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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屈原列传》中写到楚怀王被秦昭王诱骗到武关后扣留下来以求割地,终死于秦。然后说:
長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洪兴祖《楚辞补注》在《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句下注云:
(怀王)三十年,秦昭王欲与怀王会,屈平曰:“不如无行。”怀王卒行。当顷襄王之三年,怀王卒于秦。顷襄听谗,复放屈原。以此考之,屈平在怀王之世,被绌复用。至顷襄即位,遂放于江南耳。
其实屈原是在怀王入秦被扣留后,屈平对子兰劝怀王入秦之事表示气愤,子兰即串通上官大夫诬陷屈原,将其流放于江南之野,时在顷襄王元年。不过洪兴祖这里明确指出屈原在楚怀王时被绌而后来又被招回加以任用,至顷襄王时始流放于江南之野,这是以前的学者未能意识到的。
《涉江》中说“旦余济乎江湘”“乘龄船余上沅”“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入溆浦”等,则本诗作于被放江南之时可知。洪兴祖在上引注文之后又指出:《哀郢》中说到“九年而不复”,则《哀郢》作于被放九年之时,在《涉江》之后。如此,则《涉江》是屈原被放于江南之野后的第一篇作品。
顷襄王元年二月当秦军攻楚、取淅十五城、郢都一带大为震动的情况下,屈原被放于江南之野(郢都附近的长江以南)。诗人同老百姓一起乘船沿江到彭蠡泽,然后沿赣水南下,西南至庐水上游的陵阳。当年秋冬之际又沿长江,过湘水入江处,仍由水路返回鄂渚(今武昌),然后陆行至洞庭湖西北角,再入沅水,南下直至辰阳。由屈原这次南行情况看,他南下直至楚国最南部边缘之地方停下来,这条路线正是庄蹁入滇时所经。
庄蹁于怀王二十九年(前300)年初重沙之战中失败,亲秦势力将责任推给他,庄蹻被逼起事,后撤至黔中(今湘西),不久南下人滇。屈原沿庄蹻南行路线直至溆浦,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此行的目的应同牵心于庄蹻的状况有关。他到溆浦,不能再向南。他在溆浦写了《涉江》。由其中的“霰雪纷其无垠”一句看,当时是入冬的天气。所以,本篇应作于顷襄王元年(前298)冬。
今本《楚辞》中本篇开头部分文字上有些窜乱。首先上下文意不连贯,意境上相冲突。其次,这八句中有六句“兮”字在句中。《离骚》和《九章》其他篇,除“乱辞”外无此例。再次,《离骚》及《九章》各篇的句式,一般上下两句中,上句之末带“兮”字,下句之末为韵脚,二韵为一节。而本篇中有两个单句,且其中一句末尾既不带“兮”,也不入韵,显然有窜乱。闻一多《楚辞校补》认为《涉江》开头有八句是《惜诵》“乱辞”窜入《(楚辞》中《涉江》前接《惜诵》)。考《惜诵》末尾文意未完,闻一多之说甚是。又今本《惜诵》之末二句,由意思和押韵看,实《涉江》开头的文字窜入,今也移入。《涉江》第一段文字校理如下: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衰”“微”二字先秦古韵均在微部,“声”“湘”二字一属真部,一属阳部,《楚辞》中多有真阳合韵之例。关于移入《惜诵》乱辞的八句,已在《骚体诗创作走向成熟的样本——<惜诵>品评》一文中有所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本文先讲清这个问题,恢复原文真相,以利于理解全诗的艺术美与诗人所抒发情感的一致性、完整性,而避免种种牵强附会之说。
《涉江》是屈原于顷襄王元年初冬之际到溆浦之后所写。当年屈原五十六岁,篇中说“年既老而不衰”。《论语·季氏》“及其老也”,邢呙疏:“老,谓五十以上。”又《资治通鉴·纪一》“发关中老弱未傅者”,胡三省注:“过五十六为老。”虽然对“老”的解释不同,但由《孟子·梁惠王上》“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等语看五十以上称老,在古代应是比较普遍的习俗。而据胡三省之说,则屈原正是此年进入老年,故有“年既老”之语。
当时诗人虽然被放江南之野,没有了重返朝廷的希望,但他仍抱着为了国家不以个人得失、习俗褒贬为怀。楚人所谓“江南之野”包括彭蠡泽以西的陵阳一带。屈原先在陵阳停留了大半年。那里本是扬越之地,其生活习俗等都比较落后。篇中称那里为“南夷”,包含了希望用楚文化加以开发引导的意思在内。
