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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乡贤名宦周煌（1714-1785），字景垣，号绪楚、海山，四川涪陵人。乾隆二年中进士，由翰林院编修，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著有《海山存稿》《琉球国志略》等。其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书法亦有造诣。近年来，随着对乡贤文化的重视与挖掘，学界关于周煌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系统地梳理与周煌相关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掌握学术界研究现状，将对清代官员研究、乾嘉文人研究、四川乡贤文化研究大有裨益。
一、周煌家世研究匮乏
关于周煌生平事迹的记载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官方史料，如《清史稿》《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等;二是别集所记，如彭元瑞《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海山周文恭公墓志铭》、张邦伸《锦里新编》卷三《文佚三·周煌》等。此类史料对于了解周煌生平家世多有帮助，然多为概述，或偏记官途，内容尚不完备。
陆勇强《四位清代文学家疑年考略》指出，在周煌的诸多材料中，其生年不详。先生以周煌《再次成都叠次杜少陵寄严郑公五首元韵，时周甲期近，即用自寿》一诗考其生年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与《涪陵周氏族谱》中所载相符。胡昌健先生曾作《周煌年谱简编》，概述周煌一生，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时代背景，并简单梳理涪陵周氏世系，然失之过简，未能充分利用周煌奏折、方志，亦未涉及周煌交游情况，停留于叙述生平，未能深入挖掘。
涪陵周氏，素有望声。周煌作为涪陵先贤亦常被论及，现今仍流传着其与涪陵“御锣”的渊源。江舟的《追寻巴国古都涪陵》、张正武的《博大精深的涪陵文化》两文皆提到“御锣”是周煌告老还乡之时的随行宫乐。然周煌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十二月因病请归，皆未得允，后乾隆五十年（1785）春得允解甲，未及还乡，四月初一便卒于京邸，又何有此一说。
二、周煌生平仕履研究范围局限
周煌的仕履遍及云南、山东、福建、江西、浙江、四川、琉球，其旅迹涉及湖广、热河、木兰猎场等，但除琉球之行以外，学界研究甚少。
邓经武先生《清代巴蜀诗人周煌的琉球行》一文简要介绍了出使琉球的背景、过程，亦探究了周煌诗文背后的巴蜀情节，从对海洋文学的丰富上肯定了此行的价值。黄后杰《明清中琉航海针路变化之研究》着重探析了周煌此次出使航海的针路，指出周煌此次航海针路吸取了前人经验，故较为顺利。但事实是“碇索十余，一时皆断，舟走触礁，龙骨中折，底穿入水”，二号护船甚至被风飘回，实为“一生九死”之行。孟繁业《清乾隆朝中琉漂风海难救助研究》介绍了周煌此行的船只、路线等航海背景，且从海难抚恤的角度介绍了此行途中所遇海难一事，作者认为，乾隆年间清朝在处理难民问题上已经逐步规范化与制度化。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全魁、周煌在使琉球中，兵役因不满抚恤赏银金额，聚众滋事，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月，使臣被处罚“从宽留任”。丁春梅《从处理“索银事件”看清代对琉球的政策》一文认为，清政府在处理此次事件的高效、迅速，都为展示其大国风范，表明清廷十分注重中琉友好关系，但对于册封使者全魁、周煌的处罚是“从宽留任”，则显示出清帝的怀柔之心。俞玉储《乾隆二十一年随封兵役勒赏滋事案析》指出，周煌和全魁在册封结束后，对此事都选择了秘而不言，或因此次出行耗资巨多，冒生死之危，使臣认为索银一事合理;或因康熙五十八年（1719）随行兵役每人赏银一百二十八两的传闻真实，而此次兵役仅获三十六两七钱，使臣认为要求恤赏并不出格;或因使者未能弹压，怕受牵连责罚。
