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罗马人的制度建设与人际关系，今天看来仍可圈可点。比如罗马人开放的性格，罗马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罗马对待战败国的态度……这些都为文明贡献了“绵薄”之力。两千年前罗马人做到的，今天很多我们仍然做不到。
调节夫妻矛盾的保护神
生活在公元前后交界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狄厄尼索斯在其著作《古罗马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使罗马强大起来的要因在于他们对宗教的见解之中。
罗马人认为神无处不在，他们祈求的是诸神的保佑。首都罗马的保护神是以最高神朱庇特神为首的诸神。战场上，他们有战神马尔斯和贾纳斯保佑；农业上，他们有谷物女神刻瑞斯保佑；葡萄酒酿造业中，他们有酒神巴克斯保佑；发展经济方面，他们有商业旅行保护神墨丘利保佑；生老病痛，他们有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保佑，而朱诺女神则是幸福婚姻和妇女的保护神。神的数量之多数不胜数。罗马人坚信这些神都在保佑自己。
之所以罗马会有如此众多的神，原因自然在于罗马人具体而现实的性格。罗马人从不排挤其他民族的神，他们甚至还会积极主动地引进其他民族的神。也许他们认为保护神越多照顾到的地方就越大吧。
不过，在古罗马，保护神并非只是无原则地乐善好施。对于什么都不做的、好逸恶劳的人，任何神都不会给予保佑。罗马人认为在一旁默默支持、不惜努力的人才是保护神应有的姿态。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维里普拉卡女神，她是调解夫妻矛盾的保护神。
夫妻之间争吵的起因往往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通常夫妻吵架，双方都认为理在自己这边，所以为了说服对方，声音会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不说话会被认为是理亏心虚。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这时如果一方为了不让对方有开口争辩的机会，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另一方自然会怒从心起，结果甚至可能发展到大打出手。为了避免出现这一结果，两人决定去女神维里普拉卡的神庙。
神庙里只有女神雕像，没有神官或其他什么人。因为在罗马，如果大到祭祀诸神的神殿小至神庙，所有神堂都配上神官的话，即使动员全罗马所有的人恐怕也不够。但是每个神庙有每个神庙的规矩，信奉诸神的罗马人在没有旁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一定会遵守。维里普拉卡女神庙的规矩就是在女神面前，向女神倾诉的时候一次只限一人。
这样一来，在一方倾诉的时候，另一方就不得不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在默默倾听的过程中，渐渐地他会意识到对方说的话并非全无道理。就在双方一次次交替倾诉和倾听的过程中，原先激烈冲动的声调会慢慢地趋于平和，直至在离开神庙的时候，两人已经和好如初。
罗马人对宗教表现出来的不是盲目迷信。古罗马设有十来位祭司，他们根据鸟飞的样子和啄食的方式等，来占卜国事的吉凶。
每次作战前，祭司都要占卜。通常我们认为一旦卜到凶签，军队会因此而撤退。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罗马人很少这样做。
首先，罗马人认为，只要不是亲眼所见，那么无论是凶签还是吉签都没有效力。所以即便卜到了凶签，只要祭司在占卜的时候，闭着眼睛做就行了。
其次，判断吉凶是祭司的职责，一个签是好是坏全凭他们的解释。对于祭司来说，让鸟给出军团指挥官希望得到的神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重要的是只要士兵相信卜到的是吉签就可以了。所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位高权重的人总是最清醒的。
没有医生，罗马人如何看病
罗马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专业的医生。有记载表明，公元前3世纪，希腊医生开始在罗马行医，因此在建国后的500年内，罗马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医生的国家。但是没有医生并不等于没有医疗。罗马人的医疗从建国后就一直存在，而且他们认为有了这些就足够了。这种医疗主要分为家庭医疗和求神保佑两大类。
家庭中的医疗负责人是一家之长。罗马的家长权力非常大，但义务也多而繁重。家长不仅对家人，而且对在家中和农场工作的奴隶们的健康负责。
