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怀疑。从唯物史观来看。美国之所以缺乏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美国分散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结构、中产阶级居于整个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多元化的文化结构以及美国移民社会的传统共同导致的刚性结构。只要这一刚性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主义在美国兴起的土壤就不具备。
[关键词]美国政治 社会主义 生命力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047－05
美国历史上虽然产生过几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但并没有形成大的政治气候，美国共产党一直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而且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越发展，社会主义运动越是状态低迷。在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实力最强和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活动处于前所未有的消沉期。这一悖论现象对于关心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命运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像其他工业化国家那样产生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政党?是否美国的这一现象也与美国建国神话以及美国政治文化一样是“美国例外论”的重要体现?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学术界的解释各种各样，虽不乏至理，但始终无法取得人们的共识。结构刚性与美国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问题
关于美国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借用李普塞特的说法，“太多的变量，太少的事例”。这既涉及经济变量(诸如实现工业化的时间、经济增长的速度、工业的集中程度、职业结构、劳动分工的性质和国家的财富)，也涉及政治变量(诸如实现普选权、政治权利、结社自由的时机、选举制度、集权的程度、国家的规模、保守主义政党的倾向以及有关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性质)，还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和国际因素，十分复杂。要想回答这一问题，的确并不十分容易。
然而，对于美国社会主义生命力问题的回答，从桑巴特到李普塞特都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他们大多是仅仅停留在对美国工人生活领域的现象观察和对美国价值观念的推演上，带有较强的唯心主义色彩，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考察物质生产领域，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置于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来加以把握，找出其深刻的客观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0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美国社会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根源，是理解美国社会主义发育不足的关键。从唯物史观来看，美国社会主义发育不良的关键在于美国社会物质生产领域存在着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刚性结构”，只要这一“刚性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美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就必定难以获得大的起色。
所谓“刚性结构”，是指美国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都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构约束，此种结构约束如此坚固以至于只要结构本身没有发生断裂，就不会形成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政党力量的壮大。具体来说，此种刚性结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分散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结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现代社会主义产生于现代化大生产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当社会生产力获得发展之后，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开始激化，经济结构扭曲导致周期性地爆发生产过剩危机，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机遇，此时只要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就会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早期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垦殖社会，辽阔的国土和天然的土地资源令移民们兴奋不已。直到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经济基础孕育了雄厚的自耕农主义、生产者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传统，乃至使社会能够自动地保护民众的权利，限制大资本的力量，美国的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在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的活力仍然十分充足。在此种资本主义活力十足的历史背景下，劳工甚至无法形成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他们所有的梦想和激情都燃烧在拓荒开疆的广袤土地上。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历史机遇来自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北战争之后，整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猛，整个社会在积累起大量的物质财富之后，也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工业垄断、劳工权利侵害、环境资源破坏、经济危机、收入差距悬殊、社会道德衰败、政治腐败等。从1897年到1904年，美国出现兼并狂潮，1800家公司合并成157家；仅1900年就出现了185起合并案，其中73起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1904年，300多家托拉斯控制了全国制造业资本的2／5。这些托拉斯大财团在控制了行业之后，与银行、证券、保险业结成一张利益相关的网，任意操纵垄断价格，坑害消费者，剥削工人，打击中小企业，腐蚀拉拢政客，垄断日益侵害了自由竞争本身，弱小的群体寄希望于政府的保护。同时，美国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使城市变得拥挤，犯罪和失业急剧增加，社会爆炸的危险度增强，一旦社会领域有点风吹草动，很快就能星火燎原形成蔓延之势。正是在这一时刻，社会主义思潮一度兴盛，“扒粪运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令社会主义有了替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方案的机会。特别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伤害，美国社会主义面临着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