三、周煌诗文著作研究呈上升趋势
周煌早擢词科，居翰林二十余年，绩学淹通，著作等身，然除《琉球国志略》《海山存稿》《海东集》外皆不存。学界对其诗文著作研究多集中于《琉球国志略》与《海山存稿》。
（一）对《琉球国志略》的研究
历代出使琉球的使者，都有作书的惯例，如王士祯《万历丙午使录》、汪楫《中山沿革志》，至周煌出使琉球，进呈《琉球国志略》十六卷。此书所纳丰富，且皆为所目之实，故此书成为中琉交往的重要史料之一，学者亦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
首先，是文献价值的肯定。郑小娟《〈琉球国志略〉文献价值刍议》认为，此书是自明陈侃使之有“录”以来，内容较为翔实、丰富，体例颇为完善的一部志书。武尚清《明清琉球使录述议》将“使录”与“志略”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对比，肯定了此书在记叙体式上的前进，同时，从这种变化中窥探中琉交往背后贸易、文化传播、民族融合、社会发展的实质，从学术史纵向发展上肯定了此书的文献价值。
其次，是对于成书及版本的研究。魏宁楠《明清福州林浦林氏家族诗文所见琉球文献史料述议》指出，林同春与周煌回信中处处皆提“呈上御览”，可见上位者对《琉球国志略》成书的影响。本文揭露了《琉球国志略》成书未为人知的一段历史背景，有极大的学术价值。熊茂松《周煌〈琉球国志略〉论》认为，武英殿聚珍本是为此书最早版本，今不见此本。刘幸、张缤月《周煌〈琉球国志略〉版本源流考》对此书的全部版本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介绍，认为本书最早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呈本，现今可见最早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家刻本，即漱润堂本，且作者否定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的存在，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聚珍本，认为熊茂松“今不见此本”的说法言过其实。同时，此文还对《琉球国志略》的进呈本、家刻本、聚珍本此最初三个版本，从编排、用字、标题、内容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对比，是研究其版本源流必不可少的文章。
（二）关于《海山存稿》的研究
乾隆四十八年（1783），周煌始删定诗稿，未完而卒，乾隆五十八年（1793），次子兴岱刊刻遗集，即《海山存稿》二十卷，其中内集八卷，外集十二卷。此书是除《琉球国志略》外，研究周煌极为重要的文献。
李金荣先生《〈海山存稿〉点校》一书以《四库未收书辑刊》所收“清乾隆五十八年周氏葆素家塾刻后印本”二十卷为底本，同時对散落各处的诗文进行了拾遗，对各地方志、诗人别集等进行了搜罗，同时还选录了《涪陵周氏家谱》中部分内容，是研究周煌较为全面的材料，但并未涉及周煌奏折、题本、书信、书画等，不失为本书的遗憾之处。李英《周煌〈海山存稿〉研究》认为周煌内及诗浮夸粉饰较少，较其他侍从诗更具有文学欣赏性。将外集诗歌题材分类介绍分析，同时认为周煌诗歌语言辞达、用典丰富，承袭苏轼，具有风度端凝的艺术特征，填补了周煌诗文艺术研究上的不足。
（三）关于其他诗文的研究
刘月《明清两代册封琉球使及其从客海洋诗研究》将周煌的海洋诗歌进行了重新整理排列，有一定的文献整理价值。姜鹏《清代东海诗歌研究》梳理介绍了周煌出行的使团从客，即王文治、徐傅舟、倪卷阿等的资料，能更为全面地了解此行出使的人员配置。丁亮亮《周煌琉球诗文研究》认为周煌的琉球诗文具有“以宋为诗”“雍容典雅”的文学特点，肯定了其琉球诗文在文学与历史上的成就。作者还将周煌出使时所作的楹联、碑记、墨宝、图绘加入文章附录之中，有助于读者更为全面的了解周煌此行留下的墨迹，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当今学界对于周煌研究的焦点依旧是其出使琉球与所著《琉球国志略》。对《海山存稿》以及其他诗文的研究，近年来逐步增多，但尚有一定研究空间。对周煌生平、家世的研究基本处于概述介绍的阶段，深入探讨不足。周煌是清中叶巨宦之一，其作为官员，奉职克勤、廉政淡泊;作为诗人，其诗文词赡雅、风度端凝。交友更是遍及各处文人贤士、各部官员重臣，对于周煌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如在多方史料汇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可进一步探索其人物的时代背景与交游行迹，剖析其背后家世文化渊源等。周煌作为川蜀名人、涪陵乡贤，丰富对他的研究，对于建立地方文化自信是十分重要的，理应深入挖掘。