医疗是家长的任务。这样的时期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是因为这样做，在当时的社会不乏合理性。被尊称为“医圣”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本质上也就是预防医学的集大成，其目的就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为此，他主张必须保证健康的饮食、适度的劳动、充足的睡眠和卫生，而这些也是一家之长所要严格管理的事情。一位称职的家长还应该注意到在家中和农场工作的奴隶们的健康。尽管这种做法是为了保持劳动力，但是对奴隶也进行治疗，只有古代的罗马才这样做。
求神保佑是任何民族都有的共同倾向。无论什么人，在生病的时候都会感到担心，因此只要有能依靠的，什么都想要依靠。而在罗马，有许多可以依赖的对象。罗马人对自己征服的民族也毫不吝啬地授予罗马公民权，用现代某位学者的话来说，“甚至对被征服的民族信仰的神灵也授予罗马公民权”。正因如此，罗马神增加到了30万之多，所以给每种病配一个主管神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甚至知道掌管流行病的神，而发烧、腹泻、腰痛这些疾病就更毋庸赘言了。这些神灵都有一个小的寺庙，如果本人腰疼而无法动弹，就由别人替他去拜神。
罗马的神有等级制度。掌管医疗的主神是希腊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他的权杖上缠绕着一条蛇。在现代欧洲大学医学系的毕业证书上，仍然使用一条蛇缠绕的权杖作为医生的象征。古罗马将台伯河中的一个岛全部敬献给了这位医神。据《编年史》记载，这个岛在公元前291年传染病流行的这一年进行了修建，而根据考古调查绘制成的复原想象图，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座医院，而是把整个岛都敬献给医神的一个神殿。由于它是河中的一个岛，因此这里与世隔绝，而且还有清澈的泉水，非常适合病人住在里面祈祷治愈。这里距离市中心很近。这座台伯河上唯一的岛屿在帝国灭亡以后仍然与医疗保持密切的关系，到了现代改成了医院。
除此以外，在地中海还有许多与医疗有关的拜神的地方。真正有医生实施医疗，是在“医圣”希波克拉底设立医学校很久以后，在科斯岛等几个地方才出现。到神殿拜神的病人只是把自己闭居在那里，一心祈求出现奇迹。但是有意思的是，并不能说拜神就不科学。 首先，为了拜神，就被迫请一定时间的假。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让自己从平时的工作中完全解脱出来。
其次，虽说台伯河中的岛过了桥就能到，但是与医疗有关的神殿往往建在远离人烟的山上。因此，病人无论是自己走，还是骑在驴、马的背上，或者躺在担架上，都要经过这段路程。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在体力方面对病人进行了考验。
这样，只有通过考验的人才会闭居在神殿里。而在闭居期间，即使不断食，也只有简单的食物。这样就会清洁身体内部，从而离治愈更近一步。相反，体力衰弱而受不了粗食的病人，即使神灵就在身边，也只有等死。
另外，同样是祭神祛病，罗马人与希腊人也有所不同。他们愿意去的神殿往往都在温泉附近。甚至有一位研究人员说，温泉对于罗马人来说就像磁铁一样。这样，闭居期间，在卫生方面也会得到保证。温泉本身就有治病的效果。
最后，是同病相怜的环境。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患有相同疾病的人相互感到怜悯。人类虽然是无意识，却是非常自私的。在家里孤独地卧在床上的时候，会对自己遭遇的不幸感到绝望的人，在左右都是病人的环境中，觉得自己的病情不严重，就会感到幸运，从而产生战胜疾病的力量。当然，经过比较以后明白自己病情严重的人会更加绝望，甚至死亡。
因此，可以想象“拜神”会有一定的治愈率。目前已经挖掘出的许多陶器，都是治愈的人为感谢神灵而捐献的，陶器的形状仿照身体得病的部位制作而成。
贵族与平民：普通人的“话语权”
公元前367 年，罗马史上划时代的法律《李锡尼法》得以实施。
在这部法中，首先废除了六人军事指挥官政体，恢复二人执政官制度。明确了今后罗马将实行寡头政治即少数人领导的体制。
其次，规定共和政府的所有要职向平民出身的人开放。
不得不说这个决定非常高明，而且是以深厚的洞察力做保证的。以前，平民要求的是两位执政官中，平民占一个名额。现在，正如他们所希望的，向贵族和平民分担国家要职的方向发展了。平民出身的李锡尼制定了《李锡尼法》，贵族们为这一想法的法制化投了赞成票。他们选择了不以阶级分配要职，而是全面开放的方式。
这实在很了不起。如果按贵族和平民分配官职的话，首先有悖于机会均等。虽然以废除差别为目的分配官职，却反而会出现强化差别的结果。而且，这种事情一经以机会均等的方式处理，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于是，两派的利益代表就会时刻处在相互仇视之中。这样一来，罗马国内就会出现两个政府，必须实现有效利用举国之力的政治改革也就徒有虚名了，而且还在内部埋下了永远的矛盾种子。
但是，公元前367 年的罗马人选择了全面开放。既然是全面开放，就意味着彻底的自由竞争。选举结果有时会出现两位执政官都是贵族，有时会出现两人都是平民。不管结果如何，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对此，两派都无话可说。而这一改革的最大好处就是消除了利益代表制度。
以公元前4 世纪中叶为界，共和政体下的元老院废除了以前的贵族阶级的牙城。出身不再是成为元老院议员的门槛，经验和能力才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元老院并非世袭，所以这个机构成了纯粹的、具有丰富经验和杰出能力的人的集体。
