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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顾明远先生1949年入学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1956年留苏回国入职北师大任教至今,参与、见证了北师大的发展。我国的许多教育政策、北师大的许多创新都有顾先生的智慧贡献与亲身实践。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顾先生整理旧照片,写成回忆录。我们荣幸地得到顾先生授权,选择部分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学会每年召开年会,在会上发言的大多是老一辈的教育学者,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没有机会发言。有一次年会,几位中青年自己组织起来在晚上开小会。为了正确引导,张承先会长就让我负责组织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会议。于是1990年,在四川教育出版社伍尧社长的支持下,在成都召开了第一次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会议。为了把会议开好,我邀请了10位老教育工作者参加会议,其中有刘佛年、吕型伟、潘懋元、江山野、王逢贤、鲁洁、胡德海、潘仲茗等,中青年骨干有张诗亚、丁钢、冯增俊、伍柳亭、纪大海、程方平、项贤明、吴忠魁等,正是少长咸集,共同讨论教育热点问题。那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会后,我们几个老学者想去看熊猫,就到卧龙,住在四姑娘山下一个招待所里,在一座小水电站的旁边。四姑娘山風景优美,山顶白雪皑皑,我们只是在山脚下爬了几个坡。水电站下面是一条河道,不知道叫什么河,好像连着岷江,水流湍急。本来第二天要去熊猫保护站参观,没有想到头天晚上下起大雨来,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被塌方的大石头阻堵。眼看要被堵在山里了,大家有点着急。丁钢一个人爬过去向四川教育出版社求救。四川教育出版社的年轻司机技术高超,胆大心细,他先把空车开过去,我们再爬过去登上汽车,终于脱离了险境。到了卧龙熊猫保护站,近距离地看到了国宝熊猫,那次旅行很愉快,至今不忘。
第二次会议是1991年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支持下在昆明召开;第三次会议是1992年在浙江教育出版社支持下在杭州召开;第四次会议于1993年在广州召开。那时开会要开好几天,会有激烈争论。记得在第四次广州会议上,围绕教育要不要市场化,争论得很激烈。当时广东出现了一所民办学校叫中国英豪学校,学生交储备金30万元,就不用每年交学费了,学生毕业时储备金退还,认为这是教育市场化的一件新鲜事。因为当时银根很紧,利息高达10%、12%,学校用利息就可以维持正常运转。从这所学校开始,90年代出现了一批这种收储备金的学校。谁知道21世纪初银行降息,许多民办学校因还不起储备金,纷纷破产。这是后话。
参加中青年教育会议的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我觉得成立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经中国教育学会通过并申报民政部批准,于1997年在河南焦作召开的第七次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会议上,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会,选举史静寰为会长,张斌贤为秘书长。会上还发表了《教育,中国未来之所在—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宣言》。文件中提出“中国的未来在于教育,教育的未来在于青年”,呼吁“有热情、有理想的中青年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这一光荣的事业,为实现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组织,我后来就很少参加他们的活动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email protected]
顾明远先生1949年入学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1956年留苏回国入职北师大任教至今,参与、见证了北师大的发展。我国的许多教育政策、北师大的许多创新都有顾先生的智慧贡献与亲身实践。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顾先生整理旧照片,写成回忆录。我们荣幸地得到顾先生授权,选择部分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学会每年召开年会,在会上发言的大多是老一辈的教育学者,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没有机会发言。有一次年会,几位中青年自己组织起来在晚上开小会。为了正确引导,张承先会长就让我负责组织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会议。于是1990年,在四川教育出版社伍尧社长的支持下,在成都召开了第一次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会议。为了把会议开好,我邀请了10位老教育工作者参加会议,其中有刘佛年、吕型伟、潘懋元、江山野、王逢贤、鲁洁、胡德海、潘仲茗等,中青年骨干有张诗亚、丁钢、冯增俊、伍柳亭、纪大海、程方平、项贤明、吴忠魁等,正是少长咸集,共同讨论教育热点问题。那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会后,我们几个老学者想去看熊猫,就到卧龙,住在四姑娘山下一个招待所里,在一座小水电站的旁边。四姑娘山風景优美,山顶白雪皑皑,我们只是在山脚下爬了几个坡。水电站下面是一条河道,不知道叫什么河,好像连着岷江,水流湍急。本来第二天要去熊猫保护站参观,没有想到头天晚上下起大雨来,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被塌方的大石头阻堵。眼看要被堵在山里了,大家有点着急。丁钢一个人爬过去向四川教育出版社求救。四川教育出版社的年轻司机技术高超,胆大心细,他先把空车开过去,我们再爬过去登上汽车,终于脱离了险境。到了卧龙熊猫保护站,近距离地看到了国宝熊猫,那次旅行很愉快,至今不忘。
第二次会议是1991年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支持下在昆明召开;第三次会议是1992年在浙江教育出版社支持下在杭州召开;第四次会议于1993年在广州召开。那时开会要开好几天,会有激烈争论。记得在第四次广州会议上,围绕教育要不要市场化,争论得很激烈。当时广东出现了一所民办学校叫中国英豪学校,学生交储备金30万元,就不用每年交学费了,学生毕业时储备金退还,认为这是教育市场化的一件新鲜事。因为当时银根很紧,利息高达10%、12%,学校用利息就可以维持正常运转。从这所学校开始,90年代出现了一批这种收储备金的学校。谁知道21世纪初银行降息,许多民办学校因还不起储备金,纷纷破产。这是后话。
参加中青年教育会议的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我觉得成立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经中国教育学会通过并申报民政部批准,于1997年在河南焦作召开的第七次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会议上,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会,选举史静寰为会长,张斌贤为秘书长。会上还发表了《教育,中国未来之所在—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宣言》。文件中提出“中国的未来在于教育,教育的未来在于青年”,呼吁“有热情、有理想的中青年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这一光荣的事业,为实现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组织,我后来就很少参加他们的活动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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