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近日在南京举行，校长云集。一场会议，两种风貌，聚光灯下，雷人的会议花絮与正襟危坐的大学精神反思互成对照，相映成趣。一边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论坛中痛陈大学功利化；另一边则是与会的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无心恋会”，一直在用笔记本电脑玩扑克牌。
　　再把目光游移到会场花絮：在接受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赠书后，北大校长周其凤回赠了一张CD，称“这是我为妈妈新写的一首歌，叫《妈妈的油茶果》”。据报道，歌曲演唱者为宋祖英。
　　大学校长难得聚首，偶有鹏聚，不说一定是学术与思想的盛筵，至少也该让人嗅到品格与学识的气息。但大学精神沦落之下，大学校长的会议似乎也有点沦落的味道了。会议之上，论道者痛陈时弊；会桌之下，大学校长埋首扑克自娱自乐。舆论关注的，远非独立、自由之大学精神如何复归，反倒是大学校长的雷人做派喧宾夺主。一手扑克牌，一手明星献唱的亲情CD，这些，离一位优秀校长理应具备的“立德、立言、立行”，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客观来说，校长打牌、为亲人写歌，不是什么坏事。但凡事也都要讲个场合、分个轻重缓急，尤其作为大学灵魂的校长，就更应该保留生活与学术的那份独立与纯净。这些年来，舆论之所以对大学校长的一些逸闻故事始终不能释怀，其实就在于大学精神溃败之下，大学校长不仅没能承担救赎的责任，反而成为随波逐流者，沦为权力与资本的附庸。
　　
　　不难想象，当大学本身就处于行政体制之中，成为等级森严、分工明晰的衙门，校长“官员”又如何以自己的品格和学识、胸怀与担当，为大学精神开启新风，进而引导一代人的精神与操守？
　　事实上，我们也许从来就不缺在知识能力上卓尔不群的校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都是卓越的科技工作者，但也正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所说：“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已经超过了对思想的崇拜。”没有了思想，缺少了精神，行政体制护航之下，校长不再是学术思想与精神品格的领头人，反而成为体制的共生者，其荣辱进退与自身学历、资历息息相关，却与大学精神无关。于是，横贯国内，就有了“抄袭门”、“学历门”频现的大学，也有了坐井观天、坐而论道、追名逐利甚至追腥逐臭的校长。
　　大学校长本应该成为大学精神的设计者与引路人。作为个体，他可以不必风趣幽默、个性鲜明，但公正、宽容、独立、自由的品格却不能或缺。人们之所以怀念温和的蔡元培，甚至是大炮一样的傅斯年，就不仅在于他们树立了一代大学的精神与品格，更在于他们一直在用公正、自由与宽容的学术与做人风范，努力成为大学使命、教育理念甚至社会责任的坚守者。也许，欲要成就世界一流的大学，先要问问：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