从此，罗马不再是贵族政体，而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体国家。所谓贵族政体是由贵族出身的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政体，而寡头政体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这一点上与贵族政体相同，但是，对少数人的血统没有要求。罗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条路：
公元前367 年，《李锡尼法》实施。
公元前366 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执政官选出。
公元前356 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独裁官诞生。
公元前351 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财务官选出。
公元前332 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法务官选出。
公元前322 年，禁止因无法还清欠债而剥夺其人身自由。
这个世纪末期，平民出身的人获得了为保护罗马的诸神举行祭祀活动的官职。
敌人变盟友：政治建筑的杰作
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并在此基础上挣脱已有观念的束缚，提高自己，然后再重新站起来。这就是罗马人的性格。这不是说失败是好事。失败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失败只是失败。重要的是如何从失败中站起来，也就是怎样对待失败。
公元前390 年的凯尔特人入侵，给了罗马人从失败中学习的机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内分裂是何等的愚蠢。正因为罗马有贵族派和平民派之争，才会造成被蛮族凯尔特人乘虚而入的机会。
直到《李锡尼法》实施后，罗马才成功消除了派系之争。罗马得以确立新的体制，可以整合全体罗马人所有的能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罗马的国力。
希腊人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强大的第一要素在于罗马确立了它特有的统治体系。对于公元前390 年的凯尔特人入侵，他写道：“以此为界，罗马开始了它的兴盛。”
这是一次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它终究是一次内政改革。对外的政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方面，惨遭凯尔特人入侵的罗马人没有忘记要把从中学到的教训变成现实。
这方面的改革反映出对与他国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2300 年后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之为“政治建筑的杰作”。
在王政时代，罗马已经和邻近各部族建立起同盟关系。尽管部族不同，但是，他们使用同样的拉丁语，信仰同样的宗教，风俗也很接近，所以统称为拉丁民族。各部族之间的同盟就叫“拉丁同盟”。
初期的拉丁同盟，主要是一起祭祀共同信仰的诸神。他们一年一度汇集在阿尔巴诺山上，在朱庇特神殿举行祭祀活动；模仿希腊奥林匹克举办比赛，组织体育活动几乎是唯一的共同行为。
后来在罗马七个山丘之一的阿文庭山上建起了供奉狩猎女神黛安娜的神殿。黛安娜女神也是拉丁民族共同的神，其重要性仅次于朱庇特神。该神殿的建立加强了罗马在拉丁同盟中的主导色彩。因为在祭祀女神的日子里，拉丁同盟的各加盟部族，都要带着妻儿老小来到罗马，参加祭祀活动。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军事行动成为拉丁同盟的共同行动。 尽管罗马的主导色彩加强了，但是，在当时，由于罗马的力量还没有凸显出来，所以拉丁同盟各部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乎是对等的，同盟关系并不牢固，同盟国之间也常有战事发生。公元前509 年罗马转为共和政体后，这些同盟国纷纷背离罗马，显示了当时的拉丁同盟凝聚力之脆弱。站在同盟各国的立场上来看，他们一定认为他们的同盟对象不是罗马，而是统治罗马的国王。罗马废除王政意味着解除与其他邻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有了这一前车之鉴，罗马在稳固了共和政体后的公元前494 年着手重建拉丁同盟。同盟的主要目的从宗教祭祀变成了军事行动。在同盟协议上，明确规定要建立共同的队伍对付共同的敌人。同盟军中，罗马军队占一半，其他各同盟国的军队占一半。因为这个时候，罗马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罗马一国的领土甚至超过了拉丁同盟各国领土总和的三分之一。同盟军的构成也反映了拉丁民族当时的力量分布状况。
