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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制度的制定、变迁是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密不可分的。政治制度构建了人的社会等级和秩序，搭建了人们政治活动的大框架。本文介绍了中国自夏商周开始，历经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发展，通过对其变迁的探索，总结出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特点
一、绪论
（一）政治制度的含义
所谓政治制度是指人类组织发展到国家阶段以后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框架，以及政治游戏的规则和政治运行的内在机制。[1]
政治制度是决定人们相互间政治关系的人为设定的制约。它建构了人的社会等级和秩序，搭建了人们政治活动的大框架，政治制度的变革，但是也伴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动荡，但这种变革往往最能体现历史的演进轨迹。
（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
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对象大体上可以包含三类：第一类：政治组织的框架、政治文化的变迁。第二类：政治运作的规则和机制的变化理路。第三类：社会权力结果的变迁。
二、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变迁
（一）封建制时代：夏、商、西周
封建制是指西欧封建时代那种分封式的世俗君主制和封建主与农奴共存的社会制度。根据著名欧洲中古史专家马克垚的总结，封建制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二是与封君封臣相适应的封土制度;三是中央势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在我国，对应的则是夏商周的制度。
夏朝作为封建时代过渡的一个朝代，其国家形态仍为氏族联盟，但不同于五帝时代的禅让，夏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他氏族服从夏的统治。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颠覆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禅让制变成王位世袭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
商朝确立了封建制，其发动的“商汤革命”打破了国王永定的说法，开启了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商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宗法制度，嫡庶之分、大宗小宗之分，逐渐形成了王族树根状的宗法结构，进而在贵族和同姓诸侯之间构成宗法血缘网络，加强王国的凝聚力。其王畿周围也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官制，在兵制上也实现了部落兵制向职业兵制的转化。
西周将封建制推向了盛世。周建立了一整套礼制完备的统治秩序，“周公制礼，天下归心”。周的宗法制更加完备，其分封制与宗法制紧密相联。[2]其分封制是除了王都周围地区由周王直接统治外，周王将其他地区封赐给亲属、功臣等，建立诸侯国，诸侯服从国王的命令，交纳供品，守卫疆土，管理地方事务，保卫周王室。確立了周王的权威，扩大了周王朝的统治区域。西周的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它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继承权力的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由嫡长子世袭，其余诸子分封到各地为诸侯。诸侯往下也按照同样原则将自己的民众和土地逐级分封给卿大夫、士。嫡长子与其他诸子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
周朝形成了一个政治与血缘相互扭结的分层治理结构。因此，在周朝，一个人的地位、身份、财产都来源于他在宗法体系中的位置。
（二）“官僚”帝国的的时代：春秋战国、秦汉
1、官僚制帝国过渡时代的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宗法政治秩序奔溃。王室对诸侯失去控制，诸侯相互攻杀兼并，礼乐制度紊乱，定期朝觐制度基本废止。宗法制度混乱嫡长子继承制难以遵行。士的崛起颠覆了贵族官僚体制，推动官制向雇佣官僚制转化。
战国时期各国国策更加向功利性和实用性方向发展，战国七雄先后进行了法家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目标是为了建立专制军权和编户齐民并存的绝对主义国家。
2、开启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秦汉
秦是贯彻法家学说最为彻底的国度，在政治上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地方废分封制，建立郡县制，是帝国体制的首创者，其皇帝制度、官僚结构、行政体系和迅捷的交通信息网络，成为后世制度效法的基本模板。开创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开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帝国时代。
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是中国的盛世。不仅保持和光大了秦朝开疆拓土的气魄，而且部分继续了前秦以来的文化繁荣，在制度上建设也多有成就，打破了绝对的一元体制。到了汉武帝时期，颁布推恩令，大大削弱诸侯王的封地和势力，加强监察制度，加强皇帝权威。最终确立了郡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三）贵族与皇权并行的时代：三国、魏晋南北朝
