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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记者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十大职业之一，而詹姆斯·纳赫特韦是当今世界最广为人知，也最受赞誉的战地摄影师之一。他在战地拍摄31年，出生入死，他相信，照片是他唯一的“武器”，他的一组照片曾挽救了非洲150万名难民。
到前线去是使命
纳赫特韦生于美国，青年时代自学摄影，对摄影的兴趣与日俱增。大学毕业后，他做过商船船员、货车司机，但摄影的梦想一直在他心底燃烧。
有一天，納赫特韦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一组越战的照片，那惊心动魄的真实场景震撼了他，也震撼了无数美国民众，包括纳赫特韦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民众参加了反对越战的市民游行。自此，纳赫特韦认识到摄影师不但可以记录历史，还可以改变历史运行的轨迹。这份职业让纳赫特韦向往不已，他决定进入一家报社，到战争的前线。他说：“从我打算做摄影师那天起，就决定做个战地摄影师，因为我坚信，只要照片能揭露战争的真实面目，我所拍的照片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战照片。”
白衬衫、牛仔裤加双肩摄影包就是纳赫特韦的全部装备，没有头盔，也没有防弹衣，他更不会钻进装甲车，而是静静伏进战壕，听流弹从耳边飞过，等待按下快门的时机。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纳赫特韦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他跟同事迈克·韦斯科夫坐在车里，在炮火追击中前进。路上，一颗手榴弹被扔进他们所在的车厢里。尽管导火线正在燃烧，但韦斯科夫还是毫不犹豫地抓起手榴弹，想要迅速扔出去，可他显然输给了时间，手榴弹在他右手里爆炸。近距离的爆炸让纳赫特韦的两条腿和胃部被弹片击中，但他依然举着相机，用尽力气坚持着为正在抢救韦斯科夫的战地医生拍照，一直拍到自己昏厥过去。
纳赫特韦说：“必须到前线去，必须面对它，我们肩负着使命，必须为那些人做些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行动，谁还会这么做呢？”于是，在车臣战争中，他跟着回家的主妇走进被炸毁的房间，拍下她悲伤的哭泣；在印尼，他跟住在铁路边的穷人聊天，看着只剩一只手和一条腿的男人拄着拐棍在公路上乞讨；在中东战场，他跟着投掷武器的年轻人在前线奔跑……纳赫特韦认为，战争的真相，和政客、军官告诉人们的状况完全不同。所以，他要做直白的、纪实的摄影，无关构图，无关摄影技术，最重要的就是纪实。
一组照片挽救150万人
除了战争现场，纳赫特韦还拍摄过有关饥荒、疾病等世界性问题的照片。
生而平等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当全世界媒体都在关注那些西方国家的时尚T台时，1991年到1992年，索马里发生大规模饥荒，成千上万人因此死亡。但没有一家杂志对此感兴趣，纳赫特韦不得不独自搭乘国际红十字会飞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运输机。
摩加迪沙已陷入武装冲突，粮食价格飞涨，而国际援助未能跟上步伐。在一个食品救助中心门口，纳赫特韦看到了一个骨瘦如柴的母亲正坐在地上，用仅有的一点救济食物喂着怀里羸弱的孩子，旁边是一名等待救助的难民，奄奄一息地躺着，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沉沦在寂静中，唯有伸出那只手，等待着光明的到来。这只手仿佛是向世界的呼救。纳赫特韦毫不犹豫地按下快门，用广角镜头拍下这一刻的表情。
这组镜头刊登在《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上。照片发表后的星期一早上，《纽约时报杂志》办公室里的电话被打爆了，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来问他们能做什么。
照片发表17年后，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名负责人告诉纳赫特韦，正是这些照片实现了二战以来国际红十字会最大的一次行动，挽回了150万人的生命，纳赫特韦自己也没想到这样的影响力。但实际上，人们都知道，最大的力量来自于纳赫特韦所拍摄的这些照片，来自他的照片中的事实。他用相机记录人们的痛苦、无助、眼泪，用拍摄的照片让外界了解战争的残酷、疾病的可怕和死亡的震撼。