屈原返回洞庭湖西北之后,并没有在洞庭湖边的某地停留下来,而是沿沅水一直西南行到达辰阳(辰溪)。诗中说:“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这是说:在一个凌晨之时从枉渚出发,在一个黄昏之际到了辰阳(两地相距较远,不可能一日到达),写下了起程和到达楚最南边际的记忆。辰阳是楚黔中郡的最南部,再不便前行。从诗人这次长行的路线看,应是为了了解两年多以由黔中南下的庄蹻的状况。庄蹻于楚怀王二十九年初垂沙之战楚国大败后,被逼起事,造成郢都动乱。后撤至黔中,不久向南。最后以楚王朝名义克且兰(牂牁,今贵阳),入夜郎,随即人滇,形成同朝廷失去联系的一个代表楚王朝政治势力的地方政权(赵逵夫:《庄蹻事迹与屈原晚期的经历》,《文史》第55辑),他的这个做法是符合于屈原楚先统一南方,再顺势统一整个北方的战略设想的。两年后屈原被顷襄王放于江南之野。诗人在完全没有可能重回朝廷的情况下,关注着庄蹻的去向与结果,希望他能在开发南方、经营南方、将来为稳定楚国辽阔的大后方、增强楚国国力方面起到大的作用。
诗人大约在辰阳稍作停留,了解到庄蹁的大体去向之后,即折向稍东的溆浦,在那里住下来,写了《涉江》一诗。
以往之论《涉江》者都未能说清屈原何以要两次沿沅水行至楚南部极偏僻之地(第二次南行由《怀沙》可以看出,路线相同),因而也就不能揭示出这篇作品所蕴含的深刻丰富的内容与主题,及其中“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等句的寓意;也不能说明诗人的南行同他的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
今联系当时历史与屈原的那次行程及相关地域的自然状况,对作品加以分析。
本篇可分为五段。第一段两节,前四句表明自己将永远保持着楚人的习俗和高尚的人格品质。以切云冠为突出标志的奇伟之服与长剑象征着身份与文化,也显示着诗人的精神气度。汤炳正《楚辞类稿》说:“盖屈子自称‘奇服’,并非谓异于众人。实指异于其他国家或异于其他民族之服饰耳。此乃屈子深厚的爱国主义或强烈的民族意识之体现。”所说极是。紧接的“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上句就是保持个人的喜好而独处,不管当地人稀奇的眼光;下句是说也曾几次思量离此而去。末二句“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直言当地没有知音,故准备离开陵阳,出庐水溯江西行。《哀郢》中写被放后的情景:“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则可知被放后诗人是先至陵阳的。陵阳其地在江西省西部泸水上游。诗人是沿江至九江后不想再东行,入彭蠡泽又向西至陵阳。 第二段三节,写由陵阳至鄂渚后的行动路线。诗人先后步马、乘车至沅水,经枉渚至辰阳。“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一路艰险,全包含在此二句之中。其末尾说:“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是说只要自己存心端正,虽至黔中南部边远之地,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实际上是说:虽踪迹庄蹁南行路线至楚南部疆界,但秉心端正,无可厚非。由“人溆浦余值佃兮”一句看,诗人船到辰阳之后,决定不再南行,稍作停留,便东行至溆浦。“值佃”即徘徊,写船慢慢打转的状况,以表现诗人的犹疑不定。诗人是在此多住一段时间,还是向东,做北折的准备,主意未定。由“歇秋冬之绪风”句看,屈原是在秋末冬初之际由长江入沅江,冬季至溆浦的,时溆浦已霰雪无垠。
第三段三节,写了在溆浦的心理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开头说“迷不知吾所如”。因为诗人已近楚南部边境,不能再走,因而东折入溆浦。在溆浦停止南行,是不得已的事;折而东行,又没有了目标,所以这样说。下面写: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狄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写景文字十分美,开后代山水诗借景以抒情的法门。“哀吾生之无乐兮”以下几句,实际上是表现了无法实现政治理想的苦恼;一生所追求的由楚国统一全国的愿望及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不能付之于实施,只能眼看国家一天天走向衰微,内心十分伤痛。“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一句,表现出诗人无论受到怎样的打击,在怎样的处境下,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与政治主张。