同盟军总指挥由罗马人担任，这也是因为罗马人的军事能力强于其他各部族，胜率较高。对此，同盟各国没有任何异议，他们一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除了这一点，拉丁同盟的利益分配完全平等。
每次打了胜仗后，在战争中获得的土地和俘虏等战利品一分为二，一半给罗马，另一半给其他同盟各国。
加入拉丁同盟的部族之间，市民权、结婚权及通商权完全平等。只要愿意，随时可以移居到其他部族统治的地方，享有和当地人同等的权利。当时，虽然罗马军队没有重大胜利，但是也没有经历大的失败。所以，即使不从长远去看，与罗马建立共同战线，对于其他拉丁人来说，利大于弊。同盟各国一年一度在菲里蒂纳的森林开会商议，对于在此作出的决定，各国必须忠实遵守。
罗马遵守同盟协议是因为罗马有相应的利益在其中。当时的罗马，提供六七千兵力已经倍感艰难。但是，由于同盟国的加入，军队规模得以成倍增加，同盟的意义自然不可小觑。
当然，这一时期的拉丁同盟也有弱点。一旦主导国罗马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其他同盟国就会看不到与罗马统一行动的好处，很容易背离罗马而去。公元前390 年凯尔特人的入侵，使这一弱点暴露无遗。
这一惨剧严重打击了邻近罗马的同盟各国把自身的希望寄托于罗马命运之上的信心。结果，不只是一个国家背离了罗马，而是像雪崩一样，同盟各国纷纷离罗马而去。他们不仅抛弃罗马，甚至起了乘机瓜分罗马之心。为此罗马不得不用20 年的时间来击退他们。尽管有卡米路斯这样的优秀将领，但是要确保边境安全，依然花费了20 年的时光。
罗马对此极度失望。于是，在公元前338 年，罗马着手进行对外关系的彻底改革。
对于公元前4 世纪中叶的罗马人来说，眼前的问题是防止再次出现同盟各国众叛亲离的状况。解除形同虚设的“拉丁同盟”，重建新同盟是改革的主要内容。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改革，是因为此时的罗马已经完全恢复了元气。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提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过于不自量力。
重建后的同盟体不再叫“拉丁同盟”，应该说，“罗马联盟”的称呼更符合它的性质。
所谓同盟，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采取统一行动的联合体。加盟各国，包括主导国罗马，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样单纯的联合体中，某个加盟国和罗马的关系与该国和其他加盟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当罗马强大时，他们和罗马联盟，一旦罗马出现衰退的迹象，他们就纷纷背离罗马而去。因此，公元前4 世纪中叶以后的罗马人把同盟国的关系限制在该国和罗马之间。
罗马联盟中的同盟协议中规定，加盟国只许和罗马缔结协议，不许在其他加盟国之间缔结协议。加盟国之间出现问题，也不允许在当事国之间解决，必须由罗马仲裁解决。
罗马之所以可以单方面要求采用这一模式，是因为罗马是胜者，其他国家都是败者。罗马联盟的确把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强加给了失败者。但是，对失败者来说，在通行没收财产，逼战败国人民为奴的时代里，说罗马人的这种要求极其宽容一点也不为过。其实罗马人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宽容，罗马人只是忠实于自己的性格而已。
罗马人智力不及希腊人，体力不及凯尔特（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技术不及伊特鲁里亚人，经济不及迦太基人。罗马人之所以超越这些民族，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开放的性格。古罗马人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不是辽阔的帝国，也不是经过两千年以后依旧挺立的遗迹，而是不论宗教和人种肤色，一律予以同化的开放性。
但是，相距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年，现代的我们总是拘泥于统治理念甚至于统治能力，排斥其他民族和人种。所以，“罗马遥不可及”的说法不仅仅是时间问题。
摘编自《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人的故事10》 中信出版社
图：
左页图：雅克·路易·大卫的油画《劫夺萨宾妇女》的题材便源自罗马传说：罗马建国后，邀请邻邦萨宾人参加宴会，但他们同时也抢去许多年轻的萨宾妇女，并与这些妇女结婚。从此，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战斗。在一次战争中，萨宾妇女为了不使自己的父兄和已经与她们成婚的罗马人继续牺牲，抱着幼儿到战场阻止双方的厮杀。
右图：掌管古罗马医疗的希腊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塑像。他的权杖上缠绕着一条蛇。
