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即将结束前夕，我有幸进入了西泠印社工作。西泠印社虽在篆刻界是个知名的文化单位，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知道它的人并不多，我也一样。当时领导建议我学篆刻，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从此我便与书法篆刻结下了不解之缘。
　　学习书法至今，大致上说来前十年钻研篆书、篆刻为多，算是打了个书法基础吧。后三十年攻的是行书、楷书。学习篆书当时是从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的《说文部首》开始的。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上有着大量的摩崖石刻和对联碑额，真、草、隶、篆等等都有，因为学习篆刻，所以对篆书特别喜欢，其中就有王福庵写的《西泠印社记》和吴昌硕写的《西泠印社记》两种，都是用篆书写成的，王福庵的篆书比较易写且较亲民。沙孟海曾经说过“学习书法，除了取法古人书迹以外更无其他范本，主要在古人好作品的基础上积累工夫”，从那时起我就在王福庵的篆书上下起了工夫。同时也广泛涉猎秦汉时期的篆书，如峄山刻石、泰山刻石、《袁安碑》等以及明清时期许多篆书大家的作品，获益很大。2003年西泠印社100周年大庆纪念会期间，在社员作品展览上，我参展的作品就是一幅篆书，是胡宗成撰写的《西泠印社记》，按王福庵的篆书套路写成的，当时得到了领导和同道的称赞，自己感到倍受鼓舞。
　　我在西泠印社工作的40年里，大部分时间是在孤山西泠印社里度过的，在精雅别致的孤山社址园林里，到处可以看见匾额楹联、碑版石刻、题诗题记等文人墨刻，浓厚的书画交流的气氛也时时刻刻熏陶着我。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大批的日本书道代表团参观西泠印社并交流书法，我当时充当日文翻译，有很多的机会和国内外许多著名书法、篆刻家接触，如日本名家小林斗庵、梅舒适、金井凌雪，韩国的金显等。大陆的有沙孟海、陆维钊、方介堪、启功、徐邦达、王个移、朱复戡、顾廷龙、唐云、陈巨来、钱君訇、叶潞渊、徐无闻、商承祚；港澳台地区的有马国权、林近、王北岳等等，这些人当时在全国来讲都是泰斗级人物，我常常服务陪同在侧，看着他们舞刀泼墨，这种情景这种熏陶，我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由于我爱好书法篆刻，老先生们对我的印象也很深，对我的鼓励也很多。
　　因为工作是刻印，篆刻比较熟练了，但问题也随之出来了，当时有许多人称赞我写的篆书，但同时也往往指出我落款的行书不到位，于是我就想一定要把行书水平提高。因为行书可以与人互动。以后我用了很多的时间，读了很多碑帖，然后我选定了几家来学习，我很喜欢王羲之的书风，时时临习，同时旁及“苏黄米蔡”等宋四家。另外还临习了赵孟頫、沈尹默等人的作品，总之，写的基本上是“二王”的路数。我自认为学书法是比较用功的，不管是冰天雪地的大寒天，还是太阳高照的酷暑天，我都用午休时间骑着自行车往来于单位和宿舍之间，驰驱于城东到城西的十里道途中回家练字，并且也常常用晚上时间来练字。老师们看我如此认真和用功，也就经常予以热心的指导。由于有了正确的学习方法，从此我疯狂地练习书法，享受着进步的快乐，这期间我还到中国美术学院（当时称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书法篆刻专业进修了一年。就这样一晃三十个年头过去了。稍稍有长进后，有关部门也常常发出邀请函让我为杭州的大运河码头、中山中路御街、西湖景区等地方书写匾额和对联，看到自己的书法作品被刻石、悬挂，这对我的鼓励是蛮大的。随着不断地进步，还常常被邀请参加大型书画笔会及公益义卖笔会活动，其中就有在人民大会堂澳门厅举行的“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大型书画笔会。那次笔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济济一堂，秉笔挥毫，使我大开眼界。我还参加了沈阳陈云纪念馆笔会，与北方书法家进行了交流；还曾到成都参观考察，参加与当地书画家的笔会；此外，参加了在安吉举行的“吴昌硕诞辰160周年”大型书画笔会、抗震救灾义卖笔会。至于西泠印社举办的各类笔会，杭州市委宣传部、文联组织的“文化下乡”现场书写等等笔会，次数之多已不可追记。只要有机会我都不落下。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锻炼机会，这些大大小小的笔会给我积累了相当多的创作经验。
　　在学习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搞清楚学习方向的过程。这就是基础的问题。学习书法基础很重要，把毛笔练到变为自己的手指那样灵活的程度，做到随心所欲才行；选字帖也是要自己喜欢的，也就是选好自己的老师，然后一心一意地去追求，切忌跟风，不能见异思迁。至于转益多师，集思广益，那是自己的书法有了根基后的事情；其次是贵在坚持。艺无止境，因为爱好，才能乐此不疲，只有把爱好变成生命的一部分，全身心地投入，通过大量的实践才会有收获。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此外，虚心地向诸多前辈老师以及同道们请教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