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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网吧超过13万家，有近1000万从业人员。作为一种集体分享的上网方式，网吧是中下阶层用户和草根业者共同建构上网经历的现实空间。曾经每小时收费20元的“网络咖啡厅”为什么会演变成“网吧”？为什么网吧的发展会变成单一的娱乐化？在网吧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5年，上网一小时20元
1995年，中国刚开通公众互联网。那时的网吧叫“网络咖啡屋”，是精英人群向往的地方。“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北京中关村附近的首都体育馆旁，赫然立起这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答案：“向北1500米”。广告指向我国最早，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互联网地标：瀛海威公司“网络科教馆”。
我是1996年在离瀛海威不远的北大东门附近学会收发电子邮件的。那里当时还都是胡同，经过一家肉夹馍小店，就到了。那家网络咖啡屋好像没有正式名字。只记得是间普通平房，没特别装修，但屋里明亮、安静、整洁，总能闻到速溶咖啡的香味。老板是计算机系毕业生，人很好，热心教我怎么输入UNIX指令，还跟我解释怎么按国际通信流量收费。当时算的都是国际通信流量，因为几乎所有电子邮件都是发到海外的。一屋人有大约一半是外国留学生，另一半包括我在内都是正在联系学校准备出国的北大同学。
那家店生意不错。原因是电邮比寄信更快、更便宜。一封普通国际平信那时要4块多，而且邮寄时间至少一个礼拜。用电邮只要几毛钱，几分钟就可发到。所以网络咖啡屋生意兴隆，店门口排起队来。那屋里有十几台电脑终端，用的还是只显示绿色文字的老式显示器。每部终端配一个键盘，但都没有自己的硬盘，而要和其他终端一起共享主存储机。整个屋里只有一台装了Netscape 1.1的高级机器有彩色显示器，还有鼠标！它端坐在两扇门之间的显眼位置，如同神龛一般。大家对它心中向往，却极少有机会触碰它。因为用它上网，一小时20元！
十多年过去了，再也见不到代表新文化启蒙的“网络咖啡屋”，取而代之的是不计其数的“网吧”。虽然都是上网的地方，但环境差别很大。今天的网吧多数不再安静明亮，灯光一般较暗，进到里面，马上会被各种喧嚣声和色彩所包围。放眼看去，都是在打网络游戏、看网络视频和网上聊天的青年。大部分电脑配了耳机和话筒，不时有人大声说话甚至叫喊，针对的人可能在这家网吧里，也可能在千里之外。同是年轻人，他们多是来娱乐消遣的。一般很难见到有人查邮件。再没了咖啡的香味，闻到的是或浓或淡的二手烟。饿了，叫碗方便面。累了，趴在电脑前睡一会儿。很少有人是为了出国来上网的。好多人连座位都懒得离开。
这些年来，机器配置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年前，网络咖啡屋里的电脑与办公室或家里用的个人电脑是差不多的，不论硬件、软件都基本一样。然而，如今网吧里的电脑已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专供集体消遣的娱乐机器。从清一色的耳机到防水键盘，从特别的操作系统到最新的网络游戏，它们比一般的个人电脑在机器配置方面可能更胜一筹。但它们却很少有U盘接口、光碟机或WORD文字处理软件。“网吧电脑”几乎变成另外一个种类的电脑，以至于在有的电子产品大卖场里，出现专门针对“网吧电脑”的楼层，规模颇为可观。
名字的变化同样说明问题。“网络咖啡屋”这一名称代表着现代化的启蒙、社会进步以及一种高品位的新文化浪潮。之后，它变成了“网吧”。所谓“吧”，是英文bar的音译。与“网络咖啡屋”不同，“网吧”的叫法更贴近生活，也更强调娱乐、社交、打发时间。2004年全国调查发现，91.4%网吧平均每小时上网收费不超过2元。2005年之后，网吧收费更加低廉，一元一小时也很常见。
虽有诸多变化，还是有东西保持不变。一是网吧针对的用户群，不论学生、游客，还是打工者，一般都比较年轻，而且男性居多。二是网吧老板年纪不会太大，多数也是男性，且按当地标准，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还比较高。三是网吧员工，尤其是大型网吧里的普通员工，无论是收银的还是扫地的，都包括很多年轻女性。她们收入微薄，工作时间长，但不同于男性顾客、男经理以及男网管，她们往往一声不吭，是男性技术文化里的沉默者。
