，为什么不实行类似的制度呢？”
我们应该看到，与中国海岸线连成一线的地理状况不同，希腊的海岸线明显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相对割裂的地区，如要统一为一个帝国，显然需要比中国高得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政治组织能力更强的个人。据《雅典政制》记载，“雅典人起初曾有一个王者政府”，[1]也就是说在雅典的早期也存在着君主制。但到后来潘狄嗡诸子将雅典瓜分为四个地区之后，雅典实质上就没有再出现过统一。尽管后来也出现过塞休斯的统一，但他所颁布的宪法又将整个雅典划分为四个部落。[2]因此在相对分散的格局中，雅典想要实行君主政体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了实行民主政体，由各部落人民来统治自己所属的领地。
二、经济因素：稳定的小农经济和发展的商品经济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雅典成文历史所能考究的时代，土地已被分割而归私人占有，开始出现了比较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经济。海上贸易也开始逐渐脱离腓尼基人而掌握到雅典人手中。[3]农业、手工业、工业和航海业的初步发展，为后来的民主政体奠定了经济基础。
到了梭伦改革时期，自由的小农经济、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此时的雅典还挪用岁币①大兴土木，带动社会经济的兴旺发达，使得平民队伍不断扩大，力量也日益壮大，从而奠定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那么这两大基础又是如何带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呢？首先，民主政治的施行需要坚实的生产力水平作为基础，生产力水平越高，民主政治的程度也就越高，反之则低。举个简单的例子，直接选举更能够体现民主性，但却有很多国家放弃了直接选举的方式，原因就在于直接选举要耗费太大的财力物力。而今天的美国之所以被冠以“民主王国”，也正因为它有着强大的财力物力在背后做支撑。在古代雅典，他们实行的民主制度并非我们今天常见的间接选举制，而是广泛的直接选举，设想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那么这种制度在雅典不用多久就会土崩瓦解。另外，雅典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出现了梭伦所说的“穷人和富人”，由此推动他们通过阶级斗争去建立他们特殊的上层建筑——奴隶主的民主政治。
其次，民主政体的主体是公民。经济发展带来平民队伍的扩大化，为雅典民主的发展扩充了主体。而平民队伍力量的不断壮大，使雅典民主政治的实施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三、主观因素：自发的民主意识
据统计，雅典到鼎盛时期，成年男性公民也不过四万人左右，只占少数部分。人数如此之少，又何以形成我们今天所艳羡的民主政体呢？事实上，一个政体的形成，除了客观条件如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之外，还会受到政体施行者主观意识的影响。下面笔者就将从雅典人主观上的民主自由意识来分析其对雅典民主政体形成的推动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看雅典公民权的获得过程，《雅典政制》中详细介绍了取得公民权的过程和要求：“先行宪法的形式如下。凡父母双方均为公民者有公民权，公民在十八岁时在他们村社的名簿中登记。当他们登记之时，村社成员对他们宣誓投票，作出决定。首先，他们是否达到法定年龄，如果认为未到年龄，他们便复归儿童之列；其次，这个候补人是否为合法出生的自由民；然后，如果投票结果认为他没有自由民身份，他得向陪审法庭申诉，村民由自己人中选出五人对他辩论，如果判决他并无登记权，国家便把他出卖，但如果他胜诉，村民便必须让他登记。……等到两年期满，他们便成为普通公民集团的成员。”[1]从中不难看出，即使是成年男子要取得公民权也是得颇费一番周折的。
这种现象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似乎难以理解，要成为一个正式的雅典公民缘何如此困难？这就存在着一个概念的差别问题。现代社会的的公民指的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并依据宪法或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而在古雅典公民的概念则大为不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谈到“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2]他得出这样的结论：“1.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那是一个城邦的公民；2.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自足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2]从中可以得知，当时的城邦实质上是按公民集团划分的。换句话说公民是城邦的基本构成单位，这也就体现出公民的尊贵和无可替代的地位。“凡是能够参与城邦官职和光荣（名位）的人是最尊贵的种类。”[2]所以荷马有句诗写道：“视我非类兮夺我光荣。”[2]可见，当时的雅典公民形成了一种集体荣誉感和优越感，并且被要求把参政当作一项生活的必需。另外，只有公民才有权获得土地，靠经商致富的人再富也没有那种集体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和优越感是建立在参政和享有公民权基础上的。而这两者当中参政又是最基本的要求，不参政即被剥夺公民权，那种集体荣誉感和优越感便不复存在。
为了始终成为城邦光荣的一份子，为了保持那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当然也为了自己的现实经济利益，雅典公民便自发形成了参与政治，成为专业政治家的主观愿望，这种主观上的参政意识进一步诱发了民主意识的产生，从而为雅典民主政体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而对比同期的中国和古埃及，王权思想根深蒂固，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认同了君主专制的存在，所以在这些地方注定只能实行君主制。
