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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是猫》中“猫”的陌生化视角，意味着在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批判时，其动力源于本能反应。现代主体“我”在文明转化过程中无处认同，在一种“文化不适症”的“病态”中漂流着。夏目漱石及其小说主人公在“拆穿西洋镜”的文化实践中，发展出一种作为“社会感觉学”的“审美现代性”。
关键词：我是猫 主体 审美现代性
一 批判的动力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的一天，日本东京，珍野苦沙弥先生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将一面镜子握在手中，反复地观望那张令人失望的麻子脸。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中学英语教员始终生活在一种漂流的感觉中：在一个西洋文明逐渐成为社会主导价值的崭新时代中，他有点格格不入了。明治维新之前的美好年华都已逝去，成了寂寞中苦苦追忆的对象。苦沙弥先生希望借助镜子来见性自觉，重新找回、安顿他那不平静的内心以及整个东洋文明的灵魂。
在这个小书房的外面，日本历史正在轰轰烈烈地上演，明治维新的成功已经让新的民族国家变得富强，日本开始在殖民扩张的世界历史舞台上跃跃欲试。甲午海战使泱泱大清国和西方列强哗然震惊；日俄战争则意味着亚洲对欧洲的胜利，标志着日本进入了世界强国行列。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1875年）中提出野蛮——半开化——文明的进化顺序，并提倡“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这一启蒙思想深入人心。日本“脱亚入欧”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功，帝国主义性质的对外战争极大地化解了国民对于被西方殖民的危机感。战争后人心振奋，忠勇将士“于万岁声中凯旋归来，万民欢腾，无可名状”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充溢于全国。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夏目漱石写出了与现代民族国家保持疏离感的《我是猫》。在小说中，以珍野苦沙弥的客厅为中心，聚集了几个知识分子（中学英语教师、理学士、美学家、诗人等），经常进行漫长而又无聊的谈话。他们对于现代西洋文明冷嘲热讽，对于这种文明的未来悲观失望。而这一切又被一只猫尽收眼底，同样，这只猫对于主人及其客人的言行也是毫不客气地讽刺和嘲笑。
在对于现代文明的冷嘲热讽态度上，可以将苦沙弥与“猫”视为同一现代主体——“我”——的不同侧面。这主体的原型，即在现代文明世界中进退失据、悲观而又无奈的现代知识分子。客观上作为现代社会合理分化产物的现代知识人，却对这一现代进程本身充满了怀疑和不适。说起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波德莱尔在19世纪时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感：他“是最早不仅将美学现代性同传统对立起来，而且将它同实际的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对立起来的艺术家之一”②。不过对于《我是猫》的作者及其小说主人公苦沙弥来说，我们不能轻易作出如下断定：他们是因为得到了一种外在的思想武器——即西方的反现代性思想资源，才对于现代文明表现出极大的疏离和不满。我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未必完全是借助某种明确价值观念指导的结果；他们从对于所处世界的亲身感受出发，深切地体会到这个时代已经不如往昔那样自然、顺心，因此才直觉地对于面前的一切表示怀疑、嘲讽，才以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方式，对过去充满了“浪漫主义”式的幻想。 问题的另一面是，夏目漱石在留学英国期间（1900-1902年），形成了从文学扩展到个人、国家的“自我本位”思想③，回国后他将这一思想作为指导其创作的重要理念。这是否意味着《我是猫》中的批判得力于这种 “自我本位”思想？从小说叙事所体现出的无奈氛围及最终的“漂流”感，我们可以判断：并非如此。“在初期创作活动中，漱石是把‘自我本位’当作生活原理对待的，……从《其后》（1909）始，漱石才把‘自我本位’思想作为思想原理来构成作品。”④而且，《我是猫》所选择的猫的视角，不正意味着小说中的批判、反讽情绪源自于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式的反应吗？