自西汉末年以来，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僚门阀化和地方政治豪强化。东汉政治上的枝强干弱，门阀与豪强愈发强盛。东汉末年，在外戚、宦官、朝官的三角斗争中，在农民起义和地方军阀的双重打击下，东汉朝廷名存实亡，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群雄并起的大混战时期。
三国时期贵族政治浮出水面，豪强的军事化与兵役制度的变化，进一步加强了贵族政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分封复古，本意是抑制豪强门阀，不仅没有阻止门阀世家的发展，反而催化了门阀政治。
从本质上看，大一统的官僚帝国是排斥贵族化的。它必须保证更多的纳税平民和流动性、非世袭的官僚，以此来确保社会精英被不断吸纳到管理层，确保皇帝对管理层的人事控制和中央集权的实力，这一时期的豪强门阀是一种不完全形态的贵族，实现了身份地位的世袭化，但难以恢复封建宗法制度，仍受皇权约束。
（四）大一统官僚帝制走向成熟的时代：隋唐帝国
从制度演变的角度来看，隋唐像是一对扣得很紧的锁链。前一个创制，后一个继承，珠联璧合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制度转变。在这一时期，大一统官僚帝制走向了成熟。
隋唐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是官僚体制的录用制度，即科举制。科举制削平了世族的残余，促进了官僚群体的更新，稳定了国家编户齐民。
隋唐开创并实行三省六部制，形成了完整严密的封建官僚体系，削弱相权，加强皇权，调整和健全府兵制，用分权的办法来加强君权，使中央更加集权。科举的实行使官员选拔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五）政治制度繁杂的时代：两宋时期
宋为矫五代之弊，机构设置时充分考虑权力的分散和制衡，防止任何机构权力过大，颠覆皇权。但矫枉过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机构最庞杂、人员最臃肿、效率最低下的政府体系。
两宋时期的政治主要表现在：一是机构重叠，床上架床。正式机构是一套，附加机构又是一套，往往附加机构才是真正负责的机关。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往往不负责本机关的事务，却去管另一个机关的事情，形成了叠床架屋、彼此纠缠的官僚体系。二是权力分散，职能混淆。三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四是事权不一，部门长官未挂上“判某事”前，只是官衔，不管本部门的事。五是对官员不信任，很少给予全权。
（六）帝王专制的时代：明清时期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个王朝，在制度上基本上一致。最大的特点是取消宰相制度，皇帝直接负责政务处理，统辖行政部门。明朝的内阁和清朝的军机处，都只能算皇帝临时的秘书班子。此时的帝制已有专制的意味，是真正意义上的帝王专制。
钱穆先生认为，明朝政治是传统复归后恶化的政治，恶化的原因主要是：废除宰相和摧折士大夫，導致军权绝对化。[3]自秦汉以来的官僚帝制的关键环节在官僚体系和皇权的平衡，以及官僚体系的有效性。宰相制是平衡和有效性的核心环节，废除后势必要寻求制度补偿性替代，但替代物也难以发挥宰相制的作用。摧折士大夫也阻碍了官僚制的有效性。
清朝的制度基本上模仿明朝，不仅大的框架类似，某些细节也没有多少变化。基本上是照抄的，连理应修改的地方，也原封不动地照搬。比如清朝兵制没有卫所，但是大清律中却仍存在。清朝实行满汉双轨制。中央行政系统中，各部成为皇帝的办事机构，不能独立对地方发布政令。作为独立监察系统的六科给事中，丧失谏议权力，沦为普通御史。地方行政管理中，实行满汉隔离系统，满人不担任亲民之官。军事体制上，八旗和绿营并存。
明清两朝都过于看中皇帝的地位和权力，充分发挥儒家学说的政治功能，将臣子的作为限制在技术层面，造成了中国官僚体系觉悟和水平的下滑。
三、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一）以君权为中心，高度集中权力。
在人神关系上，鼓吹君权神授，君权至上，以神权服务于君权。在君臣关系上，宣扬君令臣从，臣效死忠，下级服从上级，全国依附君主。在权力配置原则上，君主一人全面垄断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财政、军事和文化教育大权。
（二）人治高于法治。
虽然每朝每代都曾制定和修订法律，但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尤其是君主的言论，可以任意冲击、取代法律。
（三）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
中国古代政治机构的设置相当完备，从君主到臣僚，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连，统治法网严密周全。
（四）宗法制度残余影响深远。
宗法制度的残余严重影响到古代政治制度的建设，父权的观念渗入到国家政治制度中，居家为孝，事君为忠，借助父权来加强君权和行政权。
（五）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
在漫长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经典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各项制度与政策的依据。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儒家学术思想长期影响古代政治制度。
（六）官民相对。
调整伦理关系与等级秩序的礼制，得到行政法的确认而与政治制度结合，形成典型的官僚政治、严密的等级制度，造成严重的官民对立现象。
除上述特征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还具有外戚、宦官交替干政祸国、将城市作为统治的中心，“明君”“盛世”的重现，以及在地方实行行政包揽一切的权能主义等等特征。
参考文献：
[1] 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第二版）》[M]，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许倬云：《西周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钱穆：《国史大纲》[M]，665-66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第114-115页，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M]，第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特点
