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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行钦闹市斩首
元行钦本来是李嗣源的手下败将，投降后，李嗣源还给了他优厚待遇，但他此时却选择忠于李存勖。他从邺镇返回，驻守在卫州，命人向朝廷报告：李嗣源已经造反，与邺镇赵在礼的贼众已经合兵一处。
李嗣源此时一边准备回到朝廷自辩，一边连续不断地给李存勖上书，说明自己不想造反，也没有造反。
李嗣源的长子李从审在朝廷为金枪指挥使，即金枪部队总指挥，李存勖对他说：“我深知你老爸为人很忠厚，你可以代替我前往宣示我的意思，不要使他有疑虑。”
但李从审走到半路到达卫州时，被元行钦拘留，准备杀掉他。李从审大呼道：“公等既不愿意给我老爸伸冤，又不要我去找我老爸，这样，还是放我回朝廷，宿卫皇上去吧！”
元行钦放回了他。
李存勖很可怜这个年轻的近卫军官的处境，给他改名为李继璟，待他像亲生儿子一样。
此后李嗣源再有投向李存勖的奏疏，都被卫州的元行钦半路截住，无法与李存勖联系。显然，元行钦此举是带有某种野心，要逼反李嗣源。李嗣源有了深深的疑惧。
本来，安重诲等人要李嗣源回朝“明辩”，事实上已经带有怂恿造反的含义，但事到如今，李嗣源的女婿，当时正任“左射军”统领的石敬瑭一番话，更给他吃了定心丸。
石敬瑭说：“哪有主将在外领兵，军队兵变，主将却安然无事的道理？犹豫不决实是兵家大忌！不如趁势迅速南下。我愿领骑兵先取下汴州，这是得天下的要害之处。得之则大事可成。”
李嗣源麾下的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当今主上没有德政，军民们怨恨愤怒。主公您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就会活下来，如果要坚守节操就会死去！”
李嗣源对石敬瑭一向信任，康义诚一番话，虽然很糙，违背李嗣源多年信奉的价值观，但却是非常“务实”的一个经验判断。李嗣源不是“殉道”之人，最后痛下决心：反！
于是就任命石敬瑭为前军先行，命安重诲发檄文，召集部队。
李嗣源大军夺下汴梁向京师开进之际，元行钦率兵回到京师，与李存勖南下荥阳，在途中杀死了李从审。御敌李嗣源失败，二人再次返回洛阳，“兴教门之变”后，李存勖被艺人郭从谦攻击，死于乱箭之下，元行钦出逃，在一个叫平陆县的地方，被村民捉住，押送到虢州（今属河南灵宝）。虢州刺史为了讨好李嗣源，砸断了元行钦的两只脚，然后将其装入槛车押送到京师。
李嗣源见到他后，想起无辜被杀的儿子李从审，大骂道：“就算我有错，我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元行钦想想总归一死，于是怒目而视道：“先皇帝又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李嗣源下令将元行钦在洛阳闹市斩首。
据说市民对元行钦的忠义很钦佩，也很感动，行刑时，很多人为他流了泪。
安重诲恃权暴虐
魏州兵变后，安重诲有功，被破格提拔为枢密使，并任左领卫大将军，从此进入中央枢机部门，掌握了军政大权。
安重诲居功自傲，管理朝中之事，无论大小，都要由他说了算。这方面他很不像石敬瑭，懂得韬晦之术。石敬瑭也有佐命之功，但他不动声色，继续以厚重之相示人。安重诲开始走向前台。
安重诲恃权暴虐，杀人不眨眼。此前曾不经李嗣源同意，杀害了李存勖的几位皇子，李嗣源念他有辅佐之功，没有给他治罪。安重诲就以为有这把大伞罩着，杀起人来更为轻率，习以为常。李嗣源对他也不禁有几分害怕。
一次，一位殿前的官员马延，冲撞了安重诲的仪仗，安重诲没有犹豫，就将马延斩于马前。看着一地的血迹，他像没事人似的。有个御史大夫李琪看见了此事，出于御史负责弹劾臣僚的职业精神，在朝堂提出了弹劾。但他还是尽量做了曲笔，尽量不去直言安重诲的不是。安重诲则不以为意，对李嗣源说，应该下诏，马延这种人，侵犯、侮辱、冲撞身居要职的大臣，应该告诫全国，不要再出这种事。
安重诲派自己的亲信韩玫以及副供奉官乌昭遇出访吴越国。韩玫是个十足的小人，依仗安重诲的权势，在吴越国内，多次当众凌辱乌昭遇，甚至有一次酒后用马鞭抽打他。这种毫无修养的使臣行径，让衣冠之邦的吴越国君臣都看不下去。以至于吴越国王钱镠打算将韩玫的表现写信告知后唐朝廷和安重诲。但乌昭遇表现出了士君子风度，他觉得二人代表后唐出使，现在让异国君主来为本国人论是非，此事有辱“国格”，于是执意不让钱镠插手这个事。但小人往往无自省之心。韩玫返回后唐之后，反而诬陷乌昭遇，说他见了吴越国君，太卑躬屈膝，还主动称臣，并将朝廷机密泄露给异邦，等等。安重诲根本不调查，轻信“自己人”的谗言，当即逮捕乌昭遇，最后令他屈死狱中。
