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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独抒性灵”文学旗号的打出,预示着一种文人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晚明文人将这一文学理念贯注于具体的文本创作中,极力张扬个性,倡导独立的价值取向和贵真生存意识,丰富了文艺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开创了文艺美学的多元化局面。
关键词:性灵 童心说 文学本质自然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晚明袁宏道和李贽等人,从理论上、实践上打出“独抒性灵”的文学旗号,为窒闷的文坛吹进一股清风,至明隆庆万历年间,性灵文学发展到鼎盛时期。性灵文学由诗、词、曲、剧扩展到过去一向为“载道”文学所独占的散文领域,大批大批富有才华的文人学士积极投入“性灵小品”的创作,一时形成了占有压倒优势的性灵文学思潮,使文坛呈现出“芽甲一新,精彩八面”、“丽典新声,络绎奔会”的空前创作盛况。
“性灵”的演变:与五四新文学接轨
“性灵”一词,并非明人所创,南北朝便颇为习用。庾信称“含吐性灵,抑扬词气”,颜之推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上述之“性灵”犹近于“性情”。明中后朝,六朝文风又受青睐,“性灵”一词常出于王世懋、屠隆的诗文批评之中。袁宏道给“性灵”注入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和具体的艺术要求,提出了“独抒性灵”这一影响一代人的文学口号。袁中郎要求作者“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接过三袁兄弟的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主张和口号。清代,袁枚继袁中郎之后再倡“性灵说”,并与郑燮等人以清新隽永的散文小品创作实绩,推动性灵文学潮流向前发展,这股奔涌不息的文学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接轨。相当多的“五四”运动的文学弄潮儿,都自觉地将“性灵文学”当作自己新文学的直接先驱,自觉追求一种“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天性”的美学风范。
“独抒性灵”者的心态:觉醒与叛逆
文学思潮常常是社会思潮的一种表现形态,是时代背景的影子。作者的文学观往往是其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的体现。无庸置疑,“性灵文学”的盛行,反映了晚明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封建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叛逆。晚明是个封建统治风雨飘摇的时代,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宦官专权,东林党祸,清人入关,朝代更迭,这一切不能不给当时的文人学士以巨大的心理冲击和心灵震撼。当世界在人们面前变得十分荒谬的时候,人们便会感到人生天地间,无可依凭,唯一值得珍视的就是个体的生命价值。
晚明时期,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深刻的巨变。当时的文人雅士的目光已越来越多地由社会政治转向自我,或寻求自我的价值,发挥自我的生命潜能,或在个人内心世界求取解脱,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构筑属于自己的一片乐土。
“独抒性灵”的美学基石:文学本质自然论
性灵派文学反对理学思想的牢笼禁锢,坚持人间之理应以日常生活为本。他们发扬了王学左派解放人性、归于天性的惊世骇俗的启蒙精神,其中以李贽的贡献最大。如前所说,李贽的“童心”说为性灵文学奠定了哲学基础。不仅如此,他还把王学左派的那种适应新兴生产关系萌芽的人性解放学说,系统而巧妙地推衍到审美意趣领域里,构建起一种“文学本质在于自然”的文艺理论框架。
袁中郎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进一步阐释文学本质自然论。在袁中郎看来,“性灵”外现为“趣”或“韵”,而“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袁中郎认为,作品中人的生活欲望的情绪流露和表现,是美的。“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由于是“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所以要比文人诗篇更美。