但是，不管苦沙弥及其客人们如何不喜欢现代文明，历史潮流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了。在西方列强所主导世界殖民体系中，能够保证一个民族国家独立富强、不为“外竞”所扰的最好办法，就是复制 “力”的逻辑。因此，苦沙弥们的情感、态度不能不是矛盾、犹疑的。拒斥现代文明，却苦于无法改变其进程，只能看着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现代所吞没；东洋文明虽然可爱，却只能在回忆中体会它的温馨。痛苦却无可奈何，这正是历史转变过程中，历史主体的心灵无处息肩之情状的真实写照。这些夸夸其谈的人们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夏目漱石通过对他们的生存状态的描述，却呈现出了一种珍贵的社会感觉，即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敏锐的世界感受器，在与现代工业文明遭遇时，其生理、精神上的双重反应。这种反应是具有国民基础的、普遍可传达性的社会心灵。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反应中，现代个体建立起了“我”的主体性。同时，夏目漱石对于这一社会感觉过程的关注，也使他成就了一种不同于艺术哲学的“美学”。然而，如下文所要分析的那样，这一主体性的获得历经坎坷。
二 “我”是谁？——主体的认同及其失败
从“我是猫”的日语原文“吾輩は猫である”来看，夏目漱石使用“吾輩”（わがはい），而不是私、わたし、あたし、僕、余等其他第一人称，是因为“吾輩”具有傲慢、尊大的意味⑤。而作对世事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态度，不正是此猫及其主人的共同特色吗？“我”是猫，但猫并不是全部的“我”。猫的身份认同问题，仅是这一主体形成的侧面之一。
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猫，名字还没有。”在整个小说中，猫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名字这一事实。“命名”是语言秩序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意味着个体通过区分得以在语言结构中获得一种位置及社会文化功能。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猫无法得到一个名字，就意味着它的身份始终无法确立。但“命名”总是一个被动性事件，主人没能给他起名字，琴师家女仆称“我”为野猫。猫对于人类不给它名字这一事实无能为力，但当它去向同类寻求认同时，却也遭遇挫折。车夫家的猫中大王“老黑”居然无法顺利地实现与“我”的族类认同，它这样质疑我的身份：“你是啥呀？”“啥，猫？你这算猫吗？”（9页）这种糟糕的第一印象意味着“我”和猫族之间的疏离到了何种程度，以至于单凭生理外观一时难以遽作判断，这无疑是悲哀的事情。但也有温情的时候，一只母猫“三毛姐”，尊称“我”为“先生”。不过这是因为“我”住在教师家里，“先生”乃是沿用人类交际关系的称谓，而不是猫族内部的自有逻辑。即使如此，这唯一能给予“我”身份肯定的“三毛”却得病死了。“老黑”和“三毛”的族类认同与否对于“我”来说，或许还是外在的，而当“我”捉鼠失败，反被老鼠袭击得狼狈不堪时，“我”便面临着一种本质性的失败。当“猫”的本能丧失，而徒剩捉鼠的伟大计划时，“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后，同族“卡德尔·谟尔”幽灵的议论，让“我”意识到自己终归不过是一只“庸猫”而已，早该告退归于虚无乡。因此，一只 “多余猫”在酒醉的朦胧中掉进水缸，结束其“名不正”的性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猫的死，可以说意味着 “我”的局部在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失败。在那个大多数人都沉浸于近代文明中如鱼得水逍遥游的时代，在那种举国皆为对外战争的胜利而振奋自豪的氛围中，这一失败当然是孤独的。个别患有文化不适症的知识分子的偶然死亡，激不起太多的反响。总之，被抛进这个陌生世界的“我”（猫不知自己生于何处，被书生从稻草窝“扔到”竹林里）想寻回那种最初的身份同一状态，却处处碰壁，无处认同。
