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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我看《常识》的时候,会想到《野火集》。
梁文道:为什么呢?
书香:或许因为《野火集》和《常识》都是时评书,出版后都很畅销,不经意就联想到一起了。
梁文道:因为龙应台的文笔很好,情感很丰沛,她也自觉到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所以她写作的时候会很在意语言上的技巧,而这方面是我所不具备的。可是今天台湾读者看《野火集》就会觉得有点过时了,因为她所说的某些问题已经被改变了。你只能说这是一种时空错置下,不同阅读背景的阅读给了这些作品以新的生命。就好像你今天看到以前的评论,比如说王云生在《大公报》写的评论,到今天你仍觉得很有现实意义,这就是一个脉络的问题。所有的作品都依赖于那个时代的环境,时事评论尤为如此。时事评论会不会过时,并不决定于时事评论写得怎样,而是决定于它被阅读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写的这些东西,也不过是几年前发生过的事情,有些是去年的事情,也许你明年看已经觉得过时也不一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常识》跟《野火集》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野火集》二十年后在大陆看的时候,仍会觉得对我们这个时候的时代脉络、社会背景有意义。我不相信我的时评二十年后还有生命力。
书香:您觉得有些东西会有改变?
梁文道:不一定是它有多大的改变,而可能是我们看问题的方法改变了。也许二十年后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可是二十年后,我们看它的方法、角度,谈论它的框架改变了。
书香:《读者》这本书里,您提到做一名“正常读者”;《常识》里你提出了“常识”的重要性,而这两者都是我们本应具有的但又缺乏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相通性?
梁文道:我想想看。我想可以这样讲,我很关心名跟实之间的关系。《常识》这本书我关心的倒不是“常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没有常识,而是我们的常识好像有两套,大家说出来的、教科书讲的、电视上看到的、日常生活肯定的常识,很可能是不管用的常识,而吴思先生讲的“潜规则”很可能才是真正的常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和社会是一种名实分裂的状态,真的好像是断裂的。所以我说的常识的稀缺,是指真正名实相符的常识是很少的。所以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想告诉大家、是想提示出来,我们的常识两层之间的断裂是多么的严重。又或者有时候我另有态度,常识有时候并不只是知识,还包括平常讲东西的方法,推理东西的方法,所以我写东西的时候,虽然有时候引经据典,但大部分时候你会发现我会说常理,我常常会从最基本的常理开始,然后指出我们现代社会上看到的一些事情,与我们用常理去推断之间的矛盾有多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
而《读者》只是一本很简单的书话。我看过一些书,觉得很有趣,觉得人家也可能感兴趣,就拿出来跟别人介绍。我提出“正常读者”这个概念倒跟这个没有关系,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因为读者也有名实相符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一个读者吗?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读者,但是读者是有要求的,要符合这个身份,比如说你怎么样宣称自己已经读过一本书?你怎么说我对某个东西搞懂了?你要有怎么样的阅读量、阅读范围才能说自己已经懂了?——当然这是我们永远不可穷尽的任务。但是要有这样的提醒,提醒自己名实之间的差距。读者在我看来,是谦卑的,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完整。读者这个身份、这个名词本身就暗含了一个读者的谦卑和不完整,它需要通过阅读来追求一种也许不可能完成的完整和谦卑。
书香:强调“常识”的重要性,告诉大家做一名“正常读者”,您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找到可以改变社会的方法?
梁文道:我不觉得有什么方法。通常我们说写时事评论是因为希望找到改变社会的方法。这种改变社会的方法,通常的方式是希望掌握权力的人,或者说当局者能够看到,让他们去想该怎么办,这是传统的方法,就是传统的策士,给当局的。但是我更多的是寻求公民的改变,有时候哪怕我写一些东西好像是写给当权者,写给某些单位的人,比如说我提到故宫的形象问题,这个事情好像是写给故宫的管理当局看的,但其实我更关心的是读者,他们看了之后会不会改变他们对于故宫的某些看法?对故宫提出某些要求?所以,如果说我希望有某些改变的话,我希望的是,读者对某些事情的看法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说要他放弃原来的看法,这个改变可以是他在自己原有的看法的基础上,知道看这个事件还有别的方法,还有别的可能性。
作为时评人,我希望促成讨论空间的出现
书香:我们看民国时期一些大师的作品,会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国到现在都还存在。一个民主进步的社会,“民情”是很重要的。中国的问题其实精英分子都明白,但是大多数民众的认识可能从民国以来并没有什么改变。精英分子是不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去影响更多数的民众?
