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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政府决策时有必要在了解其风险传播机制的基础上进行考量。从风险传播的视角出发，政府必须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创新管理方式、承担兜底责任，同时政府要积极和媒体、专家学者、公众进行风险沟通，以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运行。
关键词：风险传播 风险放大 社会养老保险 管理策略
现代社会存在着众多风险，人们对于公共政策的风险感知已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养老保险作为关系到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制度，其风险问题不容忽视。为了降低和规避社会养老保险风险，十八大指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而其重要的环节是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社会养老保险方面，报告提出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逐步落实养老金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等措施。由此可见，在风险传播过程中政府如何制定管理策略和改变政府行为，如何平衡好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而在如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创新的当代社会，政府要协调好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走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新发展之路。
一、风险传播相關理论概述
当代社会被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包围，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也随之应运而生。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他认为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源是知识、决策、工业和技术的发展等。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无处不在并且在代际、国际之间传播，而且风险传播会受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制约，因此对风险传播内涵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立足于传播主体和内容，风险传播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下，大众传媒通过公共风险信息、风险观点的传递以及意义的共享而进行的社会互动。侧重于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区别，曾繁旭认为风险传播强调通过与公众的对话，实现社会共识从而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而危机传播注重危机化解与形象维护。还有的学者认为风险传播狭义上指的是风险变为危机前对风险的展示及沟通；而广义上指的是风险变为危机前和变为危机后的报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风险传播具有互动性、目的性和阶段性特点。而在风险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风险放大的现象。风险的社会强化机制，在风险传播过程中通过社会放大站和个体放大站加强风险事件的信号，产生一系列涟漪反应。根据传播理论，信息在传输和接收两个过程中都会发生信号放大。
综合以上理论，如图1所示，公众影响公共决策的过程是：在风险产生后，公众对于风险进行风险感知，同时通过其他路径的风险传播以及风险放大作用，获得新的风险感知，从而会影响公众的行为，最终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
二、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内容及风险
由于社会保险领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个人面临的许多重大风险（如养老保险）是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保险的，这时候政府要作为主要主体来承担社会保障的职能。
1.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内容。社会养老保险有三大支柱，分别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储蓄计划和商业养老保险。
1.1支柱一：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我国实行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账户和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16年底，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9亿人，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具有覆盖人数广、影响范围大的特点。
1.2支柱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是职工自愿参加，自愿选择经办机构的一种辅助性养老保险。而职业年金是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强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因为企业年金具有自愿性，而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具有强制性，因此机关事业单位仍然占有很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公平现象。
1.3支柱三：个人储蓄计划和商业养老保险。目前在我国个人储蓄计划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较小，但是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改革，第二和第三支柱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2.社会养老保险的风险。风险的两个重要特征即为不确定性及其影响，社会养老保险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
2.1社保资金缺口严重，第一支柱依存度过高。近年来，我国养老金支付缺口巨大，很多省份的个人账户存在空账运行的现象。同时，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对于第一支柱的依存度过高，而本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二和第三支柱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导致我国对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公共财政支出负担过重。
2.2大众媒体的负面报道导致群众信任度降低，参保意愿降低。随着大众媒体的迅速发展，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对于社会养老保险相关问题（如社保资金存在巨大缺口、养老金不公、延迟退休等）进行了大幅度负面报道，使得公众对于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信任度降低。如果群众对于政策产生信任危机，会导致其参保意愿大幅降低，进而导致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困难。
2.3资源分配不公以及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大，产生负面效应。我国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差异较大，相较来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太低，额度太少，起不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应有的保障作用。同时，东部发达地区较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作用更强。这样导致乡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公众感知公平降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带来新的风险隐患。
