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20世纪到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使人类相信自己已经临近于天堂的门前。然而当今世界,性别、种族、政治、文化等的差异带来的不同、敌对甚至是混乱,依然困扰着当代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界的选择和改变,反映出了时代的特征,展示了一个个或悲或喜,悲喜交织的故事,为人类深刻认识自我,以及如何跨越天堂之门作出了有益的引导。
　　关键词:文明 天堂 诺贝尔文学奖 悲喜交织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往日为温饱为基本安全而忧心忡忡的人们眼中,今天的人们,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世界冷战格局结束之后,仿佛是生活在天堂之中,至少已经是来到了天堂的门前,但他们可能难以想到,这天堂的门前也是悲喜交织的世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也通过文学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第三次文化接受的高峰,诺贝尔文学奖快速地进入了中国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视野。作为世界文学最高创作成就标志的诺贝尔文学奖,一直以来都是文学潮流和趋势的风向标。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获奖作家名单的耐人寻味,也显示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标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我们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人类生活新的悲喜。对比90年以前的获奖作家及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因为世界政治、文化及文学本身的变化而出现的新的现象,它所揭示的当代人的生活画面,有着鲜明的特征,这些作家从不同的视角,以更加细腻而深刻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世界大同时代的来临,显示着人类正在走向团结一体,走向幸福与美好,在跨向天堂之门,但在天堂的门前,人类依然面临悲喜交织的现实生活。
　　
　　一 性别视角
　　
　　在人类的所有苦难中,女性的苦难写就了太多的悲剧。性别的概念一直根深蒂固于人类文化认知结构中,从婚姻宗族法律制度、政治经济资源的继承分配到个人生活方式、科学人文艺术的表达,人类的每一项活动都因为性别的差异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诺贝尔文学奖的奖坛上涌出了5位女性获奖者,人数几乎占了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女性获奖作家的一半。内丁·戈迪默、托尼·莫里森、希姆博尔斯卡、耶利内克和多丽丝·莱辛,她们的成功表明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女作家的迅速崛起和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的繁荣。
　　女性作家用她们手中的笔,生动地描绘了生活于当代不同境况之下的女性的命运,并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女性主义。五位获奖女作家在新时代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用女性细腻的观察和笔触,描写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女性的隐秘私欲,甚至是女性的变态心理,观照了构成人类社会的一极——女性的世界,将这个曾经被扭曲或被忽视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更加细腻地表现出来。应当说,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女性已经从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走了出来,有了进入社会公共生活的权利,有了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机会,有了追求天堂幸福的可能,但在迈进天堂之门前,她们又受着自然与社会、生理与心理、历史与现实的多重磨砺,演绎出一幕幕或悲或喜的人生戏剧。
　　内丁·戈迪默是非洲历史上第一位获奖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以种族隔离的南非社会为背景,着力刻画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女性的处境和心理。2005年获奖的耶里内克,有人称呼她为“女性劳伦斯”,她偏爱于揭示和描写女性赤裸裸的情欲,因而她的许多作品不是长期遭禁,就是至今也无法同读者见面。瑞典文学院在多丽丝·莱辛的颁奖词中,称她是“女性经历的史诗作者,用怀疑主义、才华激情和预言的力量,来审视被割裂的文明”,颁奖词还评价她的小说《金色笔记》“在20世纪那些描述男性女性关系的作品中,是开创性的”。在这几位女性作家中,耶里内克的创作是最私人化的,她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表现女性的个性和欲望,她的作品敢于揭露人性丑陋的一面,尤其是在禁锢状态下人性的变态和扭曲。比如《钢琴教师》反映了人性的枷锁,母亲的自私与对生存的恐惧,成了阻挡主人公步入人生天堂的致命障碍。耶里内克敢于通过富于想象力的、音乐般的语言来刻画女性内心最隐蔽的、最无法启齿的,甚至是最丑陋的部分,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心灵的田园在物质、情欲和平庸现实中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衰败与凋敝的。
　　当然,内丁·戈迪默、托尼·莫里森、希姆博尔斯卡、耶利内克和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并不仅仅局限于男性和女性这一主题上,她们同时关注种族、关注和平、关注世界。1980年,当尤瑟纳尔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女性院士时,让·德·奥姆松发表了接纳的演说词,他说:“夫人,我不应该向您隐瞒,您之所以今天置身此间,并不是因为您是妇女,而是因为您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愿我们三百五十年来选出的男人全都具有您这样一位妇女的广博的才华……”也许,这一演说词也适用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和没有获奖的女性作家们,是她们给文学这一片天空增添了光彩,让女性生存的悲喜交集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今天文明社会里,女性获得了更多权利,可也依然承受着种种痛苦与悲哀。
　　
　　二 种族视角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以来主要以欧美作家为考察对象,只有少数的非西方作家进入到了他们的视野。1990到2008年的18年中,非洲作家、印度作家、华裔作家、拉美作家齐放光彩,这也使得该奖成为了世界性的奖项。他们的创作深受70年代以来主宰整个思想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通过小说或诗歌的形式描述了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在新的世界格局下的创伤和阵痛。
　　内丁·戈迪默的小说反映了南非现实社会中广大黑人和有色人种在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的生活遭遇和反杭斗争。库切的《耻》描写了白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心态变迁和身份游离。他们的小说都是了解南非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窗口。沃尔科特、奈保尔则都是来自于加勒比海地区的作家,都成长于英国殖民地文化氛围中,他们从小都接受了英国语言文化的教育,喜欢的都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的文学作品。沃尔科特的精神之根在非洲,奈保尔的则在印度。但是在他们的创作中都表现出了一种身份的不确定性,他们为故乡的文化和精神的贫乏感到悲哀,同时也感到与非洲、与印度的疏离,他们无法认同英国这个前殖民国家的文化价值,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创造了一种 “流民文学”。沃尔科特在诗歌中这样感叹:“分裂到血管的我,该向着哪一边/我诅咒过/大英政权喝醉的军官,我该如何/在非洲和我爱的英语之间抉择/是背叛这二者,还是把二者给我的奉还”;奈保尔的《抵达之秘》真切地展现了“日不落帝国”向“日落帝国”转变的过程和导致的后果,《印度三部曲》则以惊人的观察力和描述力表现了一个最熟悉而又陌生的精神家园——印度,奈保尔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塑造了一群永远的局外人。长期的殖民历史虽然已经在政治上结束了,但在文化上遗留的问题却还在一代又一代的后殖民地孩子身上蔓延,沃尔科特和奈保尔通过文学创作揭露和批判了殖民统治,记录了后殖民时代文化巨变的创伤,以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和个体的命运,表达了对西方霸权文化的失望和对世界不平等现状的担忧。人类要集体进入心灵的天堂,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三 政治视角
　　
　　20世纪,社会理论出现了“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形成、提出了“属下阶级”和“文化霸权”的概念,他认为霸权既指政治权威,也指文化领导。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政治同样是一个敏感却吸引人的主题,也许正如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埃斯帕马克所说的一样:“评奖委员会是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因而无所谓‘政治意图’,但有时却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政治效果’……。”从1990年至今的获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获奖的作品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现实,反映了政治生活对不同人物心灵世界及自身命运的深刻影响。比如达里奥·福、若泽·萨拉马戈、高行健、凯尔泰斯·伊姆雷等。他们的创作有的以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纳粹极权统治为主题,有的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强强对话,有的则畅快淋漓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陋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