然而，美国的进步主义改革使资本主义进行了自我修复，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先后建立起了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及时地修补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出现的危机。特别是从1887年开始，国会先后通过了《州际商务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法律，建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还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南，对于抑制垄断具有积极影响。在国会反托拉斯立法和监管下，美国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得以维持。此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中化状态被打破，人们的劳动方式、企业的产业性质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经营形态都日益分散化、个体化、小型化和流动化，生产的全球组装、经营的全球分布以及投资的全球流动打破了金字塔型的科层化组织结构，在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员工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集体活动，社会主义运动失去了物质载体，只能成为大学书斋里的经院学说，并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美国文化现象：美国校园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充斥着左派声音，而美国社会笼罩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氛围之中。
二是中产阶级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尽管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后来居上者，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如约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大多数美国人在阶级性质上属于中产阶级，这 种阶级被马克思称为“中间阶级”，“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迷而不成气候的状态。
北美广袤的土地资源，非常适合中产阶级生长，但不适合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西部边疆的广袤土地使得土地所有者几年之间就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移民到北美的劳工也很快就能获得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成为小农场主。土地所有者、猎户、医生、律师、商人、教士，构成了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农业社会。在新大陆，大量的机会造就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1841年，美国著名的《宅地法》又规定，一个定居者可以用最低价购得160英亩土地。可以说，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新中产阶级社会的首要条件。在欧洲，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土地或一个农庄。这样，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由于农场主阶层在中西部的出现而扩大，农业社会时期的美国是中产阶级的乐土。
美国中产阶级的维系还与美国移民社会的特征密不可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抵达美国之后，没有封建式的桎梏，面对西部广大的廉价土地，即使是贫困的新来者，经过一代的努力往往也能成为中产者。在美国决定社会地位的不是出身与特权，而是工作与财富。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美国人不问你是什么人，而问你能做什么事，因为他们所推崇的是能力，而不是家庭背景，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固定的显贵阶层难以形成，这使得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得以持续下去。
美国进入现代化大工业社会之后，尽管一度出现了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很快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调整而为中产阶级创造了更好的机遇，美国工业化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变动丝毫不亚于自然界的火山爆发。工业化不仅仅制造了两大对抗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而且造就了一代新中产阶级。在工业化之前，农场主、小业主、小商人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工业化之后，农场主分化成为富足的农户，构成农村中产阶级的主体。广大城镇的独立小业主、小商人和专业人员也正经历着异常深刻的地位革命，白领阶层逐渐从蓝领阶层中分离出来，从工厂工人中划分出来，旧式的老中产阶级转变成为依靠薪金生活的新中产阶级。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如此描述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内部根据职业可以分为上层和下层，一部分经理、专业人员与部分办公室人员构成白领的上层，白领阶层中的三个最大的职业团体——教师、商店与企业的推销人员、各种办公室人员构成了白领的中下层。新中产阶级的数量在整个美国社会人口中的比重在快速上升。
自领阶层的兴起，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更能成为工业社会的凝聚力量，可以在重新整合美国社会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特别是股权分散化的趋势推动了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上升，中产阶级由于在经济上摆脱了窘境，故而在政治上采取温和、含糊的观点，奉行多元政治价值和差异政治理性的差异政治观。他们更关心生活的质量，关心人生的价值，讨厌那些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和效益的行为。中产阶级长期居于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对美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展的极大限制，大多数美国民众在政治上是中间偏右的，很难形成有利于左翼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三是多元社会文化并存的文化结构。