第四段联系历史上贤能之人往往得不到好下场的事实。
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这几句应该不仅是出于自身遭遇产生的感慨与怨愤,也包含着庄蹻的遭遇在内。屈原于怀王十年任左徒之职以后,对内主张重修“宪令”,进行改革,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怀王听一些受秦国收买的旧贵族的怂恿,背齐而合秦。时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又来楚迎娶新妇。在这种情况下,屈原被放于汉北。至二十六年,韩、赵、魏三国因为楚国违背合纵的协议而共攻楚。二十八年,齐与韩、魏三国又共攻楚,战于垂沙,杀楚将唐昧,取楚重丘而去。《荀子·议兵》中记其事:“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蔑”“眛”古音同)《商君书·弱兵》中也写到此事:“唐蔑死于垂沙,庄蹁发于内,楚分为五。”所谓“分为三四”“分为五”,都是指当时楚国不同势力对立,造成严重的分裂局面,庄蹻是其中之一。垂沙之战惨败,亲秦的势力把责任推在联齐抗秦一派上,而事实上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亲秦派背齐、赵、魏、韩引起。庄蹁是主张“联齐抗秦”策略的,因而被亲秦的旧贵族强加罪行,被逼起事。于是怀王将被放汉北的屈原召回以平息事态。庄蹻不可能重回朝廷以自蹈死地,遂退出郢都至黔中,又被迫南行人滇。屈原自然一直不知道庄蹁后来的具体情况,故沿路南行以了解其去向。他由自身、由庄蹁、由怀王入秦之事想到楚国的状况,十分伤心。但诗人还是抱定不向腐朽势力低头的决心。
第五段为“乱辞”,回顾楚朝廷中贤能者不能立足,而奸邪与腐朽势力把持朝政的情况,诗人表现了极大的愤慨。“鸾鸟凤凰,日以远兮”二句比喻忠诚于朝廷又有能力有远见的人一天天离开楚国。暗指被迫入滇的庄蹁和早在怀王十九年即留于燕国,为燕国广开求才之路的屈景等。“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比喻朝中只有司马子椒、公子兰一类人抱成一团,只知保护自身利益,收受秦国贿赂而使国家一步步走向败亡。“鸾鸟凤凰,日以远兮”,正是暗喻庄蹻、屈景等人在朝中难以安身而远走他方,诗人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本篇从艺术表现手法上说,有下面两个方面应该关注到:
一、屈原作于江南之野的作品同样继承了在汉北时所创作《离骚》等引类譬喻的特征,但已失去了打破时空界线,上天下地,在现实与幻想世界间自由活动的浪漫主义风格,而更倾向于征实和直接地抒发。如果以屈原早期的《橘颂》《大招》为其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怀王中晚期的创作为第二个阶段,那么,他在顷襄王朝被放江南之野的创作则为第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抒写个人经历与心情之作转向平实。这同其长期的生活处境及诗人的年龄这两个方面都有关系。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二、手法上虽转向平实,但并不是平铺直叙或一味地抒发个人感受,而是侧重于将叙事中的抒情与借景抒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读者随着诗人的经历,感受到诗人的内心。如“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诗人到了长江边上楚国重要城邑附近之后,回首看離开陵阳的漫长道路,稍感庆幸。因为上文已说过:“哀南夷之莫余知”,所以才有决定济沅湘而在洞庭湖以西南行的打算。“步余马兮山皋,邸余东兮方林”写陆路行走的历程;“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写水上行走的情景;“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写出了路途的艰难,都十分有诗意。第三段中写溆浦景致的两节,更是如巨大的水墨画,引起读者无穷的想象。景中之情深味无穷。
屈原的《涉江》对后代述行之作和山水之作有很大影响,故被视为述行赋之祖和山水诗赋之祖。明陆时雍《楚辞疏》说:“《涉江》,山水生愁,云物增慨,此便是后来诗赋之祖。”清胡文英《屈骚指掌》说:“《涉江》篇,由今湖北至湖南途中所作,若后人述征纪行之作也。”都是有道理的。
