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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近邻之一，印度的战略立场对中国周边外交乃至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很重要。印度英文媒体涉华报道既反映该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现状和走向，又对其国内舆论影响深远。在美国对华敌意升级、特朗普政府拉拢印度推动“印太战略”之际，研究印度媒体涉华报道态度显得更为重要。本文选取2020年5月5日～7月6日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印度英文媒体的涉华报道，采取量化分析法，解构印媒涉华叙事框架，探析印度舆论的对华态度，解读其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中国如何在舆论交锋中管控双边分歧及增進沟通互信提出建议。
【关 键 词】 印度媒体;中印边境冲突;涉华报道;印太战略
一、研究背景
2020年4月以来，印度在中印边界的试探式敏感部署和行动增多，其边防部队在位于实控线中方一侧的加勒万河谷地区持续抵边修建道路、桥梁等设施。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和抗议，但印方却变本加厉，越线滋事。2020年6月15日晚，印军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跨越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攻击，甚至暴力攻击中方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进而引发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中印两国自1975年以来首次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边境冲突。①对于印度的此番蓄意挑衅行为，其国内媒体却展现出“受害者”心态，一方面“恶人先告状”，污蔑中国挑起事端造成多名印度军人伤亡;另一方面利用热点事件炒作“中国威胁论”，渲染和助长国内反华情绪，展现出经济排外主义，大肆呼吁印度与中国“脱钩”。
印度英文媒体反映的是印度精英阶层的观点，对印度政府的政治和外交决策具有重要舆论影响力，也直接影响着印度民众的对华认知。因此，研究印度英文媒体的对华形象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2020年5月5日～7月6日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印度英文媒体涉华报道为研究对象①，量化分析重大冲突事件下印度英文媒体涉华报道叙事框架及其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中国如何在舆论交锋中化解分歧及增强沟通提出建议。
二、印度媒体涉华报道态势与特点
（一）持续关注涉华议题，报道量居全球前列
从2020年5月5日中印两国军队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陷入冲突到7月6日两国外交谈判同意脱离接触期间，印度媒体发表涉华报道39494篇。从图1可以看出，2020年印度媒体单月涉华报道均高于2019年，且整体呈上升态势，并在5月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急剧走高，于6月达到22174篇的最高峰。由此可见，中印边境冲突明显推高印度媒体对华关注度。7月，中国外交部长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通话，就缓和两国边界事态达成积极共识后，印媒涉华报道量明显趋于缓和。8月末，在中印边境再起冲突及美国推动“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背景下，印媒涉华报道量又有所抬升。
（二）报道态度整体负面，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相互作用
笔者对监测期内的报道进行语义情感分析，如图2所示，浅色线为正面词汇出现频次，深色线为负面词汇出现频次。可以看出，在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印度涉华报道的负面态势明显高于正面态势，且随着热点事件出现波动，军事和科技等议题比较容易激发印度媒体的负面报道态势。
进一步分析发现，印度媒体的涉华报道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如通过报道印度边境公路修建情况塑造印度政府“强硬”形象，大肆报道印度士兵死亡事件强化中国“霸凌”形象。在领土纠纷等涉及国家主权的议题上，民众比较容易带有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与印度媒体的负面报道相互作用，推高印度国内反华、仇华声音。
（三）善于紧贴热点议题，煽动各种“中国威胁论”
笔者对监测期内印度媒体涉华报道中的高频词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点的距离代表词语共同出现的频率，线的疏密代表词语关系紧密程度。分析发现，图3右下半部分显示，“加勒万河谷”“印度”“军队”“中印谈判”“中国应用程序禁令”等成为印度媒体热词，可以看出印度媒体高度关注中印边境冲突和印度宣布禁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等事件。
与此同时，如图3左上部分显示，“美国”“特朗普”“新冠肺炎疫情”“香港”也是印媒涉华报道的高频词。返回文本分析后发现，在印度媒体涉华报道中，“美国”的存在感较强，大量报道紧贴中美印三边关系、美国遏制中国举措等议题展开。
（四）美印舆论互动明显，印度学者充当排头兵
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认为，新闻是对现实进行“建构”和“选择”的产物。①
