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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8月22日
昨夜，气温2℃，结冰了，也起风了。大雪很快就会开始卷起灰尘并刮起阵阵狂风。我们的马中有五匹在夜间逃出了牧场。经过三个小时的追寻之后，我们也只能找到两匹。我放马队离去，自己却留在通木伦山脚下，在蒙古包中被冻僵了。
3点钟时，马匹最终都被找到了。马队和马达汉从清早起就出发了。我向哈桑·伯克告别，并向他献上了一件吉尔吉斯族外套。瓦阳于中午登程，以在需要时为钟表上发条。努埃特和我，由波科夫、伊利亚佐夫和丁某人陪同，最终离开通木伦山。塔赫瓦图林与我们的马匹同行，它们驮着那些轻便行李。这里的旱獭很稀少。我们穿过了一片布满漏斗的地带，这是一些瓯穴，可能是由于地表面在水的作用下下陷而造成的。我们在逐渐下山时，又看到了鸡冠鸟和青鸟。这都是一些在中等海拔高度地区的飞禽品种，我们继杨格列克之后，再也未曾见到过它们了。此外，此处的天气也丝毫不利于天文观察。天在不停地下雨。基本上是到达伊尔克什坦的中途路上，我们遇到了野兔林中的一只公兔和一只小母兔，这在我们的旅行中还是首次。
我们渡过克孜勒苏河之后，夜幕便突然降临了。由于我们什么也没有，所以无法停留下来，只好继续前进。两次下到河流处，这简直是一种奇迹。因为我们发现了位于砾石河床上的道路，所以我们高峰上只需要滚下多次悬崖峭壁就可以了。当我们在晚上8点半到达伊尔克什坦时，那里的人已经不再等待我们了。马达汉却告诉瓦阳说：“我敢打赌，伯希和会在无向导的情况下，也不顾一切地赶到这里来。”事实上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识路，马达汉在大白天不会迷路失踪。无论如何，我们安全到达了。但塔赫瓦图林及其驮马却被抛在了后面，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才能赶上来。但愿他们能在途中找到停留处和蔽身处就好了。
指挥伊尔克什坦哥萨克军的中校，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他是一名穆斯林，是位居第二的中校，名叫比丘林，已服役27年，是临时雇佣兵中的一个留小胡子的老兵。他于此与其同样也是穆斯林的夫人、四个尚年幼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其兵饷是80卢布左右，还有30个卢布的勤务费，这已经是一笔财富了。他完成了其三年的服役，也如同所有哥萨克军官一样，又作为志愿兵而超期服役三年，可能是每月共挣65卢布。这点微薄的收入，使我们更加高度评价他们对我们的友好接待。比丘林夫人不停地为我们烹制茶点，我们以牦牛犊肉条作夜宵吃。我们正饥肠辘辘，于是便不停地大加夸奖这顿饭。我喝了连同酥油而煮沸的奶油茶以及未煮的同一种牦牛奶。我们今天吃到肉了。牦牛无论对于食品还是对于运输，肯定都是一种珍贵资源。
我忘记指出了，在经过通木伦山时，我曾与哈桑·伯克在中国城中散步，从而使我无法去考察一通汉文碑刻，它应该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通汉文碑的碑文。瓦阳和努埃特都看到它了，丁先生至少在一面上读到了一个时间。这是一通去年的碑文，其中有些中国人为其孩子和孙子发愿的愿文；在背面上是佛教愿文“阿弥陀佛”等。我的马队队员波济勒已经走过这条路，熟悉这通碑，他称之为塔木格塔什。哈桑·伯克根本不知道这方碑文的存在。
1906年8月23日
塔赫瓦图林的马队在夜间未能赶上来。正当我们派人去接他时，他们却最终到达了。其人员自24小时以来未曾进食，被迫在无蔽身处之地停留，因为其马匹于夜间掉下了被大雨淋湿的土坡。夜幕阻止了牲畜们逃出来。那些人还害怕，我会因为他们未按时到达，而大声斥责他们。当然，毋庸多言，我迫不及待地安慰他们。
据哈桑·伯克认为，伊尔克什坦应为埃里什基塔姆，意为“公山羊墙”，出自一片围墙。它是由一名吉尔吉斯人过去在那里为经过此地的畜群主人们所建。其辞源并不令人很信服。
俄罗斯的边境哨所，两侧的电报局与海关所簇拥，地处一片很通风的地方。那里的雪甚至也永远不能长时间地积聚和堆积起来。我很乐意向法国发一封电报，但电报局只能以俄文操作，仅能在俄罗斯境内收发。我们的海关手续很快就填写完毕，我将马队派往了直到纳加拉察勒迪。我本人偕瓦阳前去考察俄国哨所旁边的化石群。下午，我又亲自出发去纳加拉察勒迪，把马达汉、瓦阳和努埃特留在这里，他们将于明天与我们会合。
比丘林中校向我们提供了近期由此经过人员的信息。我们再一次与安塞勒姆先生擦肩而过。他在翻越帕米尔之后，便离开了拉科斯特，而拉科斯特又经印度返回。安塞勒姆碾转到此地，已有四五天了，是经过铁列克达坂而到达这里的。
他刚刚经过这里不长时间，前往喀什与于阗（和田），陪同一个国际西域考察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考察团，由某一位赖可夫率领，他可能是布里雅特血统，但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院学习，并且学会了波斯文和吉尔吉斯语。
与比丘林中校共同起伙做饭的，还有一位未获医学博士学位的医生安济吉托夫，他曾长期在塔什库尔干和喀什服役。他向我提供了某些有关塔什库尔干的资料。人们从喀什出发，可以在七天间到达那里（当人们不经过帕米尔时），俄罗斯在那里设有一个小兵营。
塔什库尔干意指“石城墙”或“石头城”，但安济吉托夫却对此一无所知。仅仅在更偏南40俄里处，就曾经有过一座很大的土围墙，他认为那是被称为吉尔吉斯人的“40个少女”；但我怀疑于此是吉尔吉斯名称的一种传统辞源发生了某种混淆。
在塔合曼地区，也就是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的路上，距这后一座城市有12俄里的地方，人们发现了许多仿浮雕玛瑙的单色画。现在正在那里的这类画的职业谋求“候选人”之一，便是阿尔札马索夫。他有一整套这类作品，也可能想卖掉，因为他本人对此一窍不通。