三 人有“病”，天知否？
在主人珍野苦沙弥的眼中，书房外面的世界是令人失望的世界，充满了狂妄的个人主义，自私的利己主义，永不餍足的进取欲望。他甚至觉得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疯子集团，“被关在疯人院里的倒是普通人，在院外捣乱的倒都是疯子了。”（329页）不过，自以为正常的苦沙弥，在现代文明世界中却是一个十足的“病人”。且不说其“麻子脸”，其他的病态就有好几种：胃病，鼻孔长白毛，神经衰弱症，（自疑）慢性结膜炎，疯狂病。不用借助福柯的思想，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些疾病的隐喻。其中，“胃病”更是意味深长。胃病的症状一般是食欲不振、疼痛、返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原因之一在于消化不良。而小说的主人公，不正是一个对现代文明消化不良的知识者吗？作为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中学教师，他从本能上厌恶这个被资本家逻辑绑定的社会。没有人能治好他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胃病。
许多种治病方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说废止早餐，△△劝禁食咸菜，××主张腹部按摩，A先生告诉莫吃固体食物，B先生提议用小腹呼吸，C先生说多吃面食，可是通通无效。医生甘木先生的胃药是早就被攻击为无用的，催眠术治疗也失败了，只有绍兴酒倒是有点效验。催眠术是诱导人进入睡眠又非睡眠的意识恍惚心理状态的法术，苦沙弥想抛却现实苦恼，以解除身体戒备的方式进入忘我状态而不得，而最终求助于绍兴酒，这和猫的“陶然”于啤酒中的醉态，其寓意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治疗的无望或许更刺激了那些冷嘲热讽的本能欲望。可以说，聚集在苦沙弥客厅里的多数知识人都是现代文明的不适症患者。现代历史舞台剧正在耸人听闻式地上演，台下的国民似醉如狂。也许只有在客厅这个小空间里，这些怀恋着旧日韶光的知识人才能找到一点心灵上的慰藉，也许只有在对于现代文明的批判和讽刺中，他们才觉得自身处于一种可以与之认同的共同体当中。知识人的冷漠态度，在琴师和女仆的谈话中得到了形象的表达：“旧幕时代没有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的。”（46页）在对维新之前世界的浪漫想象当中，这些时代的“病人”反过来对现代文明进行诊断，对“文明未来记”进行悲观性的预测。
在苦沙弥看来，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弄潮儿——资本家——都是些精通“三缺”的家伙：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但无奈的是，这一类“活动钞票”所信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在“我”的眼中，要运动、要喝牛奶、要洗冷水浴等，“也是晚近从西洋传染到神国日本来的毛病，不妨把它们看作和黑死病、肺病、神经衰弱等等都是一类的东西。”（218页）本来“健康”的日本，维新后却不幸传染上了西洋病。对现代文明消化不良、且对疯癫系统表示认同的苦沙弥，一转身对现代文明本身亮出了自己的诊断结果：到底是谁“病”了？
