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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不同理论立场上的冲突，以及政治视角与审美视角的影响，台湾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工作面临着很多矛盾，而多元化的社会势必需要将大陆与台湾文学历史整合成一个大范围的研究范畴，以此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全新的文学史面貌。为此理解台湾历史，理解台湾与大陆的文学关系，便成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跳不开的话题。
【关键词】： 中国;文学史;台湾
回看历史，由于国民党退居台湾，台湾文学在八十年代以前与大陆之间的交流往往被刻意忽略，而台湾文学也常以“配菜”的身份出现在大陆文学史书写中，仅仅作为某一个不起眼的补充部分。由于自身在历史中的特殊身份，台湾文学处于中国话语的边缘地位，为此与多学着看来如何将台湾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台湾文学活动与大陆文学之关系
纵观台湾历史，自明郑时期开始便与大陆有着密切的文学交流。明朝时期大陆文人与官宦赴台留下的文化种子，其根基随着时间愈发深入台湾民众，在长久的岁月里对当地产生质的影响，台湾本土文人在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素养，到乾隆年间已经零星出现台籍文人，并在此后的时间里越发登上文坛，与大陆的文人骚客一争高下。
日据时期，为抵抗日本对台实行同化政策，台湾文人设立私塾教授年青一代学习汉文，为保存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竭尽所能。台中的“栎社”，台南的“南社”，台北的“咏霓诗社”（后转为“瀛社”），这些文学社团的建立使台湾文学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不仅如此，台湾文坛与大陆文坛依旧保持者密切联系，期间不少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大陆名人在台湾有过停留，而一些不甘受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人如丘逢甲、许南英等文人也转居大陆;郭沫若、胡适、郁达夫、徐志摩、凌叔华等人的作品被介绍于台湾的各大报刊杂志。
尽管远离大陆的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与大陆之间存在种种隔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台湾文人举行的文化活动始终强调台湾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光复初期，台湾文坛曾经自发性地努力去“日本化”，并向“中国化”的道路前进，短短的两年间台湾地区的文人与大陆文艺界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促成大陆小说、戏剧、诗歌等领域的作品在台湾广泛传播。
二、台湾文学史的叙述困境
中国历史中，文学与政治之间总是具有某种暧昧不清的关系。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革”，文艺作品好坏与否的标准是同政治立场相挂钩的，研究者在选择文学史题材和作者、作品时不可避免的带有个人的评判标准，进而也使得文学史的书写受到干扰。
历史的特殊境遇造成台湾文化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间叙述上出现许多误解和偏差。台湾“解严”后期，政治氛围推动下“台湾民族论”、“台湾本土论”等文艺思潮不断涌起，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者认为光复后的中国化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殖民手段，并将日据时期台湾与日本，光复时期的台湾与大陆在文学上相互影响的事实排除出台湾文学史书写之外。著名的“双陈”论战（陈芳明、陈映真）曾对台湾文学史内容、社会性质、台独与否的问题争论不休，在争论中“本土论”建构了一个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世界，不少学者认为文学概念应该走向“去中国化”。但纵观台湾文学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与台湾最具有血缘和文化关系的还是大陆，使用中文写作的台湾作家大有人在，不仅如此，从台湾文学的主题来看，知识者的精神所具有的悲壮情结，对家国山河破碎的表达方式，对国家命运的忧愁哀思依旧带上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风格，如白先勇《台北人》，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张大春《聆听父亲》，在这些作品中显露出来的原乡情结、身份认同正式台湾对大陆情感的一种缩影。
三、文学史叙述的重新建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一座时常要遭受海洋风暴破坏的小岛，加上明清两代更迭，荷兰、日本异族滋扰，以及后来国共两党对中国分而治之，台湾文化传统不断被剥离、重建，台湾人民的“迷失感”在文学中也不断被表现出来，进而影响了他们书写文学史时的意识形态的矛盾表现。此外，许多大陆居民在国共内战时期移民台湾，远离亲人的空间困境让他们产生了无根之感。于是乎，台湾的文学历史灌注了许多文人的流亡史，他们将自己称为“亚细亚的孤儿”，无依无靠，却又背负着中国的文化记忆。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提出过流亡的知识分子的出路，“不把流亡当成一种损失或要哀叹的事物，而是当成一种自由，依自己的模式生活”[1]。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解严”之后“本土论”、“去中国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台湾文化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重新思考，流亡的心态给了台湾知识分子更客观、更独立的心态面对政权更迭，也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促成台湾的文学史书写的不同视角。