在历史上，美国一直被誉为多民族、多文化的大熔炉，从不同种族、民族、历史、文化背景走来的移民们融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美国文化，其特点是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从政治治理的角度考察，这种“熔炉文化”实际从未将民族与文化之间的隔阂消除，而只是允许它们独立存在于一个大的文化框架之内，因而彼此的冲突、摩擦往往多于兼容、合作。有学者认为，“在一个大熔炉中的美国人群体，实际上被种(民)族、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政治立场等分割成无数的小群体。”。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们不难发现，美国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大熔炉”，不如说是各个“马赛克”的拼图，每一个移民团体都保持着自己固有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精髓，很难渗透到其他族裔团体之中。此种多元文化与美国多元社会集团一道，构成了对美国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极大抑制，即使出现一种思潮，要想获得大规模发展也不大容易。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族裔矛盾非但没有减弱，反且有大大加强之势。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对于当前美国社会中的多样化种族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忧心忡忡。他认为，美国的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在20世纪后期走弱，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尽管亨廷顿的看法过于悲观，但的确道出了当今美国政治面临的根本难题。亨廷顿对美国的担心不无道理，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全球多元文化共处于同一个宪政体系下，必然会产生不同文化的矛盾、摩擦、冲突等“消化不良”的问题。只要此种文化冲突的多元文化格局和多元社会集团并存的格局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很难在美国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制度约束与美国社会主义的否决点
分析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除了需要将其放在美国特定的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中进行考察之外，还需要考察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政治上创造的制度约束。从这一角度而言，社会主义在美国除了先天发育不良之外，美国制度体系中还存在大量的“否决点”(veto point)，比如胜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两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度、分权制衡的政府制度和非国家行为体顺畅的政治参与机制都对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密集的“否决点”，导致社会主义在美国深陷重围，难有作为。
美国政治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否决点来自于相对多数的选举制度。这一制度使得美国社会主义力量作为“第三种思潮”根本无法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角逐的潮流中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早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前，美国政治就确立了相对多数票决制，政治领导人采取胜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即某一候选人在特定州获得超过半数的选民票即可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此种胜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就是一种简单多数代表制。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间接选举制。首先由各州选民投票选出本州选举人(人数与本州国会议员人数相等)，再由各州选举人同时在各州首府投票选举正、副总统。议员选举实行直接选举制。众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参议员最初由各州议会选举，1913年生效的第17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参议员也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州长、议员和某些州的法官、重要行政官员都由选民选举产生。各级选举一般都由两党包办，实行单名选区制和相对多数代表制。在此种选举制度下，社会主义运动即便对政治产生压力，也被选举制度过滤掉了，故而就美国选举制度的实质而言，它是资产阶 级内部的分权，人民大众不可能真正当家作主，社会主义运动根本无法找到通过和平选举进入政治中心的管道。相对多数的选举制度构成了本来就发育不良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否决点。
美国两党制度构成了美国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第二个政治否决点。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两党制国家，李普塞特认为，两党制使第三党很难形成气候，社会主义政党也是如此。。恩格斯对此也有过类似论述，他说：“在美国，我觉得还没有第三党存在的余地。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甚至同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如此之大，以致两个大党中的任何一个党的内部，人们都因地区的不同而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集团和利益，而且几乎有产阶级的每个阶层在两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的确如此，虽然在美国也存在一些小党，比如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废奴主义者、平民党、禁酒党、西奥多·罗斯福的雄麋党、共产党、乔治-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约翰·安德逊的国家联合党等，但真正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只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政党。两党制在19世纪30年代初步形成，南北战争以后牢固地树立起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着美国政治舞台，从未遇到强大的对手。两党不仅控制着联邦政府，也几乎控制着所有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虽然曾经出现过从两大党分裂出的第三党和许多其他政党(即所谓“小党”)，但它们或是昙花一现(如第三党)或虽能长期存在但影响有限(如小党)，都不能成为同两大政党分庭抗礼的全国性政治力量。今天，共和党和民主党已经完全渗透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近2／3的美国人自认为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即使那些自称的无党派人士，通常也具有政党倾向，并表现出高度的政党忠诚。自1856年以来，历届总统不是共和党人便是民主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政党总统候选人得到的选民票平均为95％。199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后，当选的国会议员中只有一人是无党派人士，而当选的7300多名州议员中，只有20人(3‰)既非共和党又非民主党人。两党体制主宰了联邦和州的政府，成为美国政治机器的真正“玩家”，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与两大政党相抗衡。
美国的三权分立和彼此制衡的政府制度构成了美国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否决点。美国历史上也不乏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的政客，比如西奥多·罗斯福等，他们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反垄断、公平施政、保护劳工权利等政策，但是他们进入国会、白宫和政府部门，也并非依靠美国工人阶级的支持，由此注定他们不可能完全站在推动工人阶级运动的立场上。即便获得工人阶级支持进入政府部门，也会深陷其他政治力量围攻的重围而无法作为，这是由美国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政府制度决定的。在如此复杂的分权制衡体制下，即便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想要获得政治主导地位，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相比之下，势单力孤的美国社会主义力量面临的难度则更大。
