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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女性议价能力对养老以及家庭资源分配的影响，本文使用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的提升会对父系家长照顾时间产生负面影响，对母系家长照顾时间产生正面影响;夫妻双方会减少对丈夫父母的代际资源分配和生活照料的时间，同时增加对妻子父母的代际资源分配和生活照料的时间。研究结果能够让我们了解女性议价能力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养老趋势的影响，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女性议价能力;家庭资源分配;时间照顾;养老趋势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有着明显的改善，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增长。但是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让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人口老龄化给家庭也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夫妻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充分的赡养双方老人及负责家庭自身的开销。在近些年来养老保险制度逐渐完善，但是目前缴纳的多为中青年人，老年人错过缴纳的时机，很少参与此项制度。因此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主要还是依靠子女，这一点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给家庭养老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花费金钱与精力赡养父母的同时，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以前的中国，由于男性在体力、智力、工作效率、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投资价值等方面比女性更有优势，更能为家庭带来最大利益，父母大多依靠儿子养老，儿子给老人提供的赡养多于女儿，男性的地位日渐上升，女性的地位不断下降。在古代，人们评价一位女性是否有孝道的标准一般是能否很好地伺候公婆[1]。所以在传统父权制度的影响下，重男轻女的现象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人们形成了生养男孩的偏好，普遍认为“生儿不仅好听而且好命”，从此在历史的变迁中“养儿防老”的想法深入人心[2]。但是据观察，在实际养老问题上提供生活照料帮助的依旧是儿媳与女儿这样的女性角色，并且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话语权的加重，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在养老方面并不逊色于男性。
新中国建成以后，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地位以及议价能力大大提高，使得她们拥有了一定的家庭决策权，有能力当家作主并且开始考虑自己、丈夫和孩子这个小家的利益，更愿意将家庭资源分配给培育自己的亲生父母。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使得夫妻关系取代代际关系成为家庭的中心，“养儿防老”变得名不副实，“生儿子好听，生女儿好命”成为了老年人对现代家庭养老情况的新总结。
本文的核心就是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女性議价能力的大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的代际资源分配，从而判断现代社会养儿养女哪个更能防老。
二、文献评述
家庭代际资源的交换通常是不平衡的，父母一代为子女的付出和消费往往是无条件的。子女成家以后，更多地是将大部分资产投入到对自己子女的培育，而上辈的父母从年轻子女那里获得经济支持一般需要前提条件，比如帮子女照顾后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尊老不足，爱幼有余”、“恩往下流”就是中国现代家庭代际关系的典型特征[3]。
在传统父系家庭制度的影响下，“养儿防老是真理、养女防老不靠谱”成为当时人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伴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在辛亥革命时期新兴了女子家庭革命论，认为家庭中的专制才是造成女子不幸的最直接的原因，该理论希望女性效仿易卜生作品中的娜拉，走出家庭，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女权，达到重做“社会人”的目的。此后女性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逐渐复苏，开始从男权、婚姻、家庭以及封建制度的角度开始反思，她们不仅仅满足于做个贤妻良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教育走进职场[4]。如今女性的议价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她们在家庭中日常事务的决策中就拥有更大权利，因此，女性家庭权利的大小与议价能力的强弱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在结婚后现代女性与娘家的关系也仍然保持亲密，当她们与丈夫共同承担对双方父母的赡养义务时，女性在情感上倾向于为母系家长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再加上女儿与儿子相比具有细心、体贴、口甜的品质，更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需求，所以如今“养女防老”逐渐代替“养儿防老”开始成为社会的新风尚。
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分析我国家庭代际资源的分配情况中，Becker提出的利他主义模型的说服力很低[5]，故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家庭代际支持方面的情况，不管是已婚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时间方面还是生活安排方面都得出了很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研究女性议价能力的大小与家庭代际资源分配包括经济支持和照料时间两方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它们作用机制的文献还比较少。因为条件的限制，日常经验和理论往往使研究结果不具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将女性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相结合针对指定的对象和区域进行研究。本文从家庭中女性的议价能力出发探究家庭对老年父母经济支持和照料数量的分配情况，从而比较“养儿防老”和“养女防老”哪个更普遍。
