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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我国古代的月令观萌芽发展于先秦，成熟于两汉。渗透在其中的尊重自然、保护物种的思想是我国古代生态观的主要内涵。后世封建王朝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吸取其合理之处，并将这种月令观和生态观法治化，从而使我国古代农业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进而铸就了封建时代高度的农业文明。本文拟以领悟我国古代月令生态观的真谛为旨归，进而为新世纪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史鉴。
关键词：中国古代；生态观；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B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2-0086-04
悬泉置乃汉代设于敦煌郡(新莽时改称敦德)效谷县，承担中原王朝同西域交通的重要邮驿及后勤中转保障基层单位。20世纪90年代初，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今敦煌市以东62km戈壁腹地组织对该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学术价值的出土资料，其中第26号房址内发现墨书墙壁题记《使者和仲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俗称悬泉壁书，又简称为《元始月令》。
这份原始而宝贵的出土文献为学界今天解读我国古代自《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以来一脉相承且不断丰富发展的月令观，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拙文拟以此为切入点立论，结合传世典籍，进而全面探究和深刻领悟秦汉的自然生态观。
撇开该壁书太皇太后诏书、王莽章奏、行文程式三部分，就与本文有关的四时月令，按何双全先生所考，具体释文引述如下：
·禁止伐木
·谓大小之木皆不能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7)
·毋趟巢
·谓巢空实皆不得擿也，空巢尽夏实者四时常禁 (8)
·毋杀幼虫
·谓幼小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 (9)
·毋杀胎
·谓禽兽六畜怀任有殆者也尽十二月常禁 (10)
·毋夭蜚鸟
·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 (11)
·毋糜
·谓四足之及畜幼少未安者也尽九月 (12)
·毋卵
·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 (13)
·毋侵水泽□陂(阝也)□□
·四寸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 (21)
·毋焚山林
·谓烧山林田猫伤害禽兽也虫草木
□□四月尽□ (22)
·毋弹射蜚鸟及张罗为它巧以捕逐之
·谓逐鸟也□ (23)
·右季春月令四条
·义和臣秀义中臣充等对日尽力奉行 (24)
何谓月令?孔颖达《礼记正义》注疏最为赅详，“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月令》者，包天地阴阳之事，然天地有上下之形，阴阳有生成之理，日月有运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明圣人奉天时，及万物节候也。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后立帝，立帝然后言佐，言佐然后列昆虫之列，物有形可见，然后音声可闻，故陈音。有音，然后清浊可听，故言锺律。音声可以彰，故陈酸膻之属也。群品以著五行，为用于人，然后宗而祀之，故陈五祀。此以上者，圣人记事之次也。”“人君承天时行庶政，故言帝者居处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节，所明钦若昊天，然后奉天时也。”而孔颖达引郑玄注则为：“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
为自身的生存繁衍发展计，出于对自然的崇拜敬仰、对生命的珍爱关怀，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就开始不断探索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炎黄先民当是这一历程的先知先觉者。作为华夏文明的一幅独特的文化景观，我们的先祖从天道——对自然规律认知的视角探索总拮而成的月令观，对后世统治者治国理政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溯其源流，也可谓历史悠久。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以轩辕为首领的氏族把熊视为图腾，因此又号有熊氏，而《左传》则记载少昊氏以玄鸟，凤鸟为图腾，这是我们祖先自发保护生态物种的开始，也是远古环保意识的最初萌芽。这种带有图腾崇拜和浓厚宗教色彩的意识和思想被后来进一步继承和深化。
到战国末，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随着生产经验的逐步积累、文明的不断积淀，我国古代的月令观初步形成。“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火聚》所载就是我国古代月令观形成的具体体现。而诸子百家中的一些学派对自然生态也格外关注，杂学之属《吕氏春秋·孟春》就云：“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麋无卵。”同书《仲春》：“是月也，安萌芽，阳动少，存诸孤。”“是日也，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季春》则规定：“田猎(捕)罼覃戈，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荀子则综合前人思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圣王之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诸子思想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今世师心自用、高谈阔论规律者应当从自以为是中惊醒。