“我”在思考衣服的源流时，认为日本国民荒谬地屈服于西洋人的潮流，“说穿了一文不值……无非因为西洋人有实力，所以哪怕是不合理的、糊涂的事情也非模仿不可罢了。”（236页）确实如此，工业资本主义以来的现代西方文明，正是凭借着其经济、军事等全面的“实力”，对包括在东洋在内的整个世界耀武扬威。培里叩关让日本见识了“实力”的震慑作用，“脱亚入欧”正是对于西方列强之“实力”逻辑的复制。但是，当明治时期国家逐渐获得“实力”而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时，一些敏感的国民却觉察到了人的心灵危机问题。一切传统美德和伦理都烟消云散了，对于知识的重视已经被对于黄金白银的渴望给压抑下去了，从前仅靠暴力的“争执”现在则退化成工于心计的“机巧”。在一个现代人仅凭其“自觉心”过分地关注“我”自己的文明时代，人们煞费苦心、用尽各种奇技淫巧来关注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利害鸿沟。人身保险、分期付款，无一不需要个人“侦探化”、“强盗化”的精心计算、谋划。在这样鬼鬼祟祟的氛围中，失去的是悠闲、从容、和平、自然的心境和生活方式。
小说中的知识人为我们预言了一个悲哀的“未来文明记”。他们将那种以原子论个人为基础的“个性中心”推演到极端的境地。 “个性”的无限扩张将导致家庭、社会伦理的破坏：为了强调独立性，父子分居；进而是夫妇分居，“结婚”因为妨碍个性成为不道德的野蛮风俗；艺术家和读者之间的差别、不理解也将导致“艺术”的灭亡。尼采的“超人论”即这种个性自由逻辑的哲学体现，不过“超人”并不是尼采的理想，而是他对于个性发达的十九世纪的怨恨，是无奈地抒发于书本中的愤慨。总之，个性的发达将使人类间的相互关系越来越窘迫，无穷计算的结果是神经衰弱症。而到了一万年以后，“自杀学”将会取代“伦理”课程，去指导人们如拒绝“整存零付”式的、被社会一天一天虐待而死的死法。
小说的最后，悲凉之雾，遍被客厅。知识人回忆起传统政治、道德理想：“王者之民荡荡焉”，“无为而化”，并因此断定：“乍一看来，西洋的文明仿佛不错似的，实际上还是不行。和那相反，我们东洋，自古就从事心的修行。这才是正确的方向。”（439页）其用意不可谓不苦，其理想不可谓不美，但正如这个客厅里所进行的那些谈话一样，皆逞口舌之快，聊以自慰而已。因此，这些人的内心是分裂的，“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虽然“自命超然，但实际上却依然有尘心，有欲念。在他们日常谈笑之中，处处流露出竞争心，好胜心，再进一步说，他们也和平日所痛骂的俗物是一丘之貉。”（61页）这正是其悲哀之处，但也正是历史的复杂之处。对现代文明感到痛苦，但“死是更不想死”，正如小说中的许多故事一样，无聊的故事有一个更无聊的结尾，总让人坠入到更深刻的无聊中去，这是一种时代的眩晕。在绍兴酒和啤酒刺激下的“眩晕”中，不想死也不想活的“我”将何去何从？
关键词：我是猫 主体 审美现代性
一 批判的动力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的一天，日本东京，珍野苦沙弥先生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将一面镜子握在手中，反复地观望那张令人失望的麻子脸。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中学英语教员始终生活在一种漂流的感觉中：在一个西洋文明逐渐成为社会主导价值的崭新时代中，他有点格格不入了。明治维新之前的美好年华都已逝去，成了寂寞中苦苦追忆的对象。苦沙弥先生希望借助镜子来见性自觉，重新找回、安顿他那不平静的内心以及整个东洋文明的灵魂。
在这个小书房的外面，日本历史正在轰轰烈烈地上演，明治维新的成功已经让新的民族国家变得富强，日本开始在殖民扩张的世界历史舞台上跃跃欲试。甲午海战使泱泱大清国和西方列强哗然震惊；日俄战争则意味着亚洲对欧洲的胜利，标志着日本进入了世界强国行列。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1875年）中提出野蛮——半开化——文明的进化顺序，并提倡“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这一启蒙思想深入人心。日本“脱亚入欧”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功，帝国主义性质的对外战争极大地化解了国民对于被西方殖民的危机感。战争后人心振奋，忠勇将士“于万岁声中凯旋归来，万民欢腾，无可名状”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充溢于全国。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夏目漱石写出了与现代民族国家保持疏离感的《我是猫》。在小说中，以珍野苦沙弥的客厅为中心，聚集了几个知识分子（中学英语教师、理学士、美学家、诗人等），经常进行漫长而又无聊的谈话。他们对于现代西洋文明冷嘲热讽，对于这种文明的未来悲观失望。而这一切又被一只猫尽收眼底，同样，这只猫对于主人及其客人的言行也是毫不客气地讽刺和嘲笑。