一、周煌家世研究匮乏
关于周煌生平事迹的记载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官方史料，如《清史稿》《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等;二是别集所记，如彭元瑞《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海山周文恭公墓志铭》、张邦伸《锦里新编》卷三《文佚三·周煌》等。此类史料对于了解周煌生平家世多有帮助，然多为概述，或偏记官途，内容尚不完备。
陆勇强《四位清代文学家疑年考略》指出，在周煌的诸多材料中，其生年不详。先生以周煌《再次成都叠次杜少陵寄严郑公五首元韵，时周甲期近，即用自寿》一诗考其生年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与《涪陵周氏族谱》中所载相符。胡昌健先生曾作《周煌年谱简编》，概述周煌一生，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时代背景，并简单梳理涪陵周氏世系，然失之过简，未能充分利用周煌奏折、方志，亦未涉及周煌交游情况，停留于叙述生平，未能深入挖掘。
涪陵周氏，素有望声。周煌作为涪陵先贤亦常被论及，现今仍流传着其与涪陵“御锣”的渊源。江舟的《追寻巴国古都涪陵》、张正武的《博大精深的涪陵文化》两文皆提到“御锣”是周煌告老还乡之时的随行宫乐。然周煌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十二月因病请归，皆未得允，后乾隆五十年（1785）春得允解甲，未及还乡，四月初一便卒于京邸，又何有此一说。
二、周煌生平仕履研究范围局限
周煌的仕履遍及云南、山东、福建、江西、浙江、四川、琉球，其旅迹涉及湖广、热河、木兰猎场等，但除琉球之行以外，学界研究甚少。
邓经武先生《清代巴蜀诗人周煌的琉球行》一文简要介绍了出使琉球的背景、过程，亦探究了周煌诗文背后的巴蜀情节，从对海洋文学的丰富上肯定了此行的价值。黄后杰《明清中琉航海针路变化之研究》着重探析了周煌此次出使航海的针路，指出周煌此次航海针路吸取了前人经验，故较为顺利。但事实是“碇索十余，一时皆断，舟走触礁，龙骨中折，底穿入水”，二号护船甚至被风飘回，实为“一生九死”之行。孟繁业《清乾隆朝中琉漂风海难救助研究》介绍了周煌此行的船只、路线等航海背景，且从海难抚恤的角度介绍了此行途中所遇海难一事，作者认为，乾隆年间清朝在处理难民问题上已经逐步规范化与制度化。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全魁、周煌在使琉球中，兵役因不满抚恤赏银金额，聚众滋事，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月，使臣被处罚“从宽留任”。丁春梅《从处理“索银事件”看清代对琉球的政策》一文认为，清政府在处理此次事件的高效、迅速，都为展示其大国风范，表明清廷十分注重中琉友好关系，但对于册封使者全魁、周煌的处罚是“从宽留任”，则显示出清帝的怀柔之心。俞玉储《乾隆二十一年随封兵役勒赏滋事案析》指出，周煌和全魁在册封结束后，对此事都选择了秘而不言，或因此次出行耗资巨多，冒生死之危，使臣认为索银一事合理;或因康熙五十八年（1719）随行兵役每人赏银一百二十八两的传闻真实，而此次兵役仅获三十六两七钱，使臣认为要求恤赏并不出格;或因使者未能弹压，怕受牵连责罚。
三、周煌诗文著作研究呈上升趋势
周煌早擢词科，居翰林二十余年，绩学淹通，著作等身，然除《琉球国志略》《海山存稿》《海东集》外皆不存。学界对其诗文著作研究多集中于《琉球国志略》与《海山存稿》。
（一）对《琉球国志略》的研究
历代出使琉球的使者，都有作书的惯例，如王士祯《万历丙午使录》、汪楫《中山沿革志》，至周煌出使琉球，进呈《琉球国志略》十六卷。此书所纳丰富，且皆为所目之实，故此书成为中琉交往的重要史料之一，学者亦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