長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洪兴祖《楚辞补注》在《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句下注云:
(怀王)三十年,秦昭王欲与怀王会,屈平曰:“不如无行。”怀王卒行。当顷襄王之三年,怀王卒于秦。顷襄听谗,复放屈原。以此考之,屈平在怀王之世,被绌复用。至顷襄即位,遂放于江南耳。
其实屈原是在怀王入秦被扣留后,屈平对子兰劝怀王入秦之事表示气愤,子兰即串通上官大夫诬陷屈原,将其流放于江南之野,时在顷襄王元年。不过洪兴祖这里明确指出屈原在楚怀王时被绌而后来又被招回加以任用,至顷襄王时始流放于江南之野,这是以前的学者未能意识到的。
《涉江》中说“旦余济乎江湘”“乘龄船余上沅”“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入溆浦”等,则本诗作于被放江南之时可知。洪兴祖在上引注文之后又指出:《哀郢》中说到“九年而不复”,则《哀郢》作于被放九年之时,在《涉江》之后。如此,则《涉江》是屈原被放于江南之野后的第一篇作品。
顷襄王元年二月当秦军攻楚、取淅十五城、郢都一带大为震动的情况下,屈原被放于江南之野(郢都附近的长江以南)。诗人同老百姓一起乘船沿江到彭蠡泽,然后沿赣水南下,西南至庐水上游的陵阳。当年秋冬之际又沿长江,过湘水入江处,仍由水路返回鄂渚(今武昌),然后陆行至洞庭湖西北角,再入沅水,南下直至辰阳。由屈原这次南行情况看,他南下直至楚国最南部边缘之地方停下来,这条路线正是庄蹁入滇时所经。
庄蹁于怀王二十九年(前300)年初重沙之战中失败,亲秦势力将责任推给他,庄蹻被逼起事,后撤至黔中(今湘西),不久南下人滇。屈原沿庄蹻南行路线直至溆浦,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此行的目的应同牵心于庄蹻的状况有关。他到溆浦,不能再向南。他在溆浦写了《涉江》。由其中的“霰雪纷其无垠”一句看,当时是入冬的天气。所以,本篇应作于顷襄王元年(前298)冬。
今本《楚辞》中本篇开头部分文字上有些窜乱。首先上下文意不连贯,意境上相冲突。其次,这八句中有六句“兮”字在句中。《离骚》和《九章》其他篇,除“乱辞”外无此例。再次,《离骚》及《九章》各篇的句式,一般上下两句中,上句之末带“兮”字,下句之末为韵脚,二韵为一节。而本篇中有两个单句,且其中一句末尾既不带“兮”,也不入韵,显然有窜乱。闻一多《楚辞校补》认为《涉江》开头有八句是《惜诵》“乱辞”窜入《(楚辞》中《涉江》前接《惜诵》)。考《惜诵》末尾文意未完,闻一多之说甚是。又今本《惜诵》之末二句,由意思和押韵看,实《涉江》开头的文字窜入,今也移入。《涉江》第一段文字校理如下: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衰”“微”二字先秦古韵均在微部,“声”“湘”二字一属真部,一属阳部,《楚辞》中多有真阳合韵之例。关于移入《惜诵》乱辞的八句,已在《骚体诗创作走向成熟的样本——<惜诵>品评》一文中有所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本文先讲清这个问题,恢复原文真相,以利于理解全诗的艺术美与诗人所抒发情感的一致性、完整性,而避免种种牵强附会之说。
《涉江》是屈原于顷襄王元年初冬之际到溆浦之后所写。当年屈原五十六岁,篇中说“年既老而不衰”。《论语·季氏》“及其老也”,邢呙疏:“老,谓五十以上。”又《资治通鉴·纪一》“发关中老弱未傅者”,胡三省注:“过五十六为老。”虽然对“老”的解释不同,但由《孟子·梁惠王上》“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等语看五十以上称老,在古代应是比较普遍的习俗。而据胡三省之说,则屈原正是此年进入老年,故有“年既老”之语。
当时诗人虽然被放江南之野,没有了重返朝廷的希望,但他仍抱着为了国家不以个人得失、习俗褒贬为怀。楚人所谓“江南之野”包括彭蠡泽以西的陵阳一带。屈原先在陵阳停留了大半年。那里本是扬越之地,其生活习俗等都比较落后。篇中称那里为“南夷”,包含了希望用楚文化加以开发引导的意思在内。