笔者认为雅典人民主意识的形成，除上文提到的公民权获得的“来之不易”之外，还跟雅典公民的早期教育有关。雅典公民的早期教育在其自由、民主意识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可是，在我们所曾讲到的保全政体诸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国民教育——这一端也正式被当代各邦所普遍忽视的。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整体的基本精神——这终究是不行的。”[2]“大家当一致同意，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这种论断具有两项理由：一，]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治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制[及其生活方式]。同某些目的相符的[全邦公众的政治]性格（情操）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亦即为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势力。”[2]雅典公民的教育包含有浓厚的民主、自由因素，带有对政治体制的适应性意味，因此由它塑造的人民性格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意义重大。
雅典人民主意识在形成之后，还有一个巩固和内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则是通过节日和戏剧的形式来实现。例如珀西斯特剌图斯时期的狄奥尼修斯节，这一节日的推广是悲剧也成为了雅典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基托在其《希腊人》一书中就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公共戏剧更好地表达新雅典的精神，或者说使这种精神更加崇高”，[5]在鼓励更具有整体性的宗教崇拜中，它使雅典的政权更具有统一性，这对于雅典民主精神的巩固和内化是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巩固和内化就为后来克里斯提尼进行更加彻底的民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为雅典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四、导火线：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
在所有铺垫都已经完成之后，雅典民主政体的最终确立需要有一条导火线来点燃爆发，而这条导火线无疑就是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
梭伦掌权后制定了被称为“减负令”的法律，这些举措都对民主社会“人民”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而他以财产评估结果划分等级和抽签选官，虽然存在财权政治的倾向，但对世袭的贵族政体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为人民地位的上升搭好了阶梯。[1]亚里斯多德在《雅典政制》一书当中将梭伦改革的三大特色总结为：“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第二是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第三是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这一点据说便是群众力量的主要基础，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1]尽管后来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关于梭伦改革的效果已经存在争议，但梭伦改革还是使人民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其影响力堪比19世纪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将无产阶级推向历史舞台。当然，出身上等阶层的梭伦并没有完全转向平民，他在自己的诗作中，毫不掩饰地写道：“我给人民以恰如其分的特权，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1]在他看来，政治的要诀在于对人民“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1]梭伦立法的目的，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哪一方，而是为了解决贵族与平民之间长时间的纷争。梭伦认为如果他偏向一方，那么“这个城市就会有很多人遭受损失”，[1]梭伦为此不惜“像一头孤狼一样”[1]四面受敌。由此我们可见，梭伦的改革侧重于“公正”和“正义”，而这种侧重于“公平的正义”客观上起到了提高人民地位的作用，在政治层面上为雅典民主准备了主体。但梭伦改革终究走的是中间路线，是一种不彻底的民主改革（甚至是否可以称为民主改革都成疑）[3]，但这种民主改革刺激了人民不断增长的政治欲望和经济渴求，打开了人性私欲的大闸，当梭伦意识到这种人性深处不可遏制的可怕力量大到自己无法控制之时，梭伦也只能撒手不管周游列国去了，而梭伦改革的这一缺口的也为后来珀西斯特剌图斯的僭主政治提供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珀西斯特剌图斯僭主政治是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之间存在的一个过渡时期，好在珀西斯特剌图斯是一个“极端的人民倾向者”[1]，人民的地位在其统治期间不至于受到过多的削弱。在希辟阿斯僭主政治的变本加厉之后，伟大的雅典民主开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时候雅典的政体面临的是一道分岔路口，一条是继续走向民主，一条则是通向完全的僭政。
克里斯提尼此时便依靠其声誉成为了人民的领袖。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和梭伦改革可谓是“破”和“立”的关系，他用更彻底的措施将雅典真正地推向了民主制度。克里斯提尼采取拉拢原先公民身份成疑的人，并用以地名代替户籍登记标准的办法，让这些人获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这种办法为一个普遍同质的市民社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尤其重要的是，家族以及姓氏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他们不用祖上名字相称，而正式以村社名字相呼”。[1]地域则成了政治生活的中心。这样，克里斯提尼就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同传统的联系，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结构，为民主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后来克里斯提尼又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正式在雅典建立了民主政体。
