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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熊月之。作为上海史和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专家，他为在座的师生们细细梳理了近代上海的演变脉络，结合城市构造、社会制度等方面解释了海派文化的成因和特征。
近代以前，上海不是荒凉渔村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近代之前的上海只是一个荒凉的渔村，但事实并非如此。熊月之介绍说，在开埠以前的1843年，上海是中国的第12大城市，在长三角的地位虽比不上南京、杭州和苏州，但也不是默默无闻的。而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与海的关系密不可分。唐以前中国人治理海患的能力不强，直到唐代才开始修筑海堤。将海水挡在外边之后，上海才逐渐有更多的人口，形成一定的规模。
上海的发展也需要归功于海运。北宋开始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而长三角一带对港口的需求致使上海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取代了江阴港的位置，并在元代从镇升为县。
鉴于海运对上海的重要意义，海禁与否对上海的发展也影响巨大。当国家开放时，上海就会兴盛；而国家的封闭也会导致上海的衰弱。因此上海的命运是由整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决定的。
作为长三角重要的港口，上海近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重商的传统。那时上海还不如苏杭，但出身上海的明代思想家陆楫曾强调奢侈消费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这一观念对于儒家传统下视节俭为美德的中国人来说是石破惊天的。
上海的名字体现了一种人与海洋的和谐共处，上海的发展也是从海运开始的。
近代上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近代是上海崛起的重要时期。五口通商，上海独盛，原因在于其他通商口岸比如广州，作为原先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西方人面前放不下高姿态，因而英国人十几年都打不进广州市场；而上海早在近代以前就很习惯和西方人做生意了，在经济和人文上都很快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
近代的上海无疑是各方面都领先全国的超大城市，很多数据都表明了这一事实。1919年上海人口为240万，约等于苏州、重庆、成都和香港的人口总和；在整个近代时期，上海的工业比重占了全国的50%及以上，对外贸易则是全国的70%，金融则更高，为80%，这一经济体量在全球看来只有巴黎能与之媲美；在文化上，光是出版一项，上海就占了全国的70%-80%，而晚清的外语人才几乎全是上海培养的，当全国其他地方还把去外国当公使这一差使看作汉奸时，上海人为了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竞争力，都已放弃科举攻克外语了。这一“崇洋媚外”的心态，使上海迅速地进入了现代社会。
上海的租界也独树一帜。上海的两个租界面积是全国其他23个租界面积总和的1.5倍，这一体量决定了上海租界的作用远超于中国其他地区。而上海独特的租界形态也是不可复制的。上海开埠后最初共有英、法、美三国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自此之后至1943年，上海租界一直保持着上海公共租界与上海法租界鼎立的局面。
1882年法租界已经完成第一次扩界，北界洋泾浜以北的英美租界也已合并为公共租界
两个租界与华界，各有各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体系，形成一市三治的独特景观，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在世界史上难得一见。三大区域的电压不同，有110伏也有220伏的，交界处通常会配备两个插头和两个电灯泡；马路和电车轨道也不一样宽，穿过两个租界时必须要停下来换车；甚至连计时制度都不同。这些千奇百怪的现象都是上海独有的。
近代上海的外国人最多的时候有十五万，超过了全市人口的3%。熊月之指出，近代来到上海的外国人很多并没有想过回去，他们是把上海当作自己的家园来经营的，西方每每出现新事物，他们就会立刻将其带到上海，因而上海在很多方面的发展是与西方同步的。
在上海的租界与租界之间，租界与华界之间，存在很多管理缝隙，这也使得上海成为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乐园。革新派人士诸如康有为、黄遵宪，革命党人诸如龚超、于右任、黄兴等等，都利用租界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在上海活动。这使得晚清的上海变成了对清政府最有威胁的地方。
清政府倒台之后，缝隙效应也一直延续。不满于民国政府的清朝遗老依然能在上海过得很安稳，没有人影响他们的安全。
鼎盛时期的法租界，东至黄浦江，北部以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及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线与英美公共租界相隔。
然而管理制度的缝隙也是不法犯罪的温床。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些黑道人士与法租界治安部门暗中交易，大发横财，正是利用了租界的管理缝隙。
另外，自1860年起，租界在每次战争时都宣布中立，这也使它成为了战时的安全绿岛。抗日战争时四行仓库之所以能在中国军队撤走后坚守四天四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地处华界和租界的交界处，出于对租界的忌惮，日本人不敢使用重炮；而后上海沦陷，一段时间也只是华界被日本占领，中国政府的机构在租界内依然正常运作。
