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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第一部电影,里面没有我的影子,但是有我的生活体验在里面。我这么多年对生活的看待,对企业这方面有很多经验的东西,这是一部很专业的工业题材电影。我个人比较喜欢做现实题材的电影。如果要探讨我电影的风格,我觉得是纪录片和文艺片的之间。尽量做到给人一种真实感,从摄影、从叙事、从故事人物,不去过多的煽情。
青年时期的我想当个作家,20世纪80年代踏入社会后有一段迷茫的时期,在迷茫和孤独中产生了想要表达的欲望,但是为了生存就暂时搁置了这个梦想。渐渐地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了,也被人“忽悠”投资过一些电影,最后还是觉得自己来拍更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之前就像是你把钱给别人,但是你只能站着看人打麻将,不管输赢心里都不舒服。
我会去关注很多新闻故事,我比较喜欢看一些报纸的社论、评论,《南方周末》每期必看,包括一些大众不太看的经济、时事类的报纸杂志我也会去看,我会去找一些能触动我心灵的故事,通过我的感觉去想能做出什么样的电影。
做《打工老板》这部电影最早触动我的是广东富士康事件:媒体报道富士康为血汗工厂,造成美国苹果工厂停止它的订单,因而富士康告媒体不实报道。看到这个事件后我就开始搜集素材了,从2007年那会儿就开始搜集资料了。到现在,我在深圳呆了20多年了,对那边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
在蒙特利尔放映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观众是当地的华人。这些华人大多是年纪比较大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共鸣的群体。另外一部分是西方媒体,他们对“中国制造”的概念,他们的信仰价值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带着好奇的眼光来看,同时他们也觉得这部电影是在批判西方,会带着这样的价值判断来提问题、来讨论。
出国去放映肯定会遇到争议,因为这是他们很少接触到的电影主题。我觉得我还是很客观地在反映中国企业的发展状态,并没有偏袒哪一方。但是一些西方媒体把政治和经济问题扯进来。我不想去涉及政治或者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只是一部电影,我只是一个导演,我不是政治经济学家。
一些参加外国电影节的中国影片,倾向于用镜头表现中国社会的“脏乱差”,《打工老板》并没有如此描绘中国的工厂和人物,我还是尽量表现一个当下的中国,真实是第一位的。现在广东的工厂虽然依然有订单的压力,但都已经严格按照国际化的标准来管理,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血汗工厂”的情况了。
相比电影,文学创作太孤独了,我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但是我想到老了拍不动了,我还是会回归到写作,因为电影的表达空间有限,会受很多限制,一些内容你必须考虑取舍问题,而文学上的限制就会自由一些。
Q:你拍一个有关中国深圳工厂制造业的故事,这中间有你自己的故事吗?
A:电影是电影,有的时候,作为导演,他的很多作品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在里边,包括很多著名的导演,从小成长的经历会体现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里面。
Q:为拍这个电影,期间有什么困难或者难忘的经历?
A:在拍的过程中又有很多新的事件出来,或者很多事件已经过时了,就一直需要更新。这部电影筹备了那么多年,对于题材和内容,我还是比较自信能掌握得很好,但是作为一个新导演,在人员调度上,我还是觉得有一定困难的。原来一些片子只是在小的空间里拍,这个片子需要调度上千人,投资只有1000万,无法租很多场地、搭景,就只能找现场去拍,转场很多不同的工厂,有时候人家在生产,不一定会让你拍。因为电影会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对于一些内容的取舍,也是很头疼的问题。
Q:你觉得国外观众对什么样主题的中国电影感兴趣?国外观众、媒体看完这片子后关注比较多或者问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方面?
A: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国外电影节, 所以接收到的信息也主要是来自加拿大的媒体。他们对这个题材还是非常感兴趣。我都很惊讶他们对于中国制造业的了解程度。国外观众看完之后问的比较多的是:中国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老板不给开工资?员工是不是动不动就闹事啊?我说这是过去的事了,经过了4年,现在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青年时期的我想当个作家,20世纪80年代踏入社会后有一段迷茫的时期,在迷茫和孤独中产生了想要表达的欲望,但是为了生存就暂时搁置了这个梦想。渐渐地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了,也被人“忽悠”投资过一些电影,最后还是觉得自己来拍更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之前就像是你把钱给别人,但是你只能站着看人打麻将,不管输赢心里都不舒服。
我会去关注很多新闻故事,我比较喜欢看一些报纸的社论、评论,《南方周末》每期必看,包括一些大众不太看的经济、时事类的报纸杂志我也会去看,我会去找一些能触动我心灵的故事,通过我的感觉去想能做出什么样的电影。
做《打工老板》这部电影最早触动我的是广东富士康事件:媒体报道富士康为血汗工厂,造成美国苹果工厂停止它的订单,因而富士康告媒体不实报道。看到这个事件后我就开始搜集素材了,从2007年那会儿就开始搜集资料了。到现在,我在深圳呆了20多年了,对那边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
在蒙特利尔放映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观众是当地的华人。这些华人大多是年纪比较大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共鸣的群体。另外一部分是西方媒体,他们对“中国制造”的概念,他们的信仰价值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带着好奇的眼光来看,同时他们也觉得这部电影是在批判西方,会带着这样的价值判断来提问题、来讨论。
出国去放映肯定会遇到争议,因为这是他们很少接触到的电影主题。我觉得我还是很客观地在反映中国企业的发展状态,并没有偏袒哪一方。但是一些西方媒体把政治和经济问题扯进来。我不想去涉及政治或者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只是一部电影,我只是一个导演,我不是政治经济学家。
一些参加外国电影节的中国影片,倾向于用镜头表现中国社会的“脏乱差”,《打工老板》并没有如此描绘中国的工厂和人物,我还是尽量表现一个当下的中国,真实是第一位的。现在广东的工厂虽然依然有订单的压力,但都已经严格按照国际化的标准来管理,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血汗工厂”的情况了。
相比电影,文学创作太孤独了,我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但是我想到老了拍不动了,我还是会回归到写作,因为电影的表达空间有限,会受很多限制,一些内容你必须考虑取舍问题,而文学上的限制就会自由一些。
Q:你拍一个有关中国深圳工厂制造业的故事,这中间有你自己的故事吗?
A:电影是电影,有的时候,作为导演,他的很多作品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在里边,包括很多著名的导演,从小成长的经历会体现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里面。
Q:为拍这个电影,期间有什么困难或者难忘的经历?
A:在拍的过程中又有很多新的事件出来,或者很多事件已经过时了,就一直需要更新。这部电影筹备了那么多年,对于题材和内容,我还是比较自信能掌握得很好,但是作为一个新导演,在人员调度上,我还是觉得有一定困难的。原来一些片子只是在小的空间里拍,这个片子需要调度上千人,投资只有1000万,无法租很多场地、搭景,就只能找现场去拍,转场很多不同的工厂,有时候人家在生产,不一定会让你拍。因为电影会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对于一些内容的取舍,也是很头疼的问题。
Q:你觉得国外观众对什么样主题的中国电影感兴趣?国外观众、媒体看完这片子后关注比较多或者问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方面?
A: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国外电影节, 所以接收到的信息也主要是来自加拿大的媒体。他们对这个题材还是非常感兴趣。我都很惊讶他们对于中国制造业的了解程度。国外观众看完之后问的比较多的是:中国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老板不给开工资?员工是不是动不动就闹事啊?我说这是过去的事了,经过了4年,现在很多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