雅典民主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的，当中也出现过波折和反复。如上文提到过的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之间的珀西斯特剌图斯及其子的僭主政治，后来的三十人暴虐统治等等。其实，“在整个古希腊政治中，似乎没有什么‘极端的民主’或‘绝对的僭政’之类的东西，更多的是两极的中间状态。有人甚至认为在‘民主’与‘僭政’，本身就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7]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巨大的帝国当中，不同的和冲突的利益是一定要发生的。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每天都有互相见面的机会，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和一种生动而强悍的民主政体，当然这样的整体往往容易摇摆在放纵和残酷两个极端之间，并给寡头政治带来机会，这就像一个生物的肌体不可能总是保持紧张状态，一旦它松弛下来，病菌就有机会入侵一样。”[6]现代历史学家比如格兰特也认为僭主政治是通达民主政治的中间环节和必要步骤—“僭主政治是王政—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的中介。”[6]所以对于希腊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波折，我们应该用一种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它，它仍然是古希腊最值得后人艳羡的一笔财富。
注释：
①岁币：指国家每年向外族输纳的钱物，也指地方每年向国家缴纳的钱物。
参考文献
[1]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
[2]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4.
[4]希罗多德.历史[M].徐松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5]基托.希腊人[M].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刘晨光,王恒,白龙,林国荣.希腊四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程志敏.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看雅典民主的诞生与发展[J].求是学刊,2008(3).
[8]王来棣.论希腊民主制[J].政治学研究,1988(5).
作者简介：姚霖，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缘由
一、地理因素：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
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直至辛亥革命之后才把这一制度推翻。那么有人不禁会问：“同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希腊，为什么不实行类似的制度呢？”
我们应该看到，与中国海岸线连成一线的地理状况不同，希腊的海岸线明显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相对割裂的地区，如要统一为一个帝国，显然需要比中国高得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政治组织能力更强的个人。据《雅典政制》记载，“雅典人起初曾有一个王者政府”，[1]也就是说在雅典的早期也存在着君主制。但到后来潘狄嗡诸子将雅典瓜分为四个地区之后，雅典实质上就没有再出现过统一。尽管后来也出现过塞休斯的统一，但他所颁布的宪法又将整个雅典划分为四个部落。[2]因此在相对分散的格局中，雅典想要实行君主政体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了实行民主政体，由各部落人民来统治自己所属的领地。
二、经济因素：稳定的小农经济和发展的商品经济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雅典成文历史所能考究的时代，土地已被分割而归私人占有，开始出现了比较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经济。海上贸易也开始逐渐脱离腓尼基人而掌握到雅典人手中。[3]农业、手工业、工业和航海业的初步发展，为后来的民主政体奠定了经济基础。
到了梭伦改革时期，自由的小农经济、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此时的雅典还挪用岁币①大兴土木，带动社会经济的兴旺发达，使得平民队伍不断扩大，力量也日益壮大，从而奠定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那么这两大基础又是如何带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呢？首先，民主政治的施行需要坚实的生产力水平作为基础，生产力水平越高，民主政治的程度也就越高，反之则低。举个简单的例子，直接选举更能够体现民主性，但却有很多国家放弃了直接选举的方式，原因就在于直接选举要耗费太大的财力物力。而今天的美国之所以被冠以“民主王国”，也正因为它有着强大的财力物力在背后做支撑。在古代雅典，他们实行的民主制度并非我们今天常见的间接选举制，而是广泛的直接选举，设想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那么这种制度在雅典不用多久就会土崩瓦解。另外，雅典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出现了梭伦所说的“穷人和富人”，由此推动他们通过阶级斗争去建立他们特殊的上层建筑——奴隶主的民主政治。
其次，民主政体的主体是公民。经济发展带来平民队伍的扩大化，为雅典民主的发展扩充了主体。而平民队伍力量的不断壮大，使雅典民主政治的实施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三、主观因素：自发的民主意识