最后，在塔什库尔干西南部或者南部不太远的地方，于通向公主堡的路上，曾有过许多石刻。今天的土著人也无法理解它们了。直到现在为止，尚没有任何人注意过它。
在塔什库尔干附近，也有一座“水晶山”。当我们询问塔什库尔干的一名塔吉克人时，所能获得的全部有用资料，只是麝香。
据安济吉托夫认为，如果去考察一下“铜矿”，那将是很有意义的事。该铜矿位于乌鲁克恰提以远，接近于萨里哈米什，位于道路的左部。 在3点钟时，我偕波科夫和波济勒，从伊尔克什坦出发。一根很普通的界桩，用汉字注明，它是于1886年被置于俄中边境上的。波科夫想到自己要首次离开俄罗斯领土时，有些激动。我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离别了，因为我已经有很多次离开过法国领土。
我们毫无障碍地渡过了克孜勒苏河。但此河的水流却相当湍急。在一个砾石小岛上，倒卧着一匹带驮子的马，是近期死亡的，甚至看起来似乎是刚在今天死亡的。马队继续赶着他们的牲畜前进，直到精疲力竭，它们的尸体遍布从山口起的整条路上。
继伊尔克什坦之后，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逆科什托克河河流而上，然后便到达了一个高原。它在10俄里比例的俄文地图上被标示出来了，位于喀喇别力丛地中心的一片空白处。该高原是一片古海底，完全由一种铁锈红色的卵石滩组成，它于此就如同在阿赖岭一样，也叫做“卵石地”。此外，直到接近乌鲁克恰提附近的整个地区，都是古海床。尤其是在纳加拉察勒迪一侧，其卵石层堆积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高度了。
我们从该高原，经喀喇达坂而下到喀拉塔什河流域，来到吉根。俄文地图将该城堡定位于喀拉铁列克。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觉得有些不确切。自地图绘制成之后，该堡塞曾经过修葺。我们至今还可以在一种颜色的变化中看到翻修的痕迹。这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中国城堡，具有一种矩形外观，眼（雉堞）和门同样也是矩形的。那里过去曾驻扎过14个人，现在仅有两人占据那里，几顶吉尔吉斯人的帐篷长期支在其周围。
据当地人向我介绍的情况来看，萨尔特人将许多有人居住的地方都称为吉根。10俄里比例的俄文地图似乎把喀拉塔什河作为一条主要流水。我询问过一名吉根的柯尔克孜人，他告诉我说，这条注入了克孜勒苏的主要河流叫做喀喇铁列（热）克河。
10俄里的俄文地图在吉根东部记录了一个山口，叫作苏满山口。此名称似乎是派生自一名柯尔克孜富翁的名字，他于50多年前生活在那里。那里有一条相当恶劣的山路，已经被载于40俄里比例的地图上了，但它在我们的地图上却被遗漏了。这条路直接地从吉根通向乌鲁恰克提，经过苏满山口。人们只有在盛水期，才取道这条路。
喀拉铁列（热）克河应该是在城堡以西，而不是在以东，接受了喀拉塔什河的河水。因为我在城堡以东，没有看到任何河水的汇合处。
我们的马队成员希望在吉根略作停留。因为他们喜欢那里的草。但我却坚持继续赶到纳加拉察勒迪。这一名称使我产生了好奇。布朗和撇托勒夫斯克向我指出了一个提供了考古价值的地点。
因此，我们稍晚到达了纳加拉察勒迪，位于克孜勒苏河的北部。那里有柯尔克孜人的木房子（木格楞）和被遗弃的干土平台，它们为我们今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住处。
1906年8月24日
清早醒来时，我们必须调查有可能的发掘地盘，而为此又必须找到一个土著人。纳加拉察勒迪的柯尔克孜人在阿赖岭过冬。波济勒去吉根寻找一名柯尔克孜人。在等待期间，我去散步一圈并利用机会狩猎，却未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幸运。我打得一只山鹑，还看到了一只母兔。那里昨天在河边似乎还有野鸭子，但它们于今天都消失了。
那个柯尔克孜人终于来了。他把我们带到了克孜勒苏河的彼岸。我们在那里的确遥望到了一个重要的城堡。这是一座修造甚好的堡塞，用大石块砌成并以黏土加固，其时代要上溯到阿古柏·伯克时期。“毕调勒特”，即“洪福之王”，为了令人建造该堡塞，而征调了该地区所有强壮劳工。其内墙壁的厚度近3米。一座塔楼位于稍偏西一些的地方，还有位于河流彼岸的另一座建筑物。它们都应上溯到同一时代。在主要小堡塞正西方处，有一条注入了克孜勒苏的河流。这就是萨喀喇河，它在有水季节可以一直流到河口处。在10俄里比例的俄文地图上，其流程被错误地一直画到底，其河谷似乎一直通向小堡塞的西部。那条很糟的路正经由该河谷。该河谷可以使盛水期的河流一直自伊尔克什坦流到纳加拉察勒迪，而不经过克孜勒苏。在10俄里比例的俄文地图上，这条路仅仅标出了其西半部。除了这些贫庸的信息之外，那名柯尔克孜人根本不能向我提供任何词汇。
30年前的古迹不会使我感到满足。我在高原上，于萨喀勒以东，突然发现了建筑地基。据那名柯尔克孜人讲，这都是卡尔梅克人住宅的残余。那里有相当数量的这类建筑的残余。我还发现了几堆比较长的卵石。波科夫去寻找铁铲和镐头，我们于是便挖掘出了一个。我们在一个木板之下，发现了一个空洞。这里肯定是墓葬。却没有棺木的踪迹。无论如何，那名柯尔克孜人断言，今天的柯尔克孜人，已经不再用木板覆盖他们死者的墓葬了。我们也在一片旧宅基地上挖了几镐头，发掘出了两根木梁，它们于其末端附近，均以直角相交。
阿古柏·伯克那位于河流彼岸的建筑物的性质，不容任何质疑。这都是一些木板或木梁，全部平躺在地面上，人们于其上面堆垒了用于建房的卵石，它们今天都坍塌在大梁之上了。正如现在的人们在这同一些大梁上分横向或纵向砌垒土坯一样。据我们的向导所说的情况来看，今天的柯尔克孜人已不再使用卵石建房了，柯尔克孜人房舍的其他残余在那里大量存在。他还对我说，这些遗址位于更靠下部的地方。总而言之，那里缺乏很有意义的古迹踪影。我正是带着这样的信息而返回了宿营地，我们的同伴们也都从伊尔什克坦到达了那里。