任圜的死敌
后唐名相任圜，兄弟五人，史称“雍穆有裕，风采俱异”，雍容大度，神采异于常人。任圜尤其“美姿容”，有辩才，谈吐不凡。此人也有自负的一面，认为有安天下之策，看不上一般官僚。他“忧国如家”是真的，“切于功名”也是真的。这两句话连起来看就是：这是一个愿意在为国家服务之中实现个人抱负的豪杰人物。所以他推荐、选拔优秀人才时，不遗余力；待到被选拔的人才到他府上来答谢，他一概不见，有“公事公办”之风。
优秀人才被小人妒忌，是历史常态。任圜也不例外。
深深地羡慕、嫉妒并恨着任圜的人就是安重诲。
这时恰好赶上朝廷需要选拔宰辅人才，各派就有了争斗。
当时任圜已经在宰辅位置上，安重诲不想让他独自为相，就鼓动朝议，再拜一人为相，以此来削弱任圜的权力。孔循推荐太常卿崔协做宰辅。任圜则想起用御史大夫李琪做宰辅。
孔循知道李琪曾经弹劾过安重诲，就来对安重诲说：“李琪不是无文才，只是不够廉洁。宰相应该起用端重有器度的人，这样才可以成为百官典范。崔协可以为相。”
有一天御前会议讨论这事。安重诲就推荐了崔协。
任圜为人刚直，当即反驳说：“安重诲你不熟习朝中人员，这是被人收买啦！崔协虽然是名家，但徒有虚名，识字很少。我已经因为没有学问忝列相位，很惭愧啦，怎么可以再加一个不识字的崔协而被天下所笑呢？” 明宗李嗣源说：“宰相职位很重要。你们再商议下。我在河东时曾见书记冯道，这人多才博学，而且与世无争，可以任宰相。”
安重诲对任圜有忌惮，但对李琪是说啥也不想让他当宰辅，想了想，就低一次头，去找任圜开碰头会。他说：“现在朝廷正缺人，崔协暂且做备选人，您看可以吗？”
任圜说：“您抛弃李琪而让崔协为相，这就像抛弃了苏合香丸，却去选屎壳郎推的粪球。”
苏合香，是一种非洲植物分泌的树脂。这个东西最初见于《后汉书》，称出自于“大秦国”，即罗马和中东一带。也即自汉代起，就是中国皇室贵族常用之舶来奢侈品。任圜以此来比喻李琪，以屎壳郎推的粪球比喻崔协，让安重诲很没有面子，不免嫉恨在心，尽管当场装作一笑了之。
事后，想到任圜的影响力，安重诲觉得还是争取能与任圜成为一拨的，就找理由到任圜府上去串门。赶巧任圜府上有一歌妓，能歌善舞，长得那也叫俊俏柔美。安重诲不缺女人，纯粹是出于讨好，提出要纳这个歌妓为妾。这在社会交往中，也是一种沟通策略：自己做些付出，从此感恩对方；而对方也知晓这个逻辑，顺水推舟，做成一党。不料任圜根本就没瞧得上安重诲，一口回绝。他不想跟这个没品的人结为同伙。
安重诲彻底死心，于是跟孔循结成一气，处理政事时，每天都说李琪的坏话，说崔协的好话。
李嗣源做了个决定，还是将天平向安重诲这边倾斜了点，最后是任命端明殿学士冯道和崔协一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无道邦国的悲剧
任圜可能是满朝文武唯一不怕安重诲的人物。
有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差旅费报销的权限问题。按照过去规定，使臣外出，费用应该由户部发给，但安重诲主张由枢密院发给。任圜不同意他的意见。安重诲想起任圜对他的种种不敬，当场跟他顶撞起来。不料任圜比他更气愤，说话时声色俱厉，坚持报销制度应该由负责财务的户部掌管，而掌管兵部的枢密使不能插手此事。
退朝后，宫里人问皇上：“刚才是谁跟安重诲这么争论事情啊？”李嗣源说：“还有谁，宰相任圜！”宫人吐舌头道：“乖乖！妾在宫中，还从来没见过宰相、枢密使奏请事情这个样子呢！他们瞧不起皇上吧？”李嗣源听后更加不高兴，最后接受了安重诲的意见。
任圜性刚，见自己的意见多次不获支持，因此请求辞去宰辅之职。
李嗣源同意。安排了别人暂时代理宰辅工作。
任圜还是气鼓鼓，干脆辞职，退居老家磁州（今属河北邯郸）颐养天年。
后来朱守殷案发，安重诲借机派出亲兵，到任圜家里假传圣旨，污蔑任圜与朱守殷合谋，逼他自尽。
据说任圜死时相当镇定，将全族人聚集起来，吃酒，酣饮，然后赴死，史称“神情不挠”，神情一点都没有服气的样子。
如此剪除政敌，天下人知道的，没有不为任圜喊冤的。端明殿学士赵凤就哭着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义士，怎么可能做叛逆的事！公滥用刑罚到这等地步，如何辅佐国家啊！”安重诲也觉得这事可能做得过了，有点懊悔。
任圜的个人悲剧原因之一是对“礼”的忽略。