据统计，雅典到鼎盛时期，成年男性公民也不过四万人左右，只占少数部分。人数如此之少，又何以形成我们今天所艳羡的民主政体呢？事实上，一个政体的形成，除了客观条件如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之外，还会受到政体施行者主观意识的影响。下面笔者就将从雅典人主观上的民主自由意识来分析其对雅典民主政体形成的推动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看雅典公民权的获得过程，《雅典政制》中详细介绍了取得公民权的过程和要求：“先行宪法的形式如下。凡父母双方均为公民者有公民权，公民在十八岁时在他们村社的名簿中登记。当他们登记之时，村社成员对他们宣誓投票，作出决定。首先，他们是否达到法定年龄，如果认为未到年龄，他们便复归儿童之列；其次，这个候补人是否为合法出生的自由民；然后，如果投票结果认为他没有自由民身份，他得向陪审法庭申诉，村民由自己人中选出五人对他辩论，如果判决他并无登记权，国家便把他出卖，但如果他胜诉，村民便必须让他登记。……等到两年期满，他们便成为普通公民集团的成员。”[1]从中不难看出，即使是成年男子要取得公民权也是得颇费一番周折的。
这种现象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似乎难以理解，要成为一个正式的雅典公民缘何如此困难？这就存在着一个概念的差别问题。现代社会的的公民指的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并依据宪法或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而在古雅典公民的概念则大为不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谈到“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2]他得出这样的结论：“1.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那是一个城邦的公民；2.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自足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2]从中可以得知，当时的城邦实质上是按公民集团划分的。换句话说公民是城邦的基本构成单位，这也就体现出公民的尊贵和无可替代的地位。“凡是能够参与城邦官职和光荣（名位）的人是最尊贵的种类。”[2]所以荷马有句诗写道：“视我非类兮夺我光荣。”[2]可见，当时的雅典公民形成了一种集体荣誉感和优越感，并且被要求把参政当作一项生活的必需。另外，只有公民才有权获得土地，靠经商致富的人再富也没有那种集体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和优越感是建立在参政和享有公民权基础上的。而这两者当中参政又是最基本的要求，不参政即被剥夺公民权，那种集体荣誉感和优越感便不复存在。
为了始终成为城邦光荣的一份子，为了保持那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当然也为了自己的现实经济利益，雅典公民便自发形成了参与政治，成为专业政治家的主观愿望，这种主观上的参政意识进一步诱发了民主意识的产生，从而为雅典民主政体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而对比同期的中国和古埃及，王权思想根深蒂固，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认同了君主专制的存在，所以在这些地方注定只能实行君主制。
笔者认为雅典人民主意识的形成，除上文提到的公民权获得的“来之不易”之外，还跟雅典公民的早期教育有关。雅典公民的早期教育在其自由、民主意识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可是，在我们所曾讲到的保全政体诸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国民教育——这一端也正式被当代各邦所普遍忽视的。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整体的基本精神——这终究是不行的。”[2]“大家当一致同意，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这种论断具有两项理由：一，]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治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制[及其生活方式]。同某些目的相符的[全邦公众的政治]性格（情操）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亦即为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势力。”[2]雅典公民的教育包含有浓厚的民主、自由因素，带有对政治体制的适应性意味，因此由它塑造的人民性格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意义重大。
雅典人民主意识在形成之后，还有一个巩固和内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则是通过节日和戏剧的形式来实现。例如珀西斯特剌图斯时期的狄奥尼修斯节，这一节日的推广是悲剧也成为了雅典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基托在其《希腊人》一书中就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公共戏剧更好地表达新雅典的精神，或者说使这种精神更加崇高”，[5]在鼓励更具有整体性的宗教崇拜中，它使雅典的政权更具有统一性，这对于雅典民主精神的巩固和内化是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巩固和内化就为后来克里斯提尼进行更加彻底的民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为雅典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四、导火线：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
在所有铺垫都已经完成之后，雅典民主政体的最终确立需要有一条导火线来点燃爆发，而这条导火线无疑就是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