我那些同伴们的路程行进得很顺利，唯有一匹马在渡过克孜勒苏河时失足，瓦阳的一只箱子以及丁先生的行李都被浸泡到水里了。非常幸运的是，当时没有造成严重损失。
从那名柯尔克孜人以及我们马队中的萨尔特人提供的信息中，我们便可推论出，此地在柯尔克孜人中仅仅被称为纳加拉，而是萨尔特人称之为纳加拉察勒迪。此名称也被用于从吉根至纳加拉察勒迪之间喀拉铁列（热）克河的下游。克孜勒苏的名称（此名在伊尔克什坦之前，确实应该以此名相称）于此实际上是能站得住脚的，但它却不再被使用了。克孜勒苏河于此的名称是努拉河。在纳加拉察勒迪及其以南地区，人们又称之为明塔（戛）河。
第一批士兵刚刚出现在我们面前，以马队（以其男上衣上缝的一个环形饰为标志）的形式出现。他们前去向其纳加拉察勒迪的长官报告我们的到来。这个马队本身就是柯尔克孜人，是吉根的两支兵卒之一。他还告知我们说，我们宿营在一个政府的农田，其大麦生长得如此稀疏和瘦弱。我们这样说并没恶意，因为我们至今只看到芦苇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生长。这些朴实的柯尔克孜人的收成不会很丰富，我于此看到的最佳耕地，便是现在占据了阿古柏·伯克城堡的环形路和中心大院的那些田。 1906年8月25日
我们正在从纳加拉察勒迪（又译萨喀勒恰提）到乌鲁恰提的路上。
瓦阳和我将赴南岸看一下阿古柏·伯克的城堡。我们然后再沿河而行，我们的同伴们应该是去更远的地方渡河。但悬崖峭壁阻止了我们，我们必须在水比我们马前胸还要深的地方涉水渡河。在彼岸，我们按时赶上，从而看到了马队在500米稍远的地方渡河。大家曾让马队的一名队员赤脚涉水以寻找渡口。为了马匹的渡河，我们没有遇到多少障碍地完成了；然后便是毛驴了，它们的主人一直把衣服卷起到腰部，并抓着驴尾巴而把它们维持在激流中，以阻止它们被水冲走。在盛水期渡过克孜勒苏河，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据马队的那名老队员说，直到近一段时间之前，人们在从喀什到奥什的商队中，都不敢使用骆驼了。仅仅是自不多几年之后，人们才敢于冒险使用骆驼。
天一直在不停地下雨，我们到达的沿峭壁前进的道路，都是在悬崖中开凿的。悬崖如此之滑，以至于我们不完全从悬崖高处摔下去，我们便匆匆忙忙地下到了河流处。马达汉沿北岸前进，一直到达渡口处。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看到了一些房舍的遗址。从他的描述来看，它们颇似在纳加拉察勒迪（萨喀勒恰提）卡尔梅克人住宅的那些地基。我本人从此便在南岸稍远处，基本上是在纳加拉察勒迪与乌鲁克恰提之间的中途相遇了。这完全与我的那位柯尔克孜人向我提供的信息相吻合。
我们想在渡过克孜勒苏河之后就宿营，很可能是在一个叫作玉区塔什的地方，距乌鲁克恰提不超过6俄里远。但我们必须经过“安班”（参赞大臣）处。大雨助人，我们一直在策划让他友好地招待我们直到明天。
安班王大人是一位江南人。他对于听到一位用其母语与他交谈的外国人，似乎并不感到惊奇。这就相当于对我们的一种友好接待。后来，当我们向他解释我们是谁时，其师爷便去档案中寻找，并且带回了与我们有关的一份官方通知。其中提到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色纳尔、学者伯希和、瓦阳博士以及一位摄影师将前往旅行等，应该给予他们帮助和保护，一切均按吕公使致大清国外务部照会的意见去办。这其中怎么会产生一种如此之大的混淆呢？我虽然不知道，但我非常乐于指出，那位法国科学院院士放弃了这次旅行。人类学家马达汉的存在，使我们暂时不会遭遇任何困难。乌鲁克恰提当局仅仅是奉命，一旦他们获得我们到达的消息时，便将此通禀喀什的道台。
整个中国卡伦（边卡、哨所卡子）很快就开始为我们服务了。刘和丁先生的在场，以大大方便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瓦阳提出了某些咨询意见，我与其中的这些人或那些人交谈。该兵营在正常情况下驻兵125人，但事实上只包括不超过25名兵勇。其中有些人很年轻，其他的则是年迈的大烟鬼，是在左宗棠时代来到这里的。他们向我询问当时的重大新闻。他们声称，俄国和日本正交战。难道不能实现和平吗？如果可以的话，那又需要什么条件呢？我们皇帝的身体是否康泰？当我回答他们说，我们没有皇帝，王迎琦大人阁下便将其凳子移近我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但陪同他的一名小文书却自命不凡地得以向他解释说，法国是一个“民主国”，设有“上议院”和“下议院”。兵营的兵勇们来自差不多所有的省份，但主要是来自“甘陕”，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来自甘肃和陕西。王大人阁下本人也仅从去年才到达这里，是从乌鲁木齐迁任而来。
中国中原人称Oulougtchat为“乌鲁克恰提”。他们对于克孜勒苏河，也仅知道其唯一的一个名称“大河”（并称乌鲁克恰提以东可涉水过河的浅滩为塔什推违）。从乌鲁克恰提到喀什之间的各大站分别是：芜湖素鲁克、坎素、安鸠安、明约路，最后才是喀什。
对于我们来说，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是帐篷。我们在阿赖岭地区未能获得帐篷，于此也找到不出售帐篷的地方。时间长了，我们可以让人把它们寄到喀什来。我试图使用的，正是这最后一种来源。
1906年8月26日
这条直通芜湖素鲁克的路应该是很长。我们一大清早就将行李驮在马身上，但我们自己却必须等待指挥乌鲁克恰提兵营的将军王迎琦露面之后，才能出发。这位老鸦片烟鬼（他正好60岁）不会在不抽几烟锅鸦片的情况下露面，尤其是因为他昨天与我们交谈时，因长时间坐得离门太近而受凉。王迎琦对于该地区那卑微的收入，而使他无法为我们提供一次大晚餐，而一再表示歉意；我也对于我们不能通过奉献丰厚礼物而感谢他的盛情接待表示致歉。王迎琦明显希望我能向喀什道台为他美言几句（他已向丁先生讲到了这一切）。但当我试图以这种论点而于此采购两顶有别于汉人“帐篷”的蒙古包时，王迎琦却声称无能为力。