梁文道:对,没错。所以我做媒体啊。
书香:您是不是觉得这是作为媒体人的使命?
梁文道:对,没错,就是这样。
书香:所以您会接受很多媒体的访问?
梁文道:对,没错。
书香: 说到媒体访问,我看过龙应台有一次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说她不希望接受媒体的访问,因为她是一名作者,她希望读者通过她的写作来了解她。可是有时候我会想,会读书的人本来就是少数,而且会读龙应台的书的人更是少数。大众因为龙应台不断地上媒体接受访问,慢慢地被龙应台的观点所影响,这样不是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吗?
梁文道:我当然完全尊重龙应台的想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跟她的分别之一,就在于她是一名作家,她很意识到自己作家的身份。一名作家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不上电视是完全可以理解且赞成的,因为她希望保持自己的言语,自己说的话是自己掌握的,很慢、很清楚、很仔细地想清楚才动笔写东西,这个时候她才能够确保,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她的想法,都是她的作品。而接受访问的问题在于访问不是她独立可以操控的,访问到了最后都是访问者她怎么写她怎么记录、采摘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她就不信任访问,她就会觉得访问不是一名作家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至少我在写时事评论的时候不这么认为。在写时事评论的时候,我是讨论的促成者,所以我不太在乎我的想法有没有被完整地表达出来,我也不在乎我说的有没有被人误会、误解,我在乎的是我说的东西有没有被讨论,被拿出来谈论。在我看来,讨论的本身就促成了一种新的空间的出现,而我只是一个促成新的空间出现的人。我的目的不在于别人信从我,接受我,或者完整地理解我,毫无误会,毫无保留地知道我说的,而是在于他能够因为我提出的一些东西,哪怕只听了一点,哪怕完全曲解了,但是它有讨论。有讨论总是好事,它有新的空间。
用《读书好》,造一把阅读的梯
书香:很多人对您媒体人的身份比较了解,并不知道您曾是《读书好》杂志的主编,可否介绍一下《读书好》杂志?
梁文道:这也不是我的杂志,是我们一群人做的杂志。我现在也不是主编了,只做一个访谈和专门回答读者的来信。
这是一份完全免费的纸质杂志,它也有做电子杂志。杂志每期印发7万份,发到书店、商场、住宅大楼、学校。其实它有一个前身,是一本叫《读好书》的杂志。现在上书局的一位股东,当时在一家出版社当总编辑,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做了那本杂志,做了一年多,他离开了那家出版社后,就没办了。后来我们几个人创办了上书局,就再办了这本《读书好》。
办这样的一本杂志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香港每年都有很多的文化类杂志,也有读书杂志,但是这些杂志的销量都非常非常低,不超过1千册,很难生存。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在香港我们做杂志的人写得最多的文章是创刊号、发行语,因为写不到两期就停刊又要重新再写。我觉得这样来来去去都是1千多人在看,所以我们要用新的方法来突破这个困境,让很多人能够来进入阅读或者是文化的世界和领域里,用一种很浅近的方法跟他们沟通,让他们产生兴趣。
过去我们有点自恋,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写出来,比如说我以前办过另外一本免费的杂志《E+E》,当时也是免费发,一万多,两万份,但是这本杂志很厉害,几乎像是学刊,里面会有人写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写建筑理论的新趋势,每篇文章都七千多到一万字,非常的深。那时我们觉得这是一本好的文化杂志所该有或者是给知识分子看的文章。但是做这样的杂志,即使是免费发给读者,他们也还是看不懂啊,后来我就觉得,需要搭一个桥梁,让很多人在还没有进入《E+E》的世界之前,先有一个准备。将来可能经过《读书好》的准备,能看懂,愿意看《E+E》的人会变多,所以我的想法是我要造一道楼梯出来,这道楼梯是很简单、很浅的东西,功能就是要把人接上去,只要人一接受它,踩上去,这道楼梯对它来说就没有意义了。我期望《读书好》的读者是这样一个人:他看《读书好》之前可能对读书没有太大的兴趣,对我们谈论的那些书也没有认识,但是他会因为看了《读书好》而产生兴趣和动力,然后过了两三年之后他就开始瞧不起我们了,觉得我们太无聊太肤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任务就达到了。
书香:你们想营造一个阅读的环境?