因此，在新闻报道中，信源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体现了媒体和编辑的立场和偏好。在对印度媒体转引转载中国和美国媒体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印度媒体涉华报道中提及美国媒体的频次远高于中国媒体。这表明，印度媒体在涉华报道中更热衷于传播美国、而非中国的声音。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指责中国军队加剧中印边境紧张局势，该言论被《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教徒报》、《印度快报》、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多家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引用。
笔者在对美印舆论互动进行研究时发现，在中印冲突期间，印度学者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媒体上积极发声，呼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行动对华施压。如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斯瓦兰·辛格博士在美国《国家利益》刊文，称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推行激进外交政策，试图破坏美国支持的“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呼吁美国遏制中国，维护“普世价值”。①
三、印度英文媒体涉华报道热点议题
（一）高度关注边界争端，打造中国“霸凌”形象
2020年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媒在界定事件性质上与印度政府口径保持一致，通过使用“突然入侵”（incursion）、“挑衅”（aggression）、“恃强凌弱”（bully）、 “对法律、协议、原则等的违背和侵害”（violation）、“扩张主义”（expansionist）等负面感情色彩较为浓重的词语，塑造中国“强势霸凌”和印度“无辜受害”的形象。《印度战略》杂志呼吁印度政府警惕中国扩张主义，关注中国在西藏动态，并全面发展印度军力与中国抗衡。②《今日印度》网站报道认为，“中国调派军队的方式让人有种其预先准备好挑起紧张形势的印象”，目的是转移《香港国安法》和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国内矛盾。③ 印度媒体还大量报道西方政客表态，以展现国际社会对印度的支持，强调印度在中印边境纠纷中的合理、合法性。《印度斯坦时报》在题为《印中对峙：全球对印度的支持增加》的报道中，详细介绍白宫新闻发言人凯里·麦肯内尼和法国国防部长弗洛伦斯·帕利对印度的支持;④《印度时报》《印度快报》等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略特·恩格尔6月1日称中国“欺负邻国”的表态。⑤
（二）“去中国化”动向明显，多行业展现担忧情绪
在印度媒体就中印边境冲突表达强硬态度的同时，有关经济、科技领域“去中国化”的呼声也明显增多。印度媒体炒作“中国科技威胁论”，污蔑中国应用软件威胁印度国家安全，还敦促政府制定“去中国化”战略步骤，希望搭乘西方国家寻求供应链多元化的东风，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在印度媒体的煽动下，印度民众对华态度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印度民调机构7月开展的“国家情绪调查”显示，84%的印度受访者认为印度不能信任中国，59%的受访者认为印度应通过战争解决和中国的边界争端问题，91%的受访者对政府禁用59款中国应用程序表示支持。①
然而，印度在耐用消费品、原料药、电子产品等领域高度依赖中国，这种短期内难以扭转的现实，令印度相关行业和部分专家表现出明显的担忧情绪，警告莫迪政府不要重蹈尼赫鲁时期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及对华军事强硬的覆辙。印度经济学家斯瓦米纳坦·艾亚尔在《印度时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莫迪不能重犯尼赫鲁的对华政策错误》的文章，承认中国在电信、太阳能、电动车和蓄电池等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呼吁印度企业加强对华合作。②
（三）紧跟西方报道步伐，炒作新冠病毒阴谋论
印度媒体有关新冠疫情的报道框架展现出跟随美西方媒体的态势，炒作“武汉实验室病毒阴谋论”，质疑中国确诊数据，夸大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印度媒体广泛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掩盖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损失”，要求中国承担责任。印度还积极响应美国就疫情损失向中国索赔的呼声。如《印度报》报道称，全印度律师协会会长兼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主席阿加瓦拉呼吁修改《民事诉讼法》，允许印度公民向中国寻求新冠肺炎疫情损害赔偿，称“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在北京的命令下一手制造出的病毒”。③
在印度国内疫情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印度媒体如此操作不排除转移国内矛盾、推卸抗疫责任的目的，这势必进一步加剧印度民众的反华情绪。印度《自由新闻报》7月发表题为《向中国发出响亮而明确信息》的社论称，“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4～5月中国背信弃义之后，要恢复印中边界的正常状态还需要一些努力……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情况，尤其是在我们被新冠疫情分散注意力的时候。但要记住的是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我们造成的。新冠疫情起源于中国武汉;再次打破边境和平的也是中国。在中国从武汉疫情中恢复之际，其他国家却仍在疲于应对，印度也是其中的受害者”。①