在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颁奖现场，纳赫特韦低着头，像个第一次上台发言的小学生，双手紧抓着自己的讲稿说：“对一个花了一辈子想要保持隐身状态的人来说，站在这么多人面前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像是让人在头条新闻里发现了自己。请原谅我不得不违反你们的演讲规定，我得看着稿子演讲。”
台上的纳赫特韦丝毫没有平日里常见的那些“战地记者”的慷慨激昂。他既没有讲扣人心弦的战争故事，也说不出催人泪下的伤感细节，他甚至不怎么喜欢主动跟人讲话。高高瘦瘦的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衣和浅色的牛仔裤，平静地站在只有一束聚光灯照射的讲台上，低着头翻出一幅幅照片，用低沉沙哑的声音慢慢讲述着照片背后的故事。
照片就是证词
几年前，纳赫特韦应邀到中国济南展出自己的摄影作品。这个远道而来的摄影师到了济南以后，没去看趵突泉，也没爬千佛山，他甚至根本没怎么离开过举办影展的校区。这个战地摄影师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一幅幅地检查自己的照片，凑近端详图片色彩是不是合适，弯着腰检查玻璃是不是反光，不管发现的问题多么细微，都会立刻拿起电话，请求组办方做出修改。为了能让人们看到最好的照片，纳赫特韦对自己的工作异常苛刻。
2017年6月，纳赫特韦在美国纽约举办展览的时候，人们围住他，站在狭窄的展览厅里，一名观众问纳赫特韦：“看着这些悲伤的场面，你是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呢？”
“我不得不这样做。我要把我的情绪通过照片传递出去，我在现场感到愤怒、悲伤、怀疑或者同情，我希望把它们体现在照片里，不仅如此，我还希望它们能继续传递到看到照片的人那里。”纳赫特韦这样说。
纳赫特韦的好朋友、剧作家丹尼斯·奥尼尔盯着挂满整整一墙的照片看了半天，扭头对他说：“这看起来像个阵地，你应该非常疲惫了吧？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
一贯皱着眉头的纳赫特韦从严肃的表情里稍稍舒展开来，露出难得的笑容，对朋友说：“是啊，累得散架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吧，我等待这一天。”
说完这句话，他又安静下来，背后是他的工作室，贴满墙壁的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工作计划。
在他从未更新过的个人网站上，贴满了照片，连自我介绍都只有寥寥数语，这个沉默的战地摄影师只用灰色的字体在漆黑的页面上写着：“我是一个见证者，我的照片就是我的证词。我所记下的事件不该被遗忘，更不该重蹈覆辙。”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
到前线去是使命
纳赫特韦生于美国，青年时代自学摄影，对摄影的兴趣与日俱增。大学毕业后，他做过商船船员、货车司机，但摄影的梦想一直在他心底燃烧。
有一天，納赫特韦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一组越战的照片，那惊心动魄的真实场景震撼了他，也震撼了无数美国民众，包括纳赫特韦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民众参加了反对越战的市民游行。自此，纳赫特韦认识到摄影师不但可以记录历史，还可以改变历史运行的轨迹。这份职业让纳赫特韦向往不已，他决定进入一家报社，到战争的前线。他说：“从我打算做摄影师那天起，就决定做个战地摄影师，因为我坚信，只要照片能揭露战争的真实面目，我所拍的照片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战照片。”
白衬衫、牛仔裤加双肩摄影包就是纳赫特韦的全部装备，没有头盔，也没有防弹衣，他更不会钻进装甲车，而是静静伏进战壕，听流弹从耳边飞过，等待按下快门的时机。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纳赫特韦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他跟同事迈克·韦斯科夫坐在车里，在炮火追击中前进。路上，一颗手榴弹被扔进他们所在的车厢里。尽管导火线正在燃烧，但韦斯科夫还是毫不犹豫地抓起手榴弹，想要迅速扔出去，可他显然输给了时间，手榴弹在他右手里爆炸。近距离的爆炸让纳赫特韦的两条腿和胃部被弹片击中，但他依然举着相机，用尽力气坚持着为正在抢救韦斯科夫的战地医生拍照，一直拍到自己昏厥过去。
纳赫特韦说：“必须到前线去，必须面对它，我们肩负着使命，必须为那些人做些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行动，谁还会这么做呢？”于是，在车臣战争中，他跟着回家的主妇走进被炸毁的房间，拍下她悲伤的哭泣；在印尼，他跟住在铁路边的穷人聊天，看着只剩一只手和一条腿的男人拄着拐棍在公路上乞讨；在中东战场，他跟着投掷武器的年轻人在前线奔跑……纳赫特韦认为，战争的真相，和政客、军官告诉人们的状况完全不同。所以，他要做直白的、纪实的摄影，无关构图，无关摄影技术，最重要的就是纪实。