网吧是一片“新型公地（informational commons）”，也是新工人阶级的“共有媒体”。虽然网吧都有自己的私人老板，但由于价格低廉、店铺众多，所以对交得起每小时一两元租金的基层用户来说，它是相当开放的，而且它是一种集体上网而非个体上网的接入模式。与此相比，在家中或单位上网对大众都是开放性不足的。这些中下阶层人群，很多人没钱买电脑、没钱按时缴上网费；或者是就算有钱，也没有条件，因为宿舍空间小，电脑易被偷；还有很多用户是没有固定居住场所的；也有人是各方面客观条件都具备，但不想自己维护机器；或是喜欢和朋友一起上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总之，网吧作为公众上网场所，起着其他上网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以灵活的接入方式和低廉的经济成本，满足了中下阶层需求，尤其是基层群体自下而上的社会网络传播需求。它因此是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重要基石之一。
1995-2001，叛逆的攀升
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网吧的公众形象突然发生变化。新华网报道，2001年4月至10月，全国关闭了17488家网吧。2009年又有8102家网吧被停业整顿，4万家黑网吧被取缔。同时，一整套全国规模的管理体系也建立起来。它包括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也包括民间各种势力，充分调动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对网吧进行控制。但尽管治理整顿了这么多家网吧，网吧业发展依然呈现出惊人的强势。
从1999年1月到2011年1月，通过网吧上网的网民人数由大约6万人增长到1.63多亿。2009年1月网吧所占比例达到峰值42.4%，此后开始下降，这和手机上网等其他上网方式的增长很可能有关系。但总体来看，网吧业十年来基本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
目前全国每三个网民中至少有一个在网吧上网。网吧对信息中下阶层的迅速出现，对促进互联网大规模普及，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据文化部2011年1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依法设立的网吧共13.8万家，电脑终端1316万台，从业人员约58万人，2009年全国网吧市场总规模达886亿元。 网吧业的高速增长和庞大规模对压制它的控制体系来说，是一个叛逆的现象。精英阶层的市场已渐饱和，互联网要普及，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通过网吧这样的集体上网方式来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需要。不论是沿海大城市的普通居民区还是内地二三线城市以及更小的城镇，都为网吧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网吧究竟是如何从一种为精英服务的中上阶层新媒体服务演变为与信息中下阶层命运相连的中低端行业的呢？该过程包括几个重大转变。首先是网吧消费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的精英变成十年后规模庞大的信息中下阶层。其次是网吧上网传播方式的变化，以前主要是为了进行交互性信息传递，如跨国电子邮件等。现在的网吧则以提供娱乐为卖点，包括相当多的单向传播内容，如看电影、听音乐，其传播方式根本还是大众传播的延伸。第三，过去的网络咖啡屋是个特别的符号，代表新经济和社会进步。今天的网吧则面临沉重的公众形象问题，因为它长期被打压、被抹黑，即便证照齐全的正规网吧也要背负“黑网吧”的恶名。哪怕它们在不少方面比以前的网络咖啡屋可能做得更好，可以发挥出更正面的社会作用，哪怕网吧业者付出辛勤的劳动，但由于久积的误解与怀疑，美好理想依然很难实现。
十多年来，网吧本可发挥更多元的社会功能。然而，出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它却被限定在沉沦的轨迹上难以自拔。最早一批有抱负的网吧从业者要么碰得头破血流，被迫黯然收场，要么弃明投暗，向现实低头。
网吧变迁史：娱乐就够了吗
总体而言，网吧至少可分为四个基本种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网吧都有一样的发展轨迹。这里用的是广义的网吧定义，即通过租赁形式向公众提供上网服务的经营场所。
促销式网吧 促销式网吧最早出现，最好的代表是瀛海威公司的网络科教馆。我有幸在1996年去那里“朝圣”。我模糊地记得，科教馆的玻璃门很新很干净，里面用白瓷砖装修再加上其他摆设，照当时标准也算摩登。不过好像只有两台电脑，速度慢，但上网不要钱。收入不重要，因为这是进行科普教育的“科教馆”，目的是让更多人知道互联网，然后再加入瀛海威，使用它的互联网接入服务。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瀛海威公司出现财务困难，2004年公司被兼并，瀛海威科教馆依然青史留名。