君臣交往、臣臣交往，也需要规则，“礼”之义理甚重，按照规范交往，主体间互相保留一种应有的程序性敬意，是豁免危机的习惯法保障。违背“礼”之交往规范，对邦国、对共同体、对个人，都是不祥之兆。儒学论“礼”，很大程度是在提醒士君子，在沟通与交流中，互相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儒学论“礼”，究其实，是内在地含有“理性之爱”的。任圜负气任情，没有按照传统之“礼”约束自己，在“节制”与“当位”的“礼”之方向上，掉以轻心。这样就让他人有所忌惮，小人安重诲一旦动了杀机，就会酿成悲剧。违背“礼”而酿成的悲剧，不仅是帝制时代的，也几乎是所有时代的产物。
任圜与安重诲的御前激辩，其实就是“廷争”。这种“廷争”，在大宋时代得到“习惯法”保护。大宋时代的御前会议，臣臣之争，有时会更激烈，以至于有人会当面要求帝王“斩杀”对方。很多时刻，这是一种“廷争”中表达愤怒的言辞。但大宋时代，圣贤辈出，士大夫都在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以圣贤气象砥砺前行，故不论多么激烈的“廷争”，很少有事后的打击报复，更少有“廷争”之后，像安重诲这样直接诉诸杀戮。这是“赵匡胤时代”以来，由太祖太宗和文武大臣们共同推演的一种“习惯法”。没有人愿意身负道义败坏的丑名。荣誉感激励着大宋时代的文化贵族。任圜如果活在大宋王朝，不会有这样的个人悲剧。
据此，又可以看出：“礼”，是有道邦国的规则。在无道邦国，是“礼崩乐坏”的。但也正因为无道邦国，“礼”的缺席，人人诉诸丛林原则，于是，有邦国悲剧，更有个人悲剧。
任圜善言谈，待人真诚，为时人所重。他算是儒生，但带兵打仗时也有凌厉的一面。早年他曾跟随李存勖与后梁军大战，获得胜利，李存勖还表扬他：“仁者之勇，何其壮也！”
任圜在李存勖麾下时，还曾带兵讨伐河北真定的成德军。成德军的守卫张处球，从他父亲那时起，就在扼守大藩，多年来抵抗王师，双方都有损失。任圜不忍看到兵锋所过血雨腥风，就多次以人生祸福之道晓谕成德守卫。张处球也知道兵败被围，早晚是死路一条。于是登上城楼呼喊任圜道：“我城中兵食俱尽，但因为长久抵抗王师，万一投降你们，恐怕没法解释。那时还得是个死。公哀怜我，给我指示一条生路吧！”
任圜很真诚地回答他：“按照你的先人反叛事考察，固然是难以宽恕，但惩罚不会到子嗣身上，按理，你，可以从轻处罚。但现在不同了，你先人之后，你也拒守多年，并且伤害我军的大将。现在你已经穷途末路，这才来跟我们谈投诚。按照你这个罪过，真话说，你很难幸免于死。但是坐而待毙，跟伏法待命比较，哪个更轻一点呢？你可以自己去想。”
张处球听到这番话，知道结局已经不可避免，就流着泪说：“公言是也！”
于是派遣他的儿子送上了投降书。时人都称赞任圜没有欺骗张处球，所言都是君子义理。成德军城破之后，张处球虽然被处死，但全镇人民得以保全，史称这是任圜的功劳。 由安重诲一手制造的任圜悲剧，让人痛惜。
解决藩镇问题的“前驱”
但安重诲也有凡人不到的高明之处。
李嗣源不通文墨，奏章之类都要安重诲来读给他听，后来又要安重诲给他读儒学经典和历史典籍，安重诲自己也没有多大文化，于是上奏说：“臣只知道以忠诚之心侍奉陛下，现在得以掌管朝内机密事务，有些事还粗粗知道点；至于说到过去的事，那不是我能达到的。希望陛下效仿前朝的侍讲、侍读，近代的直崇政、枢密院，选一些有墨水的大臣来处理这些事，以备应对。”他主张引进文职大臣，还特别开设端明殿，招纳了不少读书人。由此可见，他也有期待天下由藩镇跋扈走向文治的愿望。
李嗣源践祚不久，就任命安重诲“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湖北襄阳）。所谓“兼领”，就是人在朝中做官，但可以挂一个节度使的军职。安重诲则认为襄阳地方重要，为水陆要冲，应该有正式的统帅，不当兼领。所以他坚决推辞不做，将这个职务让给他人。李嗣源很欣赏他的这个意见，同意了他的请求。安重诲不谋求藩帅这个军中实权，这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品质。
安重诲杀人不眨眼，但他一旦看明白事实，也有救人一命的当下理性。
明宗李嗣源虽然待人宽厚，也温和，但也时常会动杀机。有一个马牧军使，相当于负责管理战马的后勤部长，他养的马总是很瘦弱，而且常有死亡。明宗论他的罪，认为应该处斩。安重海就劝谏他说：“陛下这样做，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因为马的缘故而杀人，这是‘贵畜而贱人’啊！”
