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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诗与词各有其美学特质:“诗言志”,多为直抒胸臆,主观色彩浓厚;“词长于言”,以幽微要渺富含言外之感发为特美。在长期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诗与词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某些相同的特质。杜甫以诗笔写下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侧重反映了天宝的乱离社会生活,获得了“诗史”的美誉;李清照以闺秀妙笔感兴于两宋换代之际的盛衰、家国的变迁,亦写下了不少的“史词”。他们二人的作品都给了读者无比震撼的历史沧桑之感,都具有时代真实感的美学特质。
关键词:诗史 史词 杜甫 李清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诗与词的美学特质是什么?为什么诗人词人都对历史(社会现实)感兴趣?弄清这些问题对理解本文题旨是有帮助的。
诗自从诞生以来,一直被尊为文学的正体,是中国古代出现最早的文学体裁,也是繁盛时间最长的文体。诗,是言志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说明诗不但是心灵的产物,而且是个人思想的产物。诗人所写的是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是言志。真正的诗人,是要把生命作为祭礼奉献于诗歌的。屈原的《离骚》写出了诗人“长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尤未悔”的精神……把自己对楚王、楚国人民的满腔热情化作了一句句、一串串的优美字符,感动着无数的后来者。
诗歌中反映社会生活——史,较早的应算《诗经·大雅》中的几篇周民族史诗——《生民》、《公刘》、《 》等,它们与后世的叙事诗相当接近,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这些史诗虽不及后世叙事诗精彩,但有些片断描写生动,有感人的力量。如《生民》中描写后稷初生被弃不死的一章:
诞 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 之平林,会伐平林。诞 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声载路。
此章对周始祖后稷诞生的描绘,可谓充满神话色彩,颇为生动。
又如《公刘》中的片断“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更是描绘了周民族移民安居、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情景。
《诗经》是启用诗去写历史的源头,成为历代诗人沿用的法则。
汉乐府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缘事而发”。
建安诗歌梗概多气,也是继承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写出了大量的“汉末实录”的诗歌。曹操《蒿里行》写到:“……铠甲生饥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呈现的是汉末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的社会悲凉。明末钟惺评其为“汉末实录,真史诗也”。之后,建安七子等较集中写出了社会的悲凉。
这一传统发展到杜甫时,达到极致。
词这种文体,本来是唐代燕乐的歌曲。燕乐集合了多种乐曲的长处,既有六朝以来所谓的清乐,也有传自边疆的胡乐,还有其它各种杂曲,歌唱起来,变化美妙,令听者如痴如醉。
词来自民间,后来文人把这种民间词进行改造,现存最早的词集——《花间集》收集了十八个男性作家的五百多首词,以男子作闺音的方式进行创作。开始时这些词让歌儿舞女用于茶楼酒肆侑酒佐欢,内容不过是相思离别、男欢女爱之类。后来词境逐渐扩大,词至柳永而一变,至东坡而再变。词在东坡手里,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地步。所以,用词来写家国之亡、时代之悲也就顺理成章,这点在两宋之际的作家和宋末词人那里,特别明显,尤其是李清照。
二
以诗写史,是杜甫诗歌给人印象最深的,但这样的“史”并非等同于照相式的“史”,而是倾注了诗人极深感情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概括,且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称杜诗为“诗史”,见于唐诗人孟 《本事诗·高逸第三》:
“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之后“诗史”之誉,便成为杜诗成就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承传杜诗的这一创作意识和创作方法,也相应成为后来者追求“诗史”之美的精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诗史”的传统,可以说是杜诗开创的。