促销式网吧在各大城市互联网草创时期均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互联网的普及，促销式网吧日益减少，乃至基本绝迹。原因在于促销的主体针对的往往是收入较高的“新贵”消费者，如今免费上网对这些人已不再有吸引力。
精英阶层网吧 精英阶层网吧针对中上阶层消费者，其代表是“实华开”网络咖啡屋，地点就在首都体育馆西门，也就是瀛海威巨幅广告的边上。1996年11月实华开正式营业，要价不菲，1999年高达每小时20元。2000年，美国科网股暴跌，实华开逆市推进，在全国一口气开了14家分店，成为最早的全国网吧连锁店。然而，在2002年夏天严打网吧中，实华开正式宣布放弃网吧生意。尽管如此，在大城市的繁华地段依然可以找到精英阶层网吧。它们机器配制精良，多专门针对高端网游用户。但总体上，精英阶层网吧的市场份额也已在日益减少。
大众服务网吧 大众服务网吧分两种：一种规模庞大，一家网吧可容纳许多顾客；另一种每间规模较小，但总体数量庞大，可在广大地区内为各式各样的中下阶层用户服务。第一种大众服务网吧以飞宇为代表。飞宇鼎盛时期一度在北大南墙一字排开，拥有1800部上网电脑。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网吧，在全世界也首屈一指。虽然1998年开业时只有25台电脑，飞宇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以惊人速度大幅扩张。它先后租下附近的9间店铺，开拓出1万多平方米的巨型网吧空间。“飞宇网吧一条街”出现在中关村核心地带。
飞宇当年服务对象的涵盖面比今天大多数网吧更广。光是早7点到9点的免费上网时段就不简单，它让周围手头拮据的学生们不睡懒觉，来这里排队上网。此外，飞宇还为下岗工人和离退休人员提供上网培训及费用优惠，在向中下阶层普及互联网方面非常有超前意识。飞宇的服务范围也很广。除了单纯的上网服务外，还包括打印、扫描、复印等这些理应提供的附带服务。
可惜命运坎坷，2000年12月，两百多名警察光临飞宇，在其中56部电脑中发现有非法淫秽信息，飞宇被罚1万元。此后，北大也开始“治理外围环境”，2001年4月16日，北大突然切断电力供应，网吧生意被迫中断。两天后，飞宇搬到附近的资源东楼，机器由原来的1800多台降到900多台，员工总数也由340人降为180多人。强迫搬迁令飞宇元气大伤。王跃胜开始改变策略，转而经营多家规模较小，平均每家约50到100部机器的连锁网吧。至此，飞宇已由大众服务网吧的第一种类型演变为第二种类型。
“黑网吧” “黑网吧”包括有意无照非法经营的，也包括由于各地政策限制等原因，多个所需证照中有一两种不齐全的。后者严格来说不应算作“黑网吧”，但它在现实中大量存在。就算证照齐全的网吧，只要有未成年人入内，无论是否有家长陪同，就可能被视为“黑网吧”。一时间，“黑网吧”甚至成为“网吧”的代号，只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就一定涉及非法内容。
我们在讨论网吧里的各种社会表达和公众活动时，不该采取全部一棒子打死的态度，尤其是那些有利普通工农大众进行社会参与的有益尝试，如飞宇早上的免费时段和针对下岗工人及离退休人员的培训。可惜这些在网吧发展前期均未得到充分讨论，导致网吧多方面发展潜能无法开发，只保留一项功能：娱乐。
网吧娱乐化在许多方面切合了社会市场化、媒体娱乐化的总趋势，因此单向膨胀，一发不可收。只要有钱赚，就有人愿意砸下本钱，博取利润。娱乐本是最安全的挣钱方式，但如果还是挣不到预期收益，即使冒风险也在所不惜。商业短视行为也是只从自身利益出发，不顾长期公众利益，结果导致网吧娱乐化过程迅速加快，在单一发展模式上越陷越深。
2000年前后，飞宇在最辉煌时期提供复印、打字、扫描等多种服务，有相应的软硬件配套，为不同使用需求的用户提供多元服务。但随着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很多为草根多元需求服务的软硬件配套措施就不见了。 大部分网吧只专注提供娱乐，所以升级后的软硬件都相应地为游戏玩家、视频看客及网聊的人们进行了优化，采用较新的机器、配件、程序、软件，让网吧用户可以充分享受互联网提供的各种娱乐服务和内容。这些速度很快又有大屏幕的机器可能很适合打游戏、看电影，但它们却往往没有光碟机，也没有U盘插口。总之，输出功能远大于输入功能，并不适合用户创制内容。结果是网吧用户日益被动，多数人都只在打发时间，寻求享乐。特别的网吧机器养出特别的网吧网民。他们中很多人天天上网，但却没有电子邮箱，因为邮件服务器远远慢过游戏、视频服务器，也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同时在用短信、QQ、飞信，没电子邮箱也无所谓。