“独抒性灵”说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美学风尚:李贽侧重于哲学思想角度,阐述人性以至作家之性应符合“自然”之道,以求自然真趣;袁中郎比较广泛地注重人与生活、作家胆识与作品性灵之关系,主张和欣赏“穷愁之时,痛哭流涕”的至情至性之美;钟惺等则更多地侧重鉴赏角度,重视读者与作者,今人与古人精神的沟通,以求情真意切的自然感染之美。
独抒性灵的生存意识:贵真
性灵派文人认为:文章“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贵真,是性灵文学的重要特征。他们在规定了钟情唯一审美标准——绝假纯真,竭力反对封建“义理”对人的自然天性的压抑和摧残。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把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率性而发,把未经社会文化濡染的自然人性的真实袒露作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
晚明文学强调率真,是为了表现个性。“真”是文学个性的存在和发扬的前提,也是反映一定时代狂飙的美学理想的标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思潮像性灵派那样,把描写个性、重视个性,表现人的天性——即心灵的呼声,发挥个性的情韵和意趣,推崇到至美的审美理想的高度。
当然,尽管公安派、竟陵派都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都强调个性的描写和张扬,然而二者的审美意趣却不同,美学风范也各有特色:公安派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具有明显的文学抗争意义,所以他们常用浅露而富有色彩和动感的语言,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或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竟陵派文人追求“深幽孤峭”的意境,追求“凄声寒魄”般的情致,诗文偏重心理感觉,境界虽不大而主观性较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之景象,语言的字眼尚奇,时而破坏常规的语法和音节,以“噍音促节为能”,这是竟陵派文人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自由自在地向外舒展和扩张,只得转向内倾的结果,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之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审美意趣上的反映。
“独抒性灵”的艺术倾向:尚奇
如前所说,性灵小品最强调“真”,而真的个性的流露与描写,又必然带来人奇与文奇。他们欣赏和礼赞那些率真、洒脱、超迈、单纯的人物,倡导作者写出具有理想色彩的作品。这种创作方法和美学追求,乃是晚明封建制度濒临解体时的进步思潮和美学观。这种审美意趣的浪漫化和理想化倾向,成为晚明文艺启蒙思潮的重要特色。
这种“尚奇”的审美意趣表现在艺术手法上便是浮想联翩。而在“性灵”大师笔下纷呈异彩:汤显祖把凄清委婉与悲愤苍凉相结合,通过炽热的感情倾注,产生一种“摇动草木,洞裂金石”的威力。袁宏道的浮想联翩着重对人生哲理的上下求索,尤其是以逍遥自在为其渴望。钟惺的浮想联翩的不乏扑朔迷离之色彩,他那种厌俗和绝俗的心情,往往把读者引向一种幽杳迷茫但又澄清高洁的神往境界。
晚明时代,思想的盲从,学术的禁锢,导致人格的堕落,使社会失去勃勃生机,性灵派文人作为原始文化启蒙的先行者,与世异调,个性兀傲,不肯俯首向人,宁愿承担悲剧命运,一般都有坎坷痛苦的人生经历。这一时代的敏感文人们的个性难以舒张,内心充满着难以言状的苦闷与愤慨。
但是,他们又初衷不变,执着地追求“独抒性灵”的理想形象,于是他们只得凭借浮想联翩的艺术途径,进行理想化的浪漫式的构思立意,中国早期启蒙时代的晚明作家是如此,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者也是如此。显然,启蒙初期时代文人浮想联翩赤裸裸的袒露内心世界,这是东西方启蒙文学的共同特征,也是晚明浪漫主义创作思潮的一种鲜明个性的特色。
晚明社会的风情画:性情别致