求神得到治愈之后，人们为了感谢神灵而捐献的仿照身体得病部位的形状而制作的陶器。
公元前1世纪，罗马贵族手持祖先头像的雕像。
调节夫妻矛盾的保护神
生活在公元前后交界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狄厄尼索斯在其著作《古罗马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使罗马强大起来的要因在于他们对宗教的见解之中。
罗马人认为神无处不在，他们祈求的是诸神的保佑。首都罗马的保护神是以最高神朱庇特神为首的诸神。战场上，他们有战神马尔斯和贾纳斯保佑；农业上，他们有谷物女神刻瑞斯保佑；葡萄酒酿造业中，他们有酒神巴克斯保佑；发展经济方面，他们有商业旅行保护神墨丘利保佑；生老病痛，他们有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保佑，而朱诺女神则是幸福婚姻和妇女的保护神。神的数量之多数不胜数。罗马人坚信这些神都在保佑自己。
之所以罗马会有如此众多的神，原因自然在于罗马人具体而现实的性格。罗马人从不排挤其他民族的神，他们甚至还会积极主动地引进其他民族的神。也许他们认为保护神越多照顾到的地方就越大吧。
不过，在古罗马，保护神并非只是无原则地乐善好施。对于什么都不做的、好逸恶劳的人，任何神都不会给予保佑。罗马人认为在一旁默默支持、不惜努力的人才是保护神应有的姿态。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维里普拉卡女神，她是调解夫妻矛盾的保护神。
夫妻之间争吵的起因往往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通常夫妻吵架，双方都认为理在自己这边，所以为了说服对方，声音会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不说话会被认为是理亏心虚。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这时如果一方为了不让对方有开口争辩的机会，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另一方自然会怒从心起，结果甚至可能发展到大打出手。为了避免出现这一结果，两人决定去女神维里普拉卡的神庙。
神庙里只有女神雕像，没有神官或其他什么人。因为在罗马，如果大到祭祀诸神的神殿小至神庙，所有神堂都配上神官的话，即使动员全罗马所有的人恐怕也不够。但是每个神庙有每个神庙的规矩，信奉诸神的罗马人在没有旁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一定会遵守。维里普拉卡女神庙的规矩就是在女神面前，向女神倾诉的时候一次只限一人。
这样一来，在一方倾诉的时候，另一方就不得不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在默默倾听的过程中，渐渐地他会意识到对方说的话并非全无道理。就在双方一次次交替倾诉和倾听的过程中，原先激烈冲动的声调会慢慢地趋于平和，直至在离开神庙的时候，两人已经和好如初。
罗马人对宗教表现出来的不是盲目迷信。古罗马设有十来位祭司，他们根据鸟飞的样子和啄食的方式等，来占卜国事的吉凶。
每次作战前，祭司都要占卜。通常我们认为一旦卜到凶签，军队会因此而撤退。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罗马人很少这样做。
首先，罗马人认为，只要不是亲眼所见，那么无论是凶签还是吉签都没有效力。所以即便卜到了凶签，只要祭司在占卜的时候，闭着眼睛做就行了。
其次，判断吉凶是祭司的职责，一个签是好是坏全凭他们的解释。对于祭司来说，让鸟给出军团指挥官希望得到的神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重要的是只要士兵相信卜到的是吉签就可以了。所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位高权重的人总是最清醒的。
没有医生，罗马人如何看病
罗马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专业的医生。有记载表明，公元前3世纪，希腊医生开始在罗马行医，因此在建国后的500年内，罗马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医生的国家。但是没有医生并不等于没有医疗。罗马人的医疗从建国后就一直存在，而且他们认为有了这些就足够了。这种医疗主要分为家庭医疗和求神保佑两大类。
家庭中的医疗负责人是一家之长。罗马的家长权力非常大，但义务也多而繁重。家长不仅对家人，而且对在家中和农场工作的奴隶们的健康负责。
医疗是家长的任务。这样的时期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是因为这样做，在当时的社会不乏合理性。被尊称为“医圣”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本质上也就是预防医学的集大成，其目的就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为此，他主张必须保证健康的饮食、适度的劳动、充足的睡眠和卫生，而这些也是一家之长所要严格管理的事情。一位称职的家长还应该注意到在家中和农场工作的奴隶们的健康。尽管这种做法是为了保持劳动力，但是对奴隶也进行治疗，只有古代的罗马才这样做。
