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毓灵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位于距离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约500米的小路旁，周围是乡村民宅，颇为安静。工作站的院子里，工作人员整理着运回的部分墓葬随葬品，清洗、分类、修复、绘图、出报告。
　　作为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何毓灵于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便来殷墟工作。20年中，他在前人的基础上，“一铲子一铲子”地解决了许多学术问题，也掘深了现代社会对殷商社会与文化更加全面的认识。

呈现殷商的社会生活

　　“商朝的历史是怎么来的？实际上是写不出来的，而是考古学家一铲子一铲子‘挖’出来的。”何毓灵说。
　　殷墟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很大部分是由甲骨文贡献的。但对于何毓灵等殷墟考古学家来说，如今挖甲骨的机会已不多，挖到甲骨也只是工作中极少的一部分。全面展现殷商社会生活、研究殷商文化的特征与意义，是其工作的重要部分。
　　“在古代中国，无论是断代史还是通史，史官所记载的都是皇帝的政务得失、衣食起居，类似《天工开物》类记录古代中国普通社会生活的著作并不多见。当时社会的衣食住行及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大部分都见于考古学家的铲子下。”何毓灵说。
　　“比如挖到了3000年前的房间，考古学家会把整个房子挖出来，弄清其陈设布局，力图恢复当时人的社会生活。”何毓灵说。
　　通过考古发掘，得以了解殷商时期人们住在夯土台基、屋顶为茅草覆盖的两重檐四面坡四合院式的房子里，用着已较为完善的地下排水设施;作为华北区旱作农业为主的殷商，人们主食为小米，肉食有牛、羊、猪等;海贝作为交易货币，死后也要随葬以示墓主今生后世的“荣华富贵”;斧、凿、铲、锛等工具已广泛用于农耕。等级制之森严，从贵族使用青铜器、普通民众使用陶器便可见一斑;随年代的变化，祭祀用的陶器由大到小、由精致到粗糙，足见古人对自然神灵的祖先之崇拜似乎从敬畏到超然;河南简称“豫”，从文字学看其意为一只手牵着大象，殷墟出土的犀牛、大象残骸，恰恰证明古时此地的亚热带气候特征。

殷商文化是交流融合的

　　“殷商是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心。”据何毓灵介绍，殷商的“外来文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殷商颇有渊源并相互影响的文化，如周边方国的文化;另一类是与殷商文化范畴相独立的文化，例如鄂尔多斯高原、成都平原的文化等。
　　“对于外来文化，殷商并非采取原封不动、照单全收，而是进行本土化的吸收借鉴。”何毓灵说，这在出土的马车和青铜器中可以窥见。
　　在殷墟孝民屯和刘家庄遗址中，出土了用于贵族出行和军队征战的马车，車身有精美的青铜佩饰。它们当时行驶在由黄土夯成的宽8.35米的道路上，两边各有1.8米宽的人行道。
　　在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徐中舒的考证中，殷商时期的马车从西亚传到黑海地区，再从西北和北部的游牧部落传播到中原地区。“在马车技术被殷商古人吸收后，殷商文明对马车在构造上和用途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它开始作为王和贵族的特权象征，并且用于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库房。安阳工作站是中国考古史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一支考古队。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同样地，据何毓灵介绍，4500年前的中国人并不会使用金属铸造器物。那时，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与礼制中的器物，是陶器。到了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铸造技术通过河西走廊从西方传到中原地区。传入初期，古老的中国人只是利用青铜铸造技术做一些简单的器物。为了适应当时中原贵族的礼仪规制及社会治理需要，当时的中原创制出能够铸造体型巨大、工艺复杂青铜器的块范法。出土的大量陶范（一种青铜器铸造工具）证明了这些制作的难度。与此同时，华夏礼乐的世界中多了青铜器这一重要器物。
　　“殷商考古证明，中华文化在对外开放中的交流融合，善于学习并为我所用。这也是我认为的中国人性格中最大的特性。”何毓灵说。

器以藏礼

　　在古代中国，礼与乐构成了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何毓灵说：“殷商时期表现礼制的主要是青铜器。比如只有王才可以用九鼎，因而后世才会用‘一言九鼎’来表示言论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再比如司母戊大方鼎，代表王后，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戊死后，其子为纪念她所铸造。在商朝，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方鼎。以器物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大约在5000年前形成，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比如官员的帽子、衣服的颜色，比如皇宫里房子的大小、颜色等，都是一个王朝秩序的体现。”
　　殷商时期，“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配套器物是其拥有者在其所处的礼仪秩序中物化的表现。以墓葬形制为例，王族、贵族以及平民的墓地，都与墓主人的身份对等。“王，就会有九鼎八簋，小诸侯有七鼎，依次类推。同时，祭品也不同，王是从牛开始，最后以鱼结尾。而诸侯的祭品中不可以有牛，以此递减。不同等级的人使用不同的东西，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物件反映出当时的等级制度。”
　　
　　安阳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清理出土的王裕口M103部分葬品。M103属于殷墟文化二期墓地，是一个贞人墓，墓地内有蚌器、绿松石、骨管等随葬品及殉人、殉狗等。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出土于殷墟孝民屯和刘家庄的6辆马车。马车是殷商贵族的使用物。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牛尊，青铜酒器，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精致的青铜器物，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文物考古绘图是文物保护和复原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安阳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使用比例规等工具测量陶器的高、宽、口径等数据后，再进行电脑精确绘图。 摄影 陈建/人民画报
　　2006年至2010年，何毓灵团队在河南安阳发掘了铁三路制骨作坊及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而20世纪50年代，附近还出土了一个铸铜作坊。三个作坊相距不过400米。这几个集中的手工业作坊，让关注人类组织运转的何毓灵产生了思考：当时的统治阶层通过组织、管理手工业生产，尤其是重要的青铜器生产、玉器生产，以此来实现商王的礼制统一。
　　商王朝的文化区域、分布范围有限：南北以河南郑州及河北邢台为界，东西以河南濮阳及太行山东麓为界，但它形成了一个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文化圈，并且周边文明对殷商青铜器所体现的礼制价值观念深为认可。何毓灵说，这也就在实际意义上形成了中华文明共同价值观的雏形。“殷墟青铜礼制使其固化了，而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文化圈范围，对中原周边产生了核心文化的共同认识与认可。”而同时，这种对核心文化共同的认可，是中华文明历朝历代的追求。在何毓灵看来，中华文明历来崇尚统一、反对分裂，便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