（四）地缘政治担忧明显，开始响应美国印太战略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印度的态度始终消极，其国内政客、学者多从地缘政治竞争视角看待这一全球经济合作倡议。印度的这种认知在其媒体报道中也有所体现。印度《瞭望》杂志文章表示，中国最近在拉达克地区的挑衅，是北京在印度“后院”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最新体现。中国南亚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主要动力正是其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文章认为，拉达克危机以来，印度国内关于“如何更为公开地支持美国” 这一话题的讨论热度被持续推高。因此，当前正是推动印美南亚合作的時机。②
这一观点得到多家印度媒体的共鸣，整体舆论对美国推动印太战略采取迎合态度，希望联手美方遏制中国影响力。“四方安全对话”（QUAD）是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建立的非正式战略论坛，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具象化表现。分析发现，印度媒体在涉华报道中频繁提及QUAD。在监测期内，印度媒体涉华报道中提及QUAD的报道共409篇，占同时间段境外相关报道总量（903篇）的45.3%。印度《经济时报》发表题为《巩固印美战略联盟的时机已成熟》的文章称，随着世界出现中美两极分化趋势，印度必须迅速行动，加强其与美、澳、日、印的“四方安全对话”及其他军事联盟的关系，以增强遏制中国崛起的实力。③
四、思考和建议
综上所述，印度媒体涉华报道折射出印度对中国的复杂心态，即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存在对外示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在经济上又对“与中国脱钩”存在明显担忧情绪。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报道中也展现出印度精英阶层向美国靠拢的迫切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印度不结盟外交政策出现松动。
展望未来，中印关系持续稳中向好对两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考虑到中印两国领土争议问题仍有待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两国关系仍存在不稳定因素，笔者认为，应从媒体、舆论、智力和文化层面入手，增进中印互动和互信，推动双方关系和平友好发展。
（一）提高对印国别研究水平，为精准传播提供信息供给
分析显示，印度媒体涉华英文报道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媒体，这意味着在国际舆论场中，印度媒体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他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重视印度舆论，加强对印度的国别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取得丰富成果，但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有待深入和细化。作为跨学科的多领域研究，国别研究在加强对策研究的同时，也更需重视信息搜集等基础工作。在印度舆论对华质疑、担忧走高之际，深耕“一国一策”发展战略规划，加大对印度舆论现状和走向的追踪和研判，为中国及时回应国际舆论关切、澄清外界误解提供及时的信息供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对印议题设置能力。
（二）加大印度议题报道力度，为增进中印互信奠定基石
2019年，中国媒体涉印英文报道量（3878篇），与印媒同期涉华报道量（122389篇）相差悬殊。这体现出中国对印度舆论市场的巨大影响，但也反映出中国媒体在涉印报道以及有关中印关系叙事上的不足。长远看来，涉印度报道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无法让国内民众了解印度，也无法向印度传递中国态度。而后者对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向影响深远。因此，中国媒体增加涉印报道数量，丰富报道内容，同时通过与印度主流媒体建立合作供稿渠道等方式，提高其对我媒体信源的引用量，不仅有利于增进中印互信，还能够在敏感时期及时向印度表明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消除误解担忧，强调合作共赢。
（三）搭建中印学术交流平台，为良性互动提供智力支持
印度学者在政府、媒体、经贸、民间等多个领域发挥着纽带和前哨作用，但当下美印学者在对华舆论上互动频繁，相比之下，中印学者的沟通交流明显处于弱势。中印互为邻国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很多理性的印度学者对此也有清晰认知。因此，加强中国与印度学者，尤其是印度友华学者的交流互动，搭建有利于两国学者在国内及国际媒体发声的平台，从学者层面带动中印舆论的良性互动，避免形势误判。
（四）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合作，为增强民间互信提供渠道
“龙象共舞”离不开中印两国民意相向而行，推动中印民间交流合作至关重要。中印民间交流依赖于两国在文化层面上的交流互动。近年来，以《摔跤吧！爸爸》为代表的一系列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大获成功，在中国受众群体中引发共鸣，这表明电影可以成为双方民间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及中印关系向好发展的润滑剂。中国影视行业也可以借鉴印度宝莱坞的成功经验，尝试推出一些能够反映中国多元本土文化特征的“小清新”影片，通过对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进行挖掘、升华，用小故事引发印度民众情感共鸣，推动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走向印度民间，让中印文化中共同的价值观成为推动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及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