我们由一名骑兵开路而启程了，这里是指一名土著的中国士兵，丁先生称之为“中国的哥萨克人”（如果真正的哥萨克人理解他的话，那么他就会受到友好接待）。这个土著兵勇于其军服上佩戴一枚标牌，我们由此而获悉他属于“布鲁特马队”。正如哈桑·伯克曾经亲口告诉我的那样，布鲁特人是中国人对阿赖岭和克孜勒苏地区柯尔克孜人的称呼。这名骑兵首先表现得丝毫不想回答我们的问题，他后来又变得很驯服和听话了，向我们提供了我们经过地区的多个地名。但他不知道俄文地图上的达勒德盖，将萨瓦雅尔德置于乌恰过分偏东的地方了。但这很可能是他对于他所不知的一幅地图的错误看法。
下面就是他向我们提供的地名：
Tach Toubé应为乌鲁克恰提的汉人所说的塔什推违。在萨里哈米什（黄芦岗），人们发现了铜矿，就如同在乌鲁克恰提与克孜勒庄或克孜勒堡之间的所有地区一样。但在今天，人们已不再于那里，而是在山区寻找铜矿了。有两名中国人在芜湖素鲁克以西1.5岱（长度单位，合8俄里）的地方加工铜，此地叫做喀拉塔勒（黑山）。它可能并不是俄文地图上标注“铜厂”的地方，因为铜厂位于库格里姆。但我应该指出，我的那位柯尔克孜人不知道库格里姆的地名。
我必须指出，萨尔特人声称，克孜勒苏河的名称，只运用到伊尔克什坦。它甚至就是那名中国骑兵对乌鲁克恰特河的称呼。
Yos Kitchik也读作Yasi Kitchik，即玉奇塔什。 那名中国骑兵读作铁格热克·苏孜（Tegrak Soz，铁列克苏），根据我的提问，他又证明了我的怀疑，Tegrak应为toghrap，实际上应为Terak的另一种形式，即铁列克或铁热克。如果我们想到，汉人也把davan（达坂）拼写作达瓦罕，而且那名骑兵也读作davaan（达瓦罕），所以铁热克达坂就相当于它的一种东方和古老的形式Tegarak-davagan（铁列克达瓦罕或铁热克达瓦罕）。
那名中国骑兵认为，铁列克苏或霍克普特恰克均指阻断这条路的山谷，而不是指那条路沿之而行的非常宽阔的激流。俄文地图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沿道路而延伸的那条河谷叫做依梗塔什，意为“垒石谷”。在一个地方，被大风剥离的山岩呈现了某些非常奇特的外貌，一条弯曲的岩壁将羊肠小道分隔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在左边，而另一部分则在右边。这就是人们称之为艾佳哈尔塔什（Aidjahar tach）巨蛇石或巨蛇岩的地方，艾佳哈尔，指一条巨蛇或巨蟒。
在俄属突厥斯坦，人们于这里习惯于使用汉文词“炮台”来计算“俄里”的距离。100路（相当于一个炮台距离的1%，大约为1华路）也可能应该译自汉文的“1个炮台”的距离，2个炮台相当于9俄里（每俄里相当于1.067公里）。
在我们前面，有两支马队在行走。其中之一在运输糖，每头牲畜驮35俄斤糖；另一支马队是负责将诸如1000万支火柴那样的东西运往喀什，共30匹马，每匹驮运8普特（俄国的常用重量单位，每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
这条路经过了一片绝对荒凉的地区，并且相当高地上升到肖尔布拉克（碱水泉子）。这些碱水泉子是被风卷起和堆集起来的石堆地面所指情况的一种证明。这就是说，我们正走在一片古老的海底上。在肖尔布拉克，一名富裕的喀什汉人令人建造了两幢圆锥形房子，专供那些形势迫使他们在这片不太舒适的地区过夜的行人居住。
经过肖尔布拉克之后，这条路又逐渐下降，到达了沙马赫拉卜（恰哈马克）。那里有阿古柏·伯克的一个很大的堡塞，在河流以上有一个神奇的小堡垒，在俄文地图上叫做结然布拉。那里有一名大圣人的麻扎，是为了纪念沙马赫拉卜的，他是一位过去的圣人埃珊（波斯文，是西域穆斯林法教大师们的一个尊号）。所有经过那里的穆斯林都会在那里扎一根布条。塔赫瓦图林非常虔诚地于那里扎了其马的几根马尾。
人们从沙乌赫拉卜出发，经过一条很险峻的骡子小道，垂直下到了河床。大家从堡塞可以遥望到，在数俄里远的绿丛中，有一组柯尔克孜人的帐篷。那里便是芜湖素鲁克（吾合沙鲁），我们在那里睡觉。那名中国骑兵提前出发，以让人为我们腾出两顶帐篷来。
柯尔克孜人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并且牵来一只绵羊。我们走过的这条路确实很漫长。我们直到晚8时许，尚未吃自己的第一顿饭。一个甜瓜和几粒开心果，便是我们在肖尔布拉克匆匆忙忙的日常伙食。因此，我们欢欢喜喜地将肉交给了厨师。我询问了绵羊的价格，那名柯尔克孜人声称没有价格，他非常高兴地以我们为客。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我将会付出比价格更多的钱。
11点钟之前不久，我们最终睡觉了。对于这一整天的事，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只忙于行走近九个小时的一程路。明天，我们到达克孜勒堡，还有同样多的路程。但我却想今天就匆匆忙忙地赶赴喀什。
在等待晚餐期间，我与马达汉交谈。他必须澄清其对我们探险团的态度，并确定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确定成为其成员。我回答他说，法国文化部不希望负责通过文件而要求他加入，我也不能鼓动文化部去做违背其意愿的事。因此，他可以说他仍与我们一并旅行，仅此而已。马达汉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另外我还向他解释说，由于他完全是独立的，所以我不能把某个我没有任何控制权的人，正式算作我的考察团成员。他回答我说，如果我仍保留给他这种不想放弃的完全独立性，我留给他以在法国政府中具有一种威严而炫耀的特权，那就算是对他做出了一种巨大的服务。这种计谋手段对我完全不利，当然不会得到我的同意。马达汉对我说，他可能会致信巴里津将军，以向他通报这种情况。好极了！但正是马达汉自奥什以来，以各种方式加强了他对于我们的独立性。