三、社会养老保险风险的社会放大
根据风险社会的放大框架（SARF）进行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分析时，可以从信息源、信息渠道、社会放大站、个人放大站、机构与社会行为五个不同的阶段入手。
1.信息源。信息源使得风险事件转化为风险信号，进而形成具有个体意识的信息流，主要包含个体经历和沟通。在实际社会养老保险研究中，个体经历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水平、抚养子女数量、健康状况、居住地等因素；而沟通包括与周围的人、熟悉的人讨论社会养老保险的潜在风险和信任程度等问题。拥有不同个体经历和沟通层次的公众对于社会养老保险风险的承受能力也不同。年龄较高、收入水平较低的人更倾向于放大风险，同时社会养老保险潜在问题沟通而产生的不信任的群聚效应容易放大风险。 2.信息渠道。信息渠道将风险信号汇成信息流，然后流过两个主要的传播网络：专业信息交易者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专业信息交易者主要指专家，而专家发布的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信息是否会赢得公众信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主要指腾讯、新浪等门户网站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公众对这类社会网络的信任度相较于专业信息交易者来说较低。但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容易迅速让众多社会个体产生群体风险意识，進而造成社会养老保险风险恐慌，影响其公众行为。
3.社会放大站。社会放大站是指组织的结构、功能和文化之类的因素会影响到风险信号的放大或弱化，主要包括舆论引导者、文化与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志愿组织和新闻媒体。在社会养老保险领域发挥明显作用的主要包括政府机构以及新闻媒体。政府机构作为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的主体，它的行为以及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对公众风险感知程度至关重要。良好的政府形象、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兜底责任的承诺都会降低公众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风险感知，反之则会放大风险。而新闻媒体传播就像是风险放大的扩音器，扩大了风险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对养老金不公、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可能泄露个人信息的报道会降低公众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信任度，放大其社会风险。
4.个人放大站。在个体放大站中，由于社会个体的多样性，个体对于风险信息会存在选择性过滤、解码、评估与解读等情况，而且综合个人的社会背景再次处理风险信息时就会受到信任、恐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养老保险领域中，个人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感知经济风险、时间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会影响风险的社会放大，同时个人对于社会养老保险风险的可接受性程度也是政策改革风险是否会放大的重要衡量指标。
5.机构与社会行为。作为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的最后一个阶段，机构与社会行为对于风险的社会放大作用尤为重要，它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机构与社会行为阶段主要包括态度或态度变化、政治与社会行为、组织性回应、社会抗议。而针对社会养老保险领域，机构与社会行为包括完善社会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政策、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提高社会养老保险服务机构的管理水平、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等；组织性回应包括延迟退休年龄、养老金并轨制等。如果政府尝试把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改革态势从公众的关切中转移开，则会进一步加大公众的风险感知，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四、风险传播视角下的管理策略
1.大力发展经济，协调好三大支柱的关系。社会养老保险风险传播的主要缘由之一便是社保资金缺口严重，因此，政府要坚持大力发展经济，确保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同时政府要不断创新管理政策，通过引入“自动加入”机制来提高企业年金参与率等方式逐步扩大第二支柱的比重，通过政府鼓励来扩大第三支柱的比重，进而协调好三大支柱的关系，改变第一支柱占绝对主导的局面。
2.政府与专家学者、大众传媒和公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反馈机制。多元传播主体溪流的汇集，使得风险传播沟通和反馈机制的运用显得至关重要。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专家和公众的听证会来讨论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改革事项；另一方面，专家和公众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的方式来监督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例如是否将社会养老资金挪作他用。在良好的沟通和反馈的基础上，政府应该营造积极的社会制度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真正实现人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3.在风险预警、应急和恢复的三个阶段实现联络机制。政府要积极建立社会养老风险应急机制与政策评价系统，在风险前—中—后的全过程进行风险预警、应急和恢复。在风险预警阶段，政府应该及时做到信息公开，对于误传的风险进行澄清，对于确实存在的风险进行解释；同时公众和媒体应该做到积极沟通表达自身意愿。在风险应急阶段，政府要积极采取行政措施来应对风险，避免公众对社会养老保险风险的恐慌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而在风险恢复阶段，政府应该进行反思，与专家、公众一起合作寻求社会养老风险改革的最佳路径。
五、结语
面对社会养老保险领域的风险和风险传播，政府必须发挥自身职能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谨慎做出公共决策；媒体必须要做到真实报道、客观评价，从而避免社会风险放大而引起的公众恐慌；专家学者应该通过学术研究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公众应该做到理智地和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议程设置中。
参考文献：
[1]朱田凤.场域视野下的风险传播与论争——以厦门PX事件为例[J].新闻知识，2016，（05）：32-34.
[2]郭小平.风险传播视域的媒介素养教育[J].国际新闻界，2008，（08）： 50-54.
[3]曾繁旭，戴佳.中国式风险传播语境、脉络与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4）： 185-189.
[4]程宇婕.风险传播理论研究[D].山西大学，2010： 5-6.
[5]周志刚，陈晗.风险感知与保险需求波动——基于最优保险模型的理论证明[J].保险研究，2013，（05）： 14-21.
[6]宗庆庆，刘冲，周亚虹.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5，（10）：101-103.
[7]薛惠元，张微娜.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本理念、基本路径与制度模式[J]. 税务与经济，2014，（03）： 1-9.