上海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孤岛，是因为它对各方都意义重大，是中外利益的共同体。日本需要保留对外的窗口，从上海运入战争所需的物资；英美等国在上海也有很重要的利益，《辛丑条约》中关于疏浚黄浦江的条款正是多方利益的体现。根据熊月之展示的数据，当时英国在上海的利益占了它在华利益的76%，美国则是64.9%，法国40.9%，日本66.1%，上海对它们自然至关重要。因此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
有万国建筑群之称的外滩一直是上海的标志。从民国时期开始，上海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因此也孕育了它独特的文化。
双重认同机制让上海人保持自省
开放多元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主旋律。近代上海85%的人口来自全国各地，剩下15%的本地人多半集中于郊区，因此外来人口才是上海的主角。上海话也不是本地语言，而是各地语言相互交融的结果。
外地人來到上海，依然与同乡抱团。例如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都是广东人开的，其他省份的人无法进入管理层；湖南人在上海办的纺织厂，员工也都是湖南人，安徽人开的面粉厂亦如此。他们来到上海后，仍然与移出地保持密切联系，吃家乡菜，沿用家乡的风俗习惯。在这一背景下，上海的移民组织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会承担一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甚至有能力办学校和医院，这在中国别处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上海居民大多是外来人口，他们在上海时不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而当他们去往外地，对他们最大的褒扬就是“你真不像是上海人”。这便是上海文化中的双重认同机制。此机制让上海人更善于自我批评，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与内省，这正是上海文化能够保持活力、健康发展的秘诀。从全球看来，这一特点也只有纽约比较相似。
在阐述上海人双重认同机制的基础上，熊月之进一步探讨了海派文化的特性。他介绍说，所谓的海派文化是以明清江南城市文化为底蕴，以移民人口为主体，缺失传统士绅功能、融合近代西方文化元素、以追逐实利为目的，彰显个性、立足大众、灵活多变的上海城市文化。
熊月之解释道，士绅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的作用非常关键，用以制约人们的言行。然而他们在上海却是缺席的。上海集聚了各方的移民，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因而在上海打拼，更强调能力而不是关系。同时这也培养了上海人的契约精神，使得上海各行各业与社会制度上的规范性都非常突出。
谈及海派文化的演变过程，熊月之介绍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化曾是贬义词；改革开放时上海一度落后，在经济上抬不起头来，往往用文化提振士气，那时讨论的海派文化单单是上海的地域文化；而今，新的时代赋予了海派文化更丰富的内涵，海派文化中优秀的一面，已然成为了中国城市文化的代名词。熊月之认为，如果不局限于文化载体是不是上海人的话，如今海派文化的四大特性，商业性、世俗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已经弥漫了整个中国文化。
近代以前，上海不是荒凉渔村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近代之前的上海只是一个荒凉的渔村，但事实并非如此。熊月之介绍说，在开埠以前的1843年，上海是中国的第12大城市，在长三角的地位虽比不上南京、杭州和苏州，但也不是默默无闻的。而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与海的关系密不可分。唐以前中国人治理海患的能力不强，直到唐代才开始修筑海堤。将海水挡在外边之后，上海才逐渐有更多的人口，形成一定的规模。
上海的发展也需要归功于海运。北宋开始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而长三角一带对港口的需求致使上海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取代了江阴港的位置，并在元代从镇升为县。
鉴于海运对上海的重要意义，海禁与否对上海的发展也影响巨大。当国家开放时，上海就会兴盛；而国家的封闭也会导致上海的衰弱。因此上海的命运是由整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决定的。
作为长三角重要的港口，上海近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重商的传统。那时上海还不如苏杭，但出身上海的明代思想家陆楫曾强调奢侈消费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这一观念对于儒家传统下视节俭为美德的中国人来说是石破惊天的。
上海的名字体现了一种人与海洋的和谐共处，上海的发展也是从海运开始的。
近代上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近代是上海崛起的重要时期。五口通商，上海独盛，原因在于其他通商口岸比如广州，作为原先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西方人面前放不下高姿态，因而英国人十几年都打不进广州市场；而上海早在近代以前就很习惯和西方人做生意了，在经济和人文上都很快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
近代的上海无疑是各方面都领先全国的超大城市，很多数据都表明了这一事实。1919年上海人口为240万，约等于苏州、重庆、成都和香港的人口总和；在整个近代时期，上海的工业比重占了全国的50%及以上，对外贸易则是全国的70%，金融则更高，为80%，这一经济体量在全球看来只有巴黎能与之媲美；在文化上，光是出版一项，上海就占了全国的70%-80%，而晚清的外语人才几乎全是上海培养的，当全国其他地方还把去外国当公使这一差使看作汉奸时，上海人为了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竞争力，都已放弃科举攻克外语了。这一“崇洋媚外”的心态，使上海迅速地进入了现代社会。