首先，是文献价值的肯定。郑小娟《〈琉球国志略〉文献价值刍议》认为，此书是自明陈侃使之有“录”以来，内容较为翔实、丰富，体例颇为完善的一部志书。武尚清《明清琉球使录述议》将“使录”与“志略”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对比，肯定了此书在记叙体式上的前进，同时，从这种变化中窥探中琉交往背后贸易、文化传播、民族融合、社会发展的实质，从学术史纵向发展上肯定了此书的文献价值。
其次，是对于成书及版本的研究。魏宁楠《明清福州林浦林氏家族诗文所见琉球文献史料述议》指出，林同春与周煌回信中处处皆提“呈上御览”，可见上位者对《琉球国志略》成书的影响。本文揭露了《琉球国志略》成书未为人知的一段历史背景，有极大的学术价值。熊茂松《周煌〈琉球国志略〉论》认为，武英殿聚珍本是为此书最早版本，今不见此本。刘幸、张缤月《周煌〈琉球国志略〉版本源流考》对此书的全部版本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介绍，认为本书最早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呈本，现今可见最早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家刻本，即漱润堂本，且作者否定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的存在，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聚珍本，认为熊茂松“今不见此本”的说法言过其实。同时，此文还对《琉球国志略》的进呈本、家刻本、聚珍本此最初三个版本，从编排、用字、标题、内容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对比，是研究其版本源流必不可少的文章。
（二）关于《海山存稿》的研究
乾隆四十八年（1783），周煌始删定诗稿，未完而卒，乾隆五十八年（1793），次子兴岱刊刻遗集，即《海山存稿》二十卷，其中内集八卷，外集十二卷。此书是除《琉球国志略》外，研究周煌极为重要的文献。
李金荣先生《〈海山存稿〉点校》一书以《四库未收书辑刊》所收“清乾隆五十八年周氏葆素家塾刻后印本”二十卷为底本，同時对散落各处的诗文进行了拾遗，对各地方志、诗人别集等进行了搜罗，同时还选录了《涪陵周氏家谱》中部分内容，是研究周煌较为全面的材料，但并未涉及周煌奏折、题本、书信、书画等，不失为本书的遗憾之处。李英《周煌〈海山存稿〉研究》认为周煌内及诗浮夸粉饰较少，较其他侍从诗更具有文学欣赏性。将外集诗歌题材分类介绍分析，同时认为周煌诗歌语言辞达、用典丰富，承袭苏轼，具有风度端凝的艺术特征，填补了周煌诗文艺术研究上的不足。
（三）关于其他诗文的研究
刘月《明清两代册封琉球使及其从客海洋诗研究》将周煌的海洋诗歌进行了重新整理排列，有一定的文献整理价值。姜鹏《清代东海诗歌研究》梳理介绍了周煌出行的使团从客，即王文治、徐傅舟、倪卷阿等的资料，能更为全面地了解此行出使的人员配置。丁亮亮《周煌琉球诗文研究》认为周煌的琉球诗文具有“以宋为诗”“雍容典雅”的文学特点，肯定了其琉球诗文在文学与历史上的成就。作者还将周煌出使时所作的楹联、碑记、墨宝、图绘加入文章附录之中，有助于读者更为全面的了解周煌此行留下的墨迹，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当今学界对于周煌研究的焦点依旧是其出使琉球与所著《琉球国志略》。对《海山存稿》以及其他诗文的研究，近年来逐步增多，但尚有一定研究空间。对周煌生平、家世的研究基本处于概述介绍的阶段，深入探讨不足。周煌是清中叶巨宦之一，其作为官员，奉职克勤、廉政淡泊;作为诗人，其诗文词赡雅、风度端凝。交友更是遍及各处文人贤士、各部官员重臣，对于周煌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如在多方史料汇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可进一步探索其人物的时代背景与交游行迹，剖析其背后家世文化渊源等。周煌作为川蜀名人、涪陵乡贤，丰富对他的研究，对于建立地方文化自信是十分重要的，理应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