（责任编辑：张冬梅）
【关 键 词】 印度媒体;中印边境冲突;涉华报道;印太战略
一、研究背景
2020年4月以来，印度在中印边界的试探式敏感部署和行动增多，其边防部队在位于实控线中方一侧的加勒万河谷地区持续抵边修建道路、桥梁等设施。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和抗议，但印方却变本加厉，越线滋事。2020年6月15日晚，印军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跨越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攻击，甚至暴力攻击中方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进而引发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中印两国自1975年以来首次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边境冲突。①对于印度的此番蓄意挑衅行为，其国内媒体却展现出“受害者”心态，一方面“恶人先告状”，污蔑中国挑起事端造成多名印度军人伤亡;另一方面利用热点事件炒作“中国威胁论”，渲染和助长国内反华情绪，展现出经济排外主义，大肆呼吁印度与中国“脱钩”。
印度英文媒体反映的是印度精英阶层的观点，对印度政府的政治和外交决策具有重要舆论影响力，也直接影响着印度民众的对华认知。因此，研究印度英文媒体的对华形象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2020年5月5日～7月6日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印度英文媒体涉华报道为研究对象①，量化分析重大冲突事件下印度英文媒体涉华报道叙事框架及其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中国如何在舆论交锋中化解分歧及增强沟通提出建议。
二、印度媒体涉华报道态势与特点
（一）持续关注涉华议题，报道量居全球前列
从2020年5月5日中印两国军队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陷入冲突到7月6日两国外交谈判同意脱离接触期间，印度媒体发表涉华报道39494篇。从图1可以看出，2020年印度媒体单月涉华报道均高于2019年，且整体呈上升态势，并在5月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急剧走高，于6月达到22174篇的最高峰。由此可见，中印边境冲突明显推高印度媒体对华关注度。7月，中国外交部长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通话，就缓和两国边界事态达成积极共识后，印媒涉华报道量明显趋于缓和。8月末，在中印边境再起冲突及美国推动“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背景下，印媒涉华报道量又有所抬升。
（二）报道态度整体负面，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相互作用
笔者对监测期内的报道进行语义情感分析，如图2所示，浅色线为正面词汇出现频次，深色线为负面词汇出现频次。可以看出，在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印度涉华报道的负面态势明显高于正面态势，且随着热点事件出现波动，军事和科技等议题比较容易激发印度媒体的负面报道态势。
进一步分析发现，印度媒体的涉华报道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如通过报道印度边境公路修建情况塑造印度政府“强硬”形象，大肆报道印度士兵死亡事件强化中国“霸凌”形象。在领土纠纷等涉及国家主权的议题上，民众比较容易带有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与印度媒体的负面报道相互作用，推高印度国内反华、仇华声音。
（三）善于紧贴热点议题，煽动各种“中国威胁论”
笔者对监测期内印度媒体涉华报道中的高频词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点的距离代表词语共同出现的频率，线的疏密代表词语关系紧密程度。分析发现，图3右下半部分显示，“加勒万河谷”“印度”“军队”“中印谈判”“中国应用程序禁令”等成为印度媒体热词，可以看出印度媒体高度关注中印边境冲突和印度宣布禁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等事件。
与此同时，如图3左上部分显示，“美国”“特朗普”“新冠肺炎疫情”“香港”也是印媒涉华报道的高频词。返回文本分析后发现，在印度媒体涉华报道中，“美国”的存在感较强，大量报道紧贴中美印三边关系、美国遏制中国举措等议题展开。
（四）美印舆论互动明显，印度学者充当排头兵
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认为，新闻是对现实进行“建构”和“选择”的产物。①
因此，在新闻报道中，信源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体现了媒体和编辑的立场和偏好。在对印度媒体转引转载中国和美国媒体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印度媒体涉华报道中提及美国媒体的频次远高于中国媒体。这表明，印度媒体在涉华报道中更热衷于传播美国、而非中国的声音。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指责中国军队加剧中印边境紧张局势，该言论被《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教徒报》、《印度快报》、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多家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引用。