上海的租界也独树一帜。上海的两个租界面积是全国其他23个租界面积总和的1.5倍，这一体量决定了上海租界的作用远超于中国其他地区。而上海独特的租界形态也是不可复制的。上海开埠后最初共有英、法、美三国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自此之后至1943年，上海租界一直保持着上海公共租界与上海法租界鼎立的局面。
1882年法租界已经完成第一次扩界，北界洋泾浜以北的英美租界也已合并为公共租界
两个租界与华界，各有各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体系，形成一市三治的独特景观，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在世界史上难得一见。三大区域的电压不同，有110伏也有220伏的，交界处通常会配备两个插头和两个电灯泡；马路和电车轨道也不一样宽，穿过两个租界时必须要停下来换车；甚至连计时制度都不同。这些千奇百怪的现象都是上海独有的。
近代上海的外国人最多的时候有十五万，超过了全市人口的3%。熊月之指出，近代来到上海的外国人很多并没有想过回去，他们是把上海当作自己的家园来经营的，西方每每出现新事物，他们就会立刻将其带到上海，因而上海在很多方面的发展是与西方同步的。
在上海的租界与租界之间，租界与华界之间，存在很多管理缝隙，这也使得上海成为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乐园。革新派人士诸如康有为、黄遵宪，革命党人诸如龚超、于右任、黄兴等等，都利用租界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在上海活动。这使得晚清的上海变成了对清政府最有威胁的地方。
清政府倒台之后，缝隙效应也一直延续。不满于民国政府的清朝遗老依然能在上海过得很安稳，没有人影响他们的安全。
鼎盛时期的法租界，东至黄浦江，北部以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及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线与英美公共租界相隔。
然而管理制度的缝隙也是不法犯罪的温床。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些黑道人士与法租界治安部门暗中交易，大发横财，正是利用了租界的管理缝隙。
另外，自1860年起，租界在每次战争时都宣布中立，这也使它成为了战时的安全绿岛。抗日战争时四行仓库之所以能在中国军队撤走后坚守四天四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地处华界和租界的交界处，出于对租界的忌惮，日本人不敢使用重炮；而后上海沦陷，一段时间也只是华界被日本占领，中国政府的机构在租界内依然正常运作。
上海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孤岛，是因为它对各方都意义重大，是中外利益的共同体。日本需要保留对外的窗口，从上海运入战争所需的物资；英美等国在上海也有很重要的利益，《辛丑条约》中关于疏浚黄浦江的条款正是多方利益的体现。根据熊月之展示的数据，当时英国在上海的利益占了它在华利益的76%，美国则是64.9%，法国40.9%，日本66.1%，上海对它们自然至关重要。因此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
有万国建筑群之称的外滩一直是上海的标志。从民国时期开始，上海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因此也孕育了它独特的文化。
双重认同机制让上海人保持自省
开放多元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主旋律。近代上海85%的人口来自全国各地，剩下15%的本地人多半集中于郊区，因此外来人口才是上海的主角。上海话也不是本地语言，而是各地语言相互交融的结果。
外地人來到上海，依然与同乡抱团。例如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都是广东人开的，其他省份的人无法进入管理层；湖南人在上海办的纺织厂，员工也都是湖南人，安徽人开的面粉厂亦如此。他们来到上海后，仍然与移出地保持密切联系，吃家乡菜，沿用家乡的风俗习惯。在这一背景下，上海的移民组织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会承担一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甚至有能力办学校和医院，这在中国别处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上海居民大多是外来人口，他们在上海时不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而当他们去往外地，对他们最大的褒扬就是“你真不像是上海人”。这便是上海文化中的双重认同机制。此机制让上海人更善于自我批评，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与内省，这正是上海文化能够保持活力、健康发展的秘诀。从全球看来，这一特点也只有纽约比较相似。
在阐述上海人双重认同机制的基础上，熊月之进一步探讨了海派文化的特性。他介绍说，所谓的海派文化是以明清江南城市文化为底蕴，以移民人口为主体，缺失传统士绅功能、融合近代西方文化元素、以追逐实利为目的，彰显个性、立足大众、灵活多变的上海城市文化。
熊月之解释道，士绅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的作用非常关键，用以制约人们的言行。然而他们在上海却是缺席的。上海集聚了各方的移民，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因而在上海打拼，更强调能力而不是关系。同时这也培养了上海人的契约精神，使得上海各行各业与社会制度上的规范性都非常突出。
谈及海派文化的演变过程，熊月之介绍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化曾是贬义词；改革开放时上海一度落后，在经济上抬不起头来，往往用文化提振士气，那时讨论的海派文化单单是上海的地域文化；而今，新的时代赋予了海派文化更丰富的内涵，海派文化中优秀的一面，已然成为了中国城市文化的代名词。熊月之认为，如果不局限于文化载体是不是上海人的话，如今海派文化的四大特性，商业性、世俗性、灵活性和开放性已经弥漫了整个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