明宗认为他说得有理，赦免了这位后勤部长。
明宗还曾令一个回纥人完成使命后回国。这个回纥人到达甘肃醴泉县时，因为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来，平常也没有备多余的马匹，正好仅有的马匹被县令骑出去打猎了。以至于回纥人等着马回来，耽误了行程。明宗知道这个事后，大怒，要将这位县令绑到京师来问斩。安重诲认为法不当诛，极力劝谏，这个县令最终免予一死。
这些都算是安重诲的德政。
安重诲还有一个政治举动，可以见出他的格局不简单。
他想“削藩”。
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孟知祥、东川节度使的董璋，二人蓄谋已久，不服从中央调度。安重诲应该是最早看出这二位心存“异志”的人物。他趁两位川将更换戍守将士的机会，开始安插朝廷的派出干部，并逐渐缩小二人的管辖地盘。但他做得不够策略。他给孟知祥派出的监军，被孟知祥杀掉。孟知祥的理由是：天下藩镇从无监军。安重诲将东川的阆中分出来，设立军事要塞，史称保宁军，又任命亲信去充任保宁军节度使，但也被董璋杀掉。
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安重诲的意图十分清晰，就是要解决后来赵匡胤要解决的藩镇问题。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此类历史故实，应该对赵匡胤有警觉作用。老赵最后解决藩镇问题，全然不用这个套路。老赵不去硬拼，不去死磕，他用源于个人智慧的“杯酒释兵权”策略，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安重诲是大宋解决藩镇问题的“前驱”，虽不中，当也不远。
更有意味的是，安重诲在藩镇问题上有着不凡的预知能力，或者说政治洞察力。这事跟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有关。
弹劾李从珂
李从珂这时在做着河中节度使（治所在山西永济县）。安重诲看出李从珂不是李嗣源亲生，犹如李嗣源不是李克用亲生一样，作为“养子”，手握重兵，是有危险的。为了削除国家隐患，安重诲准备不惜冒险一试。
为了解决李从珂，安重诲多次在明宗前说李从珂的坏话，但不奏效。李嗣源还是很喜欢这个养子的。
于是，安重诲走出了一招险棋。
他假造明宗圣旨，“谕令”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驱逐藩帅李从珂。杨彦温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见识的人物。他接到来自枢密院的这份“诏书”，也有怀疑，但他不懂得如何更智慧地处理这桩大事。就在一个初夏的日子里，李从珂到附近一个叫黄龙庄的地方去阅马，他号令城里诸军占据了各个城楼城门。李从珂回来已经无法入城。
李从珂很纳闷，想想他一直待此人不错。杨彦温在后梁时期不过是一个小校，后唐庄宗时，也不过做个裨将，明宗时，不过做河中副指挥使，李从珂做河中节度使，奏请朝廷，让他做了衙内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好好干，还可以跟着继续提升，这是怎么啦？于是，他命人叩门，并质问杨彦温说：“我一直待你很优厚，你怎么能这样做？”
杨彦温回答：“我彦温不敢对您负恩，实在是受枢密院的宣示，请您入朝。”
李从珂当即明白这里有鬼。于是暂时驻扎在附近，赶紧派出精明使者把情况向朝廷汇报。安重诲没有截住使者，明宗知道了情况，问安重诲：“杨彦温怎么能说让李从珂入朝呢？我没有让他入朝啊？”
安重诲见势不妙，回答说：“这是恶人杨彦温胡说！应快派兵征讨他。”
明宗有了怀疑。于是想把杨彦温诱来讯问真情，便下诏，调杨彦温为绛州（今属山西）刺史。但安重诲不同意明宗这个意见，坚持要派兵攻打杨彦温。明宗这时虽然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但还是愿意以一种优待方式稳住他。于是接受他的意见，派大将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统兵讨伐。
行前，明宗指令药彦稠：“我要活着的杨彦温！我有话要问他！”
显然，明宗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应该就是怀疑安重诲的开始。