两汉时期，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天人关系已经有更为系统的认识，我国古代的月令观进一步成熟。《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则，法也，四时寒暑十二月之常法，故曰时则。”同注又云：“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士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争先，故疾而不迟。”该书“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等思想同《十二月纪》、《时则训》如出一辙。对于违背自然规律的严重后果，该书也从天人、阴阳交替的角度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落，国内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飘风暴雨总至，黎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首稼不入。”如前所述，在此基础上《礼记》中进一步系统阐发了中国古代的月令观。一代史学大师司马迁更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求自然和社会历史规律为学术使命，他在《太始公自序》中批评阴阳思想时论道：“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当然，先秦两汉月令观的主旨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通过阐述四季物候历象等自然现象，进而为统治者勾画理想的施政纲要，因此主观上并没有像今天基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思想而保护自然环境的观念和措施。当时禁止杀伐伤生的理由仅在于阴阳明堂思想认为春季属木，阳气渐盛，是万物萌生的季节，所以天子政令应以宽厚仁恩为旨，倒行施逆则会遭受天殃。尽管如此，这种认识错位的禁止杀伐的思想，客观上却对保护 珍稀物种和其他自然资源极为有利，因此，这种朴素的古代生态观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值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禁止杀伐伤生的思想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认识和诸子学术讨论的层面，而是具体切实贯彻于当时的生产实践和行政司法管理。就连以法家治国阴急残忍、好兵杀害毒被天下、不布德施惠、月令不能依行的暴秦，对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物种的可持续利用也非常重视，这一点，出土秦简中有可靠的佐证，《睡虎地秦墓·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麋卵谷，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日而纵之，不幸死而伐棺椁者，是不用时。”不难发现，这应该是迄今所见生态资源保护立法的最早开端。
敦煌悬泉壁书——《使者和仲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则是王莽摄政为表政绩，以曦和官刘歆主持，组织文人学者对先秦以来月令观进行的较为全面系统的阐发，其内容诸如“谓大小之木皆不能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当伐者。”“谓巢空实皆不得撞也，空巢尽夏实者四时常禁。”“谓禽兽六畜怀任有抬者也，尽十二月常禁。”“谓烧山林田獦伤害禽兽也，虫草木□□四月尽□”等都为《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所无，并且该月令还上升到封建时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诏书高度，将诏书颁行至基层，由此足见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尽管《元始月令》的初衷是王莽政治投机，为自己托古改制作舆论准备，但显而易见，其主要内容却与动植物资源保护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其可称道之处不仅在于它对月令各诏条详加解释，而且明确主管月令的职官曦和四子据此履行督察之事，诏书元始五年五月十四日丁巳颁行，八月已见于最基层西北边陲敦煌效谷县悬泉置的房屋墙壁。由此足见当时地方政府对汉王朝该诏令宣传贯彻的时效性。而如果说悬泉壁书仅具宣传功能的话，居延新简中的相关册书则是不折不扣执行这一政策的有力佐证，具体简文如下：
甲渠言部吏毋犯四时禁者
74E.P.F22:46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
●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
74E.P.F22:48A
掾谭 48B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犯四时禁有无四时言
●谨案部吏毋犯四时禁者敢言之
74E.P.F22:50A
掾谭 50B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障守候 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
●谨案部吏毋犯四
74E.P.F22:51A
掾谭令史嘉 51B
时禁者敢言之
74E.P.F22:52B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障守候 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
四时言
●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
74E.P.F22:53A
掾谭令史嘉 53B
从上述简册中不难发现，第46简为文件标题，第48、50、51、52、53简则是甲渠候关军政系统对中央至河西五郡大将军府的下行文的逐级转发和该系统对这一文件执行情况的逐级汇报。建武四年至六年，即公元28年至30年，其间，河西五郡乃新莽后期保据河西而后又归顺光武政权的窦融主政，窦融未因偏安图存而忽视保护自然生态，其远见卓识尤为难能可贵。由此也足见，重视保护自然生态乃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一以贯之的政策，并未因王朝换代政权交替中断或废止，更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
其实，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生态保护的思想除杂学之属的月令观中多有渗透阐述外，儒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非常关注。