屈原返回洞庭湖西北之后,并没有在洞庭湖边的某地停留下来,而是沿沅水一直西南行到达辰阳(辰溪)。诗中说:“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这是说:在一个凌晨之时从枉渚出发,在一个黄昏之际到了辰阳(两地相距较远,不可能一日到达),写下了起程和到达楚最南边际的记忆。辰阳是楚黔中郡的最南部,再不便前行。从诗人这次长行的路线看,应是为了了解两年多以由黔中南下的庄蹻的状况。庄蹻于楚怀王二十九年初垂沙之战楚国大败后,被逼起事,造成郢都动乱。后撤至黔中,不久向南。最后以楚王朝名义克且兰(牂牁,今贵阳),入夜郎,随即人滇,形成同朝廷失去联系的一个代表楚王朝政治势力的地方政权(赵逵夫:《庄蹻事迹与屈原晚期的经历》,《文史》第55辑),他的这个做法是符合于屈原楚先统一南方,再顺势统一整个北方的战略设想的。两年后屈原被顷襄王放于江南之野。诗人在完全没有可能重回朝廷的情况下,关注着庄蹻的去向与结果,希望他能在开发南方、经营南方、将来为稳定楚国辽阔的大后方、增强楚国国力方面起到大的作用。
诗人大约在辰阳稍作停留,了解到庄蹁的大体去向之后,即折向稍东的溆浦,在那里住下来,写了《涉江》一诗。
以往之论《涉江》者都未能说清屈原何以要两次沿沅水行至楚南部极偏僻之地(第二次南行由《怀沙》可以看出,路线相同),因而也就不能揭示出这篇作品所蕴含的深刻丰富的内容与主题,及其中“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等句的寓意;也不能说明诗人的南行同他的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
今联系当时历史与屈原的那次行程及相关地域的自然状况,对作品加以分析。
本篇可分为五段。第一段两节,前四句表明自己将永远保持着楚人的习俗和高尚的人格品质。以切云冠为突出标志的奇伟之服与长剑象征着身份与文化,也显示着诗人的精神气度。汤炳正《楚辞类稿》说:“盖屈子自称‘奇服’,并非谓异于众人。实指异于其他国家或异于其他民族之服饰耳。此乃屈子深厚的爱国主义或强烈的民族意识之体现。”所说极是。紧接的“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上句就是保持个人的喜好而独处,不管当地人稀奇的眼光;下句是说也曾几次思量离此而去。末二句“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直言当地没有知音,故准备离开陵阳,出庐水溯江西行。《哀郢》中写被放后的情景:“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则可知被放后诗人是先至陵阳的。陵阳其地在江西省西部泸水上游。诗人是沿江至九江后不想再东行,入彭蠡泽又向西至陵阳。 第二段三节,写由陵阳至鄂渚后的行动路线。诗人先后步马、乘车至沅水,经枉渚至辰阳。“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一路艰险,全包含在此二句之中。其末尾说:“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是说只要自己存心端正,虽至黔中南部边远之地,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实际上是说:虽踪迹庄蹁南行路线至楚南部疆界,但秉心端正,无可厚非。由“人溆浦余值佃兮”一句看,诗人船到辰阳之后,决定不再南行,稍作停留,便东行至溆浦。“值佃”即徘徊,写船慢慢打转的状况,以表现诗人的犹疑不定。诗人是在此多住一段时间,还是向东,做北折的准备,主意未定。由“歇秋冬之绪风”句看,屈原是在秋末冬初之际由长江入沅江,冬季至溆浦的,时溆浦已霰雪无垠。
第三段三节,写了在溆浦的心理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开头说“迷不知吾所如”。因为诗人已近楚南部边境,不能再走,因而东折入溆浦。在溆浦停止南行,是不得已的事;折而东行,又没有了目标,所以这样说。下面写: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狄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写景文字十分美,开后代山水诗借景以抒情的法门。“哀吾生之无乐兮”以下几句,实际上是表现了无法实现政治理想的苦恼;一生所追求的由楚国统一全国的愿望及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不能付之于实施,只能眼看国家一天天走向衰微,内心十分伤痛。“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一句,表现出诗人无论受到怎样的打击,在怎样的处境下,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与政治主张。
第四段联系历史上贤能之人往往得不到好下场的事实。