另外，除了来自于政治领域的建制性制度否决点之外，美国国家与社会联结地带的诸多制度也构成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耗散结构。美国的利益集团游说制度和开放的政治参与制度，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实现特殊利益的管道。某些利益集团为了实现眼前的具体利益，完全不必诉诸夺取政权的策略，而是可以利用自己充足的资金组织开展游说活动，操纵美国政府的议题设置，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进而满足自己的具体利益。此种利益集团游说制度分化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将其化解为追逐各种具体利益的利益团体，仅仅关注左右政府的立法和政策，消弭了无产阶级内在的革命性，减弱了他们对于夺取政权的理想和信念。在美国劳工群体中，对于眼前利益的关注和通过游说满足此种利益的可能性，消耗了他们对于长期革命利益的追求，造成美国劳工较少关注意识形态和政治信条，更多关注具体问题和利益诉求。此种政治文化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政治鸦片”，劳工群体吸食得越多，社会主义运动中毒越深，越不容易酝酿社会主义的高潮。长此以往，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火苗将越来越弱。
结论：美国社会主义的未来
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社会主义高歌行进的激情岁月，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政党却十分平静，没有对美国政治产生多大影响。这一现象令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困惑不解，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应该在最先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越发达，社会主义的基础越雄厚。美国并没有验证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生长的政治逻辑，反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坚强堡垒，成为捍卫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从1906年德国人桑巴特出版《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以来，国际学术界围绕桑巴特的解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然而，这些讨论由于并没有将这一问题与马克思的政治逻辑结合起来，没有将对该问题的解释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上，所以都不免落入就事论事的俗套。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美国之所以缺乏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其分散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结构、中产阶级居于整个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多元化的文化结构以及美国移民社会的传统共同导致的刚性结构，只要这一刚性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主义在美国兴起的土壤就不具备。与此同时，美国相对多数的选举制度、两党竞争的政党制度和分权制衡的政府制度以及开放的利益集团游说制度也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强有力的约束，使得即便美国社会产生了社会主义成分，也很难进入政治的中心地带。美国的制度从根本上捍卫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尽管其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实质上却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因此，美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要想通过和平的、民主选举的渠道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一直保持当代资本主义顽强堡垒的地位。
[责任编辑：文义]
[关键词]美国政治 社会主义 生命力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047－05
美国历史上虽然产生过几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但并没有形成大的政治气候，美国共产党一直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而且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越发展，社会主义运动越是状态低迷。在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实力最强和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活动处于前所未有的消沉期。这一悖论现象对于关心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命运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像其他工业化国家那样产生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政党?是否美国的这一现象也与美国建国神话以及美国政治文化一样是“美国例外论”的重要体现?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学术界的解释各种各样，虽不乏至理，但始终无法取得人们的共识。结构刚性与美国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问题
关于美国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借用李普塞特的说法，“太多的变量，太少的事例”。这既涉及经济变量(诸如实现工业化的时间、经济增长的速度、工业的集中程度、职业结构、劳动分工的性质和国家的财富)，也涉及政治变量(诸如实现普选权、政治权利、结社自由的时机、选举制度、集权的程度、国家的规模、保守主义政党的倾向以及有关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性质)，还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和国际因素，十分复杂。要想回答这一问题，的确并不十分容易。
然而，对于美国社会主义生命力问题的回答，从桑巴特到李普塞特都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他们大多是仅仅停留在对美国工人生活领域的现象观察和对美国价值观念的推演上，带有较强的唯心主义色彩，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考察物质生产领域，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置于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来加以把握，找出其深刻的客观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0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美国社会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根源，是理解美国社会主义发育不足的关键。从唯物史观来看，美国社会主义发育不良的关键在于美国社会物质生产领域存在着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刚性结构”，只要这一“刚性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美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就必定难以获得大的起色。