一、绪论
（一）政治制度的含义
所谓政治制度是指人类组织发展到国家阶段以后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框架，以及政治游戏的规则和政治运行的内在机制。[1]
政治制度是决定人们相互间政治关系的人为设定的制约。它建构了人的社会等级和秩序，搭建了人们政治活动的大框架，政治制度的变革，但是也伴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动荡，但这种变革往往最能体现历史的演进轨迹。
（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
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对象大体上可以包含三类：第一类：政治组织的框架、政治文化的变迁。第二类：政治运作的规则和机制的变化理路。第三类：社会权力结果的变迁。
二、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变迁
（一）封建制时代：夏、商、西周
封建制是指西欧封建时代那种分封式的世俗君主制和封建主与农奴共存的社会制度。根据著名欧洲中古史专家马克垚的总结，封建制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二是与封君封臣相适应的封土制度;三是中央势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在我国，对应的则是夏商周的制度。
夏朝作为封建时代过渡的一个朝代，其国家形态仍为氏族联盟，但不同于五帝时代的禅让，夏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他氏族服从夏的统治。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颠覆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禅让制变成王位世袭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
商朝确立了封建制，其发动的“商汤革命”打破了国王永定的说法，开启了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商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宗法制度，嫡庶之分、大宗小宗之分，逐渐形成了王族树根状的宗法结构，进而在贵族和同姓诸侯之间构成宗法血缘网络，加强王国的凝聚力。其王畿周围也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官制，在兵制上也实现了部落兵制向职业兵制的转化。
西周将封建制推向了盛世。周建立了一整套礼制完备的统治秩序，“周公制礼，天下归心”。周的宗法制更加完备，其分封制与宗法制紧密相联。[2]其分封制是除了王都周围地区由周王直接统治外，周王将其他地区封赐给亲属、功臣等，建立诸侯国，诸侯服从国王的命令，交纳供品，守卫疆土，管理地方事务，保卫周王室。確立了周王的权威，扩大了周王朝的统治区域。西周的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它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继承权力的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由嫡长子世袭，其余诸子分封到各地为诸侯。诸侯往下也按照同样原则将自己的民众和土地逐级分封给卿大夫、士。嫡长子与其他诸子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
周朝形成了一个政治与血缘相互扭结的分层治理结构。因此，在周朝，一个人的地位、身份、财产都来源于他在宗法体系中的位置。
（二）“官僚”帝国的的时代：春秋战国、秦汉
1、官僚制帝国过渡时代的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宗法政治秩序奔溃。王室对诸侯失去控制，诸侯相互攻杀兼并，礼乐制度紊乱，定期朝觐制度基本废止。宗法制度混乱嫡长子继承制难以遵行。士的崛起颠覆了贵族官僚体制，推动官制向雇佣官僚制转化。
战国时期各国国策更加向功利性和实用性方向发展，战国七雄先后进行了法家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目标是为了建立专制军权和编户齐民并存的绝对主义国家。
2、开启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秦汉
秦是贯彻法家学说最为彻底的国度，在政治上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地方废分封制，建立郡县制，是帝国体制的首创者，其皇帝制度、官僚结构、行政体系和迅捷的交通信息网络，成为后世制度效法的基本模板。开创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开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帝国时代。
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是中国的盛世。不仅保持和光大了秦朝开疆拓土的气魄，而且部分继续了前秦以来的文化繁荣，在制度上建设也多有成就，打破了绝对的一元体制。到了汉武帝时期，颁布推恩令，大大削弱诸侯王的封地和势力，加强监察制度，加强皇帝权威。最终确立了郡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三）贵族与皇权并行的时代：三国、魏晋南北朝
自西汉末年以来，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僚门阀化和地方政治豪强化。东汉政治上的枝强干弱，门阀与豪强愈发强盛。东汉末年，在外戚、宦官、朝官的三角斗争中，在农民起义和地方军阀的双重打击下，东汉朝廷名存实亡，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群雄并起的大混战时期。