杜甫的“史诗”比较集中写于天宝乱后,集中概括了诗人历乱的所见、所闻、所想。主要经历是:陷长安、奔行在、出华州、度陇山、客秦州、迁同谷、寓成都、下夔州等,可以说九死一生。他在诗中曾说“生还偶然遂”(《羌村三首》),这是劫后余生的深刻体会。写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夕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在“安史之乱”发生后的《北征》等,就是杜甫“诗史”作品中的杰出代表。前诗全诗一百句,五百字,是一首典型的“史诗”,抒发了诗人匡世济国的远大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强烈思想感情,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唐代社会现实,揭露了统治集团奢侈豪华的腐朽生活,表现了人民在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下所承受的贫穷和苦难。诗人在诗中已经预言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群水从西下,极目高 兀。凝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诗人从奔腾咆哮的大水,联想到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的可怕情景,由此又联想到唐王朝的“天柱”已处在一“冲”即“折”的境遇。
白居易对杜诗评说: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
“三吏”是诗人对战乱中搜捕男女老幼以充兵役的事实作了生动的描写。《塞芦子》钱谦益笺云:“是时贼据长安。史思明、高秀岩重兵趋太原,崤函空虚,公以为得延州精兵万人,塞芦关而入,直捣长安,可以立奏收复之功也。”正如浦起龙所说:“史家只载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所谓“显出一时气运”,得力于诗人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判断,而这也正就是白居易所说的“揣摩当代之事”。看来,白居易点出杜诗几篇,并不是随意的。而在这种意义上将杜诗“号为诗史”,是很有分量的。
杜甫先遭逢盛世,后亲历安史之乱。反差巨大的时代,震撼了诗人的心灵,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不得不令其深思。社会的剧变,到底给杜甫什么样的体念呢?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是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乱后诗人目睹了什么?长安失守后,皇帝匆忙西逃了,留下的王子王孙,隐姓埋名,乞讨为奴,杜甫因之写下了《哀王孙》——这是历史找到了诗人,诗中尽是诗人与王子王孙们的同病相怜,尽是被抛弃的悲哀。杜甫在怜悯王孙,也是在怜悯自己。大家困在长安,都只是盼望着官军尽早收复。
杜甫又悲于唐军与叛军作战不得法,造成唐官兵死伤四万人,写下了《悲陈陶》。诗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做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战争就是灾难。后杜甫又写下《北征》和《羌村三首》。战死的士兵是“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回到家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在战争的环境中,回家之后,竟然像做梦一样。战争、家庭和国家——历史在血与泪中纠缠在一起。作为一个漂泊浮沉、养不起家的小官员,他自然地把历史放到心头,自然地使自己的诗带有沉重的诗史思维。所以历史不依不饶地来找他,他也不推不让地跟历史打成一片了。
杜甫晚年在四川写了《忆昔》: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就是开元盛世,这种盛世的回忆是能够给诗歌注入沉雄壮美的气质的,是乱世中人们常易发生的不由自主的对比。此乃“诗史”的魅力。
三
作为女性作家的李清照,其词作尤其是后期作品,更多的涉及到两宋之交的社会现实,词人以细致的笔触写出了在“靖康之难”后的家国之悲、命运之叹。清照之词能否称为“史词”呢?
我们先看一位在李清照之后,经历了南宋灭亡的诗人——汪元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诗多慷概悲歌”。宋代李珏称汪诗:“……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水云即汪元量。黄宗羲则说:“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认为他的诗是“诗史”。这些评价是就元量诗的“悲歌”或写“亡国之惨”来定其“史诗”地位的。
一方面,文学史上有资格真正被称为“诗史”的诗人寥若晨星——杜甫、汪元量、文天祥、元好问;另一方面,在文学史上,有时诗论家又给了另外少数并无国破家亡诗篇的诗人以“诗史”的评价。这里略举二例:
邝露,明末南海人,酷爱古琴,亦善为诗。清军破城,抱琴而死。写有诗集《峤雅》(清代成为禁书)等。这样一位诗人,就人格来说是高尚的。就诗才来说,“清旷超妙,如月冷江空,孤鹤夜警”,“有骚人之遗音”,是有其特色的;但他并不是大诗人。他也没有杜甫、汪元量那种歌唱国家命运与历史巨变的诗。他与“诗史”结缘,是由于下面这件事:“东莞袁督师曾于粤中邀赠谥,非《峤雅》无以知之。……可备诗史。”袁督师即明末名将袁崇焕,南海东莞人。
萨都剌,元代诗人。回族人,一说蒙族。有《雁门集》。在我国古代各民族以汉字书写的诗坛上,也算颇有成就。他有一首《即事》,透露了一些有关宫廷斗争的事:元武宗的长子和世(明宗),被其弟图帖睦尔(文宗)篡位,为正史所不载。《元史》对此讳莫如深,只说:“庚寅,帝暴崩,年三十。”萨都剌的诗涉及这件血腥的史实:“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只知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因而被称为“得古人诗史之意”。很明显这种“诗史”,是历史的补充,是就“诗史”的广义而言的。