梁文道:也许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们用很多图片,字数也不多,表达非常的浅近,介绍的东西也不深奥,而且是免费发放,人家就有动力拿。但是这样成本就很高的,我们就找了地产商来赞助,这样的后果就是我们要发给他们盖的楼盘的住户,商场的顾客,但是这样也很好,另外还剩一大半我们就可以发到书店和学校去。
阅读会刺痛你的茧
书香:您平常会买很多书吗?有一种说法,人对知识也是有贪欲的,所以会不断地想要买很多的书回来,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梁文道:当然啊。当他形成一种太过的贪欲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他会希望要很多东西。一个人不断地想要看更多的新书,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领悟到阅读或者知识能够给他带来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只读一本圣经就够了,那是因为在读《圣经》的过程里,解决了一些他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羡慕这种人。相反的,一位永不厌读的读者反而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第二,这种贪欲有时候也是一种虚荣,就像浮士德的故事一样,他真正感兴趣的也许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在乎知识给他带来的一种占有感和拥有感,就是那种想要成为世界上最博学的人那种背后自我的庞大的欲望,自我盖住了他身为读者身份所该有的谦卑。这种人也是很可怜的。
书香:我曾经因为要访问一位作者而读他的书,结果那位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观点我非常的不认同,使得我很犹豫是否还要继续那个访问,您在读书或者访问的过程中是怎样处理这样的状况?
梁文道: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甚至是应该期待的状态吗?作为阅读者来说,我觉得读书要做的一个最被期待的好处就是自己被“读”到了。很多时候,人读书是会不自觉自己的存在,他不知道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念跟自我的一些情感所构成一个很厚的茧,但是读书有时候会刺痛你的茧,甚至刺穿了你的茧,这时候你觉得你被挑战了,你的被挑战可能是你惯常的信念、情感、理性的框架,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是怎样的人,你才知道,哦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感情在,原来有这样一个顽固的信念使得我看不下这样的东西。读书使你了解你自己,接着这个时候你了解到自己的局限和框架,你被挑战了。而被挑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你比以前更清楚你自己是谁。第二个结果,也许你因此能够变得更开放,你多了一个角度来看自己了,而你自己甚至有可能是被改变的了,能够发展出一种比原来更高的——不表示你要放弃你自己的立场和原有的立场倾向,而能够比他站得更高,因为这个时候你自觉了。所以你那种感觉正是我们在阅读中应该期待的东西。
我举一个我的切身经验吧,我在《访问》那本书里写到我访问了黎智英,他关于政治的观点几乎和我的完全相反,他自己承认自己是个大右派,我比他左倾多了,甚至一些我认为是很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他根本就拒绝读,但是我仍然访问他。正是因为观点不同才需要说话吧,如果我们人总是跟和我们想法一样的人交谈的话,交谈的意义何在?访问不就是一个谈话吗?谈话不就是期待所谓火花的出现或者是改变的出现?如果是跟自己一样的人交流那是自逐,是自慰,那就不叫交流了,交流的前提就是肯定了差异的存在。然后,人家更多的去看黎智英那也很好啊,我凭什么因为我不赞同他的想法就否定了别人接触他的机会。假如有一天认识我的人比认识黎智英的人还多,那我就想尽办法去封杀他,那不是一种很霸道的行为吗?相反,应该是认识我的人比认识他的人还多,在大陆要让别人知道有跟我不一样想法的人存在。
书香:在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您会不会有资讯焦虑症?
梁文道:以前有,现在比较好。
书香:是怎么克服的?
梁文道:也说不上克服,自然就会没有这样的感觉。资讯焦虑也来自自大,不满于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害怕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害怕和恐惧来自哪里呢?如果你坦白承认自己的局限,就没什么恐惧。
书香:您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梁文道:没有了。想更多的不做那么多事情,想更多的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梁文道:为什么呢?