在对于现代文明的冷嘲热讽态度上，可以将苦沙弥与“猫”视为同一现代主体——“我”——的不同侧面。这主体的原型，即在现代文明世界中进退失据、悲观而又无奈的现代知识分子。客观上作为现代社会合理分化产物的现代知识人，却对这一现代进程本身充满了怀疑和不适。说起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波德莱尔在19世纪时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感：他“是最早不仅将美学现代性同传统对立起来，而且将它同实际的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对立起来的艺术家之一”②。不过对于《我是猫》的作者及其小说主人公苦沙弥来说，我们不能轻易作出如下断定：他们是因为得到了一种外在的思想武器——即西方的反现代性思想资源，才对于现代文明表现出极大的疏离和不满。我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未必完全是借助某种明确价值观念指导的结果；他们从对于所处世界的亲身感受出发，深切地体会到这个时代已经不如往昔那样自然、顺心，因此才直觉地对于面前的一切表示怀疑、嘲讽，才以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方式，对过去充满了“浪漫主义”式的幻想。 问题的另一面是，夏目漱石在留学英国期间（1900-1902年），形成了从文学扩展到个人、国家的“自我本位”思想③，回国后他将这一思想作为指导其创作的重要理念。这是否意味着《我是猫》中的批判得力于这种 “自我本位”思想？从小说叙事所体现出的无奈氛围及最终的“漂流”感，我们可以判断：并非如此。“在初期创作活动中，漱石是把‘自我本位’当作生活原理对待的，……从《其后》（1909）始，漱石才把‘自我本位’思想作为思想原理来构成作品。”④而且，《我是猫》所选择的猫的视角，不正意味着小说中的批判、反讽情绪源自于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式的反应吗？
但是，不管苦沙弥及其客人们如何不喜欢现代文明，历史潮流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了。在西方列强所主导世界殖民体系中，能够保证一个民族国家独立富强、不为“外竞”所扰的最好办法，就是复制 “力”的逻辑。因此，苦沙弥们的情感、态度不能不是矛盾、犹疑的。拒斥现代文明，却苦于无法改变其进程，只能看着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现代所吞没；东洋文明虽然可爱，却只能在回忆中体会它的温馨。痛苦却无可奈何，这正是历史转变过程中，历史主体的心灵无处息肩之情状的真实写照。这些夸夸其谈的人们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夏目漱石通过对他们的生存状态的描述，却呈现出了一种珍贵的社会感觉，即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敏锐的世界感受器，在与现代工业文明遭遇时，其生理、精神上的双重反应。这种反应是具有国民基础的、普遍可传达性的社会心灵。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反应中，现代个体建立起了“我”的主体性。同时，夏目漱石对于这一社会感觉过程的关注，也使他成就了一种不同于艺术哲学的“美学”。然而，如下文所要分析的那样，这一主体性的获得历经坎坷。
二 “我”是谁？——主体的认同及其失败
从“我是猫”的日语原文“吾輩は猫である”来看，夏目漱石使用“吾輩”（わがはい），而不是私、わたし、あたし、僕、余等其他第一人称，是因为“吾輩”具有傲慢、尊大的意味⑤。而作对世事冷眼旁观的局外人态度，不正是此猫及其主人的共同特色吗？“我”是猫，但猫并不是全部的“我”。猫的身份认同问题，仅是这一主体形成的侧面之一。
