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岁的APEC显得不堪重负,面临着“焦点模糊”的危险
自1989年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今年在新加坡迎来其20岁生日——11月8日至15日,APEC系列会议在新加坡陆续登场,包括第21届APEC部长级会议、财长会议、企业总裁会议,而其高潮,自然是11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第17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对于会议“持续增长,区域融合”的主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吹风会上解释:“这次会议我们将主要讨论如何加强合作来保持区域经济的增长,尤其是使这种增长向着更加平衡、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另外,我们将讨论如何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根据一份被媒体透露出来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声明草案,APEC成员方将“维持当前的经济刺激政策,直到确保有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出现”,“准备采用任何可行的方法,加速多哈回合谈判的进程”。
APEC在推动自由贸易上并非乏善可陈:早年乌拉圭回合谈判陷入困境之时,就因1993年的APEC西雅图峰会而取得重大突破。1997年,正值各国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之际,APEC通过了信息技术协定(ITA),该协定之后又在世贸组织顺理成章地获得通过。APEC的上述作为,似乎都为目前深陷泥潭的多哈回合谈判带来了一线曙光。“APEC囊括了美、日、中三大经济体,占世界贸易40%以上,全球GDP的57%,影响力自然在那里。”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杨泽瑞博士告诉《财经》记者。
过去20年,APEC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印度洋海啸等重大国际事件的冲击与考验。每番风云变幻,APEC都对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巩固合作与继续发展等作出新的诠释。今天,这样的诠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对于APEC的定位,美国国务院负责APEC事务的代理资深官员唐伟康(Kurt Tong),在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亚洲小组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曾有过精辟的概括,“APEC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这是美国在经济与其他重要利益方面与亚太地区进行多边接触的一个主要平台。”这番话道出了APEC的核心价值:APEC包括了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以及东盟等多个影响非常大的国家和组织,可以说,除欧盟外的世界主要力量均在APEC内。
“APEC的力量在于,将这一区域的所有首脑齐聚一堂,进行一场‘首脑外交’。”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库克(Malcolm Cook)对《财经》记者说。
但在亚太权重上升、区域整合呼声日高之际,20岁的APEC也显得不堪重负。其组织庞大而松散,即使暂时冻结新会员入会申请,现有的21个成员体,人口总数超过26亿人。成员间政治体制迥异、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美国、日本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崛起的中国和东盟,还包括与亚洲关系较远的南美国家秘鲁、智利。成员方中,人均GDP最高的美国与最低的越南之间相差60倍。
“近年来,APEC的发展似乎失去了方向。它的核心作用究竟是什么,大家还在探索。”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告诉《财经》记者,“它不是一个管理机制,也不是一个谈判的场所。市场的开放,基本上是自主的、自愿的。而作为其两大车轮之一的经济技术合作,不是依靠传统的援助方式,而是采取市场的规则来促进技术的扩散,但这种规则伸缩性很大。”
可被引证的是,APEC面临着“焦点模糊”的危险——一直作为其最大目标的“茂物目标”,即发达成员在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现在几乎不可能完成。
而若要转型为更宏观的区域共同体,APEC也存在显而易见的“短板”。库克表示,APEC未来的发展受到机制上的束缚:其一是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未被包括在内;此外,香港和台湾虽是APEC成员,但不是主权国家,它们的身份问题决定了在APEC这一平台所作决策相对有限。而且,拉美国家对APEC也缺乏热情。
近年,东盟扩张、东亚峰会等东亚区域主义的兴起,也让APEC的代表性面临压力;东亚主义与亚太主义的竞合,将左右APEC的未来走向。
在这一竞合中,颇受关注的是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概念。根据鸠山的提议,把东亚峰会转变为“东亚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能够协调货币及财政政策,并建立一个覆盖二三十亿人的自由贸易区。
雄心勃勃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则抛出了另一個宏大的构想——“亚太共同体”,尽管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尚待明晰,但目前看来似乎是以亚太经合组织为基础,并向美国敞开大门。
“我相信APEC对于区域融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无论是‘东亚共同体’还是‘亚太共同体’,都受到了APEC的影响。但东京和堪培拉之所以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是因为它们担心APEC无法承担所有的工作。”库克说。■