为什么社会需要网吧
网吧对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特别重要，不但因为它价格低廉、使用方便，更因为它是一种集体分享的上网方式，是中下阶层用户和草根业者共同建构上网经历的现实空间。虽然面对诸多压力，它始终保持强烈的地方性。超过13万家店铺，近1000万从业人员。爱恨情愁、梦想失落，透过网吧发展十年云烟，看到的主线是回归基层社区日常生活的网络社会实践。
然而，十年来网吧行业也经历了全面私有化和彻底商业化的过程。“治理整顿”“产业发展”“升级换代”的结果是，2000年尚存的各种发展可能性日益萎缩，其公共性更遭到严重打压。公共空间受到蚕食鲸吞在其他社会领域也可看到，但具体到信息产业、信息中下阶层和正在形成中的网络劳工，网吧转型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重视。
总体而言，首先还是要强调网吧本可有多种发展形态。曾经的网吧形态虽然已成过去，但不应被遗忘，因为它们能让我们更好地反思现实。
其次，即使没有公共政策支持，网吧业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原因是始终有私人投资看准了草根层面的市场需求。因此，在草根公共空间和私营经济之间不能轻易用传统的以所有制为基础的公私界限进行划分，特别是在中下阶层语境里。传统华人社会里的茶馆、近代欧洲的咖啡店，其实从所有制上看也多姓“私”，但都可为当时的公众讨论和新的阶级形成提供社会空间。
要让网吧成为促进社会建设的网络公共空间，关键是要保持它的共享性、开放性及其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收费标准应稳定在低收入人群能支付得起的水平，一方面也要让网吧业者有合理的盈利空间，从而可因应市场需求提高服务水平，支持草根人群不仅利用网吧进行娱乐和基本通讯活动，更可支撑新的生产性社会活动，如前文提到的信息数据处理，又如兼具社交和盈利功能的网络游戏“工会”等。
在操作层面上，网吧良性发展的受益者不只包括网吧老板和用户这两个群体，还包括普通的网吧员工。比如2002年我采访过的小陈，他在四川省西昌市一家小网吧当网管。此前，他曾在当地一家钢铁厂做过三年工人，但因工厂倒闭，22岁的他来到这家只有十来部机器的小店，负责从收钱记账到打扫卫生到维护电脑的所有业务，每天12小时，没有节假日，没有医保社保，也没有劳动合同。老板是电信系统的人，他很少亲自打理店里的事，只给小陈提供食宿，再发给他区区300元月工资。虽然收入微薄，小陈却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免费上网。像他这样的网管在关于网吧的公众讨论中极少发言，但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使网吧业得以延续至今，在逆境中坚持发展。
网管们不但付出看得见的劳动，还承担对网吧业的种种歧视。小季是广州一家连锁网吧的网管。他来自东北，对网吧业有很深感情，虽然有别的工作机会，他依然对网吧不弃不离。最困扰他的不是收入，不是工作时间长，也不是管理网吧规定，而是身边人不理解他。“就连爸妈都觉得我在网吧做事丢人。你也知道，现在讲起网吧简直就像80年代讲起夜总会一样。”说这话时，正是2002年蓝极速网吧大火发生不久，但小季还是表示会坚持干下去。
如果再见到小季这样心存困惑的网管，我可能会反问：为什么中下阶层用户不能拥有自己的网络俱乐部？在国外，为中下阶层服务的集体共享式空间，如街角小酒吧、台球室等也曾遭受同样的问题：仅仅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吗？
我们当然需要保护青少年，特别是家庭条件有限，不去网吧就没有其他条件上网的青少年。让他们和其他同龄人一样都能享受安全、便利、廉价的网络服务，这是所有人，不光是网吧业者的社会责任。不能简单把网吧当成替罪羊，而应该反思，究竟为什么父母不能让孩子留在家里？是家庭照顾不够？还是电视太难看？为什么学生要上网还得去网吧？是因为青少年就喜欢冒险？就喜欢挑战权威？还是因为学校、家庭跟不上网络社会的前进步伐？
有人会说滞后总会存在，但这不是根本问题。最重要的症结其实是我们能否容忍、能否尊重中下阶层互联网用户有不同于精英及中产人士的上网方式、娱乐方式和传播方式。这也包括青少年，他们都是信息产业系统中的弱势群体。但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信息需求、娱乐需求和社交需求。只不过他们资源相对不足。
网吧里的互联网实践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意，也反映时代脉搏。只有认识到基层网络实践的多样性，才能制定出完备的网吧政策，才能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网吧产业。尊重和包容，不但对网吧管理部门、对报道网吧的大众媒体十分重要，对网吧业主也一样，他们也需要尊重和包容别人，包括中下阶层用户，更包括为他们辛勤工作的网管和其他网吧工作人员。