（未完待续）
昨夜，气温2℃，结冰了，也起风了。大雪很快就会开始卷起灰尘并刮起阵阵狂风。我们的马中有五匹在夜间逃出了牧场。经过三个小时的追寻之后，我们也只能找到两匹。我放马队离去，自己却留在通木伦山脚下，在蒙古包中被冻僵了。
3点钟时，马匹最终都被找到了。马队和马达汉从清早起就出发了。我向哈桑·伯克告别，并向他献上了一件吉尔吉斯族外套。瓦阳于中午登程，以在需要时为钟表上发条。努埃特和我，由波科夫、伊利亚佐夫和丁某人陪同，最终离开通木伦山。塔赫瓦图林与我们的马匹同行，它们驮着那些轻便行李。这里的旱獭很稀少。我们穿过了一片布满漏斗的地带，这是一些瓯穴，可能是由于地表面在水的作用下下陷而造成的。我们在逐渐下山时，又看到了鸡冠鸟和青鸟。这都是一些在中等海拔高度地区的飞禽品种，我们继杨格列克之后，再也未曾见到过它们了。此外，此处的天气也丝毫不利于天文观察。天在不停地下雨。基本上是到达伊尔克什坦的中途路上，我们遇到了野兔林中的一只公兔和一只小母兔，这在我们的旅行中还是首次。
我们渡过克孜勒苏河之后，夜幕便突然降临了。由于我们什么也没有，所以无法停留下来，只好继续前进。两次下到河流处，这简直是一种奇迹。因为我们发现了位于砾石河床上的道路，所以我们高峰上只需要滚下多次悬崖峭壁就可以了。当我们在晚上8点半到达伊尔克什坦时，那里的人已经不再等待我们了。马达汉却告诉瓦阳说：“我敢打赌，伯希和会在无向导的情况下，也不顾一切地赶到这里来。”事实上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都不识路，马达汉在大白天不会迷路失踪。无论如何，我们安全到达了。但塔赫瓦图林及其驮马却被抛在了后面，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才能赶上来。但愿他们能在途中找到停留处和蔽身处就好了。
指挥伊尔克什坦哥萨克军的中校，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他是一名穆斯林，是位居第二的中校，名叫比丘林，已服役27年，是临时雇佣兵中的一个留小胡子的老兵。他于此与其同样也是穆斯林的夫人、四个尚年幼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其兵饷是80卢布左右，还有30个卢布的勤务费，这已经是一笔财富了。他完成了其三年的服役，也如同所有哥萨克军官一样，又作为志愿兵而超期服役三年，可能是每月共挣65卢布。这点微薄的收入，使我们更加高度评价他们对我们的友好接待。比丘林夫人不停地为我们烹制茶点，我们以牦牛犊肉条作夜宵吃。我们正饥肠辘辘，于是便不停地大加夸奖这顿饭。我喝了连同酥油而煮沸的奶油茶以及未煮的同一种牦牛奶。我们今天吃到肉了。牦牛无论对于食品还是对于运输，肯定都是一种珍贵资源。
我忘记指出了，在经过通木伦山时，我曾与哈桑·伯克在中国城中散步，从而使我无法去考察一通汉文碑刻，它应该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通汉文碑的碑文。瓦阳和努埃特都看到它了，丁先生至少在一面上读到了一个时间。这是一通去年的碑文，其中有些中国人为其孩子和孙子发愿的愿文；在背面上是佛教愿文“阿弥陀佛”等。我的马队队员波济勒已经走过这条路，熟悉这通碑，他称之为塔木格塔什。哈桑·伯克根本不知道这方碑文的存在。
1906年8月23日
塔赫瓦图林的马队在夜间未能赶上来。正当我们派人去接他时，他们却最终到达了。其人员自24小时以来未曾进食，被迫在无蔽身处之地停留，因为其马匹于夜间掉下了被大雨淋湿的土坡。夜幕阻止了牲畜们逃出来。那些人还害怕，我会因为他们未按时到达，而大声斥责他们。当然，毋庸多言，我迫不及待地安慰他们。
据哈桑·伯克认为，伊尔克什坦应为埃里什基塔姆，意为“公山羊墙”，出自一片围墙。它是由一名吉尔吉斯人过去在那里为经过此地的畜群主人们所建。其辞源并不令人很信服。
俄罗斯的边境哨所，两侧的电报局与海关所簇拥，地处一片很通风的地方。那里的雪甚至也永远不能长时间地积聚和堆积起来。我很乐意向法国发一封电报，但电报局只能以俄文操作，仅能在俄罗斯境内收发。我们的海关手续很快就填写完毕，我将马队派往了直到纳加拉察勒迪。我本人偕瓦阳前去考察俄国哨所旁边的化石群。下午，我又亲自出发去纳加拉察勒迪，把马达汉、瓦阳和努埃特留在这里，他们将于明天与我们会合。
比丘林中校向我们提供了近期由此经过人员的信息。我们再一次与安塞勒姆先生擦肩而过。他在翻越帕米尔之后，便离开了拉科斯特，而拉科斯特又经印度返回。安塞勒姆碾转到此地，已有四五天了，是经过铁列克达坂而到达这里的。
他刚刚经过这里不长时间，前往喀什与于阗（和田），陪同一个国际西域考察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考察团，由某一位赖可夫率领，他可能是布里雅特血统，但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院学习，并且学会了波斯文和吉尔吉斯语。
与比丘林中校共同起伙做饭的，还有一位未获医学博士学位的医生安济吉托夫，他曾长期在塔什库尔干和喀什服役。他向我提供了某些有关塔什库尔干的资料。人们从喀什出发，可以在七天间到达那里（当人们不经过帕米尔时），俄罗斯在那里设有一个小兵营。
塔什库尔干意指“石城墙”或“石头城”，但安济吉托夫却对此一无所知。仅仅在更偏南40俄里处，就曾经有过一座很大的土围墙，他认为那是被称为吉尔吉斯人的“40个少女”；但我怀疑于此是吉尔吉斯名称的一种传统辞源发生了某种混淆。
在塔合曼地区，也就是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的路上，距这后一座城市有12俄里的地方，人们发现了许多仿浮雕玛瑙的单色画。现在正在那里的这类画的职业谋求“候选人”之一，便是阿尔札马索夫。他有一整套这类作品，也可能想卖掉，因为他本人对此一窍不通。