求神保佑是任何民族都有的共同倾向。无论什么人，在生病的时候都会感到担心，因此只要有能依靠的，什么都想要依靠。而在罗马，有许多可以依赖的对象。罗马人对自己征服的民族也毫不吝啬地授予罗马公民权，用现代某位学者的话来说，“甚至对被征服的民族信仰的神灵也授予罗马公民权”。正因如此，罗马神增加到了30万之多，所以给每种病配一个主管神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甚至知道掌管流行病的神，而发烧、腹泻、腰痛这些疾病就更毋庸赘言了。这些神灵都有一个小的寺庙，如果本人腰疼而无法动弹，就由别人替他去拜神。
罗马的神有等级制度。掌管医疗的主神是希腊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他的权杖上缠绕着一条蛇。在现代欧洲大学医学系的毕业证书上，仍然使用一条蛇缠绕的权杖作为医生的象征。古罗马将台伯河中的一个岛全部敬献给了这位医神。据《编年史》记载，这个岛在公元前291年传染病流行的这一年进行了修建，而根据考古调查绘制成的复原想象图，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座医院，而是把整个岛都敬献给医神的一个神殿。由于它是河中的一个岛，因此这里与世隔绝，而且还有清澈的泉水，非常适合病人住在里面祈祷治愈。这里距离市中心很近。这座台伯河上唯一的岛屿在帝国灭亡以后仍然与医疗保持密切的关系，到了现代改成了医院。
除此以外，在地中海还有许多与医疗有关的拜神的地方。真正有医生实施医疗，是在“医圣”希波克拉底设立医学校很久以后，在科斯岛等几个地方才出现。到神殿拜神的病人只是把自己闭居在那里，一心祈求出现奇迹。但是有意思的是，并不能说拜神就不科学。 首先，为了拜神，就被迫请一定时间的假。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让自己从平时的工作中完全解脱出来。
其次，虽说台伯河中的岛过了桥就能到，但是与医疗有关的神殿往往建在远离人烟的山上。因此，病人无论是自己走，还是骑在驴、马的背上，或者躺在担架上，都要经过这段路程。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在体力方面对病人进行了考验。
这样，只有通过考验的人才会闭居在神殿里。而在闭居期间，即使不断食，也只有简单的食物。这样就会清洁身体内部，从而离治愈更近一步。相反，体力衰弱而受不了粗食的病人，即使神灵就在身边，也只有等死。
另外，同样是祭神祛病，罗马人与希腊人也有所不同。他们愿意去的神殿往往都在温泉附近。甚至有一位研究人员说，温泉对于罗马人来说就像磁铁一样。这样，闭居期间，在卫生方面也会得到保证。温泉本身就有治病的效果。
最后，是同病相怜的环境。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患有相同疾病的人相互感到怜悯。人类虽然是无意识，却是非常自私的。在家里孤独地卧在床上的时候，会对自己遭遇的不幸感到绝望的人，在左右都是病人的环境中，觉得自己的病情不严重，就会感到幸运，从而产生战胜疾病的力量。当然，经过比较以后明白自己病情严重的人会更加绝望，甚至死亡。
因此，可以想象“拜神”会有一定的治愈率。目前已经挖掘出的许多陶器，都是治愈的人为感谢神灵而捐献的，陶器的形状仿照身体得病的部位制作而成。
贵族与平民：普通人的“话语权”
公元前367 年，罗马史上划时代的法律《李锡尼法》得以实施。
在这部法中，首先废除了六人军事指挥官政体，恢复二人执政官制度。明确了今后罗马将实行寡头政治即少数人领导的体制。
其次，规定共和政府的所有要职向平民出身的人开放。
不得不说这个决定非常高明，而且是以深厚的洞察力做保证的。以前，平民要求的是两位执政官中，平民占一个名额。现在，正如他们所希望的，向贵族和平民分担国家要职的方向发展了。平民出身的李锡尼制定了《李锡尼法》，贵族们为这一想法的法制化投了赞成票。他们选择了不以阶级分配要职，而是全面开放的方式。
这实在很了不起。如果按贵族和平民分配官职的话，首先有悖于机会均等。虽然以废除差别为目的分配官职，却反而会出现强化差别的结果。而且，这种事情一经以机会均等的方式处理，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于是，两派的利益代表就会时刻处在相互仇视之中。这样一来，罗马国内就会出现两个政府，必须实现有效利用举国之力的政治改革也就徒有虚名了，而且还在内部埋下了永远的矛盾种子。
但是，公元前367 年的罗马人选择了全面开放。既然是全面开放，就意味着彻底的自由竞争。选举结果有时会出现两位执政官都是贵族，有时会出现两人都是平民。不管结果如何，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对此，两派都无话可说。而这一改革的最大好处就是消除了利益代表制度。
以公元前4 世纪中叶为界，共和政体下的元老院废除了以前的贵族阶级的牙城。出身不再是成为元老院议员的门槛，经验和能力才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元老院并非世袭，所以这个机构成了纯粹的、具有丰富经验和杰出能力的人的集体。