[8]全燕.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的大众媒介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3： 27.
[9]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6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
[10]郑秉文在发布《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时提出的机制.
关键词：风险传播 风险放大 社会养老保险 管理策略
现代社会存在着众多风险，人们对于公共政策的风险感知已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养老保险作为关系到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制度，其风险问题不容忽视。为了降低和规避社会养老保险风险，十八大指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而其重要的环节是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社会养老保险方面，报告提出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逐步落实养老金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等措施。由此可见，在风险传播过程中政府如何制定管理策略和改变政府行为，如何平衡好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而在如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创新的当代社会，政府要协调好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走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新发展之路。
一、风险传播相關理论概述
当代社会被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包围，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也随之应运而生。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他认为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源是知识、决策、工业和技术的发展等。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无处不在并且在代际、国际之间传播，而且风险传播会受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制约，因此对风险传播内涵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立足于传播主体和内容，风险传播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下，大众传媒通过公共风险信息、风险观点的传递以及意义的共享而进行的社会互动。侧重于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区别，曾繁旭认为风险传播强调通过与公众的对话，实现社会共识从而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而危机传播注重危机化解与形象维护。还有的学者认为风险传播狭义上指的是风险变为危机前对风险的展示及沟通；而广义上指的是风险变为危机前和变为危机后的报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风险传播具有互动性、目的性和阶段性特点。而在风险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风险放大的现象。风险的社会强化机制，在风险传播过程中通过社会放大站和个体放大站加强风险事件的信号，产生一系列涟漪反应。根据传播理论，信息在传输和接收两个过程中都会发生信号放大。
综合以上理论，如图1所示，公众影响公共决策的过程是：在风险产生后，公众对于风险进行风险感知，同时通过其他路径的风险传播以及风险放大作用，获得新的风险感知，从而会影响公众的行为，最终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
二、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内容及风险
由于社会保险领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个人面临的许多重大风险（如养老保险）是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保险的，这时候政府要作为主要主体来承担社会保障的职能。
1.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内容。社会养老保险有三大支柱，分别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储蓄计划和商业养老保险。
1.1支柱一：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我国实行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账户和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16年底，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9亿人，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具有覆盖人数广、影响范围大的特点。
1.2支柱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是职工自愿参加，自愿选择经办机构的一种辅助性养老保险。而职业年金是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强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因为企业年金具有自愿性，而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具有强制性，因此机关事业单位仍然占有很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公平现象。
1.3支柱三：个人储蓄计划和商业养老保险。目前在我国个人储蓄计划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较小，但是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改革，第二和第三支柱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2.社会养老保险的风险。风险的两个重要特征即为不确定性及其影响，社会养老保险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
2.1社保资金缺口严重，第一支柱依存度过高。近年来，我国养老金支付缺口巨大，很多省份的个人账户存在空账运行的现象。同时，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对于第一支柱的依存度过高，而本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二和第三支柱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导致我国对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公共财政支出负担过重。
2.2大众媒体的负面报道导致群众信任度降低，参保意愿降低。随着大众媒体的迅速发展，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对于社会养老保险相关问题（如社保资金存在巨大缺口、养老金不公、延迟退休等）进行了大幅度负面报道，使得公众对于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信任度降低。如果群众对于政策产生信任危机，会导致其参保意愿大幅降低，进而导致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困难。
2.3资源分配不公以及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大，产生负面效应。我国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差异较大，相较来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太低，额度太少，起不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应有的保障作用。同时，东部发达地区较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作用更强。这样导致乡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公众感知公平降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带来新的风险隐患。