最后，在塔什库尔干西南部或者南部不太远的地方，于通向公主堡的路上，曾有过许多石刻。今天的土著人也无法理解它们了。直到现在为止，尚没有任何人注意过它。
在塔什库尔干附近，也有一座“水晶山”。当我们询问塔什库尔干的一名塔吉克人时，所能获得的全部有用资料，只是麝香。
据安济吉托夫认为，如果去考察一下“铜矿”，那将是很有意义的事。该铜矿位于乌鲁克恰提以远，接近于萨里哈米什，位于道路的左部。 在3点钟时，我偕波科夫和波济勒，从伊尔克什坦出发。一根很普通的界桩，用汉字注明，它是于1886年被置于俄中边境上的。波科夫想到自己要首次离开俄罗斯领土时，有些激动。我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离别了，因为我已经有很多次离开过法国领土。
我们毫无障碍地渡过了克孜勒苏河。但此河的水流却相当湍急。在一个砾石小岛上，倒卧着一匹带驮子的马，是近期死亡的，甚至看起来似乎是刚在今天死亡的。马队继续赶着他们的牲畜前进，直到精疲力竭，它们的尸体遍布从山口起的整条路上。
继伊尔克什坦之后，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逆科什托克河河流而上，然后便到达了一个高原。它在10俄里比例的俄文地图上被标示出来了，位于喀喇别力丛地中心的一片空白处。该高原是一片古海底，完全由一种铁锈红色的卵石滩组成，它于此就如同在阿赖岭一样，也叫做“卵石地”。此外，直到接近乌鲁克恰提附近的整个地区，都是古海床。尤其是在纳加拉察勒迪一侧，其卵石层堆积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高度了。
我们从该高原，经喀喇达坂而下到喀拉塔什河流域，来到吉根。俄文地图将该城堡定位于喀拉铁列克。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觉得有些不确切。自地图绘制成之后，该堡塞曾经过修葺。我们至今还可以在一种颜色的变化中看到翻修的痕迹。这是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中国城堡，具有一种矩形外观，眼（雉堞）和门同样也是矩形的。那里过去曾驻扎过14个人，现在仅有两人占据那里，几顶吉尔吉斯人的帐篷长期支在其周围。
据当地人向我介绍的情况来看，萨尔特人将许多有人居住的地方都称为吉根。10俄里比例的俄文地图似乎把喀拉塔什河作为一条主要流水。我询问过一名吉根的柯尔克孜人，他告诉我说，这条注入了克孜勒苏的主要河流叫做喀喇铁列（热）克河。
10俄里的俄文地图在吉根东部记录了一个山口，叫作苏满山口。此名称似乎是派生自一名柯尔克孜富翁的名字，他于50多年前生活在那里。那里有一条相当恶劣的山路，已经被载于40俄里比例的地图上了，但它在我们的地图上却被遗漏了。这条路直接地从吉根通向乌鲁恰克提，经过苏满山口。人们只有在盛水期，才取道这条路。
喀拉铁列（热）克河应该是在城堡以西，而不是在以东，接受了喀拉塔什河的河水。因为我在城堡以东，没有看到任何河水的汇合处。
我们的马队成员希望在吉根略作停留。因为他们喜欢那里的草。但我却坚持继续赶到纳加拉察勒迪。这一名称使我产生了好奇。布朗和撇托勒夫斯克向我指出了一个提供了考古价值的地点。
因此，我们稍晚到达了纳加拉察勒迪，位于克孜勒苏河的北部。那里有柯尔克孜人的木房子（木格楞）和被遗弃的干土平台，它们为我们今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住处。
1906年8月24日
清早醒来时，我们必须调查有可能的发掘地盘，而为此又必须找到一个土著人。纳加拉察勒迪的柯尔克孜人在阿赖岭过冬。波济勒去吉根寻找一名柯尔克孜人。在等待期间，我去散步一圈并利用机会狩猎，却未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幸运。我打得一只山鹑，还看到了一只母兔。那里昨天在河边似乎还有野鸭子，但它们于今天都消失了。
那个柯尔克孜人终于来了。他把我们带到了克孜勒苏河的彼岸。我们在那里的确遥望到了一个重要的城堡。这是一座修造甚好的堡塞，用大石块砌成并以黏土加固，其时代要上溯到阿古柏·伯克时期。“毕调勒特”，即“洪福之王”，为了令人建造该堡塞，而征调了该地区所有强壮劳工。其内墙壁的厚度近3米。一座塔楼位于稍偏西一些的地方，还有位于河流彼岸的另一座建筑物。它们都应上溯到同一时代。在主要小堡塞正西方处，有一条注入了克孜勒苏的河流。这就是萨喀喇河，它在有水季节可以一直流到河口处。在10俄里比例的俄文地图上，其流程被错误地一直画到底，其河谷似乎一直通向小堡塞的西部。那条很糟的路正经由该河谷。该河谷可以使盛水期的河流一直自伊尔克什坦流到纳加拉察勒迪，而不经过克孜勒苏。在10俄里比例的俄文地图上，这条路仅仅标出了其西半部。除了这些贫庸的信息之外，那名柯尔克孜人根本不能向我提供任何词汇。
30年前的古迹不会使我感到满足。我在高原上，于萨喀勒以东，突然发现了建筑地基。据那名柯尔克孜人讲，这都是卡尔梅克人住宅的残余。那里有相当数量的这类建筑的残余。我还发现了几堆比较长的卵石。波科夫去寻找铁铲和镐头，我们于是便挖掘出了一个。我们在一个木板之下，发现了一个空洞。这里肯定是墓葬。却没有棺木的踪迹。无论如何，那名柯尔克孜人断言，今天的柯尔克孜人，已经不再用木板覆盖他们死者的墓葬了。我们也在一片旧宅基地上挖了几镐头，发掘出了两根木梁，它们于其末端附近，均以直角相交。
阿古柏·伯克那位于河流彼岸的建筑物的性质，不容任何质疑。这都是一些木板或木梁，全部平躺在地面上，人们于其上面堆垒了用于建房的卵石，它们今天都坍塌在大梁之上了。正如现在的人们在这同一些大梁上分横向或纵向砌垒土坯一样。据我们的向导所说的情况来看，今天的柯尔克孜人已不再使用卵石建房了，柯尔克孜人房舍的其他残余在那里大量存在。他还对我说，这些遗址位于更靠下部的地方。总而言之，那里缺乏很有意义的古迹踪影。我正是带着这样的信息而返回了宿营地，我们的同伴们也都从伊尔什克坦到达了那里。
我那些同伴们的路程行进得很顺利，唯有一匹马在渡过克孜勒苏河时失足，瓦阳的一只箱子以及丁先生的行李都被浸泡到水里了。非常幸运的是，当时没有造成严重损失。