从此，罗马不再是贵族政体，而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体国家。所谓贵族政体是由贵族出身的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政体，而寡头政体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这一点上与贵族政体相同，但是，对少数人的血统没有要求。罗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条路：
公元前367 年，《李锡尼法》实施。
公元前366 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执政官选出。
公元前356 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独裁官诞生。
公元前351 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财务官选出。
公元前332 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法务官选出。
公元前322 年，禁止因无法还清欠债而剥夺其人身自由。
这个世纪末期，平民出身的人获得了为保护罗马的诸神举行祭祀活动的官职。
敌人变盟友：政治建筑的杰作
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并在此基础上挣脱已有观念的束缚，提高自己，然后再重新站起来。这就是罗马人的性格。这不是说失败是好事。失败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失败只是失败。重要的是如何从失败中站起来，也就是怎样对待失败。
公元前390 年的凯尔特人入侵，给了罗马人从失败中学习的机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内分裂是何等的愚蠢。正因为罗马有贵族派和平民派之争，才会造成被蛮族凯尔特人乘虚而入的机会。
直到《李锡尼法》实施后，罗马才成功消除了派系之争。罗马得以确立新的体制，可以整合全体罗马人所有的能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罗马的国力。
希腊人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强大的第一要素在于罗马确立了它特有的统治体系。对于公元前390 年的凯尔特人入侵，他写道：“以此为界，罗马开始了它的兴盛。”
这是一次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它终究是一次内政改革。对外的政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方面，惨遭凯尔特人入侵的罗马人没有忘记要把从中学到的教训变成现实。
这方面的改革反映出对与他国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2300 年后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之为“政治建筑的杰作”。
在王政时代，罗马已经和邻近各部族建立起同盟关系。尽管部族不同，但是，他们使用同样的拉丁语，信仰同样的宗教，风俗也很接近，所以统称为拉丁民族。各部族之间的同盟就叫“拉丁同盟”。
初期的拉丁同盟，主要是一起祭祀共同信仰的诸神。他们一年一度汇集在阿尔巴诺山上，在朱庇特神殿举行祭祀活动；模仿希腊奥林匹克举办比赛，组织体育活动几乎是唯一的共同行为。
后来在罗马七个山丘之一的阿文庭山上建起了供奉狩猎女神黛安娜的神殿。黛安娜女神也是拉丁民族共同的神，其重要性仅次于朱庇特神。该神殿的建立加强了罗马在拉丁同盟中的主导色彩。因为在祭祀女神的日子里，拉丁同盟的各加盟部族，都要带着妻儿老小来到罗马，参加祭祀活动。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军事行动成为拉丁同盟的共同行动。 尽管罗马的主导色彩加强了，但是，在当时，由于罗马的力量还没有凸显出来，所以拉丁同盟各部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乎是对等的，同盟关系并不牢固，同盟国之间也常有战事发生。公元前509 年罗马转为共和政体后，这些同盟国纷纷背离罗马，显示了当时的拉丁同盟凝聚力之脆弱。站在同盟各国的立场上来看，他们一定认为他们的同盟对象不是罗马，而是统治罗马的国王。罗马废除王政意味着解除与其他邻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有了这一前车之鉴，罗马在稳固了共和政体后的公元前494 年着手重建拉丁同盟。同盟的主要目的从宗教祭祀变成了军事行动。在同盟协议上，明确规定要建立共同的队伍对付共同的敌人。同盟军中，罗马军队占一半，其他各同盟国的军队占一半。因为这个时候，罗马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罗马一国的领土甚至超过了拉丁同盟各国领土总和的三分之一。同盟军的构成也反映了拉丁民族当时的力量分布状况。
同盟军总指挥由罗马人担任，这也是因为罗马人的军事能力强于其他各部族，胜率较高。对此，同盟各国没有任何异议，他们一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除了这一点，拉丁同盟的利益分配完全平等。