晚明时期,市民生活成为新题材的主流,试茶饮酒、听琴观棋、庭园设计、器物玩赏等等,甚至美食、美服、美居、美容,大凡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被搬进文学的殿堂。性灵独抒的作家们窥探到商品经济下社会群众的精神需求,注意用审美态度去创造生活,描摹市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画面。而要反映和表现这一幅喜闻乐见的风俗画、风情画,仍然袭用汉唐散文的庄重典雅的载道明志的正统语言,是无法描绘刻画出来的,于是性灵派文人从文学本质自然论出发,一扫陈旧的语言格局,树立起新鲜活脱、气韵生动、性情别致的语言风范。
晚明时代,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繁荣,然而市民却处于政治黑暗、社会腐朽的环境氛围之中,原已初步解除了精神枷锁的启蒙文人,便有可能以他们富于审美的慧眼和机智,窥探和体味出市民人情风俗和山水园林的生活情趣,在山光水色园林里,在草木虫鱼之上,在风俗人情画面之中,有意识地融进或倾注自己的率真甚至痴迷的情感,把自己观照大自然产生的怡悦或趣味的某些侧面,加以渲染或突出或升华到美学范畴,从而使他们笔下的风俗人情具有别致活脱的性情。
《西湖七月半》和《陶庵梦忆》都是“独抒性灵”的风情画的杰作。性灵派作家用移情与共鸣使审美的主客二体融为一体,出现“境界神奇,忘其为戏”,进而物我两忘,使别致的性情浑然天成。在独抒性灵的风情画中,有对人的自然生命的歌唱,有对尘世感情生活的赞美,有人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向往,有对大自然的尽情诉说,有对大千世界描写时的哲理思辨,有对人与大自然融合一体的追求……这一切构成了性灵派作家描绘的艺术天地。在这种充满浮想联翩式的浪漫天地里,道统的“理性”和封建的“礼教”,显得苍白而无能为力,人类的天性获得了尊严,沉思、幻想、梦呓、回忆被赋予了别致的性情,富有内涵丰富的审美价值。
性灵派作家们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立体化的美好世界,在这个理想的大千世界里,人间的爱情,亲情和友情是至高无上的,最珍贵的。性灵派文人笔下描绘了一片片温馨而通人性的天地,一幅幅洋溢着风俗画和人情画。可见,性灵派作家们试图以这些性情别致的风情画,去抑制或减弱文艺思潮转折时期的“阵痛”,去慰籍性灵文人干枯流泪的心灵,去汇合拼凑成初期人文主义启蒙家们那声嘶力竭,而又微弱颤抖的呐喊。
“性灵文学”之命运:多舛而光大
古今中外的文艺流派命运迥异,有的誉多于毁,有的毁多于誉,而性灵文学则毁誉参半。“独抒性灵”的提出与倡导,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征兆,它是继先秦百家争鸣和魏晋人生人性探讨之后,第三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空前变革的时代,性灵派散文无视汉唐散文之窠臼,打破了千百年来“道统”对散文的统制,丰富了文艺的审美意趣,拓展了文艺美学的多样化。无庸讳言,性灵文学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鲁迅在特殊的人文背景下对性灵派作品所作的评评,确实是这位文化巨人在审视和鸟瞰性灵文学的审美价值时所发生的偏激或偏差,他用“比较的颓放”这一笼统的评语去概括“性灵小品”是不太公允的。
我们认为,性灵文学的意义并不全在于现实之中。作为人类对文学的一种样式的审美理想,它的意义是超前的。它是处于必然王国的人们,对于文学自由王国所作的一种展望或追求,这种展望或追求即使是虚幻,也有其独特的真理性、审美性价值。
性灵文学除了它的鲜明的审美价值以外,还有对人生认识价值的感悟和觉醒。性灵文人那种突兀独行的精神风貌,至今仍能感染人,激励人。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珍悟,对生命目标的追求,以有对如何使生活艺术化,如何欣赏和享受人生这杯甜酒,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思考和创见。
明末以前,并非没有感悟人生的佳作,但像性灵派那么多同时代的文人不约而同地思考人生,探索命运,叩问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却为历史所罕见。性灵派文人都能用一种超然、宏观的目光去审视个人的命运,表现一种十分清醒的,捍卫人生的意识和追求高风亮节的审美倾向,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看一看那些彰显“独抒性灵”的文艺作品吧,那些指示着人性发展方向的梦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的人们眼中,曾产生过怎样的一种奇异光泽!那些燃烧着审美理想的梦幻,曾引起过人们多么强烈的共鸣!那些抒情和议论在人们灵魂的深处所产生的震撼,简直就是石破天惊的呼唤和呐喊!