1995年，上网一小时20元
1995年，中国刚开通公众互联网。那时的网吧叫“网络咖啡屋”，是精英人群向往的地方。“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北京中关村附近的首都体育馆旁，赫然立起这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答案：“向北1500米”。广告指向我国最早，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互联网地标：瀛海威公司“网络科教馆”。
我是1996年在离瀛海威不远的北大东门附近学会收发电子邮件的。那里当时还都是胡同，经过一家肉夹馍小店，就到了。那家网络咖啡屋好像没有正式名字。只记得是间普通平房，没特别装修，但屋里明亮、安静、整洁，总能闻到速溶咖啡的香味。老板是计算机系毕业生，人很好，热心教我怎么输入UNIX指令，还跟我解释怎么按国际通信流量收费。当时算的都是国际通信流量，因为几乎所有电子邮件都是发到海外的。一屋人有大约一半是外国留学生，另一半包括我在内都是正在联系学校准备出国的北大同学。
那家店生意不错。原因是电邮比寄信更快、更便宜。一封普通国际平信那时要4块多，而且邮寄时间至少一个礼拜。用电邮只要几毛钱，几分钟就可发到。所以网络咖啡屋生意兴隆，店门口排起队来。那屋里有十几台电脑终端，用的还是只显示绿色文字的老式显示器。每部终端配一个键盘，但都没有自己的硬盘，而要和其他终端一起共享主存储机。整个屋里只有一台装了Netscape 1.1的高级机器有彩色显示器，还有鼠标！它端坐在两扇门之间的显眼位置，如同神龛一般。大家对它心中向往，却极少有机会触碰它。因为用它上网，一小时20元！
十多年过去了，再也见不到代表新文化启蒙的“网络咖啡屋”，取而代之的是不计其数的“网吧”。虽然都是上网的地方，但环境差别很大。今天的网吧多数不再安静明亮，灯光一般较暗，进到里面，马上会被各种喧嚣声和色彩所包围。放眼看去，都是在打网络游戏、看网络视频和网上聊天的青年。大部分电脑配了耳机和话筒，不时有人大声说话甚至叫喊，针对的人可能在这家网吧里，也可能在千里之外。同是年轻人，他们多是来娱乐消遣的。一般很难见到有人查邮件。再没了咖啡的香味，闻到的是或浓或淡的二手烟。饿了，叫碗方便面。累了，趴在电脑前睡一会儿。很少有人是为了出国来上网的。好多人连座位都懒得离开。
这些年来，机器配置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年前，网络咖啡屋里的电脑与办公室或家里用的个人电脑是差不多的，不论硬件、软件都基本一样。然而，如今网吧里的电脑已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专供集体消遣的娱乐机器。从清一色的耳机到防水键盘，从特别的操作系统到最新的网络游戏，它们比一般的个人电脑在机器配置方面可能更胜一筹。但它们却很少有U盘接口、光碟机或WORD文字处理软件。“网吧电脑”几乎变成另外一个种类的电脑，以至于在有的电子产品大卖场里，出现专门针对“网吧电脑”的楼层，规模颇为可观。
名字的变化同样说明问题。“网络咖啡屋”这一名称代表着现代化的启蒙、社会进步以及一种高品位的新文化浪潮。之后，它变成了“网吧”。所谓“吧”，是英文bar的音译。与“网络咖啡屋”不同，“网吧”的叫法更贴近生活，也更强调娱乐、社交、打发时间。2004年全国调查发现，91.4%网吧平均每小时上网收费不超过2元。2005年之后，网吧收费更加低廉，一元一小时也很常见。
虽有诸多变化，还是有东西保持不变。一是网吧针对的用户群，不论学生、游客，还是打工者，一般都比较年轻，而且男性居多。二是网吧老板年纪不会太大，多数也是男性，且按当地标准，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还比较高。三是网吧员工，尤其是大型网吧里的普通员工，无论是收银的还是扫地的，都包括很多年轻女性。她们收入微薄，工作时间长，但不同于男性顾客、男经理以及男网管，她们往往一声不吭，是男性技术文化里的沉默者。
网吧是一片“新型公地（informational commons）”，也是新工人阶级的“共有媒体”。虽然网吧都有自己的私人老板，但由于价格低廉、店铺众多，所以对交得起每小时一两元租金的基层用户来说，它是相当开放的，而且它是一种集体上网而非个体上网的接入模式。与此相比，在家中或单位上网对大众都是开放性不足的。这些中下阶层人群，很多人没钱买电脑、没钱按时缴上网费；或者是就算有钱，也没有条件，因为宿舍空间小，电脑易被偷；还有很多用户是没有固定居住场所的；也有人是各方面客观条件都具备，但不想自己维护机器；或是喜欢和朋友一起上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总之，网吧作为公众上网场所，起着其他上网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以灵活的接入方式和低廉的经济成本，满足了中下阶层需求，尤其是基层群体自下而上的社会网络传播需求。它因此是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重要基石之一。