“文学史是一个大叙事”[2]，作为台湾本土的研究者们，不应将文学史的研究局限于一个区域，“是否有较少涉及意识形态的台湾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可能”[3]应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问题，在新的重写中应该将过去被掩盖的的台湾文学作品挖掘出来，同时又要对当时既定的一些历史观念进行新的评定。历史中，一些生于台湾，但在大陆久居并且在大陆发表作品的作家最容易被台湾“本土论”文学史写作所忽略。当下的新的文学史书写应追求在一个普世的道德观下书写一个大的历史社会，不能因为政治性原则而忽略了审美性原则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大陆文学在自己的方寸之地中应该以更大的胸怀去接纳其他地区的文学作品，意识到在历史上发生的文学事件、思潮在它当时的历史时期中都有自己存在的必然性，文学史观应该有一个世界的眼光，而不是局限在自己狭小范围。
当然，作为台湾的文学研究者，自然也不能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在某一个党派的观点、本土的文化模式中。全球化的今天两岸之间的交流随着政策的逐渐宽松可以一齐迈向更新的道路，宽容的文学交流对台湾地区对大陆作品的接受，台湾作品向大陆的传播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结语
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不是关门造车，也不是以我为尊去“政治化”虽然不是完全的，但是在不受政治意识形态下重新正视台湾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得地位应该是文学研究者们应该努力去争取的。台湾文学，自明以来就深受大陆的影响，其文化血脉中自然也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学的血液，这是不能抹杀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台湾的文学就只是中国大陆文学的附属，台湾不乏优秀的文学评论家、作者，他们的作品也经得起经典的考验，因此只有把价值观摆正，才能书写出一个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注释：
[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三联书店.2013
[2]苗绿.《文学史写作及其它——王德威访谈录》[J].文学界（理论版）.2012第3期
[3]张羽、陈美霞.《镜像台湾——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1
参考文献：
[1]苗绿，《文学史写作及其它——王德威访谈录》[J]，文学界（理论版），2012第3期
[2]薩义德，《知识分子论》[M]，上海：三联书店，2013
[3]张羽、陈美霞，《镜像台湾——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关键词】： 中国;文学史;台湾
回看历史，由于国民党退居台湾，台湾文学在八十年代以前与大陆之间的交流往往被刻意忽略，而台湾文学也常以“配菜”的身份出现在大陆文学史书写中，仅仅作为某一个不起眼的补充部分。由于自身在历史中的特殊身份，台湾文学处于中国话语的边缘地位，为此与多学着看来如何将台湾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台湾文学活动与大陆文学之关系
纵观台湾历史，自明郑时期开始便与大陆有着密切的文学交流。明朝时期大陆文人与官宦赴台留下的文化种子，其根基随着时间愈发深入台湾民众，在长久的岁月里对当地产生质的影响，台湾本土文人在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素养，到乾隆年间已经零星出现台籍文人，并在此后的时间里越发登上文坛，与大陆的文人骚客一争高下。
日据时期，为抵抗日本对台实行同化政策，台湾文人设立私塾教授年青一代学习汉文，为保存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竭尽所能。台中的“栎社”，台南的“南社”，台北的“咏霓诗社”（后转为“瀛社”），这些文学社团的建立使台湾文学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不仅如此，台湾文坛与大陆文坛依旧保持者密切联系，期间不少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大陆名人在台湾有过停留，而一些不甘受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人如丘逢甲、许南英等文人也转居大陆;郭沫若、胡适、郁达夫、徐志摩、凌叔华等人的作品被介绍于台湾的各大报刊杂志。
尽管远离大陆的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与大陆之间存在种种隔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台湾文人举行的文化活动始终强调台湾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光复初期，台湾文坛曾经自发性地努力去“日本化”，并向“中国化”的道路前进，短短的两年间台湾地区的文人与大陆文艺界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促成大陆小说、戏剧、诗歌等领域的作品在台湾广泛传播。
二、台湾文学史的叙述困境
中国历史中，文学与政治之间总是具有某种暧昧不清的关系。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革”，文艺作品好坏与否的标准是同政治立场相挂钩的，研究者在选择文学史题材和作者、作品时不可避免的带有个人的评判标准，进而也使得文学史的书写受到干扰。