提出儒家生态哲学，探究阐发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共处的思想是当代新儒家对学术研究的创见性贡献。他们以全球化视野下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为背景，秉承孔子微言大义的学术风格，以儒家“天人合一”之学作为立论的基础，开展重估儒家思想的运动，其代表人物冯友兰在放弃先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观后强调和谐的价值不仅可用于人的世界，而且可用于人与自然，而杜维明则认为“天人合一”概括了中国思想史界老一辈的智慧，他引用《中庸》第二十二章：“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一段文字阐述了儒家人——宇宙统一的世界观的本质。蒙培元则崇拜孔夫子为“提倡人间关怀的人文主义始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达到人生乐趣的伟大思想家”，他把“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理解为孔子热爱自然、视山水为生命的源泉和栖息地的仁者情怀。曾子回答老师：“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长叹：“吾与点也。”师生心心相印，蒙培元则以二者的共鸣来解释孔子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向往和追求。同时，他又以“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论语·述而篇》)、“色斯举矣，详而后集，日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来解释孔子的生命关怀和深层次的生态意识。从上述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中，我们不难发现和明白，先秦两汉时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古代生态观的确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真谛，而非今人牵强附会的妄见。儒学经春秋战国时同诸子的辩难、秦统一的惨遭重创，其间，不断吸收发扬和同化其他学说，至汉武始终于登上官方哲学的宝座，成为指导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在当代重新评估儒学的价值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它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巨大的智力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在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实践探索，到两汉时已形成了以尊重自然规律、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包含可持续发展萌芽认识的比较成熟的古代生态观。认识指导实践，正是这和谐、持续的生态理念，才使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也正是这充满智慧的生产发展理念，才铸就了中国古代领先于世界的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但认识不等于实践，千载而下直至今世，生态恶化的趋势一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鼠目寸光，为一己私利或部门、局部利益违法乱纪、铤而走险的环境违法行为一再上演，这不能不令历代有识之士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在“镜子”面前，自我陶醉者多，虚心检讨者少，“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新世纪的中国，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历史的经验和先哲们的智慧不可不鉴。
(责任编辑 盛朝晖)
关键词：中国古代；生态观；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B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2-0086-04
悬泉置乃汉代设于敦煌郡(新莽时改称敦德)效谷县，承担中原王朝同西域交通的重要邮驿及后勤中转保障基层单位。20世纪90年代初，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今敦煌市以东62km戈壁腹地组织对该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学术价值的出土资料，其中第26号房址内发现墨书墙壁题记《使者和仲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俗称悬泉壁书，又简称为《元始月令》。
这份原始而宝贵的出土文献为学界今天解读我国古代自《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以来一脉相承且不断丰富发展的月令观，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拙文拟以此为切入点立论，结合传世典籍，进而全面探究和深刻领悟秦汉的自然生态观。
撇开该壁书太皇太后诏书、王莽章奏、行文程式三部分，就与本文有关的四时月令，按何双全先生所考，具体释文引述如下：
·禁止伐木
·谓大小之木皆不能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7)
·毋趟巢
·谓巢空实皆不得擿也，空巢尽夏实者四时常禁 (8)
·毋杀幼虫
·谓幼小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 (9)
·毋杀胎
·谓禽兽六畜怀任有殆者也尽十二月常禁 (10)
·毋夭蜚鸟
·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 (11)
·毋糜
·谓四足之及畜幼少未安者也尽九月 (12)
·毋卵
·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 (13)
·毋侵水泽□陂(阝也)□□
·四寸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 (21)
·毋焚山林
·谓烧山林田猫伤害禽兽也虫草木
□□四月尽□ (22)
·毋弹射蜚鸟及张罗为它巧以捕逐之
·谓逐鸟也□ (23)
·右季春月令四条
·义和臣秀义中臣充等对日尽力奉行 (24)
何谓月令?孔颖达《礼记正义》注疏最为赅详，“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月令》者，包天地阴阳之事，然天地有上下之形，阴阳有生成之理，日月有运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明圣人奉天时，及万物节候也。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后立帝，立帝然后言佐，言佐然后列昆虫之列，物有形可见，然后音声可闻，故陈音。有音，然后清浊可听，故言锺律。音声可以彰，故陈酸膻之属也。群品以著五行，为用于人，然后宗而祀之，故陈五祀。此以上者，圣人记事之次也。”“人君承天时行庶政，故言帝者居处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节，所明钦若昊天，然后奉天时也。”而孔颖达引郑玄注则为：“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