1995-2001，叛逆的攀升
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网吧的公众形象突然发生变化。新华网报道，2001年4月至10月，全国关闭了17488家网吧。2009年又有8102家网吧被停业整顿，4万家黑网吧被取缔。同时，一整套全国规模的管理体系也建立起来。它包括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也包括民间各种势力，充分调动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对网吧进行控制。但尽管治理整顿了这么多家网吧，网吧业发展依然呈现出惊人的强势。
从1999年1月到2011年1月，通过网吧上网的网民人数由大约6万人增长到1.63多亿。2009年1月网吧所占比例达到峰值42.4%，此后开始下降，这和手机上网等其他上网方式的增长很可能有关系。但总体来看，网吧业十年来基本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
目前全国每三个网民中至少有一个在网吧上网。网吧对信息中下阶层的迅速出现，对促进互联网大规模普及，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据文化部2011年1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依法设立的网吧共13.8万家，电脑终端1316万台，从业人员约58万人，2009年全国网吧市场总规模达886亿元。 网吧业的高速增长和庞大规模对压制它的控制体系来说，是一个叛逆的现象。精英阶层的市场已渐饱和，互联网要普及，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通过网吧这样的集体上网方式来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需要。不论是沿海大城市的普通居民区还是内地二三线城市以及更小的城镇，都为网吧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网吧究竟是如何从一种为精英服务的中上阶层新媒体服务演变为与信息中下阶层命运相连的中低端行业的呢？该过程包括几个重大转变。首先是网吧消费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的精英变成十年后规模庞大的信息中下阶层。其次是网吧上网传播方式的变化，以前主要是为了进行交互性信息传递，如跨国电子邮件等。现在的网吧则以提供娱乐为卖点，包括相当多的单向传播内容，如看电影、听音乐，其传播方式根本还是大众传播的延伸。第三，过去的网络咖啡屋是个特别的符号，代表新经济和社会进步。今天的网吧则面临沉重的公众形象问题，因为它长期被打压、被抹黑，即便证照齐全的正规网吧也要背负“黑网吧”的恶名。哪怕它们在不少方面比以前的网络咖啡屋可能做得更好，可以发挥出更正面的社会作用，哪怕网吧业者付出辛勤的劳动，但由于久积的误解与怀疑，美好理想依然很难实现。
十多年来，网吧本可发挥更多元的社会功能。然而，出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它却被限定在沉沦的轨迹上难以自拔。最早一批有抱负的网吧从业者要么碰得头破血流，被迫黯然收场，要么弃明投暗，向现实低头。
网吧变迁史：娱乐就够了吗
总体而言，网吧至少可分为四个基本种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网吧都有一样的发展轨迹。这里用的是广义的网吧定义，即通过租赁形式向公众提供上网服务的经营场所。
促销式网吧 促销式网吧最早出现，最好的代表是瀛海威公司的网络科教馆。我有幸在1996年去那里“朝圣”。我模糊地记得，科教馆的玻璃门很新很干净，里面用白瓷砖装修再加上其他摆设，照当时标准也算摩登。不过好像只有两台电脑，速度慢，但上网不要钱。收入不重要，因为这是进行科普教育的“科教馆”，目的是让更多人知道互联网，然后再加入瀛海威，使用它的互联网接入服务。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瀛海威公司出现财务困难，2004年公司被兼并，瀛海威科教馆依然青史留名。