然后，又召唤李从珂入朝。这也是一个胜负手，如果李从珂不入朝，那八成是有了反意；如果能入朝，事情当有蹊跷。李从珂已经判断出是被安重诲陷害，于是赶紧入朝进行表白。
元行钦本来是李嗣源的手下败将，投降后，李嗣源还给了他优厚待遇，但他此时却选择忠于李存勖。他从邺镇返回，驻守在卫州，命人向朝廷报告：李嗣源已经造反，与邺镇赵在礼的贼众已经合兵一处。
李嗣源此时一边准备回到朝廷自辩，一边连续不断地给李存勖上书，说明自己不想造反，也没有造反。
李嗣源的长子李从审在朝廷为金枪指挥使，即金枪部队总指挥，李存勖对他说：“我深知你老爸为人很忠厚，你可以代替我前往宣示我的意思，不要使他有疑虑。”
但李从审走到半路到达卫州时，被元行钦拘留，准备杀掉他。李从审大呼道：“公等既不愿意给我老爸伸冤，又不要我去找我老爸，这样，还是放我回朝廷，宿卫皇上去吧！”
元行钦放回了他。
李存勖很可怜这个年轻的近卫军官的处境，给他改名为李继璟，待他像亲生儿子一样。
此后李嗣源再有投向李存勖的奏疏，都被卫州的元行钦半路截住，无法与李存勖联系。显然，元行钦此举是带有某种野心，要逼反李嗣源。李嗣源有了深深的疑惧。
本来，安重诲等人要李嗣源回朝“明辩”，事实上已经带有怂恿造反的含义，但事到如今，李嗣源的女婿，当时正任“左射军”统领的石敬瑭一番话，更给他吃了定心丸。
石敬瑭说：“哪有主将在外领兵，军队兵变，主将却安然无事的道理？犹豫不决实是兵家大忌！不如趁势迅速南下。我愿领骑兵先取下汴州，这是得天下的要害之处。得之则大事可成。”
李嗣源麾下的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当今主上没有德政，军民们怨恨愤怒。主公您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就会活下来，如果要坚守节操就会死去！”
李嗣源对石敬瑭一向信任，康义诚一番话，虽然很糙，违背李嗣源多年信奉的价值观，但却是非常“务实”的一个经验判断。李嗣源不是“殉道”之人，最后痛下决心：反！
于是就任命石敬瑭为前军先行，命安重诲发檄文，召集部队。
李嗣源大军夺下汴梁向京师开进之际，元行钦率兵回到京师，与李存勖南下荥阳，在途中杀死了李从审。御敌李嗣源失败，二人再次返回洛阳，“兴教门之变”后，李存勖被艺人郭从谦攻击，死于乱箭之下，元行钦出逃，在一个叫平陆县的地方，被村民捉住，押送到虢州（今属河南灵宝）。虢州刺史为了讨好李嗣源，砸断了元行钦的两只脚，然后将其装入槛车押送到京师。
李嗣源见到他后，想起无辜被杀的儿子李从审，大骂道：“就算我有错，我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元行钦想想总归一死，于是怒目而视道：“先皇帝又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李嗣源下令将元行钦在洛阳闹市斩首。
据说市民对元行钦的忠义很钦佩，也很感动，行刑时，很多人为他流了泪。
安重诲恃权暴虐
魏州兵变后，安重诲有功，被破格提拔为枢密使，并任左领卫大将军，从此进入中央枢机部门，掌握了军政大权。
安重诲居功自傲，管理朝中之事，无论大小，都要由他说了算。这方面他很不像石敬瑭，懂得韬晦之术。石敬瑭也有佐命之功，但他不动声色，继续以厚重之相示人。安重诲开始走向前台。
安重诲恃权暴虐，杀人不眨眼。此前曾不经李嗣源同意，杀害了李存勖的几位皇子，李嗣源念他有辅佐之功，没有给他治罪。安重诲就以为有这把大伞罩着，杀起人来更为轻率，习以为常。李嗣源对他也不禁有几分害怕。
一次，一位殿前的官员马延，冲撞了安重诲的仪仗，安重诲没有犹豫，就将马延斩于马前。看着一地的血迹，他像没事人似的。有个御史大夫李琪看见了此事，出于御史负责弹劾臣僚的职业精神，在朝堂提出了弹劾。但他还是尽量做了曲笔，尽量不去直言安重诲的不是。安重诲则不以为意，对李嗣源说，应该下诏，马延这种人，侵犯、侮辱、冲撞身居要职的大臣，应该告诫全国，不要再出这种事。
安重诲派自己的亲信韩玫以及副供奉官乌昭遇出访吴越国。韩玫是个十足的小人，依仗安重诲的权势，在吴越国内，多次当众凌辱乌昭遇，甚至有一次酒后用马鞭抽打他。这种毫无修养的使臣行径，让衣冠之邦的吴越国君臣都看不下去。以至于吴越国王钱镠打算将韩玫的表现写信告知后唐朝廷和安重诲。但乌昭遇表现出了士君子风度，他觉得二人代表后唐出使，现在让异国君主来为本国人论是非，此事有辱“国格”，于是执意不让钱镠插手这个事。但小人往往无自省之心。韩玫返回后唐之后，反而诬陷乌昭遇，说他见了吴越国君，太卑躬屈膝，还主动称臣，并将朝廷机密泄露给异邦，等等。安重诲根本不调查，轻信“自己人”的谗言，当即逮捕乌昭遇，最后令他屈死狱中。