三国时期贵族政治浮出水面，豪强的军事化与兵役制度的变化，进一步加强了贵族政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分封复古，本意是抑制豪强门阀，不仅没有阻止门阀世家的发展，反而催化了门阀政治。
从本质上看，大一统的官僚帝国是排斥贵族化的。它必须保证更多的纳税平民和流动性、非世袭的官僚，以此来确保社会精英被不断吸纳到管理层，确保皇帝对管理层的人事控制和中央集权的实力，这一时期的豪强门阀是一种不完全形态的贵族，实现了身份地位的世袭化，但难以恢复封建宗法制度，仍受皇权约束。
（四）大一统官僚帝制走向成熟的时代：隋唐帝国
从制度演变的角度来看，隋唐像是一对扣得很紧的锁链。前一个创制，后一个继承，珠联璧合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制度转变。在这一时期，大一统官僚帝制走向了成熟。
隋唐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是官僚体制的录用制度，即科举制。科举制削平了世族的残余，促进了官僚群体的更新，稳定了国家编户齐民。
隋唐开创并实行三省六部制，形成了完整严密的封建官僚体系，削弱相权，加强皇权，调整和健全府兵制，用分权的办法来加强君权，使中央更加集权。科举的实行使官员选拔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五）政治制度繁杂的时代：两宋时期
宋为矫五代之弊，机构设置时充分考虑权力的分散和制衡，防止任何机构权力过大，颠覆皇权。但矫枉过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机构最庞杂、人员最臃肿、效率最低下的政府体系。
两宋时期的政治主要表现在：一是机构重叠，床上架床。正式机构是一套，附加机构又是一套，往往附加机构才是真正负责的机关。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往往不负责本机关的事务，却去管另一个机关的事情，形成了叠床架屋、彼此纠缠的官僚体系。二是权力分散，职能混淆。三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四是事权不一，部门长官未挂上“判某事”前，只是官衔，不管本部门的事。五是对官员不信任，很少给予全权。
（六）帝王专制的时代：明清时期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个王朝，在制度上基本上一致。最大的特点是取消宰相制度，皇帝直接负责政务处理，统辖行政部门。明朝的内阁和清朝的军机处，都只能算皇帝临时的秘书班子。此时的帝制已有专制的意味，是真正意义上的帝王专制。
钱穆先生认为，明朝政治是传统复归后恶化的政治，恶化的原因主要是：废除宰相和摧折士大夫，導致军权绝对化。[3]自秦汉以来的官僚帝制的关键环节在官僚体系和皇权的平衡，以及官僚体系的有效性。宰相制是平衡和有效性的核心环节，废除后势必要寻求制度补偿性替代，但替代物也难以发挥宰相制的作用。摧折士大夫也阻碍了官僚制的有效性。
清朝的制度基本上模仿明朝，不仅大的框架类似，某些细节也没有多少变化。基本上是照抄的，连理应修改的地方，也原封不动地照搬。比如清朝兵制没有卫所，但是大清律中却仍存在。清朝实行满汉双轨制。中央行政系统中，各部成为皇帝的办事机构，不能独立对地方发布政令。作为独立监察系统的六科给事中，丧失谏议权力，沦为普通御史。地方行政管理中，实行满汉隔离系统，满人不担任亲民之官。军事体制上，八旗和绿营并存。
明清两朝都过于看中皇帝的地位和权力，充分发挥儒家学说的政治功能，将臣子的作为限制在技术层面，造成了中国官僚体系觉悟和水平的下滑。
三、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一）以君权为中心，高度集中权力。
在人神关系上，鼓吹君权神授，君权至上，以神权服务于君权。在君臣关系上，宣扬君令臣从，臣效死忠，下级服从上级，全国依附君主。在权力配置原则上，君主一人全面垄断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财政、军事和文化教育大权。
（二）人治高于法治。
虽然每朝每代都曾制定和修订法律，但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尤其是君主的言论，可以任意冲击、取代法律。
（三）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
中国古代政治机构的设置相当完备，从君主到臣僚，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连，统治法网严密周全。
（四）宗法制度残余影响深远。
宗法制度的残余严重影响到古代政治制度的建设，父权的观念渗入到国家政治制度中，居家为孝，事君为忠，借助父权来加强君权和行政权。
（五）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
在漫长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经典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各项制度与政策的依据。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儒家学术思想长期影响古代政治制度。
（六）官民相对。
调整伦理关系与等级秩序的礼制，得到行政法的确认而与政治制度结合，形成典型的官僚政治、严密的等级制度，造成严重的官民对立现象。
除上述特征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还具有外戚、宦官交替干政祸国、将城市作为统治的中心，“明君”“盛世”的重现，以及在地方实行行政包揽一切的权能主义等等特征。
参考文献：
[1] 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第二版）》[M]，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许倬云：《西周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钱穆：《国史大纲》[M]，665-66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第114-115页，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M]，第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