三、研究假设
由于女性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提高，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大，所以女性对家庭事务包括代际经济支持和老人照料时间分配这些方面拥有话语权，因此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家庭中女性的议价能力影响家庭代际资源的分配;
假设2：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越大，家庭对父系家长提供的代际资源就越少，对母系家长提供的代际资源就越多。
四、数据以及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二）变量信息
根据本文的要研究的主题“女性议价能力与家庭代际资源分配”，把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作为因变量，将受教育程度、工资率、所有存款在夫妻共同存款中所占比重作为自变量，将夫妻双方的年龄，健康状况，家中兄弟姐妹的数量，夫妻双方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夫妻与双方父母居住距离的远近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 五、模型分析
建立probit模型，对为丈夫和妻子父母提供的照顾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
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本文将受教育程度、工资率以及妻子收入在家庭共同存款中的比重作为衡量女性议价能力大小的标准。从表可以看出，当家庭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应的议价能力也就越高，为父系家长提供的照料时间也就越少，为母系家长提供的照料时间就越多。妻子的收入份额与工资率也和父系家长的照料时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和母系家长的照料时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妻子的工资越高，工资在家庭经济中占比越大，其在家庭中的经济自主权就越大，越容易不受经济资源的束缚，在家庭的事物决策中比如在家庭代际资源分配上就拥有更大的权利，增加对亲生父母的赡养资源，而减少对丈夫父母的经济资源和生活照料时间的分配。
运用Tobit模型来估计夫妻对双方父母提供的照顾时间，公式为：
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可以由表看出当妻子文化水平高于丈夫时，妻子为丈夫父母的照顾时间降低，回归系数为152.422，对己方双亲照顾增加;而丈夫文化水平高于妻子时对丈夫父母照顾的回归系数为89.153，由此可见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夫妻间的决策，教育水平高时妻子会享有更大的决策权。此外，妻子月平均工资收入率高于丈夫时，给丈夫父母的照顾时间也会减少，呈负相关-81.536，可能因为妻子更想工作，提高家庭经济水平和更大的自主权，摆脱传统家庭主妇的压力，在面对双方父母需要照顾的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的父母，从而导致对丈夫父母的照顾时间的减少，所以夫妻间拥有的资源多少和偏好也会影响家庭的决策。
六、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家庭中女性的议价能力大小对父系家长和母系家长的资源分配都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对父系家长的生活照顾的部分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对母系家长产生了正面影响;当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时，夫妻双方会减少对丈夫父母的代际资源分配上生活照料的时间，同时增加对妻子父母的代际资源分配上生活照料的时间。
无论是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还是养女防老的新兴观念，聚焦点都在解决养老问题上，这不仅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养老问题单靠子女不现实，家庭、社会、市场应该共同承担。为此，本文有如下建议：
第一，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子女有各自的家庭和生活，难免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养老人，这需要老人能够顺时转变观念，加强自我养老意识，通过锻炼身体、合理作息使自己更加健康，适当减轻自己、子女和社会的压力。转变养儿防老的观念，树立养儿养女都能防老的新观念。
第二，对于市场来说，需要以家庭为单位把市场活动与家庭之中的劳动捆绑起来，真正将家庭劳动与市场劳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家庭所有收入当作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企业应该降低女性就业的标准，给女性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对于社会来说，老年父母的照顾需要较多的时间，子女的压力加大，也许在照料过程中会失去耐心或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养老体系的建立经验，政府应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制度，让更多的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在未来越来越多的的老人可以在家庭中养老，当子女照料不及时之时，可以安排老人生活在社区养老机構接受赡养。
只有集合家庭、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养老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老年人才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安心的晚年生活。
参考文献：
[1]陈建午，张娜.浅析“重男轻女”的社会现象[J].时代金融，2015（06）：301-302.
[2]陈馥丹.中国婆媳关系初探[J].社会心理科学，2011，26（09）：55-57.
[3]郑丹丹，狄金华.女性家庭权力、夫妻关系与家庭代际资源分配[J].社会学研究，2017，32（01）：171-192+245.
[4]简姿亚.女子家庭革命论：对近代新母性神话的颠覆——以辛亥时期女性报刊为中心的考察[J].文史博览（理论），2013（08）：8-9.
[5]宁满秀，罗晴.夫妻议价能力差异对农村老年父母照料行为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17（02）：11-20.