任圜的死敌
后唐名相任圜，兄弟五人，史称“雍穆有裕，风采俱异”，雍容大度，神采异于常人。任圜尤其“美姿容”，有辩才，谈吐不凡。此人也有自负的一面，认为有安天下之策，看不上一般官僚。他“忧国如家”是真的，“切于功名”也是真的。这两句话连起来看就是：这是一个愿意在为国家服务之中实现个人抱负的豪杰人物。所以他推荐、选拔优秀人才时，不遗余力；待到被选拔的人才到他府上来答谢，他一概不见，有“公事公办”之风。
优秀人才被小人妒忌，是历史常态。任圜也不例外。
深深地羡慕、嫉妒并恨着任圜的人就是安重诲。
这时恰好赶上朝廷需要选拔宰辅人才，各派就有了争斗。
当时任圜已经在宰辅位置上，安重诲不想让他独自为相，就鼓动朝议，再拜一人为相，以此来削弱任圜的权力。孔循推荐太常卿崔协做宰辅。任圜则想起用御史大夫李琪做宰辅。
孔循知道李琪曾经弹劾过安重诲，就来对安重诲说：“李琪不是无文才，只是不够廉洁。宰相应该起用端重有器度的人，这样才可以成为百官典范。崔协可以为相。”
有一天御前会议讨论这事。安重诲就推荐了崔协。
任圜为人刚直，当即反驳说：“安重诲你不熟习朝中人员，这是被人收买啦！崔协虽然是名家，但徒有虚名，识字很少。我已经因为没有学问忝列相位，很惭愧啦，怎么可以再加一个不识字的崔协而被天下所笑呢？” 明宗李嗣源说：“宰相职位很重要。你们再商议下。我在河东时曾见书记冯道，这人多才博学，而且与世无争，可以任宰相。”
安重诲对任圜有忌惮，但对李琪是说啥也不想让他当宰辅，想了想，就低一次头，去找任圜开碰头会。他说：“现在朝廷正缺人，崔协暂且做备选人，您看可以吗？”
任圜说：“您抛弃李琪而让崔协为相，这就像抛弃了苏合香丸，却去选屎壳郎推的粪球。”
苏合香，是一种非洲植物分泌的树脂。这个东西最初见于《后汉书》，称出自于“大秦国”，即罗马和中东一带。也即自汉代起，就是中国皇室贵族常用之舶来奢侈品。任圜以此来比喻李琪，以屎壳郎推的粪球比喻崔协，让安重诲很没有面子，不免嫉恨在心，尽管当场装作一笑了之。
事后，想到任圜的影响力，安重诲觉得还是争取能与任圜成为一拨的，就找理由到任圜府上去串门。赶巧任圜府上有一歌妓，能歌善舞，长得那也叫俊俏柔美。安重诲不缺女人，纯粹是出于讨好，提出要纳这个歌妓为妾。这在社会交往中，也是一种沟通策略：自己做些付出，从此感恩对方；而对方也知晓这个逻辑，顺水推舟，做成一党。不料任圜根本就没瞧得上安重诲，一口回绝。他不想跟这个没品的人结为同伙。
安重诲彻底死心，于是跟孔循结成一气，处理政事时，每天都说李琪的坏话，说崔协的好话。
李嗣源做了个决定，还是将天平向安重诲这边倾斜了点，最后是任命端明殿学士冯道和崔协一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无道邦国的悲剧
任圜可能是满朝文武唯一不怕安重诲的人物。
有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差旅费报销的权限问题。按照过去规定，使臣外出，费用应该由户部发给，但安重诲主张由枢密院发给。任圜不同意他的意见。安重诲想起任圜对他的种种不敬，当场跟他顶撞起来。不料任圜比他更气愤，说话时声色俱厉，坚持报销制度应该由负责财务的户部掌管，而掌管兵部的枢密使不能插手此事。
退朝后，宫里人问皇上：“刚才是谁跟安重诲这么争论事情啊？”李嗣源说：“还有谁，宰相任圜！”宫人吐舌头道：“乖乖！妾在宫中，还从来没见过宰相、枢密使奏请事情这个样子呢！他们瞧不起皇上吧？”李嗣源听后更加不高兴，最后接受了安重诲的意见。
任圜性刚，见自己的意见多次不获支持，因此请求辞去宰辅之职。
李嗣源同意。安排了别人暂时代理宰辅工作。
任圜还是气鼓鼓，干脆辞职，退居老家磁州（今属河北邯郸）颐养天年。
后来朱守殷案发，安重诲借机派出亲兵，到任圜家里假传圣旨，污蔑任圜与朱守殷合谋，逼他自尽。
据说任圜死时相当镇定，将全族人聚集起来，吃酒，酣饮，然后赴死，史称“神情不挠”，神情一点都没有服气的样子。
如此剪除政敌，天下人知道的，没有不为任圜喊冤的。端明殿学士赵凤就哭着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义士，怎么可能做叛逆的事！公滥用刑罚到这等地步，如何辅佐国家啊！”安重诲也觉得这事可能做得过了，有点懊悔。
任圜的个人悲剧原因之一是对“礼”的忽略。