对比一下李清照,她虽未经历南宋的最后灭亡,但她目睹了北宋的灭亡与两个皇帝被掳的耻辱。随后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遇,使其词作亦几乎是首首悲歌,篇篇哀辞。如《声声慢》起头连下十四个叠字,不知所失的东西要“寻寻觅觅”、临时家园的“冷冷清清”、内心却是“凄凄惨惨戚戚”。靖康之难,使中原大地频遭兵戈之灾,中国历史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动荡,李清照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她失去了属于她的那份安宁,不得不随其他人一起南渡以躲避战火硝烟;失去了属于她的那份闲情,不得不过上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尤其是不久丈夫赵明诚的病死,给这位以爱情为精神寄托的女词人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国破、家亡、夫死、流寓、孤独、心衰……使李清照的后期歌词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词风变得更加灰暗沉重。李清照的深重灾难,正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人的灾难写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她的词看成是“词史”——以词去表达历史。
综上所述,不管是杜诗,还是清照词,都能很好地发挥各自文体的特长,也呈现了它们各自的特质,但有一种特质是相同的,即都十分注意从写实的角度,去关注社会、民生,也关注自己感情的真实流露,特别是注重对社会沧桑之变的概括。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影印,1977年。
[2]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1983年。
[3] 《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卷四五),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
[4] 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5] 浦起龙:《读杜心解·读杜提纲》,中华书局,1961年。
[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中华书局校点本,1956年。
[7] 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
[8] 黄宗羲:《南雷文案》,《撰杖集》。
[9] 王士祯:《渔洋诗话》,会文堂,民国12年(1923)石印本。
[10] 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清嘉庆16年(1811)刻本。
[11] 宋濂:《元史·本纪三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
作者简介:陈桂成,男,1964—,广西陆川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广西玉林师范学院。
关键词:诗史 史词 杜甫 李清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诗与词的美学特质是什么?为什么诗人词人都对历史(社会现实)感兴趣?弄清这些问题对理解本文题旨是有帮助的。
诗自从诞生以来,一直被尊为文学的正体,是中国古代出现最早的文学体裁,也是繁盛时间最长的文体。诗,是言志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说明诗不但是心灵的产物,而且是个人思想的产物。诗人所写的是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是言志。真正的诗人,是要把生命作为祭礼奉献于诗歌的。屈原的《离骚》写出了诗人“长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尤未悔”的精神……把自己对楚王、楚国人民的满腔热情化作了一句句、一串串的优美字符,感动着无数的后来者。
诗歌中反映社会生活——史,较早的应算《诗经·大雅》中的几篇周民族史诗——《生民》、《公刘》、《 》等,它们与后世的叙事诗相当接近,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这些史诗虽不及后世叙事诗精彩,但有些片断描写生动,有感人的力量。如《生民》中描写后稷初生被弃不死的一章:
诞 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 之平林,会伐平林。诞 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声载路。
此章对周始祖后稷诞生的描绘,可谓充满神话色彩,颇为生动。
又如《公刘》中的片断“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更是描绘了周民族移民安居、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情景。
《诗经》是启用诗去写历史的源头,成为历代诗人沿用的法则。
汉乐府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缘事而发”。
建安诗歌梗概多气,也是继承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写出了大量的“汉末实录”的诗歌。曹操《蒿里行》写到:“……铠甲生饥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呈现的是汉末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的社会悲凉。明末钟惺评其为“汉末实录,真史诗也”。之后,建安七子等较集中写出了社会的悲凉。
这一传统发展到杜甫时,达到极致。
词这种文体,本来是唐代燕乐的歌曲。燕乐集合了多种乐曲的长处,既有六朝以来所谓的清乐,也有传自边疆的胡乐,还有其它各种杂曲,歌唱起来,变化美妙,令听者如痴如醉。