参考文献:
[1] (明)梦龙:《序山歌》,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
[2] (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
[3]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作者简介:常康,男,1953—,江苏泰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写作学、中国古典文学,工作单位: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性灵 童心说 文学本质自然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晚明袁宏道和李贽等人,从理论上、实践上打出“独抒性灵”的文学旗号,为窒闷的文坛吹进一股清风,至明隆庆万历年间,性灵文学发展到鼎盛时期。性灵文学由诗、词、曲、剧扩展到过去一向为“载道”文学所独占的散文领域,大批大批富有才华的文人学士积极投入“性灵小品”的创作,一时形成了占有压倒优势的性灵文学思潮,使文坛呈现出“芽甲一新,精彩八面”、“丽典新声,络绎奔会”的空前创作盛况。
“性灵”的演变:与五四新文学接轨
“性灵”一词,并非明人所创,南北朝便颇为习用。庾信称“含吐性灵,抑扬词气”,颜之推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上述之“性灵”犹近于“性情”。明中后朝,六朝文风又受青睐,“性灵”一词常出于王世懋、屠隆的诗文批评之中。袁宏道给“性灵”注入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和具体的艺术要求,提出了“独抒性灵”这一影响一代人的文学口号。袁中郎要求作者“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接过三袁兄弟的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主张和口号。清代,袁枚继袁中郎之后再倡“性灵说”,并与郑燮等人以清新隽永的散文小品创作实绩,推动性灵文学潮流向前发展,这股奔涌不息的文学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接轨。相当多的“五四”运动的文学弄潮儿,都自觉地将“性灵文学”当作自己新文学的直接先驱,自觉追求一种“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天性”的美学风范。
“独抒性灵”者的心态:觉醒与叛逆
文学思潮常常是社会思潮的一种表现形态,是时代背景的影子。作者的文学观往往是其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的体现。无庸置疑,“性灵文学”的盛行,反映了晚明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封建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叛逆。晚明是个封建统治风雨飘摇的时代,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宦官专权,东林党祸,清人入关,朝代更迭,这一切不能不给当时的文人学士以巨大的心理冲击和心灵震撼。当世界在人们面前变得十分荒谬的时候,人们便会感到人生天地间,无可依凭,唯一值得珍视的就是个体的生命价值。
晚明时期,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深刻的巨变。当时的文人雅士的目光已越来越多地由社会政治转向自我,或寻求自我的价值,发挥自我的生命潜能,或在个人内心世界求取解脱,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构筑属于自己的一片乐土。
“独抒性灵”的美学基石:文学本质自然论
性灵派文学反对理学思想的牢笼禁锢,坚持人间之理应以日常生活为本。他们发扬了王学左派解放人性、归于天性的惊世骇俗的启蒙精神,其中以李贽的贡献最大。如前所说,李贽的“童心”说为性灵文学奠定了哲学基础。不仅如此,他还把王学左派的那种适应新兴生产关系萌芽的人性解放学说,系统而巧妙地推衍到审美意趣领域里,构建起一种“文学本质在于自然”的文艺理论框架。
袁中郎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进一步阐释文学本质自然论。在袁中郎看来,“性灵”外现为“趣”或“韵”,而“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袁中郎认为,作品中人的生活欲望的情绪流露和表现,是美的。“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由于是“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所以要比文人诗篇更美。