君臣交往、臣臣交往，也需要规则，“礼”之义理甚重，按照规范交往，主体间互相保留一种应有的程序性敬意，是豁免危机的习惯法保障。违背“礼”之交往规范，对邦国、对共同体、对个人，都是不祥之兆。儒学论“礼”，很大程度是在提醒士君子，在沟通与交流中，互相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儒学论“礼”，究其实，是内在地含有“理性之爱”的。任圜负气任情，没有按照传统之“礼”约束自己，在“节制”与“当位”的“礼”之方向上，掉以轻心。这样就让他人有所忌惮，小人安重诲一旦动了杀机，就会酿成悲剧。违背“礼”而酿成的悲剧，不仅是帝制时代的，也几乎是所有时代的产物。
任圜与安重诲的御前激辩，其实就是“廷争”。这种“廷争”，在大宋时代得到“习惯法”保护。大宋时代的御前会议，臣臣之争，有时会更激烈，以至于有人会当面要求帝王“斩杀”对方。很多时刻，这是一种“廷争”中表达愤怒的言辞。但大宋时代，圣贤辈出，士大夫都在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以圣贤气象砥砺前行，故不论多么激烈的“廷争”，很少有事后的打击报复，更少有“廷争”之后，像安重诲这样直接诉诸杀戮。这是“赵匡胤时代”以来，由太祖太宗和文武大臣们共同推演的一种“习惯法”。没有人愿意身负道义败坏的丑名。荣誉感激励着大宋时代的文化贵族。任圜如果活在大宋王朝，不会有这样的个人悲剧。
据此，又可以看出：“礼”，是有道邦国的规则。在无道邦国，是“礼崩乐坏”的。但也正因为无道邦国，“礼”的缺席，人人诉诸丛林原则，于是，有邦国悲剧，更有个人悲剧。
任圜善言谈，待人真诚，为时人所重。他算是儒生，但带兵打仗时也有凌厉的一面。早年他曾跟随李存勖与后梁军大战，获得胜利，李存勖还表扬他：“仁者之勇，何其壮也！”
任圜在李存勖麾下时，还曾带兵讨伐河北真定的成德军。成德军的守卫张处球，从他父亲那时起，就在扼守大藩，多年来抵抗王师，双方都有损失。任圜不忍看到兵锋所过血雨腥风，就多次以人生祸福之道晓谕成德守卫。张处球也知道兵败被围，早晚是死路一条。于是登上城楼呼喊任圜道：“我城中兵食俱尽，但因为长久抵抗王师，万一投降你们，恐怕没法解释。那时还得是个死。公哀怜我，给我指示一条生路吧！”
任圜很真诚地回答他：“按照你的先人反叛事考察，固然是难以宽恕，但惩罚不会到子嗣身上，按理，你，可以从轻处罚。但现在不同了，你先人之后，你也拒守多年，并且伤害我军的大将。现在你已经穷途末路，这才来跟我们谈投诚。按照你这个罪过，真话说，你很难幸免于死。但是坐而待毙，跟伏法待命比较，哪个更轻一点呢？你可以自己去想。”
张处球听到这番话，知道结局已经不可避免，就流着泪说：“公言是也！”
于是派遣他的儿子送上了投降书。时人都称赞任圜没有欺骗张处球，所言都是君子义理。成德军城破之后，张处球虽然被处死，但全镇人民得以保全，史称这是任圜的功劳。 由安重诲一手制造的任圜悲剧，让人痛惜。
解决藩镇问题的“前驱”
但安重诲也有凡人不到的高明之处。
李嗣源不通文墨，奏章之类都要安重诲来读给他听，后来又要安重诲给他读儒学经典和历史典籍，安重诲自己也没有多大文化，于是上奏说：“臣只知道以忠诚之心侍奉陛下，现在得以掌管朝内机密事务，有些事还粗粗知道点；至于说到过去的事，那不是我能达到的。希望陛下效仿前朝的侍讲、侍读，近代的直崇政、枢密院，选一些有墨水的大臣来处理这些事，以备应对。”他主张引进文职大臣，还特别开设端明殿，招纳了不少读书人。由此可见，他也有期待天下由藩镇跋扈走向文治的愿望。
李嗣源践祚不久，就任命安重诲“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湖北襄阳）。所谓“兼领”，就是人在朝中做官，但可以挂一个节度使的军职。安重诲则认为襄阳地方重要，为水陆要冲，应该有正式的统帅，不当兼领。所以他坚决推辞不做，将这个职务让给他人。李嗣源很欣赏他的这个意见，同意了他的请求。安重诲不谋求藩帅这个军中实权，这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品质。
安重诲杀人不眨眼，但他一旦看明白事实，也有救人一命的当下理性。
明宗李嗣源虽然待人宽厚，也温和，但也时常会动杀机。有一个马牧军使，相当于负责管理战马的后勤部长，他养的马总是很瘦弱，而且常有死亡。明宗论他的罪，认为应该处斩。安重海就劝谏他说：“陛下这样做，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因为马的缘故而杀人，这是‘贵畜而贱人’啊！”
明宗认为他说得有理，赦免了这位后勤部长。