词来自民间,后来文人把这种民间词进行改造,现存最早的词集——《花间集》收集了十八个男性作家的五百多首词,以男子作闺音的方式进行创作。开始时这些词让歌儿舞女用于茶楼酒肆侑酒佐欢,内容不过是相思离别、男欢女爱之类。后来词境逐渐扩大,词至柳永而一变,至东坡而再变。词在东坡手里,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地步。所以,用词来写家国之亡、时代之悲也就顺理成章,这点在两宋之际的作家和宋末词人那里,特别明显,尤其是李清照。
二
以诗写史,是杜甫诗歌给人印象最深的,但这样的“史”并非等同于照相式的“史”,而是倾注了诗人极深感情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概括,且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称杜诗为“诗史”,见于唐诗人孟 《本事诗·高逸第三》:
“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之后“诗史”之誉,便成为杜诗成就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承传杜诗的这一创作意识和创作方法,也相应成为后来者追求“诗史”之美的精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诗史”的传统,可以说是杜诗开创的。
杜甫的“史诗”比较集中写于天宝乱后,集中概括了诗人历乱的所见、所闻、所想。主要经历是:陷长安、奔行在、出华州、度陇山、客秦州、迁同谷、寓成都、下夔州等,可以说九死一生。他在诗中曾说“生还偶然遂”(《羌村三首》),这是劫后余生的深刻体会。写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夕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在“安史之乱”发生后的《北征》等,就是杜甫“诗史”作品中的杰出代表。前诗全诗一百句,五百字,是一首典型的“史诗”,抒发了诗人匡世济国的远大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强烈思想感情,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唐代社会现实,揭露了统治集团奢侈豪华的腐朽生活,表现了人民在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下所承受的贫穷和苦难。诗人在诗中已经预言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群水从西下,极目高 兀。凝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诗人从奔腾咆哮的大水,联想到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的可怕情景,由此又联想到唐王朝的“天柱”已处在一“冲”即“折”的境遇。
白居易对杜诗评说: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
“三吏”是诗人对战乱中搜捕男女老幼以充兵役的事实作了生动的描写。《塞芦子》钱谦益笺云:“是时贼据长安。史思明、高秀岩重兵趋太原,崤函空虚,公以为得延州精兵万人,塞芦关而入,直捣长安,可以立奏收复之功也。”正如浦起龙所说:“史家只载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所谓“显出一时气运”,得力于诗人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判断,而这也正就是白居易所说的“揣摩当代之事”。看来,白居易点出杜诗几篇,并不是随意的。而在这种意义上将杜诗“号为诗史”,是很有分量的。
杜甫先遭逢盛世,后亲历安史之乱。反差巨大的时代,震撼了诗人的心灵,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不得不令其深思。社会的剧变,到底给杜甫什么样的体念呢?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是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乱后诗人目睹了什么?长安失守后,皇帝匆忙西逃了,留下的王子王孙,隐姓埋名,乞讨为奴,杜甫因之写下了《哀王孙》——这是历史找到了诗人,诗中尽是诗人与王子王孙们的同病相怜,尽是被抛弃的悲哀。杜甫在怜悯王孙,也是在怜悯自己。大家困在长安,都只是盼望着官军尽早收复。
杜甫又悲于唐军与叛军作战不得法,造成唐官兵死伤四万人,写下了《悲陈陶》。诗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做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战争就是灾难。后杜甫又写下《北征》和《羌村三首》。战死的士兵是“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回到家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在战争的环境中,回家之后,竟然像做梦一样。战争、家庭和国家——历史在血与泪中纠缠在一起。作为一个漂泊浮沉、养不起家的小官员,他自然地把历史放到心头,自然地使自己的诗带有沉重的诗史思维。所以历史不依不饶地来找他,他也不推不让地跟历史打成一片了。
杜甫晚年在四川写了《忆昔》: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就是开元盛世,这种盛世的回忆是能够给诗歌注入沉雄壮美的气质的,是乱世中人们常易发生的不由自主的对比。此乃“诗史”的魅力。
三
作为女性作家的李清照,其词作尤其是后期作品,更多的涉及到两宋之交的社会现实,词人以细致的笔触写出了在“靖康之难”后的家国之悲、命运之叹。清照之词能否称为“史词”呢?