促销式网吧在各大城市互联网草创时期均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互联网的普及，促销式网吧日益减少，乃至基本绝迹。原因在于促销的主体针对的往往是收入较高的“新贵”消费者，如今免费上网对这些人已不再有吸引力。
精英阶层网吧 精英阶层网吧针对中上阶层消费者，其代表是“实华开”网络咖啡屋，地点就在首都体育馆西门，也就是瀛海威巨幅广告的边上。1996年11月实华开正式营业，要价不菲，1999年高达每小时20元。2000年，美国科网股暴跌，实华开逆市推进，在全国一口气开了14家分店，成为最早的全国网吧连锁店。然而，在2002年夏天严打网吧中，实华开正式宣布放弃网吧生意。尽管如此，在大城市的繁华地段依然可以找到精英阶层网吧。它们机器配制精良，多专门针对高端网游用户。但总体上，精英阶层网吧的市场份额也已在日益减少。
大众服务网吧 大众服务网吧分两种：一种规模庞大，一家网吧可容纳许多顾客；另一种每间规模较小，但总体数量庞大，可在广大地区内为各式各样的中下阶层用户服务。第一种大众服务网吧以飞宇为代表。飞宇鼎盛时期一度在北大南墙一字排开，拥有1800部上网电脑。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网吧，在全世界也首屈一指。虽然1998年开业时只有25台电脑，飞宇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以惊人速度大幅扩张。它先后租下附近的9间店铺，开拓出1万多平方米的巨型网吧空间。“飞宇网吧一条街”出现在中关村核心地带。
飞宇当年服务对象的涵盖面比今天大多数网吧更广。光是早7点到9点的免费上网时段就不简单，它让周围手头拮据的学生们不睡懒觉，来这里排队上网。此外，飞宇还为下岗工人和离退休人员提供上网培训及费用优惠，在向中下阶层普及互联网方面非常有超前意识。飞宇的服务范围也很广。除了单纯的上网服务外，还包括打印、扫描、复印等这些理应提供的附带服务。
可惜命运坎坷，2000年12月，两百多名警察光临飞宇，在其中56部电脑中发现有非法淫秽信息，飞宇被罚1万元。此后，北大也开始“治理外围环境”，2001年4月16日，北大突然切断电力供应，网吧生意被迫中断。两天后，飞宇搬到附近的资源东楼，机器由原来的1800多台降到900多台，员工总数也由340人降为180多人。强迫搬迁令飞宇元气大伤。王跃胜开始改变策略，转而经营多家规模较小，平均每家约50到100部机器的连锁网吧。至此，飞宇已由大众服务网吧的第一种类型演变为第二种类型。
“黑网吧” “黑网吧”包括有意无照非法经营的，也包括由于各地政策限制等原因，多个所需证照中有一两种不齐全的。后者严格来说不应算作“黑网吧”，但它在现实中大量存在。就算证照齐全的网吧，只要有未成年人入内，无论是否有家长陪同，就可能被视为“黑网吧”。一时间，“黑网吧”甚至成为“网吧”的代号，只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就一定涉及非法内容。
我们在讨论网吧里的各种社会表达和公众活动时，不该采取全部一棒子打死的态度，尤其是那些有利普通工农大众进行社会参与的有益尝试，如飞宇早上的免费时段和针对下岗工人及离退休人员的培训。可惜这些在网吧发展前期均未得到充分讨论，导致网吧多方面发展潜能无法开发，只保留一项功能：娱乐。
网吧娱乐化在许多方面切合了社会市场化、媒体娱乐化的总趋势，因此单向膨胀，一发不可收。只要有钱赚，就有人愿意砸下本钱，博取利润。娱乐本是最安全的挣钱方式，但如果还是挣不到预期收益，即使冒风险也在所不惜。商业短视行为也是只从自身利益出发，不顾长期公众利益，结果导致网吧娱乐化过程迅速加快，在单一发展模式上越陷越深。
2000年前后，飞宇在最辉煌时期提供复印、打字、扫描等多种服务，有相应的软硬件配套，为不同使用需求的用户提供多元服务。但随着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很多为草根多元需求服务的软硬件配套措施就不见了。 大部分网吧只专注提供娱乐，所以升级后的软硬件都相应地为游戏玩家、视频看客及网聊的人们进行了优化，采用较新的机器、配件、程序、软件，让网吧用户可以充分享受互联网提供的各种娱乐服务和内容。这些速度很快又有大屏幕的机器可能很适合打游戏、看电影，但它们却往往没有光碟机，也没有U盘插口。总之，输出功能远大于输入功能，并不适合用户创制内容。结果是网吧用户日益被动，多数人都只在打发时间，寻求享乐。特别的网吧机器养出特别的网吧网民。他们中很多人天天上网，但却没有电子邮箱，因为邮件服务器远远慢过游戏、视频服务器，也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同时在用短信、QQ、飞信，没电子邮箱也无所谓。
为什么社会需要网吧
网吧对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特别重要，不但因为它价格低廉、使用方便，更因为它是一种集体分享的上网方式，是中下阶层用户和草根业者共同建构上网经历的现实空间。虽然面对诸多压力，它始终保持强烈的地方性。超过13万家店铺，近1000万从业人员。爱恨情愁、梦想失落，透过网吧发展十年云烟，看到的主线是回归基层社区日常生活的网络社会实践。