书香:或许因为《野火集》和《常识》都是时评书,出版后都很畅销,不经意就联想到一起了。
梁文道:因为龙应台的文笔很好,情感很丰沛,她也自觉到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所以她写作的时候会很在意语言上的技巧,而这方面是我所不具备的。可是今天台湾读者看《野火集》就会觉得有点过时了,因为她所说的某些问题已经被改变了。你只能说这是一种时空错置下,不同阅读背景的阅读给了这些作品以新的生命。就好像你今天看到以前的评论,比如说王云生在《大公报》写的评论,到今天你仍觉得很有现实意义,这就是一个脉络的问题。所有的作品都依赖于那个时代的环境,时事评论尤为如此。时事评论会不会过时,并不决定于时事评论写得怎样,而是决定于它被阅读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写的这些东西,也不过是几年前发生过的事情,有些是去年的事情,也许你明年看已经觉得过时也不一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常识》跟《野火集》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野火集》二十年后在大陆看的时候,仍会觉得对我们这个时候的时代脉络、社会背景有意义。我不相信我的时评二十年后还有生命力。
书香:您觉得有些东西会有改变?
梁文道:不一定是它有多大的改变,而可能是我们看问题的方法改变了。也许二十年后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可是二十年后,我们看它的方法、角度,谈论它的框架改变了。
书香:《读者》这本书里,您提到做一名“正常读者”;《常识》里你提出了“常识”的重要性,而这两者都是我们本应具有的但又缺乏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相通性?
梁文道:我想想看。我想可以这样讲,我很关心名跟实之间的关系。《常识》这本书我关心的倒不是“常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没有常识,而是我们的常识好像有两套,大家说出来的、教科书讲的、电视上看到的、日常生活肯定的常识,很可能是不管用的常识,而吴思先生讲的“潜规则”很可能才是真正的常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和社会是一种名实分裂的状态,真的好像是断裂的。所以我说的常识的稀缺,是指真正名实相符的常识是很少的。所以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想告诉大家、是想提示出来,我们的常识两层之间的断裂是多么的严重。又或者有时候我另有态度,常识有时候并不只是知识,还包括平常讲东西的方法,推理东西的方法,所以我写东西的时候,虽然有时候引经据典,但大部分时候你会发现我会说常理,我常常会从最基本的常理开始,然后指出我们现代社会上看到的一些事情,与我们用常理去推断之间的矛盾有多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
而《读者》只是一本很简单的书话。我看过一些书,觉得很有趣,觉得人家也可能感兴趣,就拿出来跟别人介绍。我提出“正常读者”这个概念倒跟这个没有关系,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因为读者也有名实相符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一个读者吗?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读者,但是读者是有要求的,要符合这个身份,比如说你怎么样宣称自己已经读过一本书?你怎么说我对某个东西搞懂了?你要有怎么样的阅读量、阅读范围才能说自己已经懂了?——当然这是我们永远不可穷尽的任务。但是要有这样的提醒,提醒自己名实之间的差距。读者在我看来,是谦卑的,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完整。读者这个身份、这个名词本身就暗含了一个读者的谦卑和不完整,它需要通过阅读来追求一种也许不可能完成的完整和谦卑。
书香:强调“常识”的重要性,告诉大家做一名“正常读者”,您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找到可以改变社会的方法?
梁文道:我不觉得有什么方法。通常我们说写时事评论是因为希望找到改变社会的方法。这种改变社会的方法,通常的方式是希望掌握权力的人,或者说当局者能够看到,让他们去想该怎么办,这是传统的方法,就是传统的策士,给当局的。但是我更多的是寻求公民的改变,有时候哪怕我写一些东西好像是写给当权者,写给某些单位的人,比如说我提到故宫的形象问题,这个事情好像是写给故宫的管理当局看的,但其实我更关心的是读者,他们看了之后会不会改变他们对于故宫的某些看法?对故宫提出某些要求?所以,如果说我希望有某些改变的话,我希望的是,读者对某些事情的看法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说要他放弃原来的看法,这个改变可以是他在自己原有的看法的基础上,知道看这个事件还有别的方法,还有别的可能性。
作为时评人,我希望促成讨论空间的出现
书香:我们看民国时期一些大师的作品,会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国到现在都还存在。一个民主进步的社会,“民情”是很重要的。中国的问题其实精英分子都明白,但是大多数民众的认识可能从民国以来并没有什么改变。精英分子是不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去影响更多数的民众?