所谓“刚性结构”，是指美国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都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构约束，此种结构约束如此坚固以至于只要结构本身没有发生断裂，就不会形成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政党力量的壮大。具体来说，此种刚性结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分散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结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现代社会主义产生于现代化大生产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当社会生产力获得发展之后，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开始激化，经济结构扭曲导致周期性地爆发生产过剩危机，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机遇，此时只要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就会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早期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垦殖社会，辽阔的国土和天然的土地资源令移民们兴奋不已。直到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经济基础孕育了雄厚的自耕农主义、生产者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传统，乃至使社会能够自动地保护民众的权利，限制大资本的力量，美国的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在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的活力仍然十分充足。在此种资本主义活力十足的历史背景下，劳工甚至无法形成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他们所有的梦想和激情都燃烧在拓荒开疆的广袤土地上。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历史机遇来自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北战争之后，整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猛，整个社会在积累起大量的物质财富之后，也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工业垄断、劳工权利侵害、环境资源破坏、经济危机、收入差距悬殊、社会道德衰败、政治腐败等。从1897年到1904年，美国出现兼并狂潮，1800家公司合并成157家；仅1900年就出现了185起合并案，其中73起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1904年，300多家托拉斯控制了全国制造业资本的2／5。这些托拉斯大财团在控制了行业之后，与银行、证券、保险业结成一张利益相关的网，任意操纵垄断价格，坑害消费者，剥削工人，打击中小企业，腐蚀拉拢政客，垄断日益侵害了自由竞争本身，弱小的群体寄希望于政府的保护。同时，美国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使城市变得拥挤，犯罪和失业急剧增加，社会爆炸的危险度增强，一旦社会领域有点风吹草动，很快就能星火燎原形成蔓延之势。正是在这一时刻，社会主义思潮一度兴盛，“扒粪运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令社会主义有了替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方案的机会。特别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伤害，美国社会主义面临着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
然而，美国的进步主义改革使资本主义进行了自我修复，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先后建立起了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及时地修补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出现的危机。特别是从1887年开始，国会先后通过了《州际商务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法律，建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还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南，对于抑制垄断具有积极影响。在国会反托拉斯立法和监管下，美国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得以维持。此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中化状态被打破，人们的劳动方式、企业的产业性质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经营形态都日益分散化、个体化、小型化和流动化，生产的全球组装、经营的全球分布以及投资的全球流动打破了金字塔型的科层化组织结构，在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员工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集体活动，社会主义运动失去了物质载体，只能成为大学书斋里的经院学说，并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美国文化现象：美国校园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充斥着左派声音，而美国社会笼罩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氛围之中。
二是中产阶级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尽管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后来居上者，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如约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大多数美国人在阶级性质上属于中产阶级，这 种阶级被马克思称为“中间阶级”，“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迷而不成气候的状态。
北美广袤的土地资源，非常适合中产阶级生长，但不适合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西部边疆的广袤土地使得土地所有者几年之间就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移民到北美的劳工也很快就能获得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成为小农场主。土地所有者、猎户、医生、律师、商人、教士，构成了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农业社会。在新大陆，大量的机会造就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1841年，美国著名的《宅地法》又规定，一个定居者可以用最低价购得160英亩土地。可以说，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新中产阶级社会的首要条件。在欧洲，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土地或一个农庄。这样，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由于农场主阶层在中西部的出现而扩大，农业社会时期的美国是中产阶级的乐土。
美国中产阶级的维系还与美国移民社会的特征密不可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抵达美国之后，没有封建式的桎梏，面对西部广大的廉价土地，即使是贫困的新来者，经过一代的努力往往也能成为中产者。在美国决定社会地位的不是出身与特权，而是工作与财富。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美国人不问你是什么人，而问你能做什么事，因为他们所推崇的是能力，而不是家庭背景，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固定的显贵阶层难以形成，这使得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得以持续下去。