“独抒性灵”说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美学风尚:李贽侧重于哲学思想角度,阐述人性以至作家之性应符合“自然”之道,以求自然真趣;袁中郎比较广泛地注重人与生活、作家胆识与作品性灵之关系,主张和欣赏“穷愁之时,痛哭流涕”的至情至性之美;钟惺等则更多地侧重鉴赏角度,重视读者与作者,今人与古人精神的沟通,以求情真意切的自然感染之美。
独抒性灵的生存意识:贵真
性灵派文人认为:文章“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贵真,是性灵文学的重要特征。他们在规定了钟情唯一审美标准——绝假纯真,竭力反对封建“义理”对人的自然天性的压抑和摧残。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把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率性而发,把未经社会文化濡染的自然人性的真实袒露作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
晚明文学强调率真,是为了表现个性。“真”是文学个性的存在和发扬的前提,也是反映一定时代狂飙的美学理想的标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思潮像性灵派那样,把描写个性、重视个性,表现人的天性——即心灵的呼声,发挥个性的情韵和意趣,推崇到至美的审美理想的高度。
当然,尽管公安派、竟陵派都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都强调个性的描写和张扬,然而二者的审美意趣却不同,美学风范也各有特色:公安派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具有明显的文学抗争意义,所以他们常用浅露而富有色彩和动感的语言,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或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竟陵派文人追求“深幽孤峭”的意境,追求“凄声寒魄”般的情致,诗文偏重心理感觉,境界虽不大而主观性较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之景象,语言的字眼尚奇,时而破坏常规的语法和音节,以“噍音促节为能”,这是竟陵派文人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自由自在地向外舒展和扩张,只得转向内倾的结果,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之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审美意趣上的反映。
“独抒性灵”的艺术倾向:尚奇
如前所说,性灵小品最强调“真”,而真的个性的流露与描写,又必然带来人奇与文奇。他们欣赏和礼赞那些率真、洒脱、超迈、单纯的人物,倡导作者写出具有理想色彩的作品。这种创作方法和美学追求,乃是晚明封建制度濒临解体时的进步思潮和美学观。这种审美意趣的浪漫化和理想化倾向,成为晚明文艺启蒙思潮的重要特色。
这种“尚奇”的审美意趣表现在艺术手法上便是浮想联翩。而在“性灵”大师笔下纷呈异彩:汤显祖把凄清委婉与悲愤苍凉相结合,通过炽热的感情倾注,产生一种“摇动草木,洞裂金石”的威力。袁宏道的浮想联翩着重对人生哲理的上下求索,尤其是以逍遥自在为其渴望。钟惺的浮想联翩的不乏扑朔迷离之色彩,他那种厌俗和绝俗的心情,往往把读者引向一种幽杳迷茫但又澄清高洁的神往境界。
晚明时代,思想的盲从,学术的禁锢,导致人格的堕落,使社会失去勃勃生机,性灵派文人作为原始文化启蒙的先行者,与世异调,个性兀傲,不肯俯首向人,宁愿承担悲剧命运,一般都有坎坷痛苦的人生经历。这一时代的敏感文人们的个性难以舒张,内心充满着难以言状的苦闷与愤慨。
但是,他们又初衷不变,执着地追求“独抒性灵”的理想形象,于是他们只得凭借浮想联翩的艺术途径,进行理想化的浪漫式的构思立意,中国早期启蒙时代的晚明作家是如此,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者也是如此。显然,启蒙初期时代文人浮想联翩赤裸裸的袒露内心世界,这是东西方启蒙文学的共同特征,也是晚明浪漫主义创作思潮的一种鲜明个性的特色。
晚明社会的风情画:性情别致
晚明时期,市民生活成为新题材的主流,试茶饮酒、听琴观棋、庭园设计、器物玩赏等等,甚至美食、美服、美居、美容,大凡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被搬进文学的殿堂。性灵独抒的作家们窥探到商品经济下社会群众的精神需求,注意用审美态度去创造生活,描摹市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画面。而要反映和表现这一幅喜闻乐见的风俗画、风情画,仍然袭用汉唐散文的庄重典雅的载道明志的正统语言,是无法描绘刻画出来的,于是性灵派文人从文学本质自然论出发,一扫陈旧的语言格局,树立起新鲜活脱、气韵生动、性情别致的语言风范。