从那名柯尔克孜人以及我们马队中的萨尔特人提供的信息中，我们便可推论出，此地在柯尔克孜人中仅仅被称为纳加拉，而是萨尔特人称之为纳加拉察勒迪。此名称也被用于从吉根至纳加拉察勒迪之间喀拉铁列（热）克河的下游。克孜勒苏的名称（此名在伊尔克什坦之前，确实应该以此名相称）于此实际上是能站得住脚的，但它却不再被使用了。克孜勒苏河于此的名称是努拉河。在纳加拉察勒迪及其以南地区，人们又称之为明塔（戛）河。
第一批士兵刚刚出现在我们面前，以马队（以其男上衣上缝的一个环形饰为标志）的形式出现。他们前去向其纳加拉察勒迪的长官报告我们的到来。这个马队本身就是柯尔克孜人，是吉根的两支兵卒之一。他还告知我们说，我们宿营在一个政府的农田，其大麦生长得如此稀疏和瘦弱。我们这样说并没恶意，因为我们至今只看到芦苇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生长。这些朴实的柯尔克孜人的收成不会很丰富，我于此看到的最佳耕地，便是现在占据了阿古柏·伯克城堡的环形路和中心大院的那些田。 1906年8月25日
我们正在从纳加拉察勒迪（又译萨喀勒恰提）到乌鲁恰提的路上。
瓦阳和我将赴南岸看一下阿古柏·伯克的城堡。我们然后再沿河而行，我们的同伴们应该是去更远的地方渡河。但悬崖峭壁阻止了我们，我们必须在水比我们马前胸还要深的地方涉水渡河。在彼岸，我们按时赶上，从而看到了马队在500米稍远的地方渡河。大家曾让马队的一名队员赤脚涉水以寻找渡口。为了马匹的渡河，我们没有遇到多少障碍地完成了；然后便是毛驴了，它们的主人一直把衣服卷起到腰部，并抓着驴尾巴而把它们维持在激流中，以阻止它们被水冲走。在盛水期渡过克孜勒苏河，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据马队的那名老队员说，直到近一段时间之前，人们在从喀什到奥什的商队中，都不敢使用骆驼了。仅仅是自不多几年之后，人们才敢于冒险使用骆驼。
天一直在不停地下雨，我们到达的沿峭壁前进的道路，都是在悬崖中开凿的。悬崖如此之滑，以至于我们不完全从悬崖高处摔下去，我们便匆匆忙忙地下到了河流处。马达汉沿北岸前进，一直到达渡口处。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看到了一些房舍的遗址。从他的描述来看，它们颇似在纳加拉察勒迪（萨喀勒恰提）卡尔梅克人住宅的那些地基。我本人从此便在南岸稍远处，基本上是在纳加拉察勒迪与乌鲁克恰提之间的中途相遇了。这完全与我的那位柯尔克孜人向我提供的信息相吻合。
我们想在渡过克孜勒苏河之后就宿营，很可能是在一个叫作玉区塔什的地方，距乌鲁克恰提不超过6俄里远。但我们必须经过“安班”（参赞大臣）处。大雨助人，我们一直在策划让他友好地招待我们直到明天。
安班王大人是一位江南人。他对于听到一位用其母语与他交谈的外国人，似乎并不感到惊奇。这就相当于对我们的一种友好接待。后来，当我们向他解释我们是谁时，其师爷便去档案中寻找，并且带回了与我们有关的一份官方通知。其中提到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色纳尔、学者伯希和、瓦阳博士以及一位摄影师将前往旅行等，应该给予他们帮助和保护，一切均按吕公使致大清国外务部照会的意见去办。这其中怎么会产生一种如此之大的混淆呢？我虽然不知道，但我非常乐于指出，那位法国科学院院士放弃了这次旅行。人类学家马达汉的存在，使我们暂时不会遭遇任何困难。乌鲁克恰提当局仅仅是奉命，一旦他们获得我们到达的消息时，便将此通禀喀什的道台。
整个中国卡伦（边卡、哨所卡子）很快就开始为我们服务了。刘和丁先生的在场，以大大方便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瓦阳提出了某些咨询意见，我与其中的这些人或那些人交谈。该兵营在正常情况下驻兵125人，但事实上只包括不超过25名兵勇。其中有些人很年轻，其他的则是年迈的大烟鬼，是在左宗棠时代来到这里的。他们向我询问当时的重大新闻。他们声称，俄国和日本正交战。难道不能实现和平吗？如果可以的话，那又需要什么条件呢？我们皇帝的身体是否康泰？当我回答他们说，我们没有皇帝，王迎琦大人阁下便将其凳子移近我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但陪同他的一名小文书却自命不凡地得以向他解释说，法国是一个“民主国”，设有“上议院”和“下议院”。兵营的兵勇们来自差不多所有的省份，但主要是来自“甘陕”，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来自甘肃和陕西。王大人阁下本人也仅从去年才到达这里，是从乌鲁木齐迁任而来。
中国中原人称Oulougtchat为“乌鲁克恰提”。他们对于克孜勒苏河，也仅知道其唯一的一个名称“大河”（并称乌鲁克恰提以东可涉水过河的浅滩为塔什推违）。从乌鲁克恰提到喀什之间的各大站分别是：芜湖素鲁克、坎素、安鸠安、明约路，最后才是喀什。
对于我们来说，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是帐篷。我们在阿赖岭地区未能获得帐篷，于此也找到不出售帐篷的地方。时间长了，我们可以让人把它们寄到喀什来。我试图使用的，正是这最后一种来源。
1906年8月26日
这条直通芜湖素鲁克的路应该是很长。我们一大清早就将行李驮在马身上，但我们自己却必须等待指挥乌鲁克恰提兵营的将军王迎琦露面之后，才能出发。这位老鸦片烟鬼（他正好60岁）不会在不抽几烟锅鸦片的情况下露面，尤其是因为他昨天与我们交谈时，因长时间坐得离门太近而受凉。王迎琦对于该地区那卑微的收入，而使他无法为我们提供一次大晚餐，而一再表示歉意；我也对于我们不能通过奉献丰厚礼物而感谢他的盛情接待表示致歉。王迎琦明显希望我能向喀什道台为他美言几句（他已向丁先生讲到了这一切）。但当我试图以这种论点而于此采购两顶有别于汉人“帐篷”的蒙古包时，王迎琦却声称无能为力。