笔者在对美印舆论互动进行研究时发现，在中印冲突期间，印度学者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媒体上积极发声，呼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行动对华施压。如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斯瓦兰·辛格博士在美国《国家利益》刊文，称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推行激进外交政策，试图破坏美国支持的“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呼吁美国遏制中国，维护“普世价值”。①
三、印度英文媒体涉华报道热点议题
（一）高度关注边界争端，打造中国“霸凌”形象
2020年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媒在界定事件性质上与印度政府口径保持一致，通过使用“突然入侵”（incursion）、“挑衅”（aggression）、“恃强凌弱”（bully）、 “对法律、协议、原则等的违背和侵害”（violation）、“扩张主义”（expansionist）等负面感情色彩较为浓重的词语，塑造中国“强势霸凌”和印度“无辜受害”的形象。《印度战略》杂志呼吁印度政府警惕中国扩张主义，关注中国在西藏动态，并全面发展印度军力与中国抗衡。②《今日印度》网站报道认为，“中国调派军队的方式让人有种其预先准备好挑起紧张形势的印象”，目的是转移《香港国安法》和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国内矛盾。③ 印度媒体还大量报道西方政客表态，以展现国际社会对印度的支持，强调印度在中印边境纠纷中的合理、合法性。《印度斯坦时报》在题为《印中对峙：全球对印度的支持增加》的报道中，详细介绍白宫新闻发言人凯里·麦肯内尼和法国国防部长弗洛伦斯·帕利对印度的支持;④《印度时报》《印度快报》等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略特·恩格尔6月1日称中国“欺负邻国”的表态。⑤
（二）“去中国化”动向明显，多行业展现担忧情绪
在印度媒体就中印边境冲突表达强硬态度的同时，有关经济、科技领域“去中国化”的呼声也明显增多。印度媒体炒作“中国科技威胁论”，污蔑中国应用软件威胁印度国家安全，还敦促政府制定“去中国化”战略步骤，希望搭乘西方国家寻求供应链多元化的东风，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在印度媒体的煽动下，印度民众对华态度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印度民调机构7月开展的“国家情绪调查”显示，84%的印度受访者认为印度不能信任中国，59%的受访者认为印度应通过战争解决和中国的边界争端问题，91%的受访者对政府禁用59款中国应用程序表示支持。①
然而，印度在耐用消费品、原料药、电子产品等领域高度依赖中国，这种短期内难以扭转的现实，令印度相关行业和部分专家表现出明显的担忧情绪，警告莫迪政府不要重蹈尼赫鲁时期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及对华军事强硬的覆辙。印度经济学家斯瓦米纳坦·艾亚尔在《印度时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莫迪不能重犯尼赫鲁的对华政策错误》的文章，承认中国在电信、太阳能、电动车和蓄电池等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呼吁印度企业加强对华合作。②
（三）紧跟西方报道步伐，炒作新冠病毒阴谋论
印度媒体有关新冠疫情的报道框架展现出跟随美西方媒体的态势，炒作“武汉实验室病毒阴谋论”，质疑中国确诊数据，夸大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印度媒体广泛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掩盖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损失”，要求中国承担责任。印度还积极响应美国就疫情损失向中国索赔的呼声。如《印度报》报道称，全印度律师协会会长兼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主席阿加瓦拉呼吁修改《民事诉讼法》，允许印度公民向中国寻求新冠肺炎疫情损害赔偿，称“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在北京的命令下一手制造出的病毒”。③
在印度国内疫情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印度媒体如此操作不排除转移国内矛盾、推卸抗疫责任的目的，这势必进一步加剧印度民众的反华情绪。印度《自由新闻报》7月发表题为《向中国发出响亮而明确信息》的社论称，“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4～5月中国背信弃义之后，要恢复印中边界的正常状态还需要一些努力……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情况，尤其是在我们被新冠疫情分散注意力的时候。但要记住的是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我们造成的。新冠疫情起源于中国武汉;再次打破边境和平的也是中国。在中国从武汉疫情中恢复之际，其他国家却仍在疲于应对，印度也是其中的受害者”。①
（四）地缘政治担忧明显，开始响应美国印太战略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印度的态度始终消极，其国内政客、学者多从地缘政治竞争视角看待这一全球经济合作倡议。印度的这种认知在其媒体报道中也有所体现。印度《瞭望》杂志文章表示，中国最近在拉达克地区的挑衅，是北京在印度“后院”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最新体现。中国南亚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主要动力正是其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文章认为，拉达克危机以来，印度国内关于“如何更为公开地支持美国” 这一话题的讨论热度被持续推高。因此，当前正是推动印美南亚合作的時机。②