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这几句应该不仅是出于自身遭遇产生的感慨与怨愤,也包含着庄蹻的遭遇在内。屈原于怀王十年任左徒之职以后,对内主张重修“宪令”,进行改革,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怀王听一些受秦国收买的旧贵族的怂恿,背齐而合秦。时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又来楚迎娶新妇。在这种情况下,屈原被放于汉北。至二十六年,韩、赵、魏三国因为楚国违背合纵的协议而共攻楚。二十八年,齐与韩、魏三国又共攻楚,战于垂沙,杀楚将唐昧,取楚重丘而去。《荀子·议兵》中记其事:“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蔑”“眛”古音同)《商君书·弱兵》中也写到此事:“唐蔑死于垂沙,庄蹁发于内,楚分为五。”所谓“分为三四”“分为五”,都是指当时楚国不同势力对立,造成严重的分裂局面,庄蹻是其中之一。垂沙之战惨败,亲秦的势力把责任推在联齐抗秦一派上,而事实上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亲秦派背齐、赵、魏、韩引起。庄蹁是主张“联齐抗秦”策略的,因而被亲秦的旧贵族强加罪行,被逼起事。于是怀王将被放汉北的屈原召回以平息事态。庄蹻不可能重回朝廷以自蹈死地,遂退出郢都至黔中,又被迫南行人滇。屈原自然一直不知道庄蹁后来的具体情况,故沿路南行以了解其去向。他由自身、由庄蹁、由怀王入秦之事想到楚国的状况,十分伤心。但诗人还是抱定不向腐朽势力低头的决心。
第五段为“乱辞”,回顾楚朝廷中贤能者不能立足,而奸邪与腐朽势力把持朝政的情况,诗人表现了极大的愤慨。“鸾鸟凤凰,日以远兮”二句比喻忠诚于朝廷又有能力有远见的人一天天离开楚国。暗指被迫入滇的庄蹁和早在怀王十九年即留于燕国,为燕国广开求才之路的屈景等。“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比喻朝中只有司马子椒、公子兰一类人抱成一团,只知保护自身利益,收受秦国贿赂而使国家一步步走向败亡。“鸾鸟凤凰,日以远兮”,正是暗喻庄蹻、屈景等人在朝中难以安身而远走他方,诗人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本篇从艺术表现手法上说,有下面两个方面应该关注到:
一、屈原作于江南之野的作品同样继承了在汉北时所创作《离骚》等引类譬喻的特征,但已失去了打破时空界线,上天下地,在现实与幻想世界间自由活动的浪漫主义风格,而更倾向于征实和直接地抒发。如果以屈原早期的《橘颂》《大招》为其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怀王中晚期的创作为第二个阶段,那么,他在顷襄王朝被放江南之野的创作则为第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抒写个人经历与心情之作转向平实。这同其长期的生活处境及诗人的年龄这两个方面都有关系。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二、手法上虽转向平实,但并不是平铺直叙或一味地抒发个人感受,而是侧重于将叙事中的抒情与借景抒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读者随着诗人的经历,感受到诗人的内心。如“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诗人到了长江边上楚国重要城邑附近之后,回首看離开陵阳的漫长道路,稍感庆幸。因为上文已说过:“哀南夷之莫余知”,所以才有决定济沅湘而在洞庭湖以西南行的打算。“步余马兮山皋,邸余东兮方林”写陆路行走的历程;“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写水上行走的情景;“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写出了路途的艰难,都十分有诗意。第三段中写溆浦景致的两节,更是如巨大的水墨画,引起读者无穷的想象。景中之情深味无穷。
屈原的《涉江》对后代述行之作和山水之作有很大影响,故被视为述行赋之祖和山水诗赋之祖。明陆时雍《楚辞疏》说:“《涉江》,山水生愁,云物增慨,此便是后来诗赋之祖。”清胡文英《屈骚指掌》说:“《涉江》篇,由今湖北至湖南途中所作,若后人述征纪行之作也。”都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