我们先看一位在李清照之后,经历了南宋灭亡的诗人——汪元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诗多慷概悲歌”。宋代李珏称汪诗:“……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水云即汪元量。黄宗羲则说:“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认为他的诗是“诗史”。这些评价是就元量诗的“悲歌”或写“亡国之惨”来定其“史诗”地位的。
一方面,文学史上有资格真正被称为“诗史”的诗人寥若晨星——杜甫、汪元量、文天祥、元好问;另一方面,在文学史上,有时诗论家又给了另外少数并无国破家亡诗篇的诗人以“诗史”的评价。这里略举二例:
邝露,明末南海人,酷爱古琴,亦善为诗。清军破城,抱琴而死。写有诗集《峤雅》(清代成为禁书)等。这样一位诗人,就人格来说是高尚的。就诗才来说,“清旷超妙,如月冷江空,孤鹤夜警”,“有骚人之遗音”,是有其特色的;但他并不是大诗人。他也没有杜甫、汪元量那种歌唱国家命运与历史巨变的诗。他与“诗史”结缘,是由于下面这件事:“东莞袁督师曾于粤中邀赠谥,非《峤雅》无以知之。……可备诗史。”袁督师即明末名将袁崇焕,南海东莞人。
萨都剌,元代诗人。回族人,一说蒙族。有《雁门集》。在我国古代各民族以汉字书写的诗坛上,也算颇有成就。他有一首《即事》,透露了一些有关宫廷斗争的事:元武宗的长子和世(明宗),被其弟图帖睦尔(文宗)篡位,为正史所不载。《元史》对此讳莫如深,只说:“庚寅,帝暴崩,年三十。”萨都剌的诗涉及这件血腥的史实:“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只知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因而被称为“得古人诗史之意”。很明显这种“诗史”,是历史的补充,是就“诗史”的广义而言的。
对比一下李清照,她虽未经历南宋的最后灭亡,但她目睹了北宋的灭亡与两个皇帝被掳的耻辱。随后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遇,使其词作亦几乎是首首悲歌,篇篇哀辞。如《声声慢》起头连下十四个叠字,不知所失的东西要“寻寻觅觅”、临时家园的“冷冷清清”、内心却是“凄凄惨惨戚戚”。靖康之难,使中原大地频遭兵戈之灾,中国历史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动荡,李清照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她失去了属于她的那份安宁,不得不随其他人一起南渡以躲避战火硝烟;失去了属于她的那份闲情,不得不过上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尤其是不久丈夫赵明诚的病死,给这位以爱情为精神寄托的女词人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国破、家亡、夫死、流寓、孤独、心衰……使李清照的后期歌词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词风变得更加灰暗沉重。李清照的深重灾难,正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人的灾难写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她的词看成是“词史”——以词去表达历史。
综上所述,不管是杜诗,还是清照词,都能很好地发挥各自文体的特长,也呈现了它们各自的特质,但有一种特质是相同的,即都十分注意从写实的角度,去关注社会、民生,也关注自己感情的真实流露,特别是注重对社会沧桑之变的概括。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影印,1977年。
[2]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1983年。
[3] 《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卷四五),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
[4] 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5] 浦起龙:《读杜心解·读杜提纲》,中华书局,1961年。
[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中华书局校点本,1956年。
[7] 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
[8] 黄宗羲:《南雷文案》,《撰杖集》。
[9] 王士祯:《渔洋诗话》,会文堂,民国12年(1923)石印本。
[10] 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清嘉庆16年(1811)刻本。
[11] 宋濂:《元史·本纪三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
作者简介:陈桂成,男,1964—,广西陆川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广西玉林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