历史的特殊境遇造成台湾文化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间叙述上出现许多误解和偏差。台湾“解严”后期，政治氛围推动下“台湾民族论”、“台湾本土论”等文艺思潮不断涌起，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者认为光复后的中国化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殖民手段，并将日据时期台湾与日本，光复时期的台湾与大陆在文学上相互影响的事实排除出台湾文学史书写之外。著名的“双陈”论战（陈芳明、陈映真）曾对台湾文学史内容、社会性质、台独与否的问题争论不休，在争论中“本土论”建构了一个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世界，不少学者认为文学概念应该走向“去中国化”。但纵观台湾文学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与台湾最具有血缘和文化关系的还是大陆，使用中文写作的台湾作家大有人在，不仅如此，从台湾文学的主题来看，知识者的精神所具有的悲壮情结，对家国山河破碎的表达方式，对国家命运的忧愁哀思依旧带上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风格，如白先勇《台北人》，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张大春《聆听父亲》，在这些作品中显露出来的原乡情结、身份认同正式台湾对大陆情感的一种缩影。
三、文学史叙述的重新建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一座时常要遭受海洋风暴破坏的小岛，加上明清两代更迭，荷兰、日本异族滋扰，以及后来国共两党对中国分而治之，台湾文化传统不断被剥离、重建，台湾人民的“迷失感”在文学中也不断被表现出来，进而影响了他们书写文学史时的意识形态的矛盾表现。此外，许多大陆居民在国共内战时期移民台湾，远离亲人的空间困境让他们产生了无根之感。于是乎，台湾的文学历史灌注了许多文人的流亡史，他们将自己称为“亚细亚的孤儿”，无依无靠，却又背负着中国的文化记忆。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提出过流亡的知识分子的出路，“不把流亡当成一种损失或要哀叹的事物，而是当成一种自由，依自己的模式生活”[1]。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解严”之后“本土论”、“去中国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台湾文化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重新思考，流亡的心态给了台湾知识分子更客观、更独立的心态面对政权更迭，也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促成台湾的文学史书写的不同视角。
“文学史是一个大叙事”[2]，作为台湾本土的研究者们，不应将文学史的研究局限于一个区域，“是否有较少涉及意识形态的台湾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可能”[3]应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问题，在新的重写中应该将过去被掩盖的的台湾文学作品挖掘出来，同时又要对当时既定的一些历史观念进行新的评定。历史中，一些生于台湾，但在大陆久居并且在大陆发表作品的作家最容易被台湾“本土论”文学史写作所忽略。当下的新的文学史书写应追求在一个普世的道德观下书写一个大的历史社会，不能因为政治性原则而忽略了审美性原则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大陆文学在自己的方寸之地中应该以更大的胸怀去接纳其他地区的文学作品，意识到在历史上发生的文学事件、思潮在它当时的历史时期中都有自己存在的必然性，文学史观应该有一个世界的眼光，而不是局限在自己狭小范围。
当然，作为台湾的文学研究者，自然也不能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在某一个党派的观点、本土的文化模式中。全球化的今天两岸之间的交流随着政策的逐渐宽松可以一齐迈向更新的道路，宽容的文学交流对台湾地区对大陆作品的接受，台湾作品向大陆的传播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结语
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不是关门造车，也不是以我为尊去“政治化”虽然不是完全的，但是在不受政治意识形态下重新正视台湾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得地位应该是文学研究者们应该努力去争取的。台湾文学，自明以来就深受大陆的影响，其文化血脉中自然也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学的血液，这是不能抹杀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台湾的文学就只是中国大陆文学的附属，台湾不乏优秀的文学评论家、作者，他们的作品也经得起经典的考验，因此只有把价值观摆正，才能书写出一个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注释：
[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三联书店.2013
[2]苗绿.《文学史写作及其它——王德威访谈录》[J].文学界（理论版）.2012第3期
[3]张羽、陈美霞.《镜像台湾——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1
参考文献：
[1]苗绿，《文学史写作及其它——王德威访谈录》[J]，文学界（理论版），2012第3期
[2]薩义德，《知识分子论》[M]，上海：三联书店，2013
[3]张羽、陈美霞，《镜像台湾——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