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猫，名字还没有。”在整个小说中，猫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名字这一事实。“命名”是语言秩序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意味着个体通过区分得以在语言结构中获得一种位置及社会文化功能。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猫无法得到一个名字，就意味着它的身份始终无法确立。但“命名”总是一个被动性事件，主人没能给他起名字，琴师家女仆称“我”为野猫。猫对于人类不给它名字这一事实无能为力，但当它去向同类寻求认同时，却也遭遇挫折。车夫家的猫中大王“老黑”居然无法顺利地实现与“我”的族类认同，它这样质疑我的身份：“你是啥呀？”“啥，猫？你这算猫吗？”（9页）这种糟糕的第一印象意味着“我”和猫族之间的疏离到了何种程度，以至于单凭生理外观一时难以遽作判断，这无疑是悲哀的事情。但也有温情的时候，一只母猫“三毛姐”，尊称“我”为“先生”。不过这是因为“我”住在教师家里，“先生”乃是沿用人类交际关系的称谓，而不是猫族内部的自有逻辑。即使如此，这唯一能给予“我”身份肯定的“三毛”却得病死了。“老黑”和“三毛”的族类认同与否对于“我”来说，或许还是外在的，而当“我”捉鼠失败，反被老鼠袭击得狼狈不堪时，“我”便面临着一种本质性的失败。当“猫”的本能丧失，而徒剩捉鼠的伟大计划时，“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后，同族“卡德尔·谟尔”幽灵的议论，让“我”意识到自己终归不过是一只“庸猫”而已，早该告退归于虚无乡。因此，一只 “多余猫”在酒醉的朦胧中掉进水缸，结束其“名不正”的性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猫的死，可以说意味着 “我”的局部在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失败。在那个大多数人都沉浸于近代文明中如鱼得水逍遥游的时代，在那种举国皆为对外战争的胜利而振奋自豪的氛围中，这一失败当然是孤独的。个别患有文化不适症的知识分子的偶然死亡，激不起太多的反响。总之，被抛进这个陌生世界的“我”（猫不知自己生于何处，被书生从稻草窝“扔到”竹林里）想寻回那种最初的身份同一状态，却处处碰壁，无处认同。
三 人有“病”，天知否？
在主人珍野苦沙弥的眼中，书房外面的世界是令人失望的世界，充满了狂妄的个人主义，自私的利己主义，永不餍足的进取欲望。他甚至觉得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疯子集团，“被关在疯人院里的倒是普通人，在院外捣乱的倒都是疯子了。”（329页）不过，自以为正常的苦沙弥，在现代文明世界中却是一个十足的“病人”。且不说其“麻子脸”，其他的病态就有好几种：胃病，鼻孔长白毛，神经衰弱症，（自疑）慢性结膜炎，疯狂病。不用借助福柯的思想，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些疾病的隐喻。其中，“胃病”更是意味深长。胃病的症状一般是食欲不振、疼痛、返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原因之一在于消化不良。而小说的主人公，不正是一个对现代文明消化不良的知识者吗？作为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中学教师，他从本能上厌恶这个被资本家逻辑绑定的社会。没有人能治好他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胃病。
许多种治病方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说废止早餐，△△劝禁食咸菜，××主张腹部按摩，A先生告诉莫吃固体食物，B先生提议用小腹呼吸，C先生说多吃面食，可是通通无效。医生甘木先生的胃药是早就被攻击为无用的，催眠术治疗也失败了，只有绍兴酒倒是有点效验。催眠术是诱导人进入睡眠又非睡眠的意识恍惚心理状态的法术，苦沙弥想抛却现实苦恼，以解除身体戒备的方式进入忘我状态而不得，而最终求助于绍兴酒，这和猫的“陶然”于啤酒中的醉态，其寓意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治疗的无望或许更刺激了那些冷嘲热讽的本能欲望。可以说，聚集在苦沙弥客厅里的多数知识人都是现代文明的不适症患者。现代历史舞台剧正在耸人听闻式地上演，台下的国民似醉如狂。也许只有在客厅这个小空间里，这些怀恋着旧日韶光的知识人才能找到一点心灵上的慰藉，也许只有在对于现代文明的批判和讽刺中，他们才觉得自身处于一种可以与之认同的共同体当中。知识人的冷漠态度，在琴师和女仆的谈话中得到了形象的表达：“旧幕时代没有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的。”（46页）在对维新之前世界的浪漫想象当中，这些时代的“病人”反过来对现代文明进行诊断，对“文明未来记”进行悲观性的预测。