然而，十年来网吧行业也经历了全面私有化和彻底商业化的过程。“治理整顿”“产业发展”“升级换代”的结果是，2000年尚存的各种发展可能性日益萎缩，其公共性更遭到严重打压。公共空间受到蚕食鲸吞在其他社会领域也可看到，但具体到信息产业、信息中下阶层和正在形成中的网络劳工，网吧转型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重视。
总体而言，首先还是要强调网吧本可有多种发展形态。曾经的网吧形态虽然已成过去，但不应被遗忘，因为它们能让我们更好地反思现实。
其次，即使没有公共政策支持，网吧业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原因是始终有私人投资看准了草根层面的市场需求。因此，在草根公共空间和私营经济之间不能轻易用传统的以所有制为基础的公私界限进行划分，特别是在中下阶层语境里。传统华人社会里的茶馆、近代欧洲的咖啡店，其实从所有制上看也多姓“私”，但都可为当时的公众讨论和新的阶级形成提供社会空间。
要让网吧成为促进社会建设的网络公共空间，关键是要保持它的共享性、开放性及其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收费标准应稳定在低收入人群能支付得起的水平，一方面也要让网吧业者有合理的盈利空间，从而可因应市场需求提高服务水平，支持草根人群不仅利用网吧进行娱乐和基本通讯活动，更可支撑新的生产性社会活动，如前文提到的信息数据处理，又如兼具社交和盈利功能的网络游戏“工会”等。
在操作层面上，网吧良性发展的受益者不只包括网吧老板和用户这两个群体，还包括普通的网吧员工。比如2002年我采访过的小陈，他在四川省西昌市一家小网吧当网管。此前，他曾在当地一家钢铁厂做过三年工人，但因工厂倒闭，22岁的他来到这家只有十来部机器的小店，负责从收钱记账到打扫卫生到维护电脑的所有业务，每天12小时，没有节假日，没有医保社保，也没有劳动合同。老板是电信系统的人，他很少亲自打理店里的事，只给小陈提供食宿，再发给他区区300元月工资。虽然收入微薄，小陈却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免费上网。像他这样的网管在关于网吧的公众讨论中极少发言，但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使网吧业得以延续至今，在逆境中坚持发展。
网管们不但付出看得见的劳动，还承担对网吧业的种种歧视。小季是广州一家连锁网吧的网管。他来自东北，对网吧业有很深感情，虽然有别的工作机会，他依然对网吧不弃不离。最困扰他的不是收入，不是工作时间长，也不是管理网吧规定，而是身边人不理解他。“就连爸妈都觉得我在网吧做事丢人。你也知道，现在讲起网吧简直就像80年代讲起夜总会一样。”说这话时，正是2002年蓝极速网吧大火发生不久，但小季还是表示会坚持干下去。
如果再见到小季这样心存困惑的网管，我可能会反问：为什么中下阶层用户不能拥有自己的网络俱乐部？在国外，为中下阶层服务的集体共享式空间，如街角小酒吧、台球室等也曾遭受同样的问题：仅仅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吗？
我们当然需要保护青少年，特别是家庭条件有限，不去网吧就没有其他条件上网的青少年。让他们和其他同龄人一样都能享受安全、便利、廉价的网络服务，这是所有人，不光是网吧业者的社会责任。不能简单把网吧当成替罪羊，而应该反思，究竟为什么父母不能让孩子留在家里？是家庭照顾不够？还是电视太难看？为什么学生要上网还得去网吧？是因为青少年就喜欢冒险？就喜欢挑战权威？还是因为学校、家庭跟不上网络社会的前进步伐？
有人会说滞后总会存在，但这不是根本问题。最重要的症结其实是我们能否容忍、能否尊重中下阶层互联网用户有不同于精英及中产人士的上网方式、娱乐方式和传播方式。这也包括青少年，他们都是信息产业系统中的弱势群体。但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信息需求、娱乐需求和社交需求。只不过他们资源相对不足。
网吧里的互联网实践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意，也反映时代脉搏。只有认识到基层网络实践的多样性，才能制定出完备的网吧政策，才能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网吧产业。尊重和包容，不但对网吧管理部门、对报道网吧的大众媒体十分重要，对网吧业主也一样，他们也需要尊重和包容别人，包括中下阶层用户，更包括为他们辛勤工作的网管和其他网吧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