梁文道:对,没错。所以我做媒体啊。
书香:您是不是觉得这是作为媒体人的使命?
梁文道:对,没错,就是这样。
书香:所以您会接受很多媒体的访问?
梁文道:对,没错。
书香: 说到媒体访问,我看过龙应台有一次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说她不希望接受媒体的访问,因为她是一名作者,她希望读者通过她的写作来了解她。可是有时候我会想,会读书的人本来就是少数,而且会读龙应台的书的人更是少数。大众因为龙应台不断地上媒体接受访问,慢慢地被龙应台的观点所影响,这样不是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吗?
梁文道:我当然完全尊重龙应台的想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跟她的分别之一,就在于她是一名作家,她很意识到自己作家的身份。一名作家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不上电视是完全可以理解且赞成的,因为她希望保持自己的言语,自己说的话是自己掌握的,很慢、很清楚、很仔细地想清楚才动笔写东西,这个时候她才能够确保,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她的想法,都是她的作品。而接受访问的问题在于访问不是她独立可以操控的,访问到了最后都是访问者她怎么写她怎么记录、采摘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她就不信任访问,她就会觉得访问不是一名作家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至少我在写时事评论的时候不这么认为。在写时事评论的时候,我是讨论的促成者,所以我不太在乎我的想法有没有被完整地表达出来,我也不在乎我说的有没有被人误会、误解,我在乎的是我说的东西有没有被讨论,被拿出来谈论。在我看来,讨论的本身就促成了一种新的空间的出现,而我只是一个促成新的空间出现的人。我的目的不在于别人信从我,接受我,或者完整地理解我,毫无误会,毫无保留地知道我说的,而是在于他能够因为我提出的一些东西,哪怕只听了一点,哪怕完全曲解了,但是它有讨论。有讨论总是好事,它有新的空间。
用《读书好》,造一把阅读的梯
书香:很多人对您媒体人的身份比较了解,并不知道您曾是《读书好》杂志的主编,可否介绍一下《读书好》杂志?
梁文道:这也不是我的杂志,是我们一群人做的杂志。我现在也不是主编了,只做一个访谈和专门回答读者的来信。
这是一份完全免费的纸质杂志,它也有做电子杂志。杂志每期印发7万份,发到书店、商场、住宅大楼、学校。其实它有一个前身,是一本叫《读好书》的杂志。现在上书局的一位股东,当时在一家出版社当总编辑,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做了那本杂志,做了一年多,他离开了那家出版社后,就没办了。后来我们几个人创办了上书局,就再办了这本《读书好》。
办这样的一本杂志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香港每年都有很多的文化类杂志,也有读书杂志,但是这些杂志的销量都非常非常低,不超过1千册,很难生存。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在香港我们做杂志的人写得最多的文章是创刊号、发行语,因为写不到两期就停刊又要重新再写。我觉得这样来来去去都是1千多人在看,所以我们要用新的方法来突破这个困境,让很多人能够来进入阅读或者是文化的世界和领域里,用一种很浅近的方法跟他们沟通,让他们产生兴趣。
过去我们有点自恋,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写出来,比如说我以前办过另外一本免费的杂志《E+E》,当时也是免费发,一万多,两万份,但是这本杂志很厉害,几乎像是学刊,里面会有人写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写建筑理论的新趋势,每篇文章都七千多到一万字,非常的深。那时我们觉得这是一本好的文化杂志所该有或者是给知识分子看的文章。但是做这样的杂志,即使是免费发给读者,他们也还是看不懂啊,后来我就觉得,需要搭一个桥梁,让很多人在还没有进入《E+E》的世界之前,先有一个准备。将来可能经过《读书好》的准备,能看懂,愿意看《E+E》的人会变多,所以我的想法是我要造一道楼梯出来,这道楼梯是很简单、很浅的东西,功能就是要把人接上去,只要人一接受它,踩上去,这道楼梯对它来说就没有意义了。我期望《读书好》的读者是这样一个人:他看《读书好》之前可能对读书没有太大的兴趣,对我们谈论的那些书也没有认识,但是他会因为看了《读书好》而产生兴趣和动力,然后过了两三年之后他就开始瞧不起我们了,觉得我们太无聊太肤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任务就达到了。
书香:你们想营造一个阅读的环境?