我们由一名骑兵开路而启程了，这里是指一名土著的中国士兵，丁先生称之为“中国的哥萨克人”（如果真正的哥萨克人理解他的话，那么他就会受到友好接待）。这个土著兵勇于其军服上佩戴一枚标牌，我们由此而获悉他属于“布鲁特马队”。正如哈桑·伯克曾经亲口告诉我的那样，布鲁特人是中国人对阿赖岭和克孜勒苏地区柯尔克孜人的称呼。这名骑兵首先表现得丝毫不想回答我们的问题，他后来又变得很驯服和听话了，向我们提供了我们经过地区的多个地名。但他不知道俄文地图上的达勒德盖，将萨瓦雅尔德置于乌恰过分偏东的地方了。但这很可能是他对于他所不知的一幅地图的错误看法。
下面就是他向我们提供的地名：
Tach Toubé应为乌鲁克恰提的汉人所说的塔什推违。在萨里哈米什（黄芦岗），人们发现了铜矿，就如同在乌鲁克恰提与克孜勒庄或克孜勒堡之间的所有地区一样。但在今天，人们已不再于那里，而是在山区寻找铜矿了。有两名中国人在芜湖素鲁克以西1.5岱（长度单位，合8俄里）的地方加工铜，此地叫做喀拉塔勒（黑山）。它可能并不是俄文地图上标注“铜厂”的地方，因为铜厂位于库格里姆。但我应该指出，我的那位柯尔克孜人不知道库格里姆的地名。
我必须指出，萨尔特人声称，克孜勒苏河的名称，只运用到伊尔克什坦。它甚至就是那名中国骑兵对乌鲁克恰特河的称呼。
Yos Kitchik也读作Yasi Kitchik，即玉奇塔什。 那名中国骑兵读作铁格热克·苏孜（Tegrak Soz，铁列克苏），根据我的提问，他又证明了我的怀疑，Tegrak应为toghrap，实际上应为Terak的另一种形式，即铁列克或铁热克。如果我们想到，汉人也把davan（达坂）拼写作达瓦罕，而且那名骑兵也读作davaan（达瓦罕），所以铁热克达坂就相当于它的一种东方和古老的形式Tegarak-davagan（铁列克达瓦罕或铁热克达瓦罕）。
那名中国骑兵认为，铁列克苏或霍克普特恰克均指阻断这条路的山谷，而不是指那条路沿之而行的非常宽阔的激流。俄文地图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沿道路而延伸的那条河谷叫做依梗塔什，意为“垒石谷”。在一个地方，被大风剥离的山岩呈现了某些非常奇特的外貌，一条弯曲的岩壁将羊肠小道分隔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在左边，而另一部分则在右边。这就是人们称之为艾佳哈尔塔什（Aidjahar tach）巨蛇石或巨蛇岩的地方，艾佳哈尔，指一条巨蛇或巨蟒。
在俄属突厥斯坦，人们于这里习惯于使用汉文词“炮台”来计算“俄里”的距离。100路（相当于一个炮台距离的1%，大约为1华路）也可能应该译自汉文的“1个炮台”的距离，2个炮台相当于9俄里（每俄里相当于1.067公里）。
在我们前面，有两支马队在行走。其中之一在运输糖，每头牲畜驮35俄斤糖；另一支马队是负责将诸如1000万支火柴那样的东西运往喀什，共30匹马，每匹驮运8普特（俄国的常用重量单位，每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
这条路经过了一片绝对荒凉的地区，并且相当高地上升到肖尔布拉克（碱水泉子）。这些碱水泉子是被风卷起和堆集起来的石堆地面所指情况的一种证明。这就是说，我们正走在一片古老的海底上。在肖尔布拉克，一名富裕的喀什汉人令人建造了两幢圆锥形房子，专供那些形势迫使他们在这片不太舒适的地区过夜的行人居住。
经过肖尔布拉克之后，这条路又逐渐下降，到达了沙马赫拉卜（恰哈马克）。那里有阿古柏·伯克的一个很大的堡塞，在河流以上有一个神奇的小堡垒，在俄文地图上叫做结然布拉。那里有一名大圣人的麻扎，是为了纪念沙马赫拉卜的，他是一位过去的圣人埃珊（波斯文，是西域穆斯林法教大师们的一个尊号）。所有经过那里的穆斯林都会在那里扎一根布条。塔赫瓦图林非常虔诚地于那里扎了其马的几根马尾。
人们从沙乌赫拉卜出发，经过一条很险峻的骡子小道，垂直下到了河床。大家从堡塞可以遥望到，在数俄里远的绿丛中，有一组柯尔克孜人的帐篷。那里便是芜湖素鲁克（吾合沙鲁），我们在那里睡觉。那名中国骑兵提前出发，以让人为我们腾出两顶帐篷来。
柯尔克孜人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并且牵来一只绵羊。我们走过的这条路确实很漫长。我们直到晚8时许，尚未吃自己的第一顿饭。一个甜瓜和几粒开心果，便是我们在肖尔布拉克匆匆忙忙的日常伙食。因此，我们欢欢喜喜地将肉交给了厨师。我询问了绵羊的价格，那名柯尔克孜人声称没有价格，他非常高兴地以我们为客。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我将会付出比价格更多的钱。
11点钟之前不久，我们最终睡觉了。对于这一整天的事，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只忙于行走近九个小时的一程路。明天，我们到达克孜勒堡，还有同样多的路程。但我却想今天就匆匆忙忙地赶赴喀什。
在等待晚餐期间，我与马达汉交谈。他必须澄清其对我们探险团的态度，并确定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确定成为其成员。我回答他说，法国文化部不希望负责通过文件而要求他加入，我也不能鼓动文化部去做违背其意愿的事。因此，他可以说他仍与我们一并旅行，仅此而已。马达汉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另外我还向他解释说，由于他完全是独立的，所以我不能把某个我没有任何控制权的人，正式算作我的考察团成员。他回答我说，如果我仍保留给他这种不想放弃的完全独立性，我留给他以在法国政府中具有一种威严而炫耀的特权，那就算是对他做出了一种巨大的服务。这种计谋手段对我完全不利，当然不会得到我的同意。马达汉对我说，他可能会致信巴里津将军，以向他通报这种情况。好极了！但正是马达汉自奥什以来，以各种方式加强了他对于我们的独立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