美国进入现代化大工业社会之后，尽管一度出现了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很快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调整而为中产阶级创造了更好的机遇，美国工业化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变动丝毫不亚于自然界的火山爆发。工业化不仅仅制造了两大对抗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而且造就了一代新中产阶级。在工业化之前，农场主、小业主、小商人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工业化之后，农场主分化成为富足的农户，构成农村中产阶级的主体。广大城镇的独立小业主、小商人和专业人员也正经历着异常深刻的地位革命，白领阶层逐渐从蓝领阶层中分离出来，从工厂工人中划分出来，旧式的老中产阶级转变成为依靠薪金生活的新中产阶级。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如此描述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内部根据职业可以分为上层和下层，一部分经理、专业人员与部分办公室人员构成白领的上层，白领阶层中的三个最大的职业团体——教师、商店与企业的推销人员、各种办公室人员构成了白领的中下层。新中产阶级的数量在整个美国社会人口中的比重在快速上升。
自领阶层的兴起，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更能成为工业社会的凝聚力量，可以在重新整合美国社会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特别是股权分散化的趋势推动了中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上升，中产阶级由于在经济上摆脱了窘境，故而在政治上采取温和、含糊的观点，奉行多元政治价值和差异政治理性的差异政治观。他们更关心生活的质量，关心人生的价值，讨厌那些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和效益的行为。中产阶级长期居于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对美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展的极大限制，大多数美国民众在政治上是中间偏右的，很难形成有利于左翼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三是多元社会文化并存的文化结构。
在历史上，美国一直被誉为多民族、多文化的大熔炉，从不同种族、民族、历史、文化背景走来的移民们融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美国文化，其特点是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从政治治理的角度考察，这种“熔炉文化”实际从未将民族与文化之间的隔阂消除，而只是允许它们独立存在于一个大的文化框架之内，因而彼此的冲突、摩擦往往多于兼容、合作。有学者认为，“在一个大熔炉中的美国人群体，实际上被种(民)族、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政治立场等分割成无数的小群体。”。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们不难发现，美国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大熔炉”，不如说是各个“马赛克”的拼图，每一个移民团体都保持着自己固有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精髓，很难渗透到其他族裔团体之中。此种多元文化与美国多元社会集团一道，构成了对美国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极大抑制，即使出现一种思潮，要想获得大规模发展也不大容易。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族裔矛盾非但没有减弱，反且有大大加强之势。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对于当前美国社会中的多样化种族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忧心忡忡。他认为，美国的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在20世纪后期走弱，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一撒克逊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尽管亨廷顿的看法过于悲观，但的确道出了当今美国政治面临的根本难题。亨廷顿对美国的担心不无道理，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全球多元文化共处于同一个宪政体系下，必然会产生不同文化的矛盾、摩擦、冲突等“消化不良”的问题。只要此种文化冲突的多元文化格局和多元社会集团并存的格局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很难在美国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制度约束与美国社会主义的否决点
分析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除了需要将其放在美国特定的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中进行考察之外，还需要考察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政治上创造的制度约束。从这一角度而言，社会主义在美国除了先天发育不良之外，美国制度体系中还存在大量的“否决点”(veto point)，比如胜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两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度、分权制衡的政府制度和非国家行为体顺畅的政治参与机制都对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密集的“否决点”，导致社会主义在美国深陷重围，难有作为。
美国政治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否决点来自于相对多数的选举制度。这一制度使得美国社会主义力量作为“第三种思潮”根本无法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角逐的潮流中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早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前，美国政治就确立了相对多数票决制，政治领导人采取胜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即某一候选人在特定州获得超过半数的选民票即可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此种胜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就是一种简单多数代表制。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间接选举制。首先由各州选民投票选出本州选举人(人数与本州国会议员人数相等)，再由各州选举人同时在各州首府投票选举正、副总统。议员选举实行直接选举制。众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参议员最初由各州议会选举，1913年生效的第17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参议员也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州长、议员和某些州的法官、重要行政官员都由选民选举产生。各级选举一般都由两党包办，实行单名选区制和相对多数代表制。在此种选举制度下，社会主义运动即便对政治产生压力，也被选举制度过滤掉了，故而就美国选举制度的实质而言，它是资产阶 级内部的分权，人民大众不可能真正当家作主，社会主义运动根本无法找到通过和平选举进入政治中心的管道。相对多数的选举制度构成了本来就发育不良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否决点。