三、社会养老保险风险的社会放大
根据风险社会的放大框架（SARF）进行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分析时，可以从信息源、信息渠道、社会放大站、个人放大站、机构与社会行为五个不同的阶段入手。
1.信息源。信息源使得风险事件转化为风险信号，进而形成具有个体意识的信息流，主要包含个体经历和沟通。在实际社会养老保险研究中，个体经历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水平、抚养子女数量、健康状况、居住地等因素；而沟通包括与周围的人、熟悉的人讨论社会养老保险的潜在风险和信任程度等问题。拥有不同个体经历和沟通层次的公众对于社会养老保险风险的承受能力也不同。年龄较高、收入水平较低的人更倾向于放大风险，同时社会养老保险潜在问题沟通而产生的不信任的群聚效应容易放大风险。 2.信息渠道。信息渠道将风险信号汇成信息流，然后流过两个主要的传播网络：专业信息交易者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专业信息交易者主要指专家，而专家发布的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信息是否会赢得公众信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主要指腾讯、新浪等门户网站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公众对这类社会网络的信任度相较于专业信息交易者来说较低。但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容易迅速让众多社会个体产生群体风险意识，進而造成社会养老保险风险恐慌，影响其公众行为。
3.社会放大站。社会放大站是指组织的结构、功能和文化之类的因素会影响到风险信号的放大或弱化，主要包括舆论引导者、文化与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志愿组织和新闻媒体。在社会养老保险领域发挥明显作用的主要包括政府机构以及新闻媒体。政府机构作为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的主体，它的行为以及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对公众风险感知程度至关重要。良好的政府形象、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兜底责任的承诺都会降低公众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风险感知，反之则会放大风险。而新闻媒体传播就像是风险放大的扩音器，扩大了风险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对养老金不公、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可能泄露个人信息的报道会降低公众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信任度，放大其社会风险。
4.个人放大站。在个体放大站中，由于社会个体的多样性，个体对于风险信息会存在选择性过滤、解码、评估与解读等情况，而且综合个人的社会背景再次处理风险信息时就会受到信任、恐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养老保险领域中，个人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感知经济风险、时间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会影响风险的社会放大，同时个人对于社会养老保险风险的可接受性程度也是政策改革风险是否会放大的重要衡量指标。
5.机构与社会行为。作为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的最后一个阶段，机构与社会行为对于风险的社会放大作用尤为重要，它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机构与社会行为阶段主要包括态度或态度变化、政治与社会行为、组织性回应、社会抗议。而针对社会养老保险领域，机构与社会行为包括完善社会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政策、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提高社会养老保险服务机构的管理水平、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等；组织性回应包括延迟退休年龄、养老金并轨制等。如果政府尝试把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改革态势从公众的关切中转移开，则会进一步加大公众的风险感知，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四、风险传播视角下的管理策略
1.大力发展经济，协调好三大支柱的关系。社会养老保险风险传播的主要缘由之一便是社保资金缺口严重，因此，政府要坚持大力发展经济，确保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同时政府要不断创新管理政策，通过引入“自动加入”机制来提高企业年金参与率等方式逐步扩大第二支柱的比重，通过政府鼓励来扩大第三支柱的比重，进而协调好三大支柱的关系，改变第一支柱占绝对主导的局面。
2.政府与专家学者、大众传媒和公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反馈机制。多元传播主体溪流的汇集，使得风险传播沟通和反馈机制的运用显得至关重要。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专家和公众的听证会来讨论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改革事项；另一方面，专家和公众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的方式来监督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例如是否将社会养老资金挪作他用。在良好的沟通和反馈的基础上，政府应该营造积极的社会制度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真正实现人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3.在风险预警、应急和恢复的三个阶段实现联络机制。政府要积极建立社会养老风险应急机制与政策评价系统，在风险前—中—后的全过程进行风险预警、应急和恢复。在风险预警阶段，政府应该及时做到信息公开，对于误传的风险进行澄清，对于确实存在的风险进行解释；同时公众和媒体应该做到积极沟通表达自身意愿。在风险应急阶段，政府要积极采取行政措施来应对风险，避免公众对社会养老保险风险的恐慌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而在风险恢复阶段，政府应该进行反思，与专家、公众一起合作寻求社会养老风险改革的最佳路径。
五、结语
面对社会养老保险领域的风险和风险传播，政府必须发挥自身职能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谨慎做出公共决策；媒体必须要做到真实报道、客观评价，从而避免社会风险放大而引起的公众恐慌；专家学者应该通过学术研究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公众应该做到理智地和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议程设置中。
参考文献：
[1]朱田凤.场域视野下的风险传播与论争——以厦门PX事件为例[J].新闻知识，2016，（05）：32-34.
[2]郭小平.风险传播视域的媒介素养教育[J].国际新闻界，2008，（08）： 50-54.
[3]曾繁旭，戴佳.中国式风险传播语境、脉络与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4）： 185-189.
[4]程宇婕.风险传播理论研究[D].山西大学，2010： 5-6.
[5]周志刚，陈晗.风险感知与保险需求波动——基于最优保险模型的理论证明[J].保险研究，2013，（05）： 14-21.
[6]宗庆庆，刘冲，周亚虹.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5，（10）：101-103.
[7]薛惠元，张微娜.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本理念、基本路径与制度模式[J]. 税务与经济，2014，（03）： 1-9.
[8]全燕.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的大众媒介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3： 27.
[9]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6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
[10]郑秉文在发布《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时提出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