在苦沙弥看来，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弄潮儿——资本家——都是些精通“三缺”的家伙：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但无奈的是，这一类“活动钞票”所信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在“我”的眼中，要运动、要喝牛奶、要洗冷水浴等，“也是晚近从西洋传染到神国日本来的毛病，不妨把它们看作和黑死病、肺病、神经衰弱等等都是一类的东西。”（218页）本来“健康”的日本，维新后却不幸传染上了西洋病。对现代文明消化不良、且对疯癫系统表示认同的苦沙弥，一转身对现代文明本身亮出了自己的诊断结果：到底是谁“病”了？
“我”在思考衣服的源流时，认为日本国民荒谬地屈服于西洋人的潮流，“说穿了一文不值……无非因为西洋人有实力，所以哪怕是不合理的、糊涂的事情也非模仿不可罢了。”（236页）确实如此，工业资本主义以来的现代西方文明，正是凭借着其经济、军事等全面的“实力”，对包括在东洋在内的整个世界耀武扬威。培里叩关让日本见识了“实力”的震慑作用，“脱亚入欧”正是对于西方列强之“实力”逻辑的复制。但是，当明治时期国家逐渐获得“实力”而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时，一些敏感的国民却觉察到了人的心灵危机问题。一切传统美德和伦理都烟消云散了，对于知识的重视已经被对于黄金白银的渴望给压抑下去了，从前仅靠暴力的“争执”现在则退化成工于心计的“机巧”。在一个现代人仅凭其“自觉心”过分地关注“我”自己的文明时代，人们煞费苦心、用尽各种奇技淫巧来关注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利害鸿沟。人身保险、分期付款，无一不需要个人“侦探化”、“强盗化”的精心计算、谋划。在这样鬼鬼祟祟的氛围中，失去的是悠闲、从容、和平、自然的心境和生活方式。
小说中的知识人为我们预言了一个悲哀的“未来文明记”。他们将那种以原子论个人为基础的“个性中心”推演到极端的境地。 “个性”的无限扩张将导致家庭、社会伦理的破坏：为了强调独立性，父子分居；进而是夫妇分居，“结婚”因为妨碍个性成为不道德的野蛮风俗；艺术家和读者之间的差别、不理解也将导致“艺术”的灭亡。尼采的“超人论”即这种个性自由逻辑的哲学体现，不过“超人”并不是尼采的理想，而是他对于个性发达的十九世纪的怨恨，是无奈地抒发于书本中的愤慨。总之，个性的发达将使人类间的相互关系越来越窘迫，无穷计算的结果是神经衰弱症。而到了一万年以后，“自杀学”将会取代“伦理”课程，去指导人们如拒绝“整存零付”式的、被社会一天一天虐待而死的死法。
小说的最后，悲凉之雾，遍被客厅。知识人回忆起传统政治、道德理想：“王者之民荡荡焉”，“无为而化”，并因此断定：“乍一看来，西洋的文明仿佛不错似的，实际上还是不行。和那相反，我们东洋，自古就从事心的修行。这才是正确的方向。”（439页）其用意不可谓不苦，其理想不可谓不美，但正如这个客厅里所进行的那些谈话一样，皆逞口舌之快，聊以自慰而已。因此，这些人的内心是分裂的，“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虽然“自命超然，但实际上却依然有尘心，有欲念。在他们日常谈笑之中，处处流露出竞争心，好胜心，再进一步说，他们也和平日所痛骂的俗物是一丘之貉。”（61页）这正是其悲哀之处，但也正是历史的复杂之处。对现代文明感到痛苦，但“死是更不想死”，正如小说中的许多故事一样，无聊的故事有一个更无聊的结尾，总让人坠入到更深刻的无聊中去，这是一种时代的眩晕。在绍兴酒和啤酒刺激下的“眩晕”中，不想死也不想活的“我”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