梭伦掌权后制定了被称为“减负令”的法律，这些举措都对民主社会“人民”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而他以财产评估结果划分等级和抽签选官，虽然存在财权政治的倾向，但对世袭的贵族政体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为人民地位的上升搭好了阶梯。[1]亚里斯多德在《雅典政制》一书当中将梭伦改革的三大特色总结为：“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第二是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第三是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这一点据说便是群众力量的主要基础，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1]尽管后来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关于梭伦改革的效果已经存在争议，但梭伦改革还是使人民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其影响力堪比19世纪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将无产阶级推向历史舞台。当然，出身上等阶层的梭伦并没有完全转向平民，他在自己的诗作中，毫不掩饰地写道：“我给人民以恰如其分的特权，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1]在他看来，政治的要诀在于对人民“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1]梭伦立法的目的，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哪一方，而是为了解决贵族与平民之间长时间的纷争。梭伦认为如果他偏向一方，那么“这个城市就会有很多人遭受损失”，[1]梭伦为此不惜“像一头孤狼一样”[1]四面受敌。由此我们可见，梭伦的改革侧重于“公正”和“正义”，而这种侧重于“公平的正义”客观上起到了提高人民地位的作用，在政治层面上为雅典民主准备了主体。但梭伦改革终究走的是中间路线，是一种不彻底的民主改革（甚至是否可以称为民主改革都成疑）[3]，但这种民主改革刺激了人民不断增长的政治欲望和经济渴求，打开了人性私欲的大闸，当梭伦意识到这种人性深处不可遏制的可怕力量大到自己无法控制之时，梭伦也只能撒手不管周游列国去了，而梭伦改革的这一缺口的也为后来珀西斯特剌图斯的僭主政治提供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珀西斯特剌图斯僭主政治是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之间存在的一个过渡时期，好在珀西斯特剌图斯是一个“极端的人民倾向者”[1]，人民的地位在其统治期间不至于受到过多的削弱。在希辟阿斯僭主政治的变本加厉之后，伟大的雅典民主开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时候雅典的政体面临的是一道分岔路口，一条是继续走向民主，一条则是通向完全的僭政。
克里斯提尼此时便依靠其声誉成为了人民的领袖。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和梭伦改革可谓是“破”和“立”的关系，他用更彻底的措施将雅典真正地推向了民主制度。克里斯提尼采取拉拢原先公民身份成疑的人，并用以地名代替户籍登记标准的办法，让这些人获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这种办法为一个普遍同质的市民社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尤其重要的是，家族以及姓氏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他们不用祖上名字相称，而正式以村社名字相呼”。[1]地域则成了政治生活的中心。这样，克里斯提尼就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同传统的联系，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结构，为民主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后来克里斯提尼又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正式在雅典建立了民主政体。
雅典民主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的，当中也出现过波折和反复。如上文提到过的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之间的珀西斯特剌图斯及其子的僭主政治，后来的三十人暴虐统治等等。其实，“在整个古希腊政治中，似乎没有什么‘极端的民主’或‘绝对的僭政’之类的东西，更多的是两极的中间状态。有人甚至认为在‘民主’与‘僭政’，本身就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7]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巨大的帝国当中，不同的和冲突的利益是一定要发生的。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每天都有互相见面的机会，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和一种生动而强悍的民主政体，当然这样的整体往往容易摇摆在放纵和残酷两个极端之间，并给寡头政治带来机会，这就像一个生物的肌体不可能总是保持紧张状态，一旦它松弛下来，病菌就有机会入侵一样。”[6]现代历史学家比如格兰特也认为僭主政治是通达民主政治的中间环节和必要步骤—“僭主政治是王政—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的中介。”[6]所以对于希腊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波折，我们应该用一种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它，它仍然是古希腊最值得后人艳羡的一笔财富。
注释：
①岁币：指国家每年向外族输纳的钱物，也指地方每年向国家缴纳的钱物。
参考文献
[1]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
[2]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4.
[4]希罗多德.历史[M].徐松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5]基托.希腊人[M].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刘晨光,王恒,白龙,林国荣.希腊四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程志敏.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看雅典民主的诞生与发展[J].求是学刊,2008(3).
[8]王来棣.论希腊民主制[J].政治学研究,1988(5).
作者简介：姚霖，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