作者简介：
周慧蕙（1998.08-），女，汉族，江苏常州人，徐州工程学院本科在读，经济与金融方向。
陆琬（1999.07-），女，汉族，江苏淮安人，徐州工程学院本科在读，经济学方向。
权琦（1999.01-），女，汉族，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本科在读，经济学方向。
张艳芹（1979.03-），女，汉族，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电子商务方向 。
解冰（1990.03-），女，汉族，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初级，国际贸易方向。
基金项目：
本文系徐州工程学院2019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xcx2019195。
关键词：女性议价能力;家庭资源分配;时间照顾;养老趋势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有着明显的改善，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增长。但是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让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人口老龄化给家庭也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夫妻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充分的赡养双方老人及负责家庭自身的开销。在近些年来养老保险制度逐渐完善，但是目前缴纳的多为中青年人，老年人错过缴纳的时机，很少参与此项制度。因此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主要还是依靠子女，这一点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给家庭养老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花费金钱与精力赡养父母的同时，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以前的中国，由于男性在体力、智力、工作效率、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投资价值等方面比女性更有优势，更能为家庭带来最大利益，父母大多依靠儿子养老，儿子给老人提供的赡养多于女儿，男性的地位日渐上升，女性的地位不断下降。在古代，人们评价一位女性是否有孝道的标准一般是能否很好地伺候公婆[1]。所以在传统父权制度的影响下，重男轻女的现象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人们形成了生养男孩的偏好，普遍认为“生儿不仅好听而且好命”，从此在历史的变迁中“养儿防老”的想法深入人心[2]。但是据观察，在实际养老问题上提供生活照料帮助的依旧是儿媳与女儿这样的女性角色，并且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话语权的加重，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在养老方面并不逊色于男性。
新中国建成以后，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地位以及议价能力大大提高，使得她们拥有了一定的家庭决策权，有能力当家作主并且开始考虑自己、丈夫和孩子这个小家的利益，更愿意将家庭资源分配给培育自己的亲生父母。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女性议价能力的提高使得夫妻关系取代代际关系成为家庭的中心，“养儿防老”变得名不副实，“生儿子好听，生女儿好命”成为了老年人对现代家庭养老情况的新总结。
本文的核心就是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女性議价能力的大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的代际资源分配，从而判断现代社会养儿养女哪个更能防老。
二、文献评述
家庭代际资源的交换通常是不平衡的，父母一代为子女的付出和消费往往是无条件的。子女成家以后，更多地是将大部分资产投入到对自己子女的培育，而上辈的父母从年轻子女那里获得经济支持一般需要前提条件，比如帮子女照顾后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尊老不足，爱幼有余”、“恩往下流”就是中国现代家庭代际关系的典型特征[3]。
在传统父系家庭制度的影响下，“养儿防老是真理、养女防老不靠谱”成为当时人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伴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在辛亥革命时期新兴了女子家庭革命论，认为家庭中的专制才是造成女子不幸的最直接的原因，该理论希望女性效仿易卜生作品中的娜拉，走出家庭，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女权，达到重做“社会人”的目的。此后女性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逐渐复苏，开始从男权、婚姻、家庭以及封建制度的角度开始反思，她们不仅仅满足于做个贤妻良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教育走进职场[4]。如今女性的议价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她们在家庭中日常事务的决策中就拥有更大权利，因此，女性家庭权利的大小与议价能力的强弱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在结婚后现代女性与娘家的关系也仍然保持亲密，当她们与丈夫共同承担对双方父母的赡养义务时，女性在情感上倾向于为母系家长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再加上女儿与儿子相比具有细心、体贴、口甜的品质，更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需求，所以如今“养女防老”逐渐代替“养儿防老”开始成为社会的新风尚。
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分析我国家庭代际资源的分配情况中，Becker提出的利他主义模型的说服力很低[5]，故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家庭代际支持方面的情况，不管是已婚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时间方面还是生活安排方面都得出了很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研究女性议价能力的大小与家庭代际资源分配包括经济支持和照料时间两方面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它们作用机制的文献还比较少。因为条件的限制，日常经验和理论往往使研究结果不具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将女性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相结合针对指定的对象和区域进行研究。本文从家庭中女性的议价能力出发探究家庭对老年父母经济支持和照料数量的分配情况，从而比较“养儿防老”和“养女防老”哪个更普遍。
三、研究假设