本刊实习记者龚橙对此文亦有贡献
自1989年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今年在新加坡迎来其20岁生日——11月8日至15日,APEC系列会议在新加坡陆续登场,包括第21届APEC部长级会议、财长会议、企业总裁会议,而其高潮,自然是11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第17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对于会议“持续增长,区域融合”的主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吹风会上解释:“这次会议我们将主要讨论如何加强合作来保持区域经济的增长,尤其是使这种增长向着更加平衡、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另外,我们将讨论如何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根据一份被媒体透露出来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声明草案,APEC成员方将“维持当前的经济刺激政策,直到确保有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出现”,“准备采用任何可行的方法,加速多哈回合谈判的进程”。
APEC在推动自由贸易上并非乏善可陈:早年乌拉圭回合谈判陷入困境之时,就因1993年的APEC西雅图峰会而取得重大突破。1997年,正值各国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之际,APEC通过了信息技术协定(ITA),该协定之后又在世贸组织顺理成章地获得通过。APEC的上述作为,似乎都为目前深陷泥潭的多哈回合谈判带来了一线曙光。“APEC囊括了美、日、中三大经济体,占世界贸易40%以上,全球GDP的57%,影响力自然在那里。”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杨泽瑞博士告诉《财经》记者。
过去20年,APEC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印度洋海啸等重大国际事件的冲击与考验。每番风云变幻,APEC都对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巩固合作与继续发展等作出新的诠释。今天,这样的诠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对于APEC的定位,美国国务院负责APEC事务的代理资深官员唐伟康(Kurt Tong),在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亚洲小组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曾有过精辟的概括,“APEC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这是美国在经济与其他重要利益方面与亚太地区进行多边接触的一个主要平台。”这番话道出了APEC的核心价值:APEC包括了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以及东盟等多个影响非常大的国家和组织,可以说,除欧盟外的世界主要力量均在APEC内。
“APEC的力量在于,将这一区域的所有首脑齐聚一堂,进行一场‘首脑外交’。”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库克(Malcolm Cook)对《财经》记者说。
但在亚太权重上升、区域整合呼声日高之际,20岁的APEC也显得不堪重负。其组织庞大而松散,即使暂时冻结新会员入会申请,现有的21个成员体,人口总数超过26亿人。成员间政治体制迥异、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美国、日本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崛起的中国和东盟,还包括与亚洲关系较远的南美国家秘鲁、智利。成员方中,人均GDP最高的美国与最低的越南之间相差60倍。
“近年来,APEC的发展似乎失去了方向。它的核心作用究竟是什么,大家还在探索。”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告诉《财经》记者,“它不是一个管理机制,也不是一个谈判的场所。市场的开放,基本上是自主的、自愿的。而作为其两大车轮之一的经济技术合作,不是依靠传统的援助方式,而是采取市场的规则来促进技术的扩散,但这种规则伸缩性很大。”
可被引证的是,APEC面临着“焦点模糊”的危险——一直作为其最大目标的“茂物目标”,即发达成员在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现在几乎不可能完成。
而若要转型为更宏观的区域共同体,APEC也存在显而易见的“短板”。库克表示,APEC未来的发展受到机制上的束缚:其一是亚洲的新兴大国印度未被包括在内;此外,香港和台湾虽是APEC成员,但不是主权国家,它们的身份问题决定了在APEC这一平台所作决策相对有限。而且,拉美国家对APEC也缺乏热情。
近年,东盟扩张、东亚峰会等东亚区域主义的兴起,也让APEC的代表性面临压力;东亚主义与亚太主义的竞合,将左右APEC的未来走向。
在这一竞合中,颇受关注的是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概念。根据鸠山的提议,把东亚峰会转变为“东亚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能够协调货币及财政政策,并建立一个覆盖二三十亿人的自由贸易区。
雄心勃勃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则抛出了另一個宏大的构想——“亚太共同体”,尽管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尚待明晰,但目前看来似乎是以亚太经合组织为基础,并向美国敞开大门。
“我相信APEC对于区域融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无论是‘东亚共同体’还是‘亚太共同体’,都受到了APEC的影响。但东京和堪培拉之所以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是因为它们担心APEC无法承担所有的工作。”库克说。■
本刊实习记者龚橙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