为自身的生存繁衍发展计，出于对自然的崇拜敬仰、对生命的珍爱关怀，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就开始不断探索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炎黄先民当是这一历程的先知先觉者。作为华夏文明的一幅独特的文化景观，我们的先祖从天道——对自然规律认知的视角探索总拮而成的月令观，对后世统治者治国理政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溯其源流，也可谓历史悠久。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以轩辕为首领的氏族把熊视为图腾，因此又号有熊氏，而《左传》则记载少昊氏以玄鸟，凤鸟为图腾，这是我们祖先自发保护生态物种的开始，也是远古环保意识的最初萌芽。这种带有图腾崇拜和浓厚宗教色彩的意识和思想被后来进一步继承和深化。
到战国末，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随着生产经验的逐步积累、文明的不断积淀，我国古代的月令观初步形成。“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火聚》所载就是我国古代月令观形成的具体体现。而诸子百家中的一些学派对自然生态也格外关注，杂学之属《吕氏春秋·孟春》就云：“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麋无卵。”同书《仲春》：“是月也，安萌芽，阳动少，存诸孤。”“是日也，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季春》则规定：“田猎(捕)罼覃戈，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荀子则综合前人思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圣王之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诸子思想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今世师心自用、高谈阔论规律者应当从自以为是中惊醒。
两汉时期，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天人关系已经有更为系统的认识，我国古代的月令观进一步成熟。《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则，法也，四时寒暑十二月之常法，故曰时则。”同注又云：“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士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争先，故疾而不迟。”该书“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等思想同《十二月纪》、《时则训》如出一辙。对于违背自然规律的严重后果，该书也从天人、阴阳交替的角度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落，国内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飘风暴雨总至，黎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首稼不入。”如前所述，在此基础上《礼记》中进一步系统阐发了中国古代的月令观。一代史学大师司马迁更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求自然和社会历史规律为学术使命，他在《太始公自序》中批评阴阳思想时论道：“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当然，先秦两汉月令观的主旨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通过阐述四季物候历象等自然现象，进而为统治者勾画理想的施政纲要，因此主观上并没有像今天基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思想而保护自然环境的观念和措施。当时禁止杀伐伤生的理由仅在于阴阳明堂思想认为春季属木，阳气渐盛，是万物萌生的季节，所以天子政令应以宽厚仁恩为旨，倒行施逆则会遭受天殃。尽管如此，这种认识错位的禁止杀伐的思想，客观上却对保护 珍稀物种和其他自然资源极为有利，因此，这种朴素的古代生态观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值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禁止杀伐伤生的思想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认识和诸子学术讨论的层面，而是具体切实贯彻于当时的生产实践和行政司法管理。就连以法家治国阴急残忍、好兵杀害毒被天下、不布德施惠、月令不能依行的暴秦，对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物种的可持续利用也非常重视，这一点，出土秦简中有可靠的佐证，《睡虎地秦墓·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麋卵谷，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日而纵之，不幸死而伐棺椁者，是不用时。”不难发现，这应该是迄今所见生态资源保护立法的最早开端。
敦煌悬泉壁书——《使者和仲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则是王莽摄政为表政绩，以曦和官刘歆主持，组织文人学者对先秦以来月令观进行的较为全面系统的阐发，其内容诸如“谓大小之木皆不能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当伐者。”“谓巢空实皆不得撞也，空巢尽夏实者四时常禁。”“谓禽兽六畜怀任有抬者也，尽十二月常禁。”“谓烧山林田獦伤害禽兽也，虫草木□□四月尽□”等都为《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所无，并且该月令还上升到封建时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诏书高度，将诏书颁行至基层，由此足见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尽管《元始月令》的初衷是王莽政治投机，为自己托古改制作舆论准备，但显而易见，其主要内容却与动植物资源保护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其可称道之处不仅在于它对月令各诏条详加解释，而且明确主管月令的职官曦和四子据此履行督察之事，诏书元始五年五月十四日丁巳颁行，八月已见于最基层西北边陲敦煌效谷县悬泉置的房屋墙壁。由此足见当时地方政府对汉王朝该诏令宣传贯彻的时效性。而如果说悬泉壁书仅具宣传功能的话，居延新简中的相关册书则是不折不扣执行这一政策的有力佐证，具体简文如下：