晚明时代,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繁荣,然而市民却处于政治黑暗、社会腐朽的环境氛围之中,原已初步解除了精神枷锁的启蒙文人,便有可能以他们富于审美的慧眼和机智,窥探和体味出市民人情风俗和山水园林的生活情趣,在山光水色园林里,在草木虫鱼之上,在风俗人情画面之中,有意识地融进或倾注自己的率真甚至痴迷的情感,把自己观照大自然产生的怡悦或趣味的某些侧面,加以渲染或突出或升华到美学范畴,从而使他们笔下的风俗人情具有别致活脱的性情。
《西湖七月半》和《陶庵梦忆》都是“独抒性灵”的风情画的杰作。性灵派作家用移情与共鸣使审美的主客二体融为一体,出现“境界神奇,忘其为戏”,进而物我两忘,使别致的性情浑然天成。在独抒性灵的风情画中,有对人的自然生命的歌唱,有对尘世感情生活的赞美,有人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向往,有对大自然的尽情诉说,有对大千世界描写时的哲理思辨,有对人与大自然融合一体的追求……这一切构成了性灵派作家描绘的艺术天地。在这种充满浮想联翩式的浪漫天地里,道统的“理性”和封建的“礼教”,显得苍白而无能为力,人类的天性获得了尊严,沉思、幻想、梦呓、回忆被赋予了别致的性情,富有内涵丰富的审美价值。
性灵派作家们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立体化的美好世界,在这个理想的大千世界里,人间的爱情,亲情和友情是至高无上的,最珍贵的。性灵派文人笔下描绘了一片片温馨而通人性的天地,一幅幅洋溢着风俗画和人情画。可见,性灵派作家们试图以这些性情别致的风情画,去抑制或减弱文艺思潮转折时期的“阵痛”,去慰籍性灵文人干枯流泪的心灵,去汇合拼凑成初期人文主义启蒙家们那声嘶力竭,而又微弱颤抖的呐喊。
“性灵文学”之命运:多舛而光大
古今中外的文艺流派命运迥异,有的誉多于毁,有的毁多于誉,而性灵文学则毁誉参半。“独抒性灵”的提出与倡导,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征兆,它是继先秦百家争鸣和魏晋人生人性探讨之后,第三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空前变革的时代,性灵派散文无视汉唐散文之窠臼,打破了千百年来“道统”对散文的统制,丰富了文艺的审美意趣,拓展了文艺美学的多样化。无庸讳言,性灵文学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鲁迅在特殊的人文背景下对性灵派作品所作的评评,确实是这位文化巨人在审视和鸟瞰性灵文学的审美价值时所发生的偏激或偏差,他用“比较的颓放”这一笼统的评语去概括“性灵小品”是不太公允的。
我们认为,性灵文学的意义并不全在于现实之中。作为人类对文学的一种样式的审美理想,它的意义是超前的。它是处于必然王国的人们,对于文学自由王国所作的一种展望或追求,这种展望或追求即使是虚幻,也有其独特的真理性、审美性价值。
性灵文学除了它的鲜明的审美价值以外,还有对人生认识价值的感悟和觉醒。性灵文人那种突兀独行的精神风貌,至今仍能感染人,激励人。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珍悟,对生命目标的追求,以有对如何使生活艺术化,如何欣赏和享受人生这杯甜酒,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思考和创见。
明末以前,并非没有感悟人生的佳作,但像性灵派那么多同时代的文人不约而同地思考人生,探索命运,叩问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却为历史所罕见。性灵派文人都能用一种超然、宏观的目光去审视个人的命运,表现一种十分清醒的,捍卫人生的意识和追求高风亮节的审美倾向,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看一看那些彰显“独抒性灵”的文艺作品吧,那些指示着人性发展方向的梦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的人们眼中,曾产生过怎样的一种奇异光泽!那些燃烧着审美理想的梦幻,曾引起过人们多么强烈的共鸣!那些抒情和议论在人们灵魂的深处所产生的震撼,简直就是石破天惊的呼唤和呐喊!
参考文献:
[1] (明)梦龙:《序山歌》,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
[2] (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
[3]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作者简介:常康,男,1953—,江苏泰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写作学、中国古典文学,工作单位: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