每次打了胜仗后，在战争中获得的土地和俘虏等战利品一分为二，一半给罗马，另一半给其他同盟各国。
加入拉丁同盟的部族之间，市民权、结婚权及通商权完全平等。只要愿意，随时可以移居到其他部族统治的地方，享有和当地人同等的权利。当时，虽然罗马军队没有重大胜利，但是也没有经历大的失败。所以，即使不从长远去看，与罗马建立共同战线，对于其他拉丁人来说，利大于弊。同盟各国一年一度在菲里蒂纳的森林开会商议，对于在此作出的决定，各国必须忠实遵守。
罗马遵守同盟协议是因为罗马有相应的利益在其中。当时的罗马，提供六七千兵力已经倍感艰难。但是，由于同盟国的加入，军队规模得以成倍增加，同盟的意义自然不可小觑。
当然，这一时期的拉丁同盟也有弱点。一旦主导国罗马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其他同盟国就会看不到与罗马统一行动的好处，很容易背离罗马而去。公元前390 年凯尔特人的入侵，使这一弱点暴露无遗。
这一惨剧严重打击了邻近罗马的同盟各国把自身的希望寄托于罗马命运之上的信心。结果，不只是一个国家背离了罗马，而是像雪崩一样，同盟各国纷纷离罗马而去。他们不仅抛弃罗马，甚至起了乘机瓜分罗马之心。为此罗马不得不用20 年的时间来击退他们。尽管有卡米路斯这样的优秀将领，但是要确保边境安全，依然花费了20 年的时光。
罗马对此极度失望。于是，在公元前338 年，罗马着手进行对外关系的彻底改革。
对于公元前4 世纪中叶的罗马人来说，眼前的问题是防止再次出现同盟各国众叛亲离的状况。解除形同虚设的“拉丁同盟”，重建新同盟是改革的主要内容。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改革，是因为此时的罗马已经完全恢复了元气。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提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过于不自量力。
重建后的同盟体不再叫“拉丁同盟”，应该说，“罗马联盟”的称呼更符合它的性质。
所谓同盟，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采取统一行动的联合体。加盟各国，包括主导国罗马，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样单纯的联合体中，某个加盟国和罗马的关系与该国和其他加盟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当罗马强大时，他们和罗马联盟，一旦罗马出现衰退的迹象，他们就纷纷背离罗马而去。因此，公元前4 世纪中叶以后的罗马人把同盟国的关系限制在该国和罗马之间。
罗马联盟中的同盟协议中规定，加盟国只许和罗马缔结协议，不许在其他加盟国之间缔结协议。加盟国之间出现问题，也不允许在当事国之间解决，必须由罗马仲裁解决。
罗马之所以可以单方面要求采用这一模式，是因为罗马是胜者，其他国家都是败者。罗马联盟的确把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强加给了失败者。但是，对失败者来说，在通行没收财产，逼战败国人民为奴的时代里，说罗马人的这种要求极其宽容一点也不为过。其实罗马人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宽容，罗马人只是忠实于自己的性格而已。
罗马人智力不及希腊人，体力不及凯尔特（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技术不及伊特鲁里亚人，经济不及迦太基人。罗马人之所以超越这些民族，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开放的性格。古罗马人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不是辽阔的帝国，也不是经过两千年以后依旧挺立的遗迹，而是不论宗教和人种肤色，一律予以同化的开放性。
但是，相距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年，现代的我们总是拘泥于统治理念甚至于统治能力，排斥其他民族和人种。所以，“罗马遥不可及”的说法不仅仅是时间问题。
摘编自《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人的故事10》 中信出版社
图：
左页图：雅克·路易·大卫的油画《劫夺萨宾妇女》的题材便源自罗马传说：罗马建国后，邀请邻邦萨宾人参加宴会，但他们同时也抢去许多年轻的萨宾妇女，并与这些妇女结婚。从此，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战斗。在一次战争中，萨宾妇女为了不使自己的父兄和已经与她们成婚的罗马人继续牺牲，抱着幼儿到战场阻止双方的厮杀。
右图：掌管古罗马医疗的希腊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塑像。他的权杖上缠绕着一条蛇。
求神得到治愈之后，人们为了感谢神灵而捐献的仿照身体得病部位的形状而制作的陶器。
公元前1世纪，罗马贵族手持祖先头像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