甲渠言部吏毋犯四时禁者
74E.P.F22:46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
●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
74E.P.F22:48A
掾谭 48B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犯四时禁有无四时言
●谨案部吏毋犯四时禁者敢言之
74E.P.F22:50A
掾谭 50B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障守候 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
●谨案部吏毋犯四
74E.P.F22:51A
掾谭令史嘉 51B
时禁者敢言之
74E.P.F22:52B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障守候 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
四时言
●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
74E.P.F22:53A
掾谭令史嘉 53B
从上述简册中不难发现，第46简为文件标题，第48、50、51、52、53简则是甲渠候关军政系统对中央至河西五郡大将军府的下行文的逐级转发和该系统对这一文件执行情况的逐级汇报。建武四年至六年，即公元28年至30年，其间，河西五郡乃新莽后期保据河西而后又归顺光武政权的窦融主政，窦融未因偏安图存而忽视保护自然生态，其远见卓识尤为难能可贵。由此也足见，重视保护自然生态乃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一以贯之的政策，并未因王朝换代政权交替中断或废止，更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
其实，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生态保护的思想除杂学之属的月令观中多有渗透阐述外，儒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非常关注。
提出儒家生态哲学，探究阐发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共处的思想是当代新儒家对学术研究的创见性贡献。他们以全球化视野下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为背景，秉承孔子微言大义的学术风格，以儒家“天人合一”之学作为立论的基础，开展重估儒家思想的运动，其代表人物冯友兰在放弃先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观后强调和谐的价值不仅可用于人的世界，而且可用于人与自然，而杜维明则认为“天人合一”概括了中国思想史界老一辈的智慧，他引用《中庸》第二十二章：“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一段文字阐述了儒家人——宇宙统一的世界观的本质。蒙培元则崇拜孔夫子为“提倡人间关怀的人文主义始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达到人生乐趣的伟大思想家”，他把“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理解为孔子热爱自然、视山水为生命的源泉和栖息地的仁者情怀。曾子回答老师：“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长叹：“吾与点也。”师生心心相印，蒙培元则以二者的共鸣来解释孔子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向往和追求。同时，他又以“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论语·述而篇》)、“色斯举矣，详而后集，日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来解释孔子的生命关怀和深层次的生态意识。从上述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中，我们不难发现和明白，先秦两汉时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古代生态观的确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真谛，而非今人牵强附会的妄见。儒学经春秋战国时同诸子的辩难、秦统一的惨遭重创，其间，不断吸收发扬和同化其他学说，至汉武始终于登上官方哲学的宝座，成为指导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在当代重新评估儒学的价值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它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巨大的智力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在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实践探索，到两汉时已形成了以尊重自然规律、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包含可持续发展萌芽认识的比较成熟的古代生态观。认识指导实践，正是这和谐、持续的生态理念，才使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也正是这充满智慧的生产发展理念，才铸就了中国古代领先于世界的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但认识不等于实践，千载而下直至今世，生态恶化的趋势一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鼠目寸光，为一己私利或部门、局部利益违法乱纪、铤而走险的环境违法行为一再上演，这不能不令历代有识之士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在“镜子”面前，自我陶醉者多，虚心检讨者少，“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新世纪的中国，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历史的经验和先哲们的智慧不可不鉴。
(责任编辑 盛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