这一观点得到多家印度媒体的共鸣，整体舆论对美国推动印太战略采取迎合态度，希望联手美方遏制中国影响力。“四方安全对话”（QUAD）是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建立的非正式战略论坛，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具象化表现。分析发现，印度媒体在涉华报道中频繁提及QUAD。在监测期内，印度媒体涉华报道中提及QUAD的报道共409篇，占同时间段境外相关报道总量（903篇）的45.3%。印度《经济时报》发表题为《巩固印美战略联盟的时机已成熟》的文章称，随着世界出现中美两极分化趋势，印度必须迅速行动，加强其与美、澳、日、印的“四方安全对话”及其他军事联盟的关系，以增强遏制中国崛起的实力。③
四、思考和建议
综上所述，印度媒体涉华报道折射出印度对中国的复杂心态，即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存在对外示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在经济上又对“与中国脱钩”存在明显担忧情绪。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报道中也展现出印度精英阶层向美国靠拢的迫切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印度不结盟外交政策出现松动。
展望未来，中印关系持续稳中向好对两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考虑到中印两国领土争议问题仍有待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两国关系仍存在不稳定因素，笔者认为，应从媒体、舆论、智力和文化层面入手，增进中印互动和互信，推动双方关系和平友好发展。
（一）提高对印国别研究水平，为精准传播提供信息供给
分析显示，印度媒体涉华英文报道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媒体，这意味着在国际舆论场中，印度媒体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他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重视印度舆论，加强对印度的国别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取得丰富成果，但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有待深入和细化。作为跨学科的多领域研究，国别研究在加强对策研究的同时，也更需重视信息搜集等基础工作。在印度舆论对华质疑、担忧走高之际，深耕“一国一策”发展战略规划，加大对印度舆论现状和走向的追踪和研判，为中国及时回应国际舆论关切、澄清外界误解提供及时的信息供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对印议题设置能力。
（二）加大印度议题报道力度，为增进中印互信奠定基石
2019年，中国媒体涉印英文报道量（3878篇），与印媒同期涉华报道量（122389篇）相差悬殊。这体现出中国对印度舆论市场的巨大影响，但也反映出中国媒体在涉印报道以及有关中印关系叙事上的不足。长远看来，涉印度报道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无法让国内民众了解印度，也无法向印度传递中国态度。而后者对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向影响深远。因此，中国媒体增加涉印报道数量，丰富报道内容，同时通过与印度主流媒体建立合作供稿渠道等方式，提高其对我媒体信源的引用量，不仅有利于增进中印互信，还能够在敏感时期及时向印度表明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消除误解担忧，强调合作共赢。
（三）搭建中印学术交流平台，为良性互动提供智力支持
印度学者在政府、媒体、经贸、民间等多个领域发挥着纽带和前哨作用，但当下美印学者在对华舆论上互动频繁，相比之下，中印学者的沟通交流明显处于弱势。中印互为邻国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很多理性的印度学者对此也有清晰认知。因此，加强中国与印度学者，尤其是印度友华学者的交流互动，搭建有利于两国学者在国内及国际媒体发声的平台，从学者层面带动中印舆论的良性互动，避免形势误判。
（四）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合作，为增强民间互信提供渠道
“龙象共舞”离不开中印两国民意相向而行，推动中印民间交流合作至关重要。中印民间交流依赖于两国在文化层面上的交流互动。近年来，以《摔跤吧！爸爸》为代表的一系列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大获成功，在中国受众群体中引发共鸣，这表明电影可以成为双方民间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及中印关系向好发展的润滑剂。中国影视行业也可以借鉴印度宝莱坞的成功经验，尝试推出一些能够反映中国多元本土文化特征的“小清新”影片，通过对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进行挖掘、升华，用小故事引发印度民众情感共鸣，推动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走向印度民间，让中印文化中共同的价值观成为推动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及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
（责任编辑：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