美国两党制度构成了美国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第二个政治否决点。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两党制国家，李普塞特认为，两党制使第三党很难形成气候，社会主义政党也是如此。。恩格斯对此也有过类似论述，他说：“在美国，我觉得还没有第三党存在的余地。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甚至同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如此之大，以致两个大党中的任何一个党的内部，人们都因地区的不同而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集团和利益，而且几乎有产阶级的每个阶层在两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的确如此，虽然在美国也存在一些小党，比如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废奴主义者、平民党、禁酒党、西奥多·罗斯福的雄麋党、共产党、乔治-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约翰·安德逊的国家联合党等，但真正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只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政党。两党制在19世纪30年代初步形成，南北战争以后牢固地树立起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着美国政治舞台，从未遇到强大的对手。两党不仅控制着联邦政府，也几乎控制着所有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虽然曾经出现过从两大党分裂出的第三党和许多其他政党(即所谓“小党”)，但它们或是昙花一现(如第三党)或虽能长期存在但影响有限(如小党)，都不能成为同两大政党分庭抗礼的全国性政治力量。今天，共和党和民主党已经完全渗透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近2／3的美国人自认为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即使那些自称的无党派人士，通常也具有政党倾向，并表现出高度的政党忠诚。自1856年以来，历届总统不是共和党人便是民主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政党总统候选人得到的选民票平均为95％。199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后，当选的国会议员中只有一人是无党派人士，而当选的7300多名州议员中，只有20人(3‰)既非共和党又非民主党人。两党体制主宰了联邦和州的政府，成为美国政治机器的真正“玩家”，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与两大政党相抗衡。
美国的三权分立和彼此制衡的政府制度构成了美国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否决点。美国历史上也不乏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的政客，比如西奥多·罗斯福等，他们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反垄断、公平施政、保护劳工权利等政策，但是他们进入国会、白宫和政府部门，也并非依靠美国工人阶级的支持，由此注定他们不可能完全站在推动工人阶级运动的立场上。即便获得工人阶级支持进入政府部门，也会深陷其他政治力量围攻的重围而无法作为，这是由美国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政府制度决定的。在如此复杂的分权制衡体制下，即便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想要获得政治主导地位，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相比之下，势单力孤的美国社会主义力量面临的难度则更大。
另外，除了来自于政治领域的建制性制度否决点之外，美国国家与社会联结地带的诸多制度也构成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耗散结构。美国的利益集团游说制度和开放的政治参与制度，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实现特殊利益的管道。某些利益集团为了实现眼前的具体利益，完全不必诉诸夺取政权的策略，而是可以利用自己充足的资金组织开展游说活动，操纵美国政府的议题设置，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进而满足自己的具体利益。此种利益集团游说制度分化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将其化解为追逐各种具体利益的利益团体，仅仅关注左右政府的立法和政策，消弭了无产阶级内在的革命性，减弱了他们对于夺取政权的理想和信念。在美国劳工群体中，对于眼前利益的关注和通过游说满足此种利益的可能性，消耗了他们对于长期革命利益的追求，造成美国劳工较少关注意识形态和政治信条，更多关注具体问题和利益诉求。此种政治文化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政治鸦片”，劳工群体吸食得越多，社会主义运动中毒越深，越不容易酝酿社会主义的高潮。长此以往，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火苗将越来越弱。
结论：美国社会主义的未来
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社会主义高歌行进的激情岁月，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政党却十分平静，没有对美国政治产生多大影响。这一现象令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困惑不解，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应该在最先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越发达，社会主义的基础越雄厚。美国并没有验证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生长的政治逻辑，反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坚强堡垒，成为捍卫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从1906年德国人桑巴特出版《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以来，国际学术界围绕桑巴特的解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然而，这些讨论由于并没有将这一问题与马克思的政治逻辑结合起来，没有将对该问题的解释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上，所以都不免落入就事论事的俗套。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美国之所以缺乏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其分散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结构、中产阶级居于整个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多元化的文化结构以及美国移民社会的传统共同导致的刚性结构，只要这一刚性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主义在美国兴起的土壤就不具备。与此同时，美国相对多数的选举制度、两党竞争的政党制度和分权制衡的政府制度以及开放的利益集团游说制度也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强有力的约束，使得即便美国社会产生了社会主义成分，也很难进入政治的中心地带。美国的制度从根本上捍卫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尽管其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实质上却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因此，美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要想通过和平的、民主选举的渠道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一直保持当代资本主义顽强堡垒的地位。
[责任编辑：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