梁文道:也许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们用很多图片,字数也不多,表达非常的浅近,介绍的东西也不深奥,而且是免费发放,人家就有动力拿。但是这样成本就很高的,我们就找了地产商来赞助,这样的后果就是我们要发给他们盖的楼盘的住户,商场的顾客,但是这样也很好,另外还剩一大半我们就可以发到书店和学校去。
阅读会刺痛你的茧
书香:您平常会买很多书吗?有一种说法,人对知识也是有贪欲的,所以会不断地想要买很多的书回来,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梁文道:当然啊。当他形成一种太过的贪欲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他会希望要很多东西。一个人不断地想要看更多的新书,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领悟到阅读或者知识能够给他带来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只读一本圣经就够了,那是因为在读《圣经》的过程里,解决了一些他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羡慕这种人。相反的,一位永不厌读的读者反而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第二,这种贪欲有时候也是一种虚荣,就像浮士德的故事一样,他真正感兴趣的也许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在乎知识给他带来的一种占有感和拥有感,就是那种想要成为世界上最博学的人那种背后自我的庞大的欲望,自我盖住了他身为读者身份所该有的谦卑。这种人也是很可怜的。
书香:我曾经因为要访问一位作者而读他的书,结果那位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观点我非常的不认同,使得我很犹豫是否还要继续那个访问,您在读书或者访问的过程中是怎样处理这样的状况?
梁文道: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甚至是应该期待的状态吗?作为阅读者来说,我觉得读书要做的一个最被期待的好处就是自己被“读”到了。很多时候,人读书是会不自觉自己的存在,他不知道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念跟自我的一些情感所构成一个很厚的茧,但是读书有时候会刺痛你的茧,甚至刺穿了你的茧,这时候你觉得你被挑战了,你的被挑战可能是你惯常的信念、情感、理性的框架,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是怎样的人,你才知道,哦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感情在,原来有这样一个顽固的信念使得我看不下这样的东西。读书使你了解你自己,接着这个时候你了解到自己的局限和框架,你被挑战了。而被挑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你比以前更清楚你自己是谁。第二个结果,也许你因此能够变得更开放,你多了一个角度来看自己了,而你自己甚至有可能是被改变的了,能够发展出一种比原来更高的——不表示你要放弃你自己的立场和原有的立场倾向,而能够比他站得更高,因为这个时候你自觉了。所以你那种感觉正是我们在阅读中应该期待的东西。
我举一个我的切身经验吧,我在《访问》那本书里写到我访问了黎智英,他关于政治的观点几乎和我的完全相反,他自己承认自己是个大右派,我比他左倾多了,甚至一些我认为是很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他根本就拒绝读,但是我仍然访问他。正是因为观点不同才需要说话吧,如果我们人总是跟和我们想法一样的人交谈的话,交谈的意义何在?访问不就是一个谈话吗?谈话不就是期待所谓火花的出现或者是改变的出现?如果是跟自己一样的人交流那是自逐,是自慰,那就不叫交流了,交流的前提就是肯定了差异的存在。然后,人家更多的去看黎智英那也很好啊,我凭什么因为我不赞同他的想法就否定了别人接触他的机会。假如有一天认识我的人比认识黎智英的人还多,那我就想尽办法去封杀他,那不是一种很霸道的行为吗?相反,应该是认识我的人比认识他的人还多,在大陆要让别人知道有跟我不一样想法的人存在。
书香:在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您会不会有资讯焦虑症?
梁文道:以前有,现在比较好。
书香:是怎么克服的?
梁文道:也说不上克服,自然就会没有这样的感觉。资讯焦虑也来自自大,不满于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害怕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害怕和恐惧来自哪里呢?如果你坦白承认自己的局限,就没什么恐惧。
书香:您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梁文道:没有了。想更多的不做那么多事情,想更多的一个人独处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