明宗还曾令一个回纥人完成使命后回国。这个回纥人到达甘肃醴泉县时，因为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来，平常也没有备多余的马匹，正好仅有的马匹被县令骑出去打猎了。以至于回纥人等着马回来，耽误了行程。明宗知道这个事后，大怒，要将这位县令绑到京师来问斩。安重诲认为法不当诛，极力劝谏，这个县令最终免予一死。
这些都算是安重诲的德政。
安重诲还有一个政治举动，可以见出他的格局不简单。
他想“削藩”。
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孟知祥、东川节度使的董璋，二人蓄谋已久，不服从中央调度。安重诲应该是最早看出这二位心存“异志”的人物。他趁两位川将更换戍守将士的机会，开始安插朝廷的派出干部，并逐渐缩小二人的管辖地盘。但他做得不够策略。他给孟知祥派出的监军，被孟知祥杀掉。孟知祥的理由是：天下藩镇从无监军。安重诲将东川的阆中分出来，设立军事要塞，史称保宁军，又任命亲信去充任保宁军节度使，但也被董璋杀掉。
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安重诲的意图十分清晰，就是要解决后来赵匡胤要解决的藩镇问题。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此类历史故实，应该对赵匡胤有警觉作用。老赵最后解决藩镇问题，全然不用这个套路。老赵不去硬拼，不去死磕，他用源于个人智慧的“杯酒释兵权”策略，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安重诲是大宋解决藩镇问题的“前驱”，虽不中，当也不远。
更有意味的是，安重诲在藩镇问题上有着不凡的预知能力，或者说政治洞察力。这事跟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有关。
弹劾李从珂
李从珂这时在做着河中节度使（治所在山西永济县）。安重诲看出李从珂不是李嗣源亲生，犹如李嗣源不是李克用亲生一样，作为“养子”，手握重兵，是有危险的。为了削除国家隐患，安重诲准备不惜冒险一试。
为了解决李从珂，安重诲多次在明宗前说李从珂的坏话，但不奏效。李嗣源还是很喜欢这个养子的。
于是，安重诲走出了一招险棋。
他假造明宗圣旨，“谕令”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驱逐藩帅李从珂。杨彦温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见识的人物。他接到来自枢密院的这份“诏书”，也有怀疑，但他不懂得如何更智慧地处理这桩大事。就在一个初夏的日子里，李从珂到附近一个叫黄龙庄的地方去阅马，他号令城里诸军占据了各个城楼城门。李从珂回来已经无法入城。
李从珂很纳闷，想想他一直待此人不错。杨彦温在后梁时期不过是一个小校，后唐庄宗时，也不过做个裨将，明宗时，不过做河中副指挥使，李从珂做河中节度使，奏请朝廷，让他做了衙内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好好干，还可以跟着继续提升，这是怎么啦？于是，他命人叩门，并质问杨彦温说：“我一直待你很优厚，你怎么能这样做？”
杨彦温回答：“我彦温不敢对您负恩，实在是受枢密院的宣示，请您入朝。”
李从珂当即明白这里有鬼。于是暂时驻扎在附近，赶紧派出精明使者把情况向朝廷汇报。安重诲没有截住使者，明宗知道了情况，问安重诲：“杨彦温怎么能说让李从珂入朝呢？我没有让他入朝啊？”
安重诲见势不妙，回答说：“这是恶人杨彦温胡说！应快派兵征讨他。”
明宗有了怀疑。于是想把杨彦温诱来讯问真情，便下诏，调杨彦温为绛州（今属山西）刺史。但安重诲不同意明宗这个意见，坚持要派兵攻打杨彦温。明宗这时虽然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但还是愿意以一种优待方式稳住他。于是接受他的意见，派大将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统兵讨伐。
行前，明宗指令药彦稠：“我要活着的杨彦温！我有话要问他！”
显然，明宗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应该就是怀疑安重诲的开始。
然后，又召唤李从珂入朝。这也是一个胜负手，如果李从珂不入朝，那八成是有了反意；如果能入朝，事情当有蹊跷。李从珂已经判断出是被安重诲陷害，于是赶紧入朝进行表白。