一组照片挽救150万人
除了战争现场，纳赫特韦还拍摄过有关饥荒、疾病等世界性问题的照片。
生而平等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当全世界媒体都在关注那些西方国家的时尚T台时，1991年到1992年，索马里发生大规模饥荒，成千上万人因此死亡。但没有一家杂志对此感兴趣，纳赫特韦不得不独自搭乘国际红十字会飞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运输机。
摩加迪沙已陷入武装冲突，粮食价格飞涨，而国际援助未能跟上步伐。在一个食品救助中心门口，纳赫特韦看到了一个骨瘦如柴的母亲正坐在地上，用仅有的一点救济食物喂着怀里羸弱的孩子，旁边是一名等待救助的难民，奄奄一息地躺着，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沉沦在寂静中，唯有伸出那只手，等待着光明的到来。这只手仿佛是向世界的呼救。纳赫特韦毫不犹豫地按下快门，用广角镜头拍下这一刻的表情。
这组镜头刊登在《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上。照片发表后的星期一早上，《纽约时报杂志》办公室里的电话被打爆了，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来问他们能做什么。
照片发表17年后，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名负责人告诉纳赫特韦，正是这些照片实现了二战以来国际红十字会最大的一次行动，挽回了150万人的生命，纳赫特韦自己也没想到这样的影响力。但实际上，人们都知道，最大的力量来自于纳赫特韦所拍摄的这些照片，来自他的照片中的事实。他用相机记录人们的痛苦、无助、眼泪，用拍摄的照片让外界了解战争的残酷、疾病的可怕和死亡的震撼。
在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颁奖现场，纳赫特韦低着头，像个第一次上台发言的小学生，双手紧抓着自己的讲稿说：“对一个花了一辈子想要保持隐身状态的人来说，站在这么多人面前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像是让人在头条新闻里发现了自己。请原谅我不得不违反你们的演讲规定，我得看着稿子演讲。”
台上的纳赫特韦丝毫没有平日里常见的那些“战地记者”的慷慨激昂。他既没有讲扣人心弦的战争故事，也说不出催人泪下的伤感细节，他甚至不怎么喜欢主动跟人讲话。高高瘦瘦的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衣和浅色的牛仔裤，平静地站在只有一束聚光灯照射的讲台上，低着头翻出一幅幅照片，用低沉沙哑的声音慢慢讲述着照片背后的故事。
照片就是证词
几年前，纳赫特韦应邀到中国济南展出自己的摄影作品。这个远道而来的摄影师到了济南以后，没去看趵突泉，也没爬千佛山，他甚至根本没怎么离开过举办影展的校区。这个战地摄影师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一幅幅地检查自己的照片，凑近端详图片色彩是不是合适，弯着腰检查玻璃是不是反光，不管发现的问题多么细微，都会立刻拿起电话，请求组办方做出修改。为了能让人们看到最好的照片，纳赫特韦对自己的工作异常苛刻。
2017年6月，纳赫特韦在美国纽约举办展览的时候，人们围住他，站在狭窄的展览厅里，一名观众问纳赫特韦：“看着这些悲伤的场面，你是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呢？”
“我不得不这样做。我要把我的情绪通过照片传递出去，我在现场感到愤怒、悲伤、怀疑或者同情，我希望把它们体现在照片里，不仅如此，我还希望它们能继续传递到看到照片的人那里。”纳赫特韦这样说。
纳赫特韦的好朋友、剧作家丹尼斯·奥尼尔盯着挂满整整一墙的照片看了半天，扭头对他说：“这看起来像个阵地，你应该非常疲惫了吧？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
一贯皱着眉头的纳赫特韦从严肃的表情里稍稍舒展开来，露出难得的笑容，对朋友说：“是啊，累得散架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吧，我等待这一天。”
说完这句话，他又安静下来，背后是他的工作室，贴满墙壁的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工作计划。
在他从未更新过的个人网站上，贴满了照片，连自我介绍都只有寥寥数语，这个沉默的战地摄影师只用灰色的字体在漆黑的页面上写着：“我是一个见证者，我的照片就是我的证词。我所记下的事件不该被遗忘，更不该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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