由于女性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提高，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大，所以女性对家庭事务包括代际经济支持和老人照料时间分配这些方面拥有话语权，因此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家庭中女性的议价能力影响家庭代际资源的分配;
假设2：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越大，家庭对父系家长提供的代际资源就越少，对母系家长提供的代际资源就越多。
四、数据以及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二）变量信息
根据本文的要研究的主题“女性议价能力与家庭代际资源分配”，把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作为因变量，将受教育程度、工资率、所有存款在夫妻共同存款中所占比重作为自变量，将夫妻双方的年龄，健康状况，家中兄弟姐妹的数量，夫妻双方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夫妻与双方父母居住距离的远近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 五、模型分析
建立probit模型，对为丈夫和妻子父母提供的照顾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
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本文将受教育程度、工资率以及妻子收入在家庭共同存款中的比重作为衡量女性议价能力大小的标准。从表可以看出，当家庭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应的议价能力也就越高，为父系家长提供的照料时间也就越少，为母系家长提供的照料时间就越多。妻子的收入份额与工资率也和父系家长的照料时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和母系家长的照料时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妻子的工资越高，工资在家庭经济中占比越大，其在家庭中的经济自主权就越大，越容易不受经济资源的束缚，在家庭的事物决策中比如在家庭代际资源分配上就拥有更大的权利，增加对亲生父母的赡养资源，而减少对丈夫父母的经济资源和生活照料时间的分配。
运用Tobit模型来估计夫妻对双方父母提供的照顾时间，公式为：
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可以由表看出当妻子文化水平高于丈夫时，妻子为丈夫父母的照顾时间降低，回归系数为152.422，对己方双亲照顾增加;而丈夫文化水平高于妻子时对丈夫父母照顾的回归系数为89.153，由此可见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夫妻间的决策，教育水平高时妻子会享有更大的决策权。此外，妻子月平均工资收入率高于丈夫时，给丈夫父母的照顾时间也会减少，呈负相关-81.536，可能因为妻子更想工作，提高家庭经济水平和更大的自主权，摆脱传统家庭主妇的压力，在面对双方父母需要照顾的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的父母，从而导致对丈夫父母的照顾时间的减少，所以夫妻间拥有的资源多少和偏好也会影响家庭的决策。
六、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家庭中女性的议价能力大小对父系家长和母系家长的资源分配都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对父系家长的生活照顾的部分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对母系家长产生了正面影响;当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时，夫妻双方会减少对丈夫父母的代际资源分配上生活照料的时间，同时增加对妻子父母的代际资源分配上生活照料的时间。
无论是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还是养女防老的新兴观念，聚焦点都在解决养老问题上，这不仅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养老问题单靠子女不现实，家庭、社会、市场应该共同承担。为此，本文有如下建议：
第一，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子女有各自的家庭和生活，难免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养老人，这需要老人能够顺时转变观念，加强自我养老意识，通过锻炼身体、合理作息使自己更加健康，适当减轻自己、子女和社会的压力。转变养儿防老的观念，树立养儿养女都能防老的新观念。
第二，对于市场来说，需要以家庭为单位把市场活动与家庭之中的劳动捆绑起来，真正将家庭劳动与市场劳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家庭所有收入当作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企业应该降低女性就业的标准，给女性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对于社会来说，老年父母的照顾需要较多的时间，子女的压力加大，也许在照料过程中会失去耐心或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养老体系的建立经验，政府应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制度，让更多的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在未来越来越多的的老人可以在家庭中养老，当子女照料不及时之时，可以安排老人生活在社区养老机構接受赡养。
只有集合家庭、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养老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老年人才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安心的晚年生活。
参考文献：
[1]陈建午，张娜.浅析“重男轻女”的社会现象[J].时代金融，2015（06）：301-302.
[2]陈馥丹.中国婆媳关系初探[J].社会心理科学，2011，26（09）：55-57.
[3]郑丹丹，狄金华.女性家庭权力、夫妻关系与家庭代际资源分配[J].社会学研究，2017，32（01）：171-192+245.
[4]简姿亚.女子家庭革命论：对近代新母性神话的颠覆——以辛亥时期女性报刊为中心的考察[J].文史博览（理论），2013（08）：8-9.
[5]宁满秀，罗晴.夫妻议价能力差异对农村老年父母照料行为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17（02）：11-20.
作者简介：
周慧蕙（1998.08-），女，汉族，江苏常州人，徐州工程学院本科在读，经济与金融方向。
陆琬（1999.07-），女，汉族，江苏淮安人，徐州工程学院本科在读，经济学方向。
权琦（1999.01-），女，汉族，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本科在读，经济学方向。
张艳芹（1979.03-），女，汉族，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电子商务方向 。
解冰（1990.03-），女，汉族，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初级，国际贸易方向。
